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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着极低的工资，
付出着巨大的努力，
只为那些智障孩子的笑容，
他们相信：托这些孩子一下，他们就能飞起来。
在山东临沂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有一群患有智障、自闭症的孩子，尽管交流有障碍，但他们脸上始终笑容灿烂；还有几位从全国各地来的老师，他们领着很低的工资，却带来丰富的知识和温暖的关怀，用心守护着这些孩子们的灿烂笑容。
“要培训而不仅仅是陪伴”
“刘威，快提上裤子，你看你裤子又掉了。”
“张玺，快过来，老师给你擤鼻子。”
由于学生的特殊性，在这所特教学校里，老师重复最多的话语并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生活上的提醒。尤其是下课后，对学生自理能力的培养成为老师的重要工作之一。
很多孩子喜欢在地上玩泥巴，却没有卫生意识，单单洗手这样一个简单动作，就要不厌其烦每天重复无数次。“有的孩子刚来的时候连厕所都不会上，老师就在厕所里拉着手陪着他，有时一待就是半天，经过一两个月的训练后，如果有谁能自己上厕所了，老师们都特别高兴。”校长姚希梅说。
姚希梅是临沂市沂水县的一名农民，2007年6月，在朋友提供无偿校舍的帮助下，姚希梅在临沂市白沙埠镇十字路开办了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
目前学校共有3个服务点，46名残障孩子。姚希梅介绍，当初办学的目的是专门为周边农村6岁～18岁的智殘儿童提供教育及各种能力训练。按照学校的课程表，学生上午学数学，下午学语文，中间穿插了美术、音乐等课程。“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我们要培训他们，而不仅仅是陪伴。”姚希梅说。
一个叫曲东银的孩子来的时候，每天都尿床。为了让他改掉尿床的毛病，老师们每天夜里喊他起来上厕所，并有意识地逐步减少喊他起来的次数。一开始是4次，后来逐渐减到3次，从3次减到2次，从2次减到1次，到最后就是整夜都不喊他。
“这个过程中，多洗了好多次被子。特别是从1次降到0次的时候，早上起来被子基本上都是湿的。那时候还是冬天，冷水里，洗完一次被子，手上就多几道裂口。”姚希梅回忆，“我们想让他自己头脑里有个意识，知道不能尿床。他如果没有尿床，我就会表扬他，让老师和同学给他鼓掌。”后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会自己摸被子，发现是干的，一天都很活跃，一摸是湿的，自己就不好意思，头耷拉着。
老师们训练了一年多，才把他尿床的习惯纠正过来。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学生都在进步。
“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是智障”
很多人好奇，姚希梅为什么会选择服务农村智障孩子这个群体。
面对这个问题，她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智障孩子喜欢帮别人做事情，经常帮老师晾晒被子。但是有一天下雨了，他也把被子拿出去晒，他不会区分晴天阴天。对他来说，他是给老师帮忙在做好事。但是不知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孩子捣蛋，会打他、骂他。”
“因为不会表达，他们常被误解、被忽略，而这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她说，“即使是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或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者，如果头脑没问题，也可以向别人求助。但这些孩子有需要，却表达不出来，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自从初中毕业以后，姚希梅就经常在农村遇到智障孩子，看着他们被自己的父母嫌弃，被邻里嘲笑，被学校拒之门外，她非常痛心。她感觉这些孩子只要能接受教育、享受关爱，就会有进步，于是姚希梅开始自学特教课程，并在慈善机构当义工，想为农村的智障孩子寻求一条出路。
在姚希梅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世界最大的饥渴不是面包，而是不被爱和不被欣赏。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与不被关心。”这是特蕾莎修女的话，而姚希梅所做的一切则是对这段话的实践。
