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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突尼斯一次自焚事件的“阿拉伯之春”已持续一年有余，虽然这波大规模抗议浪潮可能已经开始消退，但对该地区已经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人眼中的三个独裁政权，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已经崩溃，也门的萨利赫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叙利亚政府则岌岌可危。其余中东国家也因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和冲击。然而，在西方为这场“民主革命”欢呼雀跃之时，他们可曾料到，这一浪潮的后果，还包括中东地缘政治和战略的重构、阿以和平进程被束之高阁、土耳其和伊朗扩大和提升自己的影响力、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则不升反降……这些后果是美国和西方愿意看到的吗？
看不到导向地区稳定的可能
联合国相关报告和资料显示，在公民自由、政治权利、教育、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阿拉伯国家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西方国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这场抗议浪潮中无所不用其极，推波助澜，以实现其所谓中东地区民主化之目的。然而，在自由民主政治文化氛围缺失的中东，以追求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民众动员存在着多种无法预知的可能后果。在这些可能的结果中，鲜有最终导向地区稳定的选项。
或许，对以色列和美国而言，“阿拉伯之春”的最糟糕结果，就是原本世俗化的中东国家在历经动荡之后却出现了伊斯兰回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多次就这种危险趋势发出过警告：“埃及将会沿着伊朗模式和方向前进。”目前，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组织也最好的政治反对派就是伊斯兰激进力量。一旦这些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权更替，无论是暴力式还是和平式的，这些激进力量都将是最可能的受益者。在获得政权的初期，任何革命政权都会显示其好战和强硬的一面。在阿拉伯世界，这一点就更加明显。
如果一国的世俗派自由政治力量非常虚弱或出现分裂，民主化进程可能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比如，2005年亲西方的黎巴嫩政治力量通过发动和领导“雪松革命”获取了政权，但在短短四年之后，就被真主党及其盟友取而代之。再如现在埃及最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虽然一再声称会致力于推进埃及社会的民主，但西方、包括以色列对此充满疑虑。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即使是通过自由选举上台，历史记录表明，处于民主转型期的国家也比独裁政权更好战。
政治动荡还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出现崩溃或严重削弱。在一个西方所称的“失败国家”中，政府是无法全面控制其领土安全的，也很难满足其民众对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情势在利比亚和也门已经出现。一旦一国政府无法对其领土进行有效控制，其边界就更易渗透，武装团伙和恐怖分子就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此外，原来由专制政权储存的大量常规和非常规武器也会流失。以色列就认为，在卡扎菲倒台之后，利比亚的大量SA - 7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火箭推进式榴弹已经流入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手中。如果情况属实，在哈马斯的反以斗争中，这些武器必然会对以色列构成威慑。
即使有些阿拉伯国家能够避开这一波的国内动荡，但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疲于应付国内的种种挑战和危机。对这些国家而言，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内部挑战时，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上策很可能就是对抗以色列。而且，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少数族群与外部力量（例如黎巴嫩什叶派同伊朗）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一旦爆发内战，很容易引来外部干预，给地区稳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存在着族群多样性，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冲突最可能升级为中东的地区冲突。
新一轮力量消长
随着亲美的阿拉伯政权纷纷倒台，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日渐下降。造成这种情势的可能原因有二：
其一，源于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多边收缩战略”。奥巴马政府进行这种战略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恢复其在世界的地位，并将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嫁到其全球合作伙伴身上。
