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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出身的学者型官员金中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执行董事的消息公布那天，2015年1月14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创下自2014年来的新高，之后一路急剧下挫。在那段时间，全球金融市场的视线都集中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进展则波澜不兴。
局外人很难把1月14日的两个不同金融事件联系起来，但也许从金中夏此前一个月在《财经》杂志的文章中能看出端倪，在标题为《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还要本土市场开放》的文章结尾，金中夏呼吁，在开放资本项目和境内金融市场的同时，应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进一步市场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1月份，金中夏很低调地从北京搬到华盛顿，在IMF走马上任，成为代表中国推进人民币加入SDR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他在华盛顿19街700号IMF老楼13层充满中国韵味的办公室，就成了他的主要阵地。12月1日，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第二天，金中夏已用更多理性的思考代替了欢呼和庆祝，在办公室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金中夏甚至有时语气有些沉重。
人民币加入SDR，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只是满足了SDR 货币的最低要求，而不是说中国的开放达到了终点。
让他略感沉重的是前面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他说，人民币加入SDR，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只是满足了SDR货币的最低要求，而不是说中国的开放达到了终点。中国要做的事就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又要开放，否则就回到了非常初级的阶段，那不是中国在现在的高度应该面对的问题。
金中夏非常喜欢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谣团体“四兄弟”（The Brothers Four）的经典歌曲《追忆》（Try to Remember），他说这是因为这首歌的内容非常纯美。他甚至将英文歌词译成了自己的版本，最后一段歌词也许表述了人民币加入SDR后金中夏的心绪：
多么美好，这冬日的遐想
即使风雪将至，我们也毫无感伤
没受过伤害的心，难免浅薄与轻狂
是那九月的热情之火，造就了我们的成长
在这冬日里，无尽的思绪在我的心中奔涌回荡。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后，哪些工作会是中国面对的首要任务？
金中夏：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加入SDR，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只是满足了SDR货币的最低要求，而不是说中国的开放达到了终点，实际上这是一个新起点。
另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在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与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已非常依赖于深入广泛的国际分工，不能继续假定在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还能继续繁荣，这已经不能作为将来进行各种宏观政策决定、或宏观调控的前提来讲了。
将来的前提应该是：中国必须面对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在开放的环境下还必须管理好风险。
《财经》：这会不会让人担心中国央行的政策腾挪空间更小了？
金中夏：其实不一定是更小了，中国要想明白的是，今后的约束条件是：不要想着去管制资本账户，未来的方向只能是越来越开放，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放开以后还会有风险，但同时要做到放开后不能出大的风险。中国将来面对的环境就是这两个要求并存，看起来非常苛刻，但这是作为SDR储备货币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国都要解决的问题。国内部分人认为中国开放得太快，但中国要做的事就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又要开放，否则就回到了非常初级的阶级，那不是中国在现在的高度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财经》：现在来看，货币的国际化怎样才可以通向成功？
金中夏：在宏观上，汇率和利率必须要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后就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有效利用利率工具调节国内需求，然后用汇率去调节国际收支。利率主要是针对国内问题、针对国内宏观调控。当然，将来人民币不仅仅在中国境内流通，还要在境外流通，如果考虑人民币问题仅仅以国界为基础，那就忽视了很大一部分的现实。
就像美联储，它的货币政策仅仅考虑美国经济，但实际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影响了整个美元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美元区、程度很高的或程度很低的美元区，但不管怎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受影响的范围和它能影响的范围都已不能以国界来限定了。由此也要求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工具和分析框架要有国际视野，在一个开放的框架下讨论问题。
