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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是美国伊战老兵布莱恩·特纳创作的伊战叙事作品，讲述了主人公特纳的伊战经历及其父辈们的战争经历。本文通过解读作品中主人公特纳和叙述者特纳的伦理选择，分析其做出伦理选择的原因与动机，揭示美国士兵在现代战争中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产生的伦理困惑。
关键词：《我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 伦理选择 伦理困惑
引言
美国伊战陆军老兵兼诗人布莱恩·特纳以伊拉克战争作品而闻名。布莱恩2005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这里，子弹》（Here， Bullet）曾获比阿特里斯·霍利奖（Beatrice Hawley Award），并多次成为畅销书，2010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幻影杂音》（Phantom Noise）入围了2010年T.S.艾略特奖。在这十年里，“特纳巩固了自己作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广为人知的文学声音之一的地位”a。而布莱恩·特纳2014年面世的新书《我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My Life as A Foreign Country）延续了此前成功的诗集系列，讲述了主人公特纳的伊战经历，受到了评论家和战争作家的一致好评。著名越战文学家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称《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战争回忆录”b。而回忆录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艺术”c。因此，本文通过解读该作品中主人公特纳和叙述者特纳的伦理选择，分析其做出伦理选择的原因与动机，揭示美国士兵在现代战争中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产生的伦理困惑。
一、主人公特纳成为士兵的伦理选择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d因此从文学伦理学的这一视角来看，促使主人公特纳做出参军的伦理选择主要来自其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内在因素的推动。
主人公特纳出生于美国的军人家庭，他的祖父参加过“二战”，父亲和叔父经历过冷战和越战，从小的家庭氛围让特纳无时无刻不浸染着战争的气息。作为军人家庭的后代，作为军人家庭中的男性，特纳从小便接受着战争的熏陶，祖父保留至今的其曾用来英勇杀敌的“大砍刀”e，父亲保留的“步兵战地手册”，叔父对越南的“西贡土渡街”等城市面貌以及越南气候食物的描述，都为战场镀上了一层神秘和神圣的色彩，无疑不让特纳这样的青少年燃起对战争的向往与渴望。正如回忆录中所写：“有些人称之为‘战争的剧院’。在这个空间里，战争从人类规范的结构中解脱出来，冲击自然世界，美的概念，一些人可能认为最接近这个世界的东西，都可以达到一种神圣的完美。”战争被美化，被神圣化，使得还是少年的特纳对于经由他的亲人们神圣化和美化过后的战争报以崇高的敬意，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当下美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对战争的颂扬与神化。美国是一个靠战争起来的国家，“将战场看作一个神圣的空间的观念是使我们世界的战争永久化的东西之一，这个观念允许年轻人用开放的眼光和勇敢的心态去拥抱战争，准备好迎接战士的生活或者死亡”f。而少年的特纳相较于美国其他的年轻人，有着美国战争经历的至亲，在祖父的讲述中见识过他杀敌的英勇；根据父亲的步兵战地手册和自己与同学的战争电影拍摄，体验过自己设想的战场；在叔父对越南的描述中，听说过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的描述。这一切吸引着少年的特纳，同时也因为他的至亲们的战争经历，在特纳的心中形成了一道墙，墙的一边是有着丰富战争经历的亲人，墙的另外一边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少年特纳，这堵墙阻隔了他们之间的某些交流。年少的特纳认为打破这堵墙的方式便是参军，亲身体验战场，这样“当我从我自己的战争中回到家乡时，我们便能讨论这些事情了”，讨论祖父未曾告知除祖母外的在关岛一战中留下的“伤疤”，讨论父亲酒醉后的歇斯底里和情绪崩溃的原因，以及叔父闭口不提的越战中与军事活动相关的一切细节与事物，如审讯场所“西贡的跑道附近的联合军事审讯中心”。这样便可消弭美国战争催生的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墙，从而真正地能够融入有着战争经历的军人家庭。
