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个人化”写作成为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在女作家们的“镜城突围”中，陈染无疑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典型“个案”。在陈染的小说，从叙述人的选择、叙述框架、建构女性话语系统等方面，解构传统叙事空间；利用内焦点叙事，意绪化的解构，颠覆性的话语和象征性的意象，使故事的物质形态与意蕴内核充满诗意；在表达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中，呈现出女性文本的审美系统和审美理念。
关键词：“个人化” 叙事人 叙事空间 叙述框架 象喻系统
20世纪90年代，伴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春风，文坛上掀起了新时期女性写作的高潮，其中陈染便是一个独特的个案。陈染的写作从叙述角度、叙述框架、话语权的重构、重建象喻系统等角度构建了一位女性“个人化”的叙事空间。
一 限知叙事人的选择
叙事人一般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全知叙事人，又称“零度焦点叙事”。叙事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权利知道并说出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知道的秘密。二是，限制叙事人，又称“内焦点叙事”。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叙述者无权叙说。叙事人的选择是多样的，可以是某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人轮流切换。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都可以使用。三是，“外焦点叙事”，它是纯粹的第三方客观叙事人。对于陈染小说文本而言，她更多采用的是“内焦点叙事”角度来讲述她的故事。在陈染的小说中，大部分采用的是女性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进行叙述的，作者或与人物合为一体，或跳出人物，以“TA者”的目光，再现女性生存之困境，深挖女性内心世界，释放女性饱受压抑的欲望，建构对男权文化的“对抗性书写”的话语体系。
在这样的书写中，作家通常从女性的身体为出发点，并进行自我省悟，从两个层面来实现书写的独特性。一方面作者担当叙述者，与人物处于同一平面上，通过人物自身对女性自我的认知来展开叙述。例如，《无处告别》中黛二对性爱中灵与肉分裂、统一哲学问题的思考；《与往事干杯》中肖濛在性关系中发现自身与世界存在的秘密，领悟了自我的最初含义；《嘴唇里的阳光》黛二小姐对于性认识的过程。
另一方面，叙述者以“TA者”目光审视人物，并引导读者对女性之躯的认知与思考。例如，读者通过对肖濛、黛二女性身体及内心世界的认知，既加深了读者对女性群体的认知，也加强了对女性认识世界方式的了解，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在传统小说的叙述中，女性时常被当做欲化对象而被呈现，其能动认知能力化为写作的盲点。而在陈染的小说叙述中，女性之躯得到重新审视，通过叙事者的切换，帮助读者在阅读中参与女性经验表达，形成“女性之躯”话语场所的对话。
二 打破惯例的故事框架
无破不立，女作家在“个人化”的叙述过程中，势必要打破传统的小说文本结构。传统的男性小说文本结构主要是因果式的，而陈染小说文本则是发散性的。它打破了传统前因后果的故事模式，遵循的是女性个体体验的内在逻辑，故事往往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结局。这对于习惯了传统审美思维逻辑的读者来说，文本的流动，情绪化的内心描写，显得有些晦涩难懂。女性题材的“个人化”决定了写作在艺术结构方面的意绪化与弥散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并非陈染所关注的重点，她文笔所落之处更多的是那些长久以来遮蔽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经验和体验。在陈染的小说中，叙事主题、情节线索、人物关系变得暧昧不清，作者的情绪和感觉成为组织文本的枢纽，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在作者意识流动中破碎，因而给人以缺乏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明确的理性内涵的印象，也因此得到一些批评。王小波在《〈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中认为，“人物的感情脉络也不清楚”，太多的“哲学思辨”旨意不明，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的情节也不甚符合逻辑。