《财经》：在明年10月1日SDR生效前，哪些方面的风险会让人担忧？
金中夏：可能的风险是，开放的环境要求人们用开放的思维来管理宏观经济，如果沿袭在封闭的环境下的老做法，虽然意图是要管理风险或实现一种稳定，但实际上，由于未能考虑到开放的新环境，未必能控制住风险，也不一定会实现稳定的结果。比如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有流入就有流出，而且流入不一定也不必要大于等于流出，流入流出的多少就要由汇率来调节。如果汇率灵活度不够，就只能通过资本管制来调节，这对储备货币来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况。
《财经》：如果中国经济突然走弱或全球发生大的危机，对于货币的双向流动，政府干预的平衡点在哪里？
金中夏：这需要研究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它们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财经》：哪个储备货币国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 是日本吗？
金中夏：不一定，各国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要研究美国和欧洲;但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日本正好走在中国前面几十年，积累了一些更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面对大型宏观经济调控问题，实际上是美欧，甚至更贴切的是美国，值得中国好好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中国纯粹的完美典范，只能用综合的、全球性的视野去比较。跟踪任何单一国家的经验作为典范都会出问题。
《财经》：欧元与美元的发展轨迹不同，欧元对人民币的启示表现在哪里？
金中夏：比如欧元的财政税收体制，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另外还有设在巴塞尔的金融稳定论坛，它用于加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在金融监管方面很多新动向，新模式，新理论和新政策，它自身吸收了各国的经验，值得中国研究。
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也值得中国好好研究，比如巴西，印度，甚至俄罗斯这些国家。
《财经》：有人说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破裂”，中国要从这些国家学习反面教训吗？
金中夏：不全是。2013年在美联储暗示要退出量化宽松之际，印度经历了大量资本外流，引发了人们对印度爆发危机的担忧。事后证明，印度政府正确对待了资本外流，采用汇率来调节。在资本外流过程中，印度卢比持续贬值，当时贬值达20%，印度并未将其视作大的危机，而是容忍了卢比的贬值。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印度的资本外流减少了，国际收支改善了。所以汇率灵活的调整机制在于人们如何去看待它，有人把汇率贬值作为国家出问题的信号，但它恰恰可能是经济好转的开始。
《财经》：所以还是要以市场化的眼光去看待。
金中夏：对，要以市场化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市场化意味着对汇率的浮动、升值或贬值不要有过多政治上的解读。认为汇率升值就是经济发展的成绩，汇率贬值就是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都是机械的解读。把作为调节工具的东西看作经济好坏的指标，是不恰当的，就像水库一样，它本身是个调节的变量，它变动的本身是确保经济稳定。通过水库水位高低的调节来保证农田里的水适当而稳定，这是我们的目标。水库水位高低是一定会变动的，相反，如果以水库水量的稳定作为目标，那就相当于不要坝了，不要宏观调控了。
因此要把调控的工具和调控的目标区别开来，调控的目标是GDP、物价水平、就业率。不能把实现目标的工具作为标准，利率、汇率等都是实现目标的工具。人民币真正成为储备货币以后，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若把工具作为稳定的目标，目标就很可能不稳定，因为缺少了工具去真正调节目标。特别是在人民币作为SDR储备货币之后，工具和目标的区分变得更重要。
《财经》：工具和目标的混淆，在人民币成为SDR储备货币后会面临与过去不同的风险吗？
金中夏：风险就是会加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工具本身能够灵活调节的，会减少实体经济的波动。但如果调节工具本身不能吸收一些所谓的冲击，那冲击就会放大，直接波及到实体经济部门。
以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为例，联系汇率制本身是为了汇率稳定。但汇率稳定后，实体经济就必须调节。如果港币因钉住美元而跟着美元升值很多，香港地区的价格——无论是资产价格还是其他价格就要跌下来，它的价格机制一定是下挫的机制，也就是说，要通过通货紧缩来解决实际有效汇率高估的问题。但如果资产价格或工资物价没有下浮机制，那就只能靠失业来解决。总之调节总是要有个出口，如果通货紧缩解决不了就只能靠许多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来解决;要不就是采取灵活的汇率机制，美元升值，通过港币贬值来解决。
总之不要以为把调节变量固定以后，经济就免于调节的负担。
《财经》：人民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中国目前正在向成为净资产流出国的方向转变。
金中夏：对，现在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资本输出”的概念，资本输出不等于资本外逃。不能因为有些资本流出是无法管控的就说它是资本外逃。这个观念要改变。
资本就像水一样，一定是因为地势高低不同形成了流动，随着水位的变化，水流本身也是在动态地变化。关键在于放开资本流动后，要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作用。主要发达国家让汇率灵活调节，从它产生的收益和风险相比，收益还是大于风险。相反，管制汇率，管制资本流动，也是既有收益也有风险，但总的来说风险和代价要比收益大。这是发达国家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做法，而不是说没有风险。