诚然，特纳参军的动机一方面来自家庭，另一方面源于特纳内心的渴望。在招募军人的办公室中，他选择了步兵，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是否能接受，它是不是会把我打倒，把我嚼碎，然后继续嚼”。他想通过战场来证明自己是军人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拥有军人该有的勇敢品质和吃苦的能力，像祖父一样英勇上阵杀敌。随后，特纳说出了自己愿意告诉读者的理由，因为“在英雄的生活中，英雄是应该说‘我发誓’的，因为‘我没有参加第一次海湾战争’，因为我想去体验丛林中的‘在植物和树形成的顶棚下搭建的吊床里睡觉’的感觉”。然而在说完这些原因之后，紧接着，特纳话锋一转，“我刚刚说的都是在放屁”，表明自己并不是出于想做英雄的目的才去报名参军的。令人惊讶的是，在之后的一小节里面，特纳作为叙述者重提自己参军的理由是为了向招募军人的军官证明他“愿意并且准备在泥泞里爬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还是你说的春夏秋冬”。特纳一方面否认自己叙述的参军的动机和理由，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叙说自己成为士兵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能行，证明自己可以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从特纳这种既矛盾又重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自己参军的动机赋予了很多看似很坚定和伟大的表面理由，然而实际上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所讲述的参军理由是否真的是出于自己的内心，于是参加过伊战的老兵叙述者特纳在回忆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参军的理由是英雄主义式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特纳一方面在努力说服自己参军可以证明自己，另一方面似乎又完全不是因为想证明自己而做出参军的伦理选择。考虑到当下美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对士兵身上的英雄主义的宣传与颂扬，特纳做出参军的伦理选择一部分来自内心的想证明自己的渴望，究其根本，还是源于美国当下政治文化语境中发出的参軍是荣耀是证明自我的信念的召唤。而主人公作为美国大兵在伊战战场上的种种选择已经无法秉持自己成为士兵之前所抱有的种种信念。 二、士兵特纳在伊战战场上的伦理选择
“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g成为士兵后的特纳，伦理身份也从少年的平民特纳变成了伊战的参战士兵特纳，他认识到伊拉克战争不同于以往美国所经历的“二战”、冷战和越战。正如特纳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前奏将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或朝鲜战争的前线。我们不会听到正在进行的战斗，也不会朝着战斗的方向努力。”不同于美国传统的战争，特纳在战场上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空间还来自时间。没有所谓的战争前线，每一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战争前线，战争会爆发在每一刻，甚至于你还没有注意到，就已经参与到了一场战斗之中。在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战场，“路上死去的动物身体里可能藏着炸弹”，特纳无时无刻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害怕自己变瞎或者变成瘸子，我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班里任何一個人身上”，参军之前对成为英雄的追求，证明自己的渴望，延续家族精神的念想在战争面前统统变得不再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活着。特纳小心翼翼地活着，他渴望自己活着，渴望战友们能够完完整整地活着。在士兵应该有的勇敢和战争的恐惧之间，特纳选择承认自己的恐惧，但是他不敢向战友们透露自己的恐惧，因为这样会影响军队。于是特纳选择通过诗歌来袒露自己心中对于战争的恐惧与害怕，他在诗歌中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不属于军队或者不属于我所服务的士兵团体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特纳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没有士兵应该具备的英勇与坚毅。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特纳作为普普通通的人而存在，面对伊战这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所存在的恐怖与无孔不入，他感到害怕，因而引发了其对生存的强烈渴望。士兵应具备的品质与人面对死亡产生的恐惧构成了士兵特纳的伦理问题，他努力在这种困境中，在作为士兵的自己与作为人的自己之间寻求一条出路，于是选择在诗歌中吐露自己的恐惧，在现实的战争生活中压抑着自己恐惧。