女性写作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的根源。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历史就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当女性作家开始叙述时，她并没有自己的真正历史可以依靠。男权文化或明或暗的制约，使得女性写作很难有那种丰富广博的生活内容和恢宏高远的历史意识。单从历史、文化、社会的角度去看女性写作，它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似乎是一种缺陷。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女性对生命的存在与意义所具有的那完全不同于男性的独特感知去看女性写作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这就不仅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一种优势了。因而，陈染这种打破传统男性的线性因果式的句法结构，也被指认成一种新的“自恋”的体验式的句法结构，有评论家将她的小说称作是“实验性文本”。
三 构建女性话语
在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置否，男性占据了男权话语中心，是话语权的拥有者。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乃至整个语义系统，都体现着男权文化的意旨。并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操控着女性的表达与被表达。女性若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不得不颠覆男权话语，重构女性言说的方式。陈染在文本中做出了以下的尝试。
其一，启用女性“自叙传”形式。虽然“自叙传”并非女性写作之首创，郁达夫一早便采用过这样的叙事形式，只是这一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的运用比以往更具有了反叛性和颠覆性。女作家以先锋的反叛姿态，表现出清醒的女性话语重建意识。她们之所以选择“自叙传”写作，是寄希于通过书写女性的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将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女性个人性经历和体验，从压抑的集体记忆中释放出来，以建构不同于男性叙事及主流叙事的女性“个人化”叙事空间。这样带有女性自觉意识的叙事方式开启了书写女性隐秘世界的探奇之旅。无论林白笔下的多米，还是陈染笔下的拗拗，作家用细腻的笔墨记录着女性成长过程中纷繁惶恐的心历路程，颠覆性地在同性场景、两性场景、母女场景、父女场景中呈现有悖于传统性别秩序、道德规范的个体经验。从“恋父”、“弑父”到同性情谊，女作家在自恋与自审间的经历灵魂历险。同时大胆书写了女性难以启齿的同性情谊，这无疑是对社会禁忌发起勇敢的触动和挑战，是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拓荒性的进展。 其二，从女性之躯提取女性话语。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女性长期处于失语困境。女性形象在男性笔下的呈现，单一而扁平，不是美女便是恶女。女性的身体在被描述的过程中，时刻流露着男性的审美趣向，仅作为缺少思想的客体而存在。女性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她的欲望、需求，却没有得到尊重。女性要获得话语权，必先要在性别意识上觉醒，肯定自己作为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权利和诉求。但在寻求话语表达的过程中，女性绕不开的尴尬便是话语资源的缺失，因而，女性要构建自我话语，唯有凭借自我身体的资源，把躯体带入文本，寄予向公共文化空间发出挑战。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女作家“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自身躯体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并以此“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以破坏和倾覆父权制话语。在陈染的文本，从个体生命成长中一些极隐秘的经验，开始对女性自我的深层拷问。《与往事干杯》中16岁少女肖蒙正是在与男人的性关系中发现自身与世界存在的秘密，领悟到自我最初的意义，通过认识自己身体开始了女性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并由此生发出自身和世界未知的“不曾命名”的女性语言。
其三，重建象喻系统。传统文学中，关于女性有一整套庞大的象喻系统，如香草之喻、美人之喻。女作家要表达自我，便不得不面临借助男权话语下的象喻系统的尴尬，这一困境也让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面临匮乏。20世纪90年代，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及话语涌入中国，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启迪下，新时期女作家开始艰辛地创建女性象喻体系。在新的象喻体系中，新的色彩意象（黑色、绿色等）和空间意象（镜子、浴缸尼姑庵等）大大丰富了女性的话语宝库，构成了女性文学别具一格的言说景观。
色彩是许多作家表达情绪的有效手段。陈染善于用诗意化的语言来衬托各种色彩，在文本中呈现出陌生化的新奇效果。在众多颜色中，陈染对黑色情有独钟，她多愁善感，除了黑色，她几乎拒绝了一切鲜艳的色彩，有的只是黑的头发，黑的眼，黑的光，黑的夜，黑的月。在《无处告别》里，黑色风衣象征了黛二小姐无法逃离男权文化藩篱的绝望和无奈。例如，“初夏的洒满雨泪的街上只剩下黛二小姐像一条瘦棱棱的鱼儿踌躇而行，她的头发淋湿了，忧郁的黑色风衣裹在她的身上。”黑色的风衣渲染出阴沉、冷寂的气氛，让景象更加荒凉、沉寂。又如，“未来所有的观众都将是独唱演员，用同一张嘴担任伴唱、合唱、奏乐，没有听众，每人举一把忧伤的黑伞，舞台变成了一个巨型陵墓，哀乐之声如绵绵细雨浙浙而下。”在陈染勾勒的画面中，忧伤的黑伞将作家的哀伤传递弥漫到整个文本之中。
