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Assault on Paradise）是康拉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写给人类学研究生的一本深入浅出的读物，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人类学介绍性著作，它给我们揭示了有关人类学考察的方方面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研究者本人贯穿其中的文化情怀。本书是针对巴西一个小渔村的历时调查，历经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三年、一九八0年和二00四年，每次时间长度不等，但是透过这些调查，作者的收获是全面而有侧重的，既包括阿伦贝皮这个村庄的结构性变迁，又包括个人性的历史变迁，借此作者可谓获得了一生的人类学研究任务，从中发扬了人类学的根本意指—通过认识他者的文化，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作者选择这个遥远的海边小村庄颇出于意外。本来他打算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在西太平洋一个小岛上一待就是一辈子，然后将他所观察的有关当地原始部落的社会文化全面地介绍出来，使得外人能够透过这一文化反观自身文化，从而加强对本地文化的理解，他却意外地降临到一个巴西村庄，阿伦贝皮。这一突然的降临开启了影响作者一生的人类学调查。这一生的坚持不止是因为这一村庄展现出的人类学研究所关心的急剧社会变迁，“尤其是看到从一九七三年起，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阿伦贝皮显著表现出，比其他地方一个世纪还要巨大的发展变化”，还因为阿伦贝皮村民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态度，以及作者长期客居当地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阿伦贝皮虽然相对来说比较贫困，却拥有一种平等精神和友好态度，这与作者蹲点调查的另一营地—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贝其寮人形成显著对比。
　　对比作者对两地不同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对阿伦贝皮的偏爱。这种偏爱给了作者相当大的精神动力，催促他在此地进行了长达一生的人类学纵向调查。事实上，虽然作者为此寻找的理由颇具说服力，即通过短期可以掌握一个社会在个人身上看到的显著变迁，但作者自己也说，其实这种变迁在作者前两次考察对比当中已经有了全部的显现。一九七三年以后，发生在阿伦贝皮的结构性变迁已经没了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程度上的变化。但是他在那里建立的友谊却依旧长存，比如他与当地人阿尔贝托的友谊。这不仅仅因为阿尔贝托是作者心目当中理想的报道人，为他的人类学事业带来了无数方便，还因为阿尔贝托给作者的人生增添了很多生活与情感上的色彩。阿尔贝托曾教作者和他的儿子尼克打鱼，待尼克如同亲子，尤其让作者感激的是，有一次阿尔贝托还迅猛地将尼克从路边的飞车前救了回来，这种情感色彩也被尼克记录在了自己报考作者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申请书里，又被他的父亲引用在了这本书里。作为人类学的入门著作，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想要保持人类学的客观中立的态度实属困难。这也许就是作者对于远方的天堂抱持一种伤感心理的原因：它正在所谓全球化中丧失自己的独特性，让人不禁想到一种远逝的乡愁—一个原本平等民主的封闭社会里，似乎有老子小国寡民的影子，虽不至于“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一个缺乏同外界沟通的村子内部却也井井有条，不需要警察、监狱、法庭甚至宗教维持秩序。这是一个传统和谐的社会，虽然内部充满贫困，却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正好印证了孔老夫子的话。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维持多久，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对于保留“古风”的传统社区的侵蚀。往后随着“入侵者”的增多，先是早期探访者—嬉皮士们，后是外来观光旅游者，以及创建巴西铝业的德国公司，这些外来因素加速了当地的生活变迁和社会分化，打破了既有的平等结构，原来阿伦贝皮人倾向于从个人能力和偶然因素上寻找命运出口，现在格局变得复杂。他们首先怀揣着对于外来人的恐惧感，将不安和失败归结于外界对于当地生活的扰动，随后社区生活内部又发生了种种分化，包括职业分化以及财产分化。人们可以选择不再打鱼，可以经营自己的酒吧，或到矿上去，同时渔船的船员们内部也开始分化，船主和船长变得越来越有钱，一些人甚至能够走出底层，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另外一些人则继续过着贫困生活，于是贫富分化以及人口流动自然也带来了国家机器对于当地社区的管理。巴西政府在此设置了地标，将其经营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地主和资本家为了方便生意铺设了公路，这些人为增添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在原有和谐的“混沌”里制造了确定性，但也引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也正由于此，这些不确定性让不断向上的人群冒险，赢得财富或者遭遇破产，并为此开始留恋不久之前失去的传统。
　　同样的变化在宗教方面也正在进行。整个巴西地区毫无疑问是天主教的天下，巴西人口中有将近九成都是天主教徒，但是阿伦贝皮的天主教融合了众多在当地流传的信仰因素，这些因素有些来自非洲的黑人们，有些来自葡萄牙殖民者，估计还有些来自印第安人的文化观念。它们松散地寄寓在当地人的生活当中，看不出有什么变化。而随着外界的侵扰，一种整合不安和偏常因素的宗教—坎东布雷教得到更多传播。新近的研究表明，新教在阿伦贝皮的发展值得注意，而这一发展也是整个巴西社会信仰变迁的一个缩影。作者这些年调查期间，巴西天主教人数已从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下，這种变迁似乎暗示着北美以全球化的名义实施的对于南美地区的文化渗透。在这个人类学调查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与传统社会不同的个体化意涵，人们越来越从整体的角度返回到个体身上，并在其中寻找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当然有关这一问题的叙述作者并未展开，他只是为我们呈现了这一现象，具体原因还需要我们前去探索。
　　反观中国，我们有相反相成的例子如在眼前。费孝通早年拜马林诺夫斯基为师，远走英国学习人类学，而其心志不忘远方的故乡，并将他所调查的家乡状况写成博士论文，获得了巨大好评。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随后在一九三六年到二00二年的六十六年中，他对江村进行了多达二十六次的调查访问，这些自然可类比于康拉德·科塔克的历史调查。但是费孝通所关怀的却是如何使自己的家乡变成天堂。人类学者关注他者文化，但其心目中的根本情怀还在于如何扩展和提高自身文化的层次，理解心中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