“要真正明白这些孩子的想法和需要。”姚希梅这样告诉老师。如今，在姚希梅和学校的老师眼中，这些智障孩子其实没有很大的不同，和他们的沟通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难。
“智障孩子之所以智障，并不是这些孩子障碍有多大，而是周围人比他稍微聪明一点儿而已。我们说他们有障碍，是我们以自己的情况去衡量，而他们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生活罢了。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这些人是智障呢。”姚希梅笑着说。
“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
“注册办下来了！注册办下来了！”还没进校门，姚希梅就开始重复喊这句。
2011年1月25日中午，学校里正是吃饭时间。孩子的哭闹声、喊叫声把姚希梅的声音盖过去了。直到姚希梅进教室，她重复的那句“注册办下来了”才被听见。
“真的呀，证呢，证呢？”姚景涛忙不迭地问姚希梅要证。
“给！”姚希梅从塑料袋拿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指着上面写的“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给姚景涛看。
“大家庆祝一下吧！干一杯！”姚希梅提议，但很快发现，没有酒，也没有杯。
“用碗吧，大家把碗举起来！干！”她改口。
学生们没有什么反应，依旧继续之前的吵闹。姚希梅去锅里盛了碗花生粥，举得高高的，和姚景涛、韩艳艳两位老师的碗在空中相撞。
“有了证，以后再也不怕别人说我们非法办学、非法募捐了。”姚希梅喜形于色。
在学校创立的前3年，这所学校不仅没有民政注册的民办非企业身份，而且连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都没有。因此，这所“非法办学”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匮乏——缺钱、缺老师、缺政府支持。
为了省钱，老师们自己种粮食和蔬菜。学校请不起专业的会计、出纳、看护员、司机、网络维修工，老师们个个身兼多职，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加班。
2008年学校经济紧张到老师工资都发不起的地步，“要不我们散伙吧！”这句话在学校的例会上从不同的嘴巴里说出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有人说我们再坚持、坚持。有的老师选择了离开，有的老师选择了坚守，也有的老师走了又回，一共4次。“还是舍不得那帮学生啊！”老师们常说。
庄淑华2011年刚刚从山东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毕业找工作我就在百度输上‘社会工作’4个字，网上就出现了临沂这个学校。来实习了一个月，觉得和这群孩子们在一起比较有成就感和价值感，然后7月份毕业就直接过来了。”小庄老师说。 在这里工作5年的辛东阳身体残疾，为学生操劳过度，身体渐渐有些吃不消，2010年她提出回家养病，本想就此放弃这份工作，在老家谋生，但就因为离开学校4个月后的一个电话，辛东阳就又按捺不住，毅然返回学校。“打电话时是个学生接的，他一接到我电话就听出我的声音，喊我辛老师，我特别感动。这些孩子平时在家都很少接电话，这么久都没把我忘了，我就觉得我该回去为这些孩子服务。”辛东阳说。
白晶华就是那位4次离开又回来的老师。最后一次辞职是前几天去应聘快递投递员，然而这次他又回来了。白晶华的妻子葛红霞也是天缘益智学校的一名老师，他们已结婚生子，而买房子、养孩子及日常开销让工资不高的他们很是吃不消。“为了买房子的事，有一次白老师哭了。那天下班之后，同事们听见他躲在房间里嚎啕大哭。他是一个男子汉，哭得我们很心酸，当时我们那几个老师谁也没说话。”姚希梅至今讲起这段往事，都很不是滋味。
像这样的老师学校共有16名，大都是从江苏、河北等外省市不远万里而来的，他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000元。姚希梅一提到这些老师就会激动地流下眼泪，对于他们，姚希梅有道不尽的感激和满心的愧疚。正是有了老师们默默的奉献，才有了这群农村智障孩子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姚希梅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们一直资金紧张，我们的学校一直入不敷出。或许三五年之后，或许七八年之后，我们还是会资金短缺，但我想只要这个项目存在，就是奇迹。”