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得出类似的结论。所以人民币加入SDR其实是改革的起点，它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我们加入SDR是审慎的，不是不顾一切地以很大的开放代价换取一个虚名。要认识到我们只是满足了最低的要求;同时要认识到我们进一步开放也不是为了取悦其他国家，而是出于我们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需要。
《财经》：有声音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谨慎，不能推动得太快。
金中夏：其实是滞后了，为什么2009年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试点后发展那么快？实际上是因为以前受到压抑。我们过度歧视自己的货币，在外贸过程中不能用自己的货币，出口换来的美元才被看作收入，换回人民币好像就不是钱。中国进出口总额用美元统计，而不是人民币，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货币带有歧视性。现在这个歧视抛开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就特别快，几年之内就成为储备货币了。
如果不是自身有很深的动能，仅靠官方去推动效果不会好的。计划经济此前几十年也没弄起来，因此本质上不是政府的推动，而是给它松绑以后，它自己蹦出来了。这个因果关系还是应该理解清楚。当然，如果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滞后，人民币国际化单兵突进，也可能真的超前。但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促进了中国债券市场的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就形成了一个很良性的过程。
《财经》：经过SDR的准备工作，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是比较适中还是仍然偏慢？
金中夏：还是适度的，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进一步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不要因为我们加入SDR就觉得已经够了，其实要做的还很多。人民币使用的潜力非常大，在美国人民币的铺开还没有开始。美国要成立人民币交易和清算工作组，在美进行人民币的贸易和清算，这是彭博创始人、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盖特纳等多位美国前政要牵头的工作组，这表明人民币跟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联动刚刚开始。另外，人民币在日本的使用也非常滞后。 《财经》：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还会有很大的加速吗？加速取决于哪些因素？
金中夏：我认为会有加速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现在的形势，从发展规律的角度，弄清楚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确实存在风险，但不是说关起门来就能解决风险，关门后矛盾反而会加剧。如果开放的话，中国资金会在全世界配置，我们的资源会随着资金流动。资金流出以后，我们的设备、劳动力、价值链就会在全球布局。实际上设备、资源、人力都随着资金在流动，这不是虚拟的，虚拟的东西是实体经济的符号，是实体的反映。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后，你更担心此前为此所做的金融改革不能固化，还是改革停滞不前？
金中夏：那要看怎么来解读这个事实，尽管中国GDP总额已超过了美国的一半，但人民币在SDR的份额只有美元的四分之一，这实际上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区别。
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公式最终是把外贸权重降低，金融权重变大，这个改变不是没道理的，它显示出在金融方面，中国采取的开放动作虽然不少，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同中国将来发展的空间和抱负来说也存在距离。我们提“一带一路”，但实际上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范围远远不止于此。美国就处于“一带一路”之外，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更需要以一种开放的、前瞻的视野和眼光推动改革发展，设计对外开放的框架和宏观调控的框架。
《财经》：宏观调控的框架今后在哪方面应该着力更多？
金中夏：财税、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机构治理、准入等等，着力点有很多方面，非常复杂。
《财经》：谈到准入，中国央行过去在资本准入、利率、汇率等方面展开了精准而快速的改革。
金中夏：准入分为对内准入和对外准入，一提到准入，很多人就会想到对外资的准入，外资其实就是私人资本，国内也有私人资本，也存在是否让他们准入的问题。准入应该是个竞争的过程，在公平条件下谁都可以。
准入应该是竞标，任何一个牌照都是有价值的，在发放牌照时没有公平竞争，没有透明的过程那就变成寻租设租了。因此准入的过程应该使获得准入权利的人得不到垄断利润，只能获取平均利润，这样的准入是成功的;如果通过准入获得垄断利润，得到某种特权，这样的准入肯定是不成功的。
《财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透明度也因要加入SDR而大有提高，这一直以来被外界诟病。
金中夏：SDR要求高标准的透明度，因此在宏观经济统计标准方面，中国加入了IMF的SDDS（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同时中国同意为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提供季度数据，使外汇储备的透明度也有所增加。人民币成为SDR储备货币以后，中国积累储备的必要性得以减少，用人民币就可以支付、清算，对于人们希望持有的美元，人民币也可以成为兑换载体，所以在理论上积累外汇储备的需要就减少了。
《财经》：这对整个金融体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金中夏：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以后，我国积累其他外汇储备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金融安全的相关性就可能会缓慢降低。美国和欧元区外汇储备很少，希腊因为有欧央行也不需要太多储备。