而特纳在战场上的伦理选择也彰显出自身对战争本身的质疑与迷茫。在伊战战场上，特纳扮演着士兵的角色，服从上级命令，履行士兵的责任和义务，“每天踢开民众的房门，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到监狱里。在摩苏尔，战争成为日常”。他们将不确定有罪还是无罪的伊拉克平民关押并进行审讯拷打，凶残地对待抓获的俘虏。有一回因为收到上级命令去抓捕伊拉克平民，在粗暴地对待伊拉克平民之后，突然被告知命令是错误的，抓错了人，于是对这些受到粗暴待遇的平民说一句“对不起”就轻飘飘地结束了此次抓捕行动。伊拉克平民在美国军方上级的眼中变成了可自由处理的“潜藏”恐怖分子，而士兵便是美国军方行使暴力的工具。但伊拉克战争发动之初，美国号称是为了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而特纳所见到的现实却是美军对伊拉克平民使用的暴力，而特纳正是这种暴力的执行者，而非所谓正义的守护者。特纳在成为士兵之前，首先是以人的身份存在的，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与善良的人性。在踢开伊拉克民众的房屋，抓捕其中的男性时，作为士兵的特纳和他的战友们会“轻柔地对这些受惊的小孩子们说话，他们伸出手掌，做出他们所能做出的最温柔的姿势，他们的眼睛是棕色的，就像通向大山的小山，或者是蓝色的，就像通向大海的河流。一切都好，孩子们，一切都好”。特纳对伊拉克小孩选择尽可能地呈现出自己的温柔，彰显了自己人性的一面，而没有选择成为冷漠的战争机器。特纳一方面是暴力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又竭力保持着自己的人性，请读者关注战争中士兵所面临的恐惧与英勇共生以及人性与国家暴力共存的伦理困境。
三、创作者特纳创作回忆录的伦理选择
从伊战战场归来之后的特纳创作了回忆录《我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此时的特纳作为叙述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记录自己的伊战经历，以保存自己的伦理经验。“伦理意识导致人类渴望用固定的形式把自己的伦理经验保存下来，以便能够留传给后代并与人类分享。”h特纳选择的固定形式正是回忆录这一文学形式，而促使特纳创作这部回忆录的动机正是出于其自身的伦理意识。特纳渴望与读者分享其伊战所获得的伦理经验。
开篇，特纳便想象自己是一架无人机，在美国历史上的各种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间穿梭。特纳不仅仅是单纯讲述自己的伊战经历，而是将自己的伊战经历放置在美国历史上的战争框架之中来讲述，通过美国战争历史的连续性，凸显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异同，引发读者对现代战争中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在关岛一战中，祖父与日本军官殊死搏斗，最终用大砍刀杀死日本军官，成为参军之前的特纳眼中的英雄，大砍刀也成为祖父英勇的象征。祖父的经历给特纳传达了一种敌我关系的伦理观念，即绝对的敌对关系。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特纳在军事行动中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战场，而是“360度的三维环境”。敌人也不再是敌军，而是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伊拉克平民，有小孩，有妇女，并非传统战争中所定义的敌人。敌人身份的变化导致现代战争中的敌我关系与美国传统战争中的敌我关系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由此，现代士兵在面对这种新型的敌我关系时产生了伦理困境。特纳作为叙述者，经历过战争之后的伊战老兵，并获得料想之中杀敌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没有证明自己勇敢的品质与吃苦的能力，却收获了战争的恐惧和无法抹去的战争记忆。在战后，与妈妈的对话中可以得知特纳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正常的生活，而他努力地想回归正常的生活，却无法回归。伊战带给特纳的不是祖父曾获得的士兵的杀敌的荣誉和自豪感，而是战争的梦魇，以此让读者看到现代士兵所面临的如何处理敌我伦理关系的困境以及该种困境对战后士兵生活的影响。
另一方面，特纳关注在以往战争中被往往被美国战争文学所忽略的他者，叙述者特纳不仅讲述了伊拉克战争中的土耳其厨师、伊拉克妇女和小孩、恐怖分子等他者，还描述了“二战”中的日本神风队、越战中的越南士兵等他者形象。作为叙述者的特纳选择在回忆录中以呈现这些美国战争中的他者形象，正是其对自身伦理经验呈现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对他者的呈现正是美国传统战争叙事中所缺少的部分。经历过现代战争的特纳不再以二元对立眼光来看待他者，也不再以非黑即白的绝对态度来对待他者，特纳在听祖父英勇杀敌的少年时期是没有这种伦理意识的，正是参战让他有了这一层伦理意识的转变。战争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战争也不只是美方一方的损耗，战争伤害的还有无数平民以及他们的家园。特纳通过创作回忆录，引导人们关注战争中的他者，希冀引起人们对战争中他者的同情心与敬畏心，从而拥护和平，反对战争。