其二，奥巴马政府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困惑，以及对中东地区相关事情的对策上前后矛盾。奥巴马政府呼吁其30年的盟友穆巴拉克下台，见效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施加的压力。在西方看来，恰恰就是阿萨德在煽动反美情绪并支持激进组织的反以斗争，并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伊朗关系密切；而穆巴拉克却是美国的忠诚朋友。奥巴马政府抛弃穆巴拉克，这在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被认为是在关键时刻背叛和抛弃忠诚朋友。2011年3月，奥巴马政府批评沙特阿拉伯武力干预和支持逊尼派执政的巴林阿勒哈利法王朝，也在不少阿拉伯国家引起极大的愤怒，因为巴林被视为伊朗在海湾地区的代理人。同样，中东地区的许多人也对美国抛弃卡扎菲迷惑不解，因为其曾与西方合作，并在2003年放弃核计划。这反而令很多中东国家，尤其是伊朗，获得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必须不遗余力地发展和推进自己的核计划。2011年7月，奥巴马政府决定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进行公开对话，并派高官在2012年1月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接触，这进一步消弱了美国作为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可靠盟友的公信力。可以说，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相比，奥巴马政府背叛朋友、安抚对手（如叙利亚和伊朗）的倾向，增强了人们对美国政府软弱和混乱的看法。
另一方面，两个非阿拉伯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伊朗和土耳其则借“阿拉伯之春”之机有效扩大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国内的动荡和不安使得阿拉伯国家亟需集中精力予以解决和应对，这不仅降低了这些阿拉伯国家超越其边界发挥影响力的能力，也降低其抗衡伊朗和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能力。
同伊斯兰激进力量关系密切的伊朗和土耳其都欢迎阿拉伯起义，并公开煽动埃及示威者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被国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埃及政府几乎无力去抗衡伊朗和土耳其，无论是在争夺地区霸权还是在表现反以色列积极性方面，都是如此。而且，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符合伊朗和土耳其的意识形态倾向。事实上，埃及的临时军政府很快就与伊朗进行和解。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主客观情势都使得伊朗不遗余力地发展核能力。对中东而言，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有大得多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必将增强伊朗、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抗击以色列以及在波斯湾国家支持什叶派运动的信心。此外，位临石油储量丰富的波斯湾和里海盆地、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更加泰然地控制这一战略能源地区，甚至可能导致那些迄今亲美的中亚国家转而倾向伊朗。
新中东带给以色列更大挑战
尽管就经济和军事而言，以色列在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容小觑，但毕竟其资源和外交影响力有限，因此，以色列无法对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更无法超越其边界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塑造这个世界。这种被动防御态势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地缘政治和战略重构，给以色列带来的通常并非机遇，而是挑战。当然，面对新的地缘政治重构，以色列公众并非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仅很清楚这种重构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而且早已有了相似的经历。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浪潮中，亲西方且和以色列关系良好的巴列维王朝被强硬反以的伊斯兰神权政府取而代之。同样曾是以色列盟友的土耳其，在2002年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已经将这个至关重要的中东国家带到反以阵营之中。在土耳其政府最近两年的外交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美国对世界事务，尤其是对中东事务的干预和影响力的下降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在眼下，这必然对以色列的威慑力产生消极影响。原因在于，以色列的这种威慑力不仅依靠其军事实力，而且也依靠美国在以色列需要时必定予以援助的研判。换句话说，美以间的亲密盟友关系是以色列威慑力奏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已经对这一点产生某种消极影响。尽管以色列可以在这波中东动荡中再次强调和增强其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可靠盟友这一地位，但其仍然存在危机感，因为奥巴马政府习惯于依靠牺牲长期盟友来拉拢美国的敌人。
虽然，即使在阿拉伯起义之后周围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反制以色列，它们的军事实力仍然无法同以军相提并论，然而，以色列周围的政局不稳已经开始给其带来更加棘手的安全威胁。
为了维持目前美国对埃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水平，埃及新政府应该会信守承诺，亦即遵守该国的国际义务（比如1979的埃以和约）。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即便埃及新政府会兑现这一承诺，但埃以关系较之于穆巴拉克时代的冷和平而言，会更加“冷淡”。为了化解全国性抗议，埃及军事机构与埃及惟一组织良好而且能量巨大的在野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结盟。穆斯林兄弟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以及国际社会对其的更大的接受度，只能让以色列深感忧虑。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压力之下，埃及临时政府已经降低了对往来加沙的限制，使得以色列对哈马斯统治下加沙飞地的封锁名存实亡。这势必增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哈马斯致力于反抗以色列的能力和信心，并鼓励它更积极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不仅如此，2011年9月，埃及当局允许愤怒的民众围攻以色列驻开罗大使馆，迫使其大使撤离。同时，埃及也不愿再保证同以色列和加沙接壤的西奈半岛的安全。根据媒体的报道，埃以间的天然气管道已多次遭到破坏，迫使以色列不得不依靠更加昂贵的柴油和燃料石油来发电。这也不免让人怀疑，西奈半岛是否会成为一个反抗以色列的主要基地。