陈染还喜欢采用具体的空间物象来表达女性对于生活、情感、人生境遇和独特心理情绪的体验。在意象的营造上，尼姑庵、浴缸、境子、屏风、窗帘、阁楼是她最喜欢叙述的场景之一。“尼姑庵”是陈染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代表主人翁阴蔽、封闭和荒寂的生存境遇，让小说文本充满了荒凉、孤寂的悲剧宿命感。“镜子”也是陈染钟爱的场景。在镜子中，小说人物通过镜子寻找自己、发现自己、认同自己。通过镜子女主人公完成自身的身份认同，镜子中的身体，不再具有从属地位，而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主体。以传统男性的审美，瘦骨伶仃的黛二无美可言，然而，当黛二站在镜子面前，她找到了自己身体上的美。在《私人生活》中镜子对于禾寡妇来说，是自己的另一半，正是镜子让寡妇自己独立成为一个既封闭又安全的世界。
其四，重新命名。新时期女性书写为砸碎男性命名的锁链，勇敢地拿起了重新命名的武器。首先是反传统审美经验的命名。陈染笔下主人公的名字总在突破着读者传统的审美经验，如巫女、秃头女、麦穗女、守寡人等，这些名字醒目而略显怪异，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美女花草的男性欲望对象化的命名。除此之外，作品的书名也同样打破着传统的审美习惯，如：《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私人生活》《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等，它们都对传统审美经验进行了彻底颠覆，以离奇、分裂的句式，传递女性独特的经验，以建构有别于传统的审美表达。在文本的叙述中，陈染同样采用了反传统叙述的方式。在小说《无处告别》中，小说的章节以写作论文的分类法进行划分，如“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母亲”，这些表述刻意摒弃了诗意、生动的叙述笔调，选择用刻板的论文式表述，将女作家对男权文化下的叙事表露出重重焦虑。
注：本文系2012年广东省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女性专项课题“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程文超：《新时期文学的叙事转型与文学思潮》，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4] 王小波：《〈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王小波文集》（第四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5]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陈染：《唇里的阳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吴春，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个人化” 叙事人 叙事空间 叙述框架 象喻系统
20世纪90年代，伴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春风，文坛上掀起了新时期女性写作的高潮，其中陈染便是一个独特的个案。陈染的写作从叙述角度、叙述框架、话语权的重构、重建象喻系统等角度构建了一位女性“个人化”的叙事空间。
一 限知叙事人的选择
叙事人一般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全知叙事人，又称“零度焦点叙事”。叙事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有权利知道并说出作品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知道的秘密。二是，限制叙事人，又称“内焦点叙事”。叙述者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人物不知道的事，叙述者无权叙说。叙事人的选择是多样的，可以是某一个人，也可以是几人轮流切换。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都可以使用。三是，“外焦点叙事”，它是纯粹的第三方客观叙事人。对于陈染小说文本而言，她更多采用的是“内焦点叙事”角度来讲述她的故事。在陈染的小说中，大部分采用的是女性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进行叙述的，作者或与人物合为一体，或跳出人物，以“TA者”的目光，再现女性生存之困境，深挖女性内心世界，释放女性饱受压抑的欲望，建构对男权文化的“对抗性书写”的话语体系。
在这样的书写中，作家通常从女性的身体为出发点，并进行自我省悟，从两个层面来实现书写的独特性。一方面作者担当叙述者，与人物处于同一平面上，通过人物自身对女性自我的认知来展开叙述。例如，《无处告别》中黛二对性爱中灵与肉分裂、统一哲学问题的思考；《与往事干杯》中肖濛在性关系中发现自身与世界存在的秘密，领悟了自我的最初含义；《嘴唇里的阳光》黛二小姐对于性认识的过程。