关键词：《我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 伦理选择 伦理困惑
引言
美国伊战陆军老兵兼诗人布莱恩·特纳以伊拉克战争作品而闻名。布莱恩2005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这里，子弹》（Here， Bullet）曾获比阿特里斯·霍利奖（Beatrice Hawley Award），并多次成为畅销书，2010年出版的第二本诗集《幻影杂音》（Phantom Noise）入围了2010年T.S.艾略特奖。在这十年里，“特纳巩固了自己作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最具影响力和最广为人知的文学声音之一的地位”a。而布莱恩·特纳2014年面世的新书《我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My Life as A Foreign Country）延续了此前成功的诗集系列，讲述了主人公特纳的伊战经历，受到了评论家和战争作家的一致好评。著名越战文学家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称《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是他“读过的最好的战争回忆录”b。而回忆录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形式，本质上是“一种伦理的艺术”c。因此，本文通过解读该作品中主人公特纳和叙述者特纳的伦理选择，分析其做出伦理选择的原因与动机，揭示美国士兵在现代战争中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产生的伦理困惑。
一、主人公特纳成为士兵的伦理选择
“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d因此从文学伦理学的这一视角来看，促使主人公特纳做出参军的伦理选择主要来自其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自身的内在因素的推动。
主人公特纳出生于美国的军人家庭，他的祖父参加过“二战”，父亲和叔父经历过冷战和越战，从小的家庭氛围让特纳无时无刻不浸染着战争的气息。作为军人家庭的后代，作为军人家庭中的男性，特纳从小便接受着战争的熏陶，祖父保留至今的其曾用来英勇杀敌的“大砍刀”e，父亲保留的“步兵战地手册”，叔父对越南的“西贡土渡街”等城市面貌以及越南气候食物的描述，都为战场镀上了一层神秘和神圣的色彩，无疑不让特纳这样的青少年燃起对战争的向往与渴望。正如回忆录中所写：“有些人称之为‘战争的剧院’。在这个空间里，战争从人类规范的结构中解脱出来，冲击自然世界，美的概念，一些人可能认为最接近这个世界的东西，都可以达到一种神圣的完美。”战争被美化，被神圣化，使得还是少年的特纳对于经由他的亲人们神圣化和美化过后的战争报以崇高的敬意，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当下美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对战争的颂扬与神化。美国是一个靠战争起来的国家，“将战场看作一个神圣的空间的观念是使我们世界的战争永久化的东西之一，这个观念允许年轻人用开放的眼光和勇敢的心态去拥抱战争，准备好迎接战士的生活或者死亡”f。而少年的特纳相较于美国其他的年轻人，有着美国战争经历的至亲，在祖父的讲述中见识过他杀敌的英勇；根据父亲的步兵战地手册和自己与同学的战争电影拍摄，体验过自己设想的战场；在叔父对越南的描述中，听说过和美国完全不一样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的描述。这一切吸引着少年的特纳，同时也因为他的至亲们的战争经历，在特纳的心中形成了一道墙，墙的一边是有着丰富战争经历的亲人，墙的另外一边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少年特纳，这堵墙阻隔了他们之间的某些交流。年少的特纳认为打破这堵墙的方式便是参军，亲身体验战场，这样“当我从我自己的战争中回到家乡时，我们便能讨论这些事情了”，讨论祖父未曾告知除祖母外的在关岛一战中留下的“伤疤”，讨论父亲酒醉后的歇斯底里和情绪崩溃的原因，以及叔父闭口不提的越战中与军事活动相关的一切细节与事物，如审讯场所“西贡的跑道附近的联合军事审讯中心”。这样便可消弭美国战争催生的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墙，从而真正地能够融入有着战争经历的军人家庭。