人民币比欧元的优势在于，中国不像欧元区是很多国家的联合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存在各省财政完全分割的问题。人民币到了境外，对其他使用人民币的国家，中国没有固定汇率的承诺，这类似于美元。美元在美国境外其他国家的使用，一样是基于市场的选择，没有固定汇率的义务，也没有转移支付的义务。日元、英镑也是如此。
人民币之所以要国际使用，要成为SDR储备货币，是我们经济对外的联系确实到了这一步，不用贬低谁也不想挑战谁，这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想说的，这个过程中有些过分的炒作，例如货币战这类的炒作有些走极端。美国在人民币入篮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如果美国一定要阻挠，人民币的加入也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美国这次比较务实和理性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财经》：这个务实，指的是什么？
金中夏：一是很多美国人认识到人民币地位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二是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并不一定总是竞争的关系，也有可能兼有分担的关系。三是与其看着人民币逐渐做大，不如把它纳入多边框架加以协调。另外美国对美元还是很自信的。
美国有务实的一面。在中美关系中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比如在中美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中，经济承诺比较多，战略对话方面的分歧比较大。两个方面都要客观地看，否则会产生错判。总之通过人民币加入SDR，我们要好好地反思总结，从而更好地向前看。
局外人很难把1月14日的两个不同金融事件联系起来，但也许从金中夏此前一个月在《财经》杂志的文章中能看出端倪，在标题为《人民币国际化最终还要本土市场开放》的文章结尾，金中夏呼吁，在开放资本项目和境内金融市场的同时，应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进一步市场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1月份，金中夏很低调地从北京搬到华盛顿，在IMF走马上任，成为代表中国推进人民币加入SDR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他在华盛顿19街700号IMF老楼13层充满中国韵味的办公室，就成了他的主要阵地。12月1日，IMF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第二天，金中夏已用更多理性的思考代替了欢呼和庆祝，在办公室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金中夏甚至有时语气有些沉重。
让他略感沉重的是前面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他说，人民币加入SDR，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只是满足了SDR货币的最低要求，而不是说中国的开放达到了终点。中国要做的事就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又要开放，否则就回到了非常初级的阶段，那不是中国在现在的高度应该面对的问题。
金中夏非常喜欢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谣团体“四兄弟”（The Brothers Four）的经典歌曲《追忆》（Try to Remember），他说这是因为这首歌的内容非常纯美。他甚至将英文歌词译成了自己的版本，最后一段歌词也许表述了人民币加入SDR后金中夏的心绪：
多么美好，这冬日的遐想
即使风雪将至，我们也毫无感伤
没受过伤害的心，难免浅薄与轻狂
是那九月的热情之火，造就了我们的成长
在这冬日里，无尽的思绪在我的心中奔涌回荡。
在开放中控制风险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后，哪些工作会是中国面对的首要任务？
金中夏：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加入SDR，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只是满足了SDR货币的最低要求，而不是说中国的开放达到了终点，实际上这是一个新起点。
另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在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与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已非常依赖于深入广泛的国际分工，不能继续假定在资本账户管制的情况下，中国还能继续繁荣，这已经不能作为将来进行各种宏观政策决定、或宏观调控的前提来讲了。
将来的前提应该是：中国必须面对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在开放的环境下还必须管理好风险。
《财经》：这会不会让人担心中国央行的政策腾挪空间更小了？
金中夏：其实不一定是更小了，中国要想明白的是，今后的约束条件是：不要想着去管制资本账户，未来的方向只能是越来越开放，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放开以后还会有风险，但同时要做到放开后不能出大的风险。中国将来面对的环境就是这两个要求并存，看起来非常苛刻，但这是作为SDR储备货币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国都要解决的问题。国内部分人认为中国开放得太快，但中国要做的事就是在控制风险的同时又要开放，否则就回到了非常初级的阶级，那不是中国在现在的高度应该面对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财经》：现在来看，货币的国际化怎样才可以通向成功？