按照以色列军方的评估，由于约以间1994年签署的和平条约为以色列提供了战略纵深，所以两国间的边界仍然相对比较安全。到目前为止，阿卜杜拉国王以最小的损失成功地度过这轮政治风暴，也没有影响到其与以色列的关系。然而，如果伊拉克、叙利亚处于崩溃状态、或回归伊斯兰化，约旦人不可能置身事外。假如阿卜杜拉国王被废黜，反以力量将能够跨越以色列的人口和经济基础设施黄金三角地带——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因为耶路撒冷距离约旦边境只有20英里。
在叙利亚， 2011年5月，数千巴勒斯坦示威者在“浩劫日”（即以色列建国周年纪念日）冲进戈兰高地，与以军士兵发生激烈对抗。虽然这一行动是否是“叙利亚企图故意转移国际社会对其镇压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尚待证实，但至少表明，抗以是阿萨德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资产。
目前，西岸和加沙地带尚未经历重大的内部动乱。虽然针对以色列的新抵抗活动会使巴勒斯坦人代价高昂，但虚弱且不合法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任期在2009年1月届满）正面临哈马斯越来越大的压力以抗击犹太国。任何新一轮的暴力冲突终归是以色列不能忽视的安全威胁。
无论现在的阿拉伯政权是坚持下去，还是出现崩溃，并由新的专制取而代之，或是实现民主化，在今后几年里，以色列的近邻都仍将处于政治变动期。这种政治变动伴随着重大的战略、安全挑战。随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中东两地区大国伊朗和土耳其必然渴望挑战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新中东有可能比过去带给以色列更大的安全挑战。
或将终结“奥斯陆进程”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在将阿拉伯国家带到谈判桌前、缩小分歧、并降低以色列为和平承担的风险方面，美国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显然不太愿意，也无力如其前任那样压服阿拉伯领导人同以色列妥协，补偿以色列因和平让步而承担的安全风险。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进一步限制和消弱了美国政府为双方的和平提供经济诱导的能力。
在极端力量预期美国将离开中东而倍感鼓舞的同时，亲美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认为美国的支持不过是暂时的——几乎不值得冒政治风险承认以色列，从而疏远自己的具有反以情结的民众。而新当选的领导人为了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也会对以色列敬而远之。2011年4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埃及人赞成废止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显然，在两国内部的反以力量愈来愈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情势下，埃以和约和约以和约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作为阿以和平关键一方的叙利亚，无论其国内的政治冲突升级到何种地步，出现何种结果，叙利亚不可能出现足够强大的政治能量去与以色列媾和。与此同时，在2007年6月巴勒斯坦领导层分裂为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和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后，巴民族权力机构同样如此。随着消除以巴分歧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巴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拒绝了美国返回谈判桌的呼吁，转而将建国努力付诸联合国。
看不到导向地区稳定的可能
联合国相关报告和资料显示，在公民自由、政治权利、教育、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能力等方面，阿拉伯国家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西方国家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这场抗议浪潮中无所不用其极，推波助澜，以实现其所谓中东地区民主化之目的。然而，在自由民主政治文化氛围缺失的中东，以追求政治变革为目的的民众动员存在着多种无法预知的可能后果。在这些可能的结果中，鲜有最终导向地区稳定的选项。
或许，对以色列和美国而言，“阿拉伯之春”的最糟糕结果，就是原本世俗化的中东国家在历经动荡之后却出现了伊斯兰回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多次就这种危险趋势发出过警告：“埃及将会沿着伊朗模式和方向前进。”目前，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中，力量最强大、组织也最好的政治反对派就是伊斯兰激进力量。一旦这些阿拉伯国家发生政权更替，无论是暴力式还是和平式的，这些激进力量都将是最可能的受益者。在获得政权的初期，任何革命政权都会显示其好战和强硬的一面。在阿拉伯世界，这一点就更加明显。
如果一国的世俗派自由政治力量非常虚弱或出现分裂，民主化进程可能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比如，2005年亲西方的黎巴嫩政治力量通过发动和领导“雪松革命”获取了政权，但在短短四年之后，就被真主党及其盟友取而代之。再如现在埃及最强大的政治反对力量穆斯林兄弟会，虽然一再声称会致力于推进埃及社会的民主，但西方、包括以色列对此充满疑虑。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即使是通过自由选举上台，历史记录表明，处于民主转型期的国家也比独裁政权更好战。