另一方面，叙述者以“TA者”目光审视人物，并引导读者对女性之躯的认知与思考。例如，读者通过对肖濛、黛二女性身体及内心世界的认知，既加深了读者对女性群体的认知，也加强了对女性认识世界方式的了解，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在传统小说的叙述中，女性时常被当做欲化对象而被呈现，其能动认知能力化为写作的盲点。而在陈染的小说叙述中，女性之躯得到重新审视，通过叙事者的切换，帮助读者在阅读中参与女性经验表达，形成“女性之躯”话语场所的对话。
二 打破惯例的故事框架
无破不立，女作家在“个人化”的叙述过程中，势必要打破传统的小说文本结构。传统的男性小说文本结构主要是因果式的，而陈染小说文本则是发散性的。它打破了传统前因后果的故事模式，遵循的是女性个体体验的内在逻辑，故事往往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结局。这对于习惯了传统审美思维逻辑的读者来说，文本的流动，情绪化的内心描写，显得有些晦涩难懂。女性题材的“个人化”决定了写作在艺术结构方面的意绪化与弥散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并非陈染所关注的重点，她文笔所落之处更多的是那些长久以来遮蔽于男权文化之下的女性经验和体验。在陈染的小说中，叙事主题、情节线索、人物关系变得暧昧不清，作者的情绪和感觉成为组织文本的枢纽，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在作者意识流动中破碎，因而给人以缺乏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明确的理性内涵的印象，也因此得到一些批评。王小波在《〈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中认为，“人物的感情脉络也不清楚”，太多的“哲学思辨”旨意不明，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的情节也不甚符合逻辑。
女性写作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有其历史、文化、社会的根源。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历史就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当女性作家开始叙述时，她并没有自己的真正历史可以依靠。男权文化或明或暗的制约，使得女性写作很难有那种丰富广博的生活内容和恢宏高远的历史意识。单从历史、文化、社会的角度去看女性写作，它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似乎是一种缺陷。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女性对生命的存在与意义所具有的那完全不同于男性的独特感知去看女性写作的非历史化与非故事化，这就不仅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一种优势了。因而，陈染这种打破传统男性的线性因果式的句法结构，也被指认成一种新的“自恋”的体验式的句法结构，有评论家将她的小说称作是“实验性文本”。
三 构建女性话语
在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可置否，男性占据了男权话语中心，是话语权的拥有者。人类使用的语言、符号，乃至整个语义系统，都体现着男权文化的意旨。并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操控着女性的表达与被表达。女性若要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不得不颠覆男权话语，重构女性言说的方式。陈染在文本中做出了以下的尝试。
其一，启用女性“自叙传”形式。虽然“自叙传”并非女性写作之首创，郁达夫一早便采用过这样的叙事形式，只是这一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的运用比以往更具有了反叛性和颠覆性。女作家以先锋的反叛姿态，表现出清醒的女性话语重建意识。她们之所以选择“自叙传”写作，是寄希于通过书写女性的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将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女性个人性经历和体验，从压抑的集体记忆中释放出来，以建构不同于男性叙事及主流叙事的女性“个人化”叙事空间。这样带有女性自觉意识的叙事方式开启了书写女性隐秘世界的探奇之旅。无论林白笔下的多米，还是陈染笔下的拗拗，作家用细腻的笔墨记录着女性成长过程中纷繁惶恐的心历路程，颠覆性地在同性场景、两性场景、母女场景、父女场景中呈现有悖于传统性别秩序、道德规范的个体经验。从“恋父”、“弑父”到同性情谊，女作家在自恋与自审间的经历灵魂历险。同时大胆书写了女性难以启齿的同性情谊，这无疑是对社会禁忌发起勇敢的触动和挑战，是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拓荒性的进展。 其二，从女性之躯提取女性话语。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女性长期处于失语困境。女性形象在男性笔下的呈现，单一而扁平，不是美女便是恶女。女性的身体在被描述的过程中，时刻流露着男性的审美趣向，仅作为缺少思想的客体而存在。女性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她的欲望、需求，却没有得到尊重。女性要获得话语权，必先要在性别意识上觉醒，肯定自己作为女性与男性具有同等的权利和诉求。但在寻求话语表达的过程中，女性绕不开的尴尬便是话语资源的缺失，因而，女性要构建自我话语，唯有凭借自我身体的资源，把躯体带入文本，寄予向公共文化空间发出挑战。