金中夏：在宏观上，汇率和利率必须要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后就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有效利用利率工具调节国内需求，然后用汇率去调节国际收支。利率主要是针对国内问题、针对国内宏观调控。当然，将来人民币不仅仅在中国境内流通，还要在境外流通，如果考虑人民币问题仅仅以国界为基础，那就忽视了很大一部分的现实。
就像美联储，它的货币政策仅仅考虑美国经济，但实际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影响了整个美元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美元区、程度很高的或程度很低的美元区，但不管怎样，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受影响的范围和它能影响的范围都已不能以国界来限定了。由此也要求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工具和分析框架要有国际视野，在一个开放的框架下讨论问题。
《财经》：在明年10月1日SDR生效前，哪些方面的风险会让人担忧？
金中夏：可能的风险是，开放的环境要求人们用开放的思维来管理宏观经济，如果沿袭在封闭的环境下的老做法，虽然意图是要管理风险或实现一种稳定，但实际上，由于未能考虑到开放的新环境，未必能控制住风险，也不一定会实现稳定的结果。比如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有流入就有流出，而且流入不一定也不必要大于等于流出，流入流出的多少就要由汇率来调节。如果汇率灵活度不够，就只能通过资本管制来调节，这对储备货币来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状况。
走向市场化调控
《财经》：如果中国经济突然走弱或全球发生大的危机，对于货币的双向流动，政府干预的平衡点在哪里？
金中夏：这需要研究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它们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
《财经》：哪个储备货币国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 是日本吗？
金中夏：不一定，各国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要研究美国和欧洲;但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日本正好走在中国前面几十年，积累了一些更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面对大型宏观经济调控问题，实际上是美欧，甚至更贴切的是美国，值得中国好好研究。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中国纯粹的完美典范，只能用综合的、全球性的视野去比较。跟踪任何单一国家的经验作为典范都会出问题。
《财经》：欧元与美元的发展轨迹不同，欧元对人民币的启示表现在哪里？
金中夏：比如欧元的财政税收体制，货币政策，分析框架，另外还有设在巴塞尔的金融稳定论坛，它用于加强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在金融监管方面很多新动向，新模式，新理论和新政策，它自身吸收了各国的经验，值得中国研究。
中国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也值得中国好好研究，比如巴西，印度，甚至俄罗斯这些国家。
《财经》：有人说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破裂”，中国要从这些国家学习反面教训吗？
金中夏：不全是。2013年在美联储暗示要退出量化宽松之际，印度经历了大量资本外流，引发了人们对印度爆发危机的担忧。事后证明，印度政府正确对待了资本外流，采用汇率来调节。在资本外流过程中，印度卢比持续贬值，当时贬值达20%，印度并未将其视作大的危机，而是容忍了卢比的贬值。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印度的资本外流减少了，国际收支改善了。所以汇率灵活的调整机制在于人们如何去看待它，有人把汇率贬值作为国家出问题的信号，但它恰恰可能是经济好转的开始。
《财经》：所以还是要以市场化的眼光去看待。
金中夏：对，要以市场化为出发点去解决问题。市场化意味着对汇率的浮动、升值或贬值不要有过多政治上的解读。认为汇率升值就是经济发展的成绩，汇率贬值就是经济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都是机械的解读。把作为调节工具的东西看作经济好坏的指标，是不恰当的，就像水库一样，它本身是个调节的变量，它变动的本身是确保经济稳定。通过水库水位高低的调节来保证农田里的水适当而稳定，这是我们的目标。水库水位高低是一定会变动的，相反，如果以水库水量的稳定作为目标，那就相当于不要坝了，不要宏观调控了。
因此要把调控的工具和调控的目标区别开来，调控的目标是GDP、物价水平、就业率。不能把实现目标的工具作为标准，利率、汇率等都是实现目标的工具。人民币真正成为储备货币以后，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若把工具作为稳定的目标，目标就很可能不稳定，因为缺少了工具去真正调节目标。特别是在人民币作为SDR储备货币之后，工具和目标的区分变得更重要。
《财经》：工具和目标的混淆，在人民币成为SDR储备货币后会面临与过去不同的风险吗？
金中夏：风险就是会加大实体经济的波动。工具本身能够灵活调节的，会减少实体经济的波动。但如果调节工具本身不能吸收一些所谓的冲击，那冲击就会放大，直接波及到实体经济部门。
以香港的联系汇率制为例，联系汇率制本身是为了汇率稳定。但汇率稳定后，实体经济就必须调节。如果港币因钉住美元而跟着美元升值很多，香港地区的价格——无论是资产价格还是其他价格就要跌下来，它的价格机制一定是下挫的机制，也就是说，要通过通货紧缩来解决实际有效汇率高估的问题。但如果资产价格或工资物价没有下浮机制，那就只能靠失业来解决。总之调节总是要有个出口，如果通货紧缩解决不了就只能靠许多企业破产、员工失业来解决;要不就是采取灵活的汇率机制，美元升值，通过港币贬值来解决。
总之不要以为把调节变量固定以后，经济就免于调节的负担。
《财经》：人民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中国目前正在向成为净资产流出国的方向转变。
金中夏：对，现在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资本输出”的概念，资本输出不等于资本外逃。不能因为有些资本流出是无法管控的就说它是资本外逃。这个观念要改变。