政治动荡还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出现崩溃或严重削弱。在一个西方所称的“失败国家”中，政府是无法全面控制其领土安全的，也很难满足其民众对健康、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基本生活需要。这种情势在利比亚和也门已经出现。一旦一国政府无法对其领土进行有效控制，其边界就更易渗透，武装团伙和恐怖分子就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此外，原来由专制政权储存的大量常规和非常规武器也会流失。以色列就认为，在卡扎菲倒台之后，利比亚的大量SA - 7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火箭推进式榴弹已经流入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手中。如果情况属实，在哈马斯的反以斗争中，这些武器必然会对以色列构成威慑。
即使有些阿拉伯国家能够避开这一波的国内动荡，但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疲于应付国内的种种挑战和危机。对这些国家而言，在面对日益严重的内部挑战时，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上策很可能就是对抗以色列。而且，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少数族群与外部力量（例如黎巴嫩什叶派同伊朗）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一旦爆发内战，很容易引来外部干预，给地区稳定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存在着族群多样性，这两个国家的国内冲突最可能升级为中东的地区冲突。
新一轮力量消长
随着亲美的阿拉伯政权纷纷倒台，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日渐下降。造成这种情势的可能原因有二：
其一，源于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多边收缩战略”。奥巴马政府进行这种战略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恢复其在世界的地位，并将这种责任和义务转嫁到其全球合作伙伴身上。
其二，奥巴马政府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困惑，以及对中东地区相关事情的对策上前后矛盾。奥巴马政府呼吁其30年的盟友穆巴拉克下台，见效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施加的压力。在西方看来，恰恰就是阿萨德在煽动反美情绪并支持激进组织的反以斗争，并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伊朗关系密切；而穆巴拉克却是美国的忠诚朋友。奥巴马政府抛弃穆巴拉克，这在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被认为是在关键时刻背叛和抛弃忠诚朋友。2011年3月，奥巴马政府批评沙特阿拉伯武力干预和支持逊尼派执政的巴林阿勒哈利法王朝，也在不少阿拉伯国家引起极大的愤怒，因为巴林被视为伊朗在海湾地区的代理人。同样，中东地区的许多人也对美国抛弃卡扎菲迷惑不解，因为其曾与西方合作，并在2003年放弃核计划。这反而令很多中东国家，尤其是伊朗，获得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必须不遗余力地发展和推进自己的核计划。2011年7月，奥巴马政府决定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进行公开对话，并派高官在2012年1月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接触，这进一步消弱了美国作为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可靠盟友的公信力。可以说，与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相比，奥巴马政府背叛朋友、安抚对手（如叙利亚和伊朗）的倾向，增强了人们对美国政府软弱和混乱的看法。
另一方面，两个非阿拉伯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伊朗和土耳其则借“阿拉伯之春”之机有效扩大了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国内的动荡和不安使得阿拉伯国家亟需集中精力予以解决和应对，这不仅降低了这些阿拉伯国家超越其边界发挥影响力的能力，也降低其抗衡伊朗和土耳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能力。
同伊斯兰激进力量关系密切的伊朗和土耳其都欢迎阿拉伯起义，并公开煽动埃及示威者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被国内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埃及政府几乎无力去抗衡伊朗和土耳其，无论是在争夺地区霸权还是在表现反以色列积极性方面，都是如此。而且，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符合伊朗和土耳其的意识形态倾向。事实上，埃及的临时军政府很快就与伊朗进行和解。
与此同时，中东地区主客观情势都使得伊朗不遗余力地发展核能力。对中东而言，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有大得多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必将增强伊朗、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抗击以色列以及在波斯湾国家支持什叶派运动的信心。此外，位临石油储量丰富的波斯湾和里海盆地、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更加泰然地控制这一战略能源地区，甚至可能导致那些迄今亲美的中亚国家转而倾向伊朗。
新中东带给以色列更大挑战
尽管就经济和军事而言，以色列在中东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容小觑，但毕竟其资源和外交影响力有限，因此，以色列无法对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更无法超越其边界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塑造这个世界。这种被动防御态势意味着，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地缘政治和战略重构，给以色列带来的通常并非机遇，而是挑战。当然，面对新的地缘政治重构，以色列公众并非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仅很清楚这种重构对以色列意味着什么，而且早已有了相似的经历。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浪潮中，亲西方且和以色列关系良好的巴列维王朝被强硬反以的伊斯兰神权政府取而代之。