诚然，特纳参军的动机一方面来自家庭，另一方面源于特纳内心的渴望。在招募军人的办公室中，他选择了步兵，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是否能接受，它是不是会把我打倒，把我嚼碎，然后继续嚼”。他想通过战场来证明自己是军人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拥有军人该有的勇敢品质和吃苦的能力，像祖父一样英勇上阵杀敌。随后，特纳说出了自己愿意告诉读者的理由，因为“在英雄的生活中，英雄是应该说‘我发誓’的，因为‘我没有参加第一次海湾战争’，因为我想去体验丛林中的‘在植物和树形成的顶棚下搭建的吊床里睡觉’的感觉”。然而在说完这些原因之后，紧接着，特纳话锋一转，“我刚刚说的都是在放屁”，表明自己并不是出于想做英雄的目的才去报名参军的。令人惊讶的是，在之后的一小节里面，特纳作为叙述者重提自己参军的理由是为了向招募军人的军官证明他“愿意并且准备在泥泞里爬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还是你说的春夏秋冬”。特纳一方面否认自己叙述的参军的动机和理由，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叙说自己成为士兵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能行，证明自己可以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从特纳这种既矛盾又重复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给自己参军的动机赋予了很多看似很坚定和伟大的表面理由，然而实际上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所讲述的参军理由是否真的是出于自己的内心，于是参加过伊战的老兵叙述者特纳在回忆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参军的理由是英雄主义式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特纳一方面在努力说服自己参军可以证明自己，另一方面似乎又完全不是因为想证明自己而做出参军的伦理选择。考虑到当下美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对士兵身上的英雄主义的宣传与颂扬，特纳做出参军的伦理选择一部分来自内心的想证明自己的渴望，究其根本，还是源于美国当下政治文化语境中发出的参軍是荣耀是证明自我的信念的召唤。而主人公作为美国大兵在伊战战场上的种种选择已经无法秉持自己成为士兵之前所抱有的种种信念。 二、士兵特纳在伊战战场上的伦理选择
“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g成为士兵后的特纳，伦理身份也从少年的平民特纳变成了伊战的参战士兵特纳，他认识到伊拉克战争不同于以往美国所经历的“二战”、冷战和越战。正如特纳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前奏将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或朝鲜战争的前线。我们不会听到正在进行的战斗，也不会朝着战斗的方向努力。”不同于美国传统的战争，特纳在战场上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空间还来自时间。没有所谓的战争前线，每一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战争前线，战争会爆发在每一刻，甚至于你还没有注意到，就已经参与到了一场战斗之中。在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战场，“路上死去的动物身体里可能藏着炸弹”，特纳无时无刻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害怕自己变瞎或者变成瘸子，我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班里任何一個人身上”，参军之前对成为英雄的追求，证明自己的渴望，延续家族精神的念想在战争面前统统变得不再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变成了活着。特纳小心翼翼地活着，他渴望自己活着，渴望战友们能够完完整整地活着。在士兵应该有的勇敢和战争的恐惧之间，特纳选择承认自己的恐惧，但是他不敢向战友们透露自己的恐惧，因为这样会影响军队。于是特纳选择通过诗歌来袒露自己心中对于战争的恐惧与害怕，他在诗歌中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不属于军队或者不属于我所服务的士兵团体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特纳承认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没有士兵应该具备的英勇与坚毅。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特纳作为普普通通的人而存在，面对伊战这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所存在的恐怖与无孔不入，他感到害怕，因而引发了其对生存的强烈渴望。士兵应具备的品质与人面对死亡产生的恐惧构成了士兵特纳的伦理问题，他努力在这种困境中，在作为士兵的自己与作为人的自己之间寻求一条出路，于是选择在诗歌中吐露自己的恐惧，在现实的战争生活中压抑着自己恐惧。
