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陈贻焮先生腹中曾有不少老北大的掌故。陈先生去世后，弟子葛晓音等曾编《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以志纪念，该书第34页对陈贻焮先生爱讲故事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很爱听他讲一些老北大的掌故，如孙揩第先生向青年人下跪、俞平伯先生唱昆曲等等，有的讲得很生动，使人难忘。他说：解放初期，有一次，青年教师曹道衡去找孙揩第先生请教关于小说、戏曲的问题，刚进门，孙先生这位饱有研究的老教授，却忽然向曹道衡双膝跪下，对他说：“你饶了我吧，不要老是掏我的资料，我这些资料还要混饭吃的！”
　　这段故事生动刻画出孙揩第先生对研究资料的珍惜态度。不过，知识本身具有共享性，学术资料作为知识资源，在学者之间常常因需要是能够互相交流的。关键问题是他人的资料来之不易，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和使用。
　　其实，孙揩第先生并不是有意向他人“封锁”学术资料的人。民国期间，孙揩第先生研究唐代寺院俗讲，恰好向达先生对此也很感兴趣。向达先生写《唐代俗讲考》一文时，孙揩第先生曾主动为其提供过有关俗讲方面的研究资料。五十年代孙楷第先生撰写《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时曾提及此事：
　　唐时僧侣讲论有所谓“俗讲”者，其称谓记载，时见于杂书传记，如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所载长安左右街七寺开“俗讲”事，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敬宗纪》所载俗讲僧文溆事，余友向君觉明有《唐代俗讲考》一文曾历引之，以为今敦煌写本所录诸说唱体俗文即唐时“俗讲”之本，其立义善矣。顾向君文限于体裁，其论说旨趣在证明唐代有“俗讲”之事，其“俗讲”之轨范、门类，以及本之形式影响于后世之散乐杂伎者，则为篇章所限犹未得畅言之。当向君草《唐代俗讲考》一文时，余此文初稿亦写得数章，曾以稿本与当时在学校讲授所用小说史讲义若干叶，贡之向君，蒙其采用数条于文中，而余文论及俗讲本体例者，君文则云：“孙君曾有长篇解释，可不必赘。”盖文各有体，无取杂博，且隐为余留刊布之地。向君长厚君子，其平日为文，于师友论著片长，未尝有掩覆兼并之事，观于此亦可见一斑。
　　文中向觉明，即向达先生。向达先生考证唐代俗讲，理应探讨“俗讲”之方方面面，然其已得孙楷第文，最终笔墨旨趣放在考察“唐代有俗讲”一事，余则用“孙君曾为长篇解释，可不必赘”一语蔽之，其学品道德令人折服。
　　孙楷第给向达提供资料，用“贡之向君”。一个“贡”字，谦谦君子之风跃然。后又提到向达“隐为余留刊布之地”，“其平日为文，于师友论著片长，未尝有掩覆兼并之事”。读至此，使人有一唱三叹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