同样曾是以色列盟友的土耳其，在2002年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已经将这个至关重要的中东国家带到反以阵营之中。在土耳其政府最近两年的外交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虽然美国对世界事务，尤其是对中东事务的干预和影响力的下降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在眼下，这必然对以色列的威慑力产生消极影响。原因在于，以色列的这种威慑力不仅依靠其军事实力，而且也依靠美国在以色列需要时必定予以援助的研判。换句话说，美以间的亲密盟友关系是以色列威慑力奏效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已经对这一点产生某种消极影响。尽管以色列可以在这波中东动荡中再次强调和增强其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可靠盟友这一地位，但其仍然存在危机感，因为奥巴马政府习惯于依靠牺牲长期盟友来拉拢美国的敌人。
虽然，即使在阿拉伯起义之后周围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反制以色列，它们的军事实力仍然无法同以军相提并论，然而，以色列周围的政局不稳已经开始给其带来更加棘手的安全威胁。
为了维持目前美国对埃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水平，埃及新政府应该会信守承诺，亦即遵守该国的国际义务（比如1979的埃以和约）。但大多数专家认为，即便埃及新政府会兑现这一承诺，但埃以关系较之于穆巴拉克时代的冷和平而言，会更加“冷淡”。为了化解全国性抗议，埃及军事机构与埃及惟一组织良好而且能量巨大的在野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结盟。穆斯林兄弟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力，以及国际社会对其的更大的接受度，只能让以色列深感忧虑。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压力之下，埃及临时政府已经降低了对往来加沙的限制，使得以色列对哈马斯统治下加沙飞地的封锁名存实亡。这势必增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哈马斯致力于反抗以色列的能力和信心，并鼓励它更积极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不仅如此，2011年9月，埃及当局允许愤怒的民众围攻以色列驻开罗大使馆，迫使其大使撤离。同时，埃及也不愿再保证同以色列和加沙接壤的西奈半岛的安全。根据媒体的报道，埃以间的天然气管道已多次遭到破坏，迫使以色列不得不依靠更加昂贵的柴油和燃料石油来发电。这也不免让人怀疑，西奈半岛是否会成为一个反抗以色列的主要基地。
按照以色列军方的评估，由于约以间1994年签署的和平条约为以色列提供了战略纵深，所以两国间的边界仍然相对比较安全。到目前为止，阿卜杜拉国王以最小的损失成功地度过这轮政治风暴，也没有影响到其与以色列的关系。然而，如果伊拉克、叙利亚处于崩溃状态、或回归伊斯兰化，约旦人不可能置身事外。假如阿卜杜拉国王被废黜，反以力量将能够跨越以色列的人口和经济基础设施黄金三角地带——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因为耶路撒冷距离约旦边境只有20英里。
在叙利亚， 2011年5月，数千巴勒斯坦示威者在“浩劫日”（即以色列建国周年纪念日）冲进戈兰高地，与以军士兵发生激烈对抗。虽然这一行动是否是“叙利亚企图故意转移国际社会对其镇压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尚待证实，但至少表明，抗以是阿萨德政府的一个重要战略资产。
目前，西岸和加沙地带尚未经历重大的内部动乱。虽然针对以色列的新抵抗活动会使巴勒斯坦人代价高昂，但虚弱且不合法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任期在2009年1月届满）正面临哈马斯越来越大的压力以抗击犹太国。任何新一轮的暴力冲突终归是以色列不能忽视的安全威胁。
无论现在的阿拉伯政权是坚持下去，还是出现崩溃，并由新的专制取而代之，或是实现民主化，在今后几年里，以色列的近邻都仍将处于政治变动期。这种政治变动伴随着重大的战略、安全挑战。随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中东两地区大国伊朗和土耳其必然渴望挑战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新中东有可能比过去带给以色列更大的安全挑战。
或将终结“奥斯陆进程”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在将阿拉伯国家带到谈判桌前、缩小分歧、并降低以色列为和平承担的风险方面，美国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显然不太愿意，也无力如其前任那样压服阿拉伯领导人同以色列妥协，补偿以色列因和平让步而承担的安全风险。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进一步限制和消弱了美国政府为双方的和平提供经济诱导的能力。
在极端力量预期美国将离开中东而倍感鼓舞的同时，亲美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认为美国的支持不过是暂时的——几乎不值得冒政治风险承认以色列，从而疏远自己的具有反以情结的民众。而新当选的领导人为了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也会对以色列敬而远之。2011年4月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埃及人赞成废止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显然，在两国内部的反以力量愈来愈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情势下，埃以和约和约以和约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作为阿以和平关键一方的叙利亚，无论其国内的政治冲突升级到何种地步，出现何种结果，叙利亚不可能出现足够强大的政治能量去与以色列媾和。与此同时，在2007年6月巴勒斯坦领导层分裂为控制加沙的哈马斯和控制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后，巴民族权力机构同样如此。随着消除以巴分歧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巴民族权力机构已经拒绝了美国返回谈判桌的呼吁，转而将建国努力付诸联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