而特纳在战场上的伦理选择也彰显出自身对战争本身的质疑与迷茫。在伊战战场上，特纳扮演着士兵的角色，服从上级命令，履行士兵的责任和义务，“每天踢开民众的房门，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投到监狱里。在摩苏尔，战争成为日常”。他们将不确定有罪还是无罪的伊拉克平民关押并进行审讯拷打，凶残地对待抓获的俘虏。有一回因为收到上级命令去抓捕伊拉克平民，在粗暴地对待伊拉克平民之后，突然被告知命令是错误的，抓错了人，于是对这些受到粗暴待遇的平民说一句“对不起”就轻飘飘地结束了此次抓捕行动。伊拉克平民在美国军方上级的眼中变成了可自由处理的“潜藏”恐怖分子，而士兵便是美国军方行使暴力的工具。但伊拉克战争发动之初，美国号称是为了帮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而特纳所见到的现实却是美军对伊拉克平民使用的暴力，而特纳正是这种暴力的执行者，而非所谓正义的守护者。特纳在成为士兵之前，首先是以人的身份存在的，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与善良的人性。在踢开伊拉克民众的房屋，抓捕其中的男性时，作为士兵的特纳和他的战友们会“轻柔地对这些受惊的小孩子们说话，他们伸出手掌，做出他们所能做出的最温柔的姿势，他们的眼睛是棕色的，就像通向大山的小山，或者是蓝色的，就像通向大海的河流。一切都好，孩子们，一切都好”。特纳对伊拉克小孩选择尽可能地呈现出自己的温柔，彰显了自己人性的一面，而没有选择成为冷漠的战争机器。特纳一方面是暴力的执行者，另一方面又竭力保持着自己的人性，请读者关注战争中士兵所面临的恐惧与英勇共生以及人性与国家暴力共存的伦理困境。
三、创作者特纳创作回忆录的伦理选择
从伊战战场归来之后的特纳创作了回忆录《我作为异国他乡的生命》，此时的特纳作为叙述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记录自己的伊战经历，以保存自己的伦理经验。“伦理意识导致人类渴望用固定的形式把自己的伦理经验保存下来，以便能够留传给后代并与人类分享。”h特纳选择的固定形式正是回忆录这一文学形式，而促使特纳创作这部回忆录的动机正是出于其自身的伦理意识。特纳渴望与读者分享其伊战所获得的伦理经验。
开篇，特纳便想象自己是一架无人机，在美国历史上的各种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间穿梭。特纳不仅仅是单纯讲述自己的伊战经历，而是将自己的伊战经历放置在美国历史上的战争框架之中来讲述，通过美国战争历史的连续性，凸显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异同，引发读者对现代战争中所产生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在关岛一战中，祖父与日本军官殊死搏斗，最终用大砍刀杀死日本军官，成为参军之前的特纳眼中的英雄，大砍刀也成为祖父英勇的象征。祖父的经历给特纳传达了一种敌我关系的伦理观念，即绝对的敌对关系。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特纳在军事行动中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战场，而是“360度的三维环境”。敌人也不再是敌军，而是被怀疑是恐怖分子的伊拉克平民，有小孩，有妇女，并非传统战争中所定义的敌人。敌人身份的变化导致现代战争中的敌我关系与美国传统战争中的敌我关系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由此，现代士兵在面对这种新型的敌我关系时产生了伦理困境。特纳作为叙述者，经历过战争之后的伊战老兵，并获得料想之中杀敌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没有证明自己勇敢的品质与吃苦的能力，却收获了战争的恐惧和无法抹去的战争记忆。在战后，与妈妈的对话中可以得知特纳需要靠药物来维持正常的生活，而他努力地想回归正常的生活，却无法回归。伊战带给特纳的不是祖父曾获得的士兵的杀敌的荣誉和自豪感，而是战争的梦魇，以此让读者看到现代士兵所面临的如何处理敌我伦理关系的困境以及该种困境对战后士兵生活的影响。
另一方面，特纳关注在以往战争中被往往被美国战争文学所忽略的他者，叙述者特纳不仅讲述了伊拉克战争中的土耳其厨师、伊拉克妇女和小孩、恐怖分子等他者，还描述了“二战”中的日本神风队、越战中的越南士兵等他者形象。作为叙述者的特纳选择在回忆录中以呈现这些美国战争中的他者形象，正是其对自身伦理经验呈现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对他者的呈现正是美国传统战争叙事中所缺少的部分。经历过现代战争的特纳不再以二元对立眼光来看待他者，也不再以非黑即白的绝对态度来对待他者，特纳在听祖父英勇杀敌的少年时期是没有这种伦理意识的，正是参战让他有了这一层伦理意识的转变。战争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战争也不只是美方一方的损耗，战争伤害的还有无数平民以及他们的家园。特纳通过创作回忆录，引导人们关注战争中的他者，希冀引起人们对战争中他者的同情心与敬畏心，从而拥护和平，反对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