“托他们一下，他们就能够飞起来”
学校位于西苗庄的服务点，是好心人低价出租的两层普通民房，堂屋被当成了活动室，而几个卧室则作为孩子们的教室。一进门，就看到墙上贴满了彩纸，上面写着孩子们长大后的理想。“长大了我要卖冰糕”“长大了我想当运动员”……这些朴实无华又带着孩子气的心愿让人看起来既欣慰又心酸。“孩子们不会写这么多字，当初都是他们说我写，他们自己都知道哪张彩纸是自己的，还经常把我们领过来，指着让我们看。”韩老师说。
到了上美术课的时间，孩子们都很兴奋，咿咿呀呀地帮老师拼好桌子准备上课。“我们今天画什么？画‘愤怒的小鸟’好不好？”辛东阳担任十字路服务点的美术老师，“我们一般都是让学生自己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主要是训练他们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辛东阳说。
孩子们的智力虽有残障，但和普通孩子一样，他们喜欢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小小的画笔上，一笔一划描绘着心中的梦想和属于自己的世界。
有的孩子将自己一心向往的地方画在图画当中。一位叫王祥圳的男孩患有自闭症，老师说他无论画什么图案都要写上“北京”两个字。“原来有篇课文是写北京的，课堂上他读课文读着读着读哭了。他一直有个愿望，上北京天安门去看看。我跟他说有一天带他去。”辛东阳说。还有个孩子在纸的下半部分画满了蓝色的波浪，波浪上有一只小船，上半部分画了一条宽阔的大路，写着“上海”两个字。“他是要去上海，画这幅图是说可以坐船去也可以坐车去。”辛老师如此解读。
看着孩子们一幅幅满是梦想的小画，还有他们天真可爱的笑脸，老师们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那笑容里还带着一丝得意、一丝骄傲。
如今的天缘已经开设了3处服务点，虽然能够帮助的智障孩子越来越多，但同时资金和教师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目前天缘益智学校每年的运行成本近70万元，实际收取的学费只占1/5，剩余的钱都是靠社会捐助。姚希梅每日为此疲于奔命，日日操劳使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长得多，孩子们也都称她为“姚奶奶”。
盡管辛苦劳累，但姚希梅却非常爱笑，骨子里的坚强和乐观让她从不曾放弃。“我们学校的标志是好多人托起一个鸽子，意思是‘爱心托起飞翔的翅膀’，虽然这些孩子可能飞不高，但是大家都帮他们一把，托他们一下，他们就能够飞起来。”姚希梅说，“我一直有一个梦，期望天缘的服务质量在临沂做得最优，有一天能争取到政府的购买服务，被设为公立的启智学校，真正造福临沂的智障人士。”
（据《南方人物周刊》、新华网相关资料整理）
付出着巨大的努力，
只为那些智障孩子的笑容，
他们相信：托这些孩子一下，他们就能飞起来。
在山东临沂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有一群患有智障、自闭症的孩子，尽管交流有障碍，但他们脸上始终笑容灿烂；还有几位从全国各地来的老师，他们领着很低的工资，却带来丰富的知识和温暖的关怀，用心守护着这些孩子们的灿烂笑容。
“要培训而不仅仅是陪伴”
“刘威，快提上裤子，你看你裤子又掉了。”
“张玺，快过来，老师给你擤鼻子。”
由于学生的特殊性，在这所特教学校里，老师重复最多的话语并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生活上的提醒。尤其是下课后，对学生自理能力的培养成为老师的重要工作之一。
很多孩子喜欢在地上玩泥巴，却没有卫生意识，单单洗手这样一个简单动作，就要不厌其烦每天重复无数次。“有的孩子刚来的时候连厕所都不会上，老师就在厕所里拉着手陪着他，有时一待就是半天，经过一两个月的训练后，如果有谁能自己上厕所了，老师们都特别高兴。”校长姚希梅说。
姚希梅是临沂市沂水县的一名农民，2007年6月，在朋友提供无偿校舍的帮助下，姚希梅在临沂市白沙埠镇十字路开办了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
目前学校共有3个服务点，46名残障孩子。姚希梅介绍，当初办学的目的是专门为周边农村6岁～18岁的智殘儿童提供教育及各种能力训练。按照学校的课程表，学生上午学数学，下午学语文，中间穿插了美术、音乐等课程。“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我们要培训他们，而不仅仅是陪伴。”姚希梅说。
一个叫曲东银的孩子来的时候，每天都尿床。为了让他改掉尿床的毛病，老师们每天夜里喊他起来上厕所，并有意识地逐步减少喊他起来的次数。一开始是4次，后来逐渐减到3次，从3次减到2次，从2次减到1次，到最后就是整夜都不喊他。