资本就像水一样，一定是因为地势高低不同形成了流动，随着水位的变化，水流本身也是在动态地变化。关键在于放开资本流动后，要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作用。主要发达国家让汇率灵活调节，从它产生的收益和风险相比，收益还是大于风险。相反，管制汇率，管制资本流动，也是既有收益也有风险，但总的来说风险和代价要比收益大。这是发达国家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成本最低、效益最大的做法，而不是说没有风险。
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得出类似的结论。所以人民币加入SDR其实是改革的起点，它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我们加入SDR是审慎的，不是不顾一切地以很大的开放代价换取一个虚名。要认识到我们只是满足了最低的要求;同时要认识到我们进一步开放也不是为了取悦其他国家，而是出于我们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需要。
人民币国际化加速
《财经》：有声音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谨慎，不能推动得太快。
金中夏：其实是滞后了，为什么2009年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试点后发展那么快？实际上是因为以前受到压抑。我们过度歧视自己的货币，在外贸过程中不能用自己的货币，出口换来的美元才被看作收入，换回人民币好像就不是钱。中国进出口总额用美元统计，而不是人民币，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货币带有歧视性。现在这个歧视抛开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就特别快，几年之内就成为储备货币了。
如果不是自身有很深的动能，仅靠官方去推动效果不会好的。计划经济此前几十年也没弄起来，因此本质上不是政府的推动，而是给它松绑以后，它自己蹦出来了。这个因果关系还是应该理解清楚。当然，如果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滞后，人民币国际化单兵突进，也可能真的超前。但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促进了中国债券市场的有序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就形成了一个很良性的过程。
《财经》：经过SDR的准备工作，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是比较适中还是仍然偏慢？
金中夏：还是适度的，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进一步发展;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不要因为我们加入SDR就觉得已经够了，其实要做的还很多。人民币使用的潜力非常大，在美国人民币的铺开还没有开始。美国要成立人民币交易和清算工作组，在美进行人民币的贸易和清算，这是彭博创始人、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和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盖特纳等多位美国前政要牵头的工作组，这表明人民币跟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联动刚刚开始。另外，人民币在日本的使用也非常滞后。 《财经》：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还会有很大的加速吗？加速取决于哪些因素？
金中夏：我认为会有加速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现在的形势，从发展规律的角度，弄清楚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确实存在风险，但不是说关起门来就能解决风险，关门后矛盾反而会加剧。如果开放的话，中国资金会在全世界配置，我们的资源会随着资金流动。资金流出以后，我们的设备、劳动力、价值链就会在全球布局。实际上设备、资源、人力都随着资金在流动，这不是虚拟的，虚拟的东西是实体经济的符号，是实体的反映。
推动金融改革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后，你更担心此前为此所做的金融改革不能固化，还是改革停滞不前？
金中夏：那要看怎么来解读这个事实，尽管中国GDP总额已超过了美国的一半，但人民币在SDR的份额只有美元的四分之一，这实际上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区别。
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公式最终是把外贸权重降低，金融权重变大，这个改变不是没道理的，它显示出在金融方面，中国采取的开放动作虽然不少，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同中国将来发展的空间和抱负来说也存在距离。我们提“一带一路”，但实际上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范围远远不止于此。美国就处于“一带一路”之外，但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我们更需要以一种开放的、前瞻的视野和眼光推动改革发展，设计对外开放的框架和宏观调控的框架。
《财经》：宏观调控的框架今后在哪方面应该着力更多？
金中夏：财税、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机构治理、准入等等，着力点有很多方面，非常复杂。
《财经》：谈到准入，中国央行过去在资本准入、利率、汇率等方面展开了精准而快速的改革。
金中夏：准入分为对内准入和对外准入，一提到准入，很多人就会想到对外资的准入，外资其实就是私人资本，国内也有私人资本，也存在是否让他们准入的问题。准入应该是个竞争的过程，在公平条件下谁都可以。
准入应该是竞标，任何一个牌照都是有价值的，在发放牌照时没有公平竞争，没有透明的过程那就变成寻租设租了。因此准入的过程应该使获得准入权利的人得不到垄断利润，只能获取平均利润，这样的准入是成功的;如果通过准入获得垄断利润，得到某种特权，这样的准入肯定是不成功的。
《财经》：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数据透明度也因要加入SDR而大有提高，这一直以来被外界诟病。
金中夏