正如埃莱娜·西苏所说，女作家“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自身躯体中提取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并以此“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以破坏和倾覆父权制话语。在陈染的文本，从个体生命成长中一些极隐秘的经验，开始对女性自我的深层拷问。《与往事干杯》中16岁少女肖蒙正是在与男人的性关系中发现自身与世界存在的秘密，领悟到自我最初的意义，通过认识自己身体开始了女性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并由此生发出自身和世界未知的“不曾命名”的女性语言。
其三，重建象喻系统。传统文学中，关于女性有一整套庞大的象喻系统，如香草之喻、美人之喻。女作家要表达自我，便不得不面临借助男权话语下的象喻系统的尴尬，这一困境也让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面临匮乏。20世纪90年代，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及话语涌入中国，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启迪下，新时期女作家开始艰辛地创建女性象喻体系。在新的象喻体系中，新的色彩意象（黑色、绿色等）和空间意象（镜子、浴缸尼姑庵等）大大丰富了女性的话语宝库，构成了女性文学别具一格的言说景观。
色彩是许多作家表达情绪的有效手段。陈染善于用诗意化的语言来衬托各种色彩，在文本中呈现出陌生化的新奇效果。在众多颜色中，陈染对黑色情有独钟，她多愁善感，除了黑色，她几乎拒绝了一切鲜艳的色彩，有的只是黑的头发，黑的眼，黑的光，黑的夜，黑的月。在《无处告别》里，黑色风衣象征了黛二小姐无法逃离男权文化藩篱的绝望和无奈。例如，“初夏的洒满雨泪的街上只剩下黛二小姐像一条瘦棱棱的鱼儿踌躇而行，她的头发淋湿了，忧郁的黑色风衣裹在她的身上。”黑色的风衣渲染出阴沉、冷寂的气氛，让景象更加荒凉、沉寂。又如，“未来所有的观众都将是独唱演员，用同一张嘴担任伴唱、合唱、奏乐，没有听众，每人举一把忧伤的黑伞，舞台变成了一个巨型陵墓，哀乐之声如绵绵细雨浙浙而下。”在陈染勾勒的画面中，忧伤的黑伞将作家的哀伤传递弥漫到整个文本之中。
陈染还喜欢采用具体的空间物象来表达女性对于生活、情感、人生境遇和独特心理情绪的体验。在意象的营造上，尼姑庵、浴缸、境子、屏风、窗帘、阁楼是她最喜欢叙述的场景之一。“尼姑庵”是陈染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代表主人翁阴蔽、封闭和荒寂的生存境遇，让小说文本充满了荒凉、孤寂的悲剧宿命感。“镜子”也是陈染钟爱的场景。在镜子中，小说人物通过镜子寻找自己、发现自己、认同自己。通过镜子女主人公完成自身的身份认同，镜子中的身体，不再具有从属地位，而是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主体。以传统男性的审美，瘦骨伶仃的黛二无美可言，然而，当黛二站在镜子面前，她找到了自己身体上的美。在《私人生活》中镜子对于禾寡妇来说，是自己的另一半，正是镜子让寡妇自己独立成为一个既封闭又安全的世界。
其四，重新命名。新时期女性书写为砸碎男性命名的锁链，勇敢地拿起了重新命名的武器。首先是反传统审美经验的命名。陈染笔下主人公的名字总在突破着读者传统的审美经验，如巫女、秃头女、麦穗女、守寡人等，这些名字醒目而略显怪异，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美女花草的男性欲望对象化的命名。除此之外，作品的书名也同样打破着传统的审美习惯，如：《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私人生活》《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等，它们都对传统审美经验进行了彻底颠覆，以离奇、分裂的句式，传递女性独特的经验，以建构有别于传统的审美表达。在文本的叙述中，陈染同样采用了反传统叙述的方式。在小说《无处告别》中，小说的章节以写作论文的分类法进行划分，如“黛二小姐与朋友”、“黛二小姐与现代文明”、“黛二小姐与母亲”，这些表述刻意摒弃了诗意、生动的叙述笔调，选择用刻板的论文式表述，将女作家对男权文化下的叙事表露出重重焦虑。
注：本文系2012年广东省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女性专项课题“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程文超：《新时期文学的叙事转型与文学思潮》，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戴锦华：《陈染：个人和女性的书写》，《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3期。
[4] 王小波：《〈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王小波文集》（第四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5]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6] 陈染：《唇里的阳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吴春，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