“这个过程中，多洗了好多次被子。特别是从1次降到0次的时候，早上起来被子基本上都是湿的。那时候还是冬天，冷水里，洗完一次被子，手上就多几道裂口。”姚希梅回忆，“我们想让他自己头脑里有个意识，知道不能尿床。他如果没有尿床，我就会表扬他，让老师和同学给他鼓掌。”后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会自己摸被子，发现是干的，一天都很活跃，一摸是湿的，自己就不好意思，头耷拉着。
老师们训练了一年多，才把他尿床的习惯纠正过来。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学生都在进步。
“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是智障”
很多人好奇，姚希梅为什么会选择服务农村智障孩子这个群体。
面对这个问题，她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智障孩子喜欢帮别人做事情，经常帮老师晾晒被子。但是有一天下雨了，他也把被子拿出去晒，他不会区分晴天阴天。对他来说，他是给老师帮忙在做好事。但是不知情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孩子捣蛋，会打他、骂他。”
“因为不会表达，他们常被误解、被忽略，而这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她说，“即使是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或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者，如果头脑没问题，也可以向别人求助。但这些孩子有需要，却表达不出来，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自从初中毕业以后，姚希梅就经常在农村遇到智障孩子，看着他们被自己的父母嫌弃，被邻里嘲笑，被学校拒之门外，她非常痛心。她感觉这些孩子只要能接受教育、享受关爱，就会有进步，于是姚希梅开始自学特教课程，并在慈善机构当义工，想为农村的智障孩子寻求一条出路。
在姚希梅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世界最大的饥渴不是面包，而是不被爱和不被欣赏。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与不被关心。”这是特蕾莎修女的话，而姚希梅所做的一切则是对这段话的实践。
“要真正明白这些孩子的想法和需要。”姚希梅这样告诉老师。如今，在姚希梅和学校的老师眼中，这些智障孩子其实没有很大的不同，和他们的沟通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难。
“智障孩子之所以智障，并不是这些孩子障碍有多大，而是周围人比他稍微聪明一点儿而已。我们说他们有障碍，是我们以自己的情况去衡量，而他们只不过用另一种方式生活罢了。没准在老天那里，咱们这些人是智障呢。”姚希梅笑着说。
“我们的存在就是奇迹”
“注册办下来了！注册办下来了！”还没进校门，姚希梅就开始重复喊这句。
2011年1月25日中午，学校里正是吃饭时间。孩子的哭闹声、喊叫声把姚希梅的声音盖过去了。直到姚希梅进教室，她重复的那句“注册办下来了”才被听见。
“真的呀，证呢，证呢？”姚景涛忙不迭地问姚希梅要证。
“给！”姚希梅从塑料袋拿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指着上面写的“天缘益智特殊教育培训学校”给姚景涛看。
“大家庆祝一下吧！干一杯！”姚希梅提议，但很快发现，没有酒，也没有杯。
“用碗吧，大家把碗举起来！干！”她改口。
学生们没有什么反应，依旧继续之前的吵闹。姚希梅去锅里盛了碗花生粥，举得高高的，和姚景涛、韩艳艳两位老师的碗在空中相撞。
“有了证，以后再也不怕别人说我们非法办学、非法募捐了。”姚希梅喜形于色。
在学校创立的前3年，这所学校不仅没有民政注册的民办非企业身份，而且连教育局的办学许可证都没有。因此，这所“非法办学”的学校经历了各种匮乏——缺钱、缺老师、缺政府支持。
为了省钱，老师们自己种粮食和蔬菜。学校请不起专业的会计、出纳、看护员、司机、网络维修工，老师们个个身兼多职，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加班。
2008年学校经济紧张到老师工资都发不起的地步，“要不我们散伙吧！”这句话在学校的例会上从不同的嘴巴里说出过很多次了，每次都有人说我们再坚持、坚持。有的老师选择了离开，有的老师选择了坚守，也有的老师走了又回，一共4次。“还是舍不得那帮学生啊！”老师们常说。
庄淑华2011年刚刚从山东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毕业找工作我就在百度输上‘社会工作’4个字，网上就出现了临沂这个学校。来实习了一个月，觉得和这群孩子们在一起比较有成就感和价值感，然后7月份毕业就直接过来了。”小庄老师说。 在这里工作5年的辛东阳身体残疾，为学生操劳过度，身体渐渐有些吃不消，2010年她提出回家养病，本想就此放弃这份工作，在老家谋生，但就因为离开学校4个月后的一个电话，辛东阳就又按捺不住，毅然返回学校。“打电话时是个学生接的，他一接到我电话就听出我的声音，喊我辛老师，我特别感动。这些孩子平时在家都很少接电话，这么久都没把我忘了，我就觉得我该回去为这些孩子服务。”辛东阳说。
白晶华就是那位4次离开又回来的老师。最后一次辞职是前几天去应聘快递投递员，然而这次他又回来了。白晶华的妻子葛红霞也是天缘益智学校的一名老师，他们已结婚生子，而买房子、养孩子及日常开销让工资不高的他们很是吃不消。“为了买房子的事，有一次白老师哭了。那天下班之后，同事们听见他躲在房间里嚎啕大哭。他是一个男子汉，哭得我们很心酸，当时我们那几个老师谁也没说话。”姚希梅至今讲起这段往事，都很不是滋味。
像这样的老师学校共有16名，大都是从江苏、河北等外省市不远万里而来的，他们的月平均工资只有1000元。姚希梅一提到这些老师就会激动地流下眼泪，对于他们，姚希梅有道不尽的感激和满心的愧疚。正是有了老师们默默的奉献，才有了这群农村智障孩子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姚希梅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们一直资金紧张，我们的学校一直入不敷出。或许三五年之后，或许七八年之后，我们还是会资金短缺，但我想只要这个项目存在，就是奇迹。”
“托他们一下，他们就能够飞起来”
学校位于西苗庄的服务点，是好心人低价出租的两层普通民房，堂屋被当成了活动室，而几个卧室则作为孩子们的教室。一进门，就看到墙上贴满了彩纸，上面写着孩子们长大后的理想。“长大了我要卖冰糕”“长大了我想当运动员”……这些朴实无华又带着孩子气的心愿让人看起来既欣慰又心酸。“孩子们不会写这么多字，当初都是他们说我写，他们自己都知道哪张彩纸是自己的，还经常把我们领过来，指着让我们看。”韩老师说。
到了上美术课的时间，孩子们都很兴奋，咿咿呀呀地帮老师拼好桌子准备上课。“我们今天画什么？画‘愤怒的小鸟’好不好？”辛东阳担任十字路服务点的美术老师，“我们一般都是让学生自己画，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主要是训练他们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辛东阳说。
孩子们的智力虽有残障，但和普通孩子一样，他们喜欢将自己的愿望寄托在小小的画笔上，一笔一划描绘着心中的梦想和属于自己的世界。
有的孩子将自己一心向往的地方画在图画当中。一位叫王祥圳的男孩患有自闭症，老师说他无论画什么图案都要写上“北京”两个字。“原来有篇课文是写北京的，课堂上他读课文读着读着读哭了。他一直有个愿望，上北京天安门去看看。我跟他说有一天带他去。”辛东阳说。还有个孩子在纸的下半部分画满了蓝色的波浪，波浪上有一只小船，上半部分画了一条宽阔的大路，写着“上海”两个字。“他是要去上海，画这幅图是说可以坐船去也可以坐车去。”辛老师如此解读。
看着孩子们一幅幅满是梦想的小画，还有他们天真可爱的笑脸，老师们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那笑容里还带着一丝得意、一丝骄傲。
如今的天缘已经开设了3处服务点，虽然能够帮助的智障孩子越来越多，但同时资金和教师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目前天缘益智学校每年的运行成本近70万元，实际收取的学费只占1/5，剩余的钱都是靠社会捐助。姚希梅每日为此疲于奔命，日日操劳使她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长得多，孩子们也都称她为“姚奶奶”。
盡管辛苦劳累，但姚希梅却非常爱笑，骨子里的坚强和乐观让她从不曾放弃。“我们学校的标志是好多人托起一个鸽子，意思是‘爱心托起飞翔的翅膀’，虽然这些孩子可能飞不高，但是大家都帮他们一把，托他们一下，他们就能够飞起来。”姚希梅说，“我一直有一个梦，期望天缘的服务质量在临沂做得最优，有一天能争取到政府的购买服务，被设为公立的启智学校，真正造福临沂的智障人士。”
（据《南方人物周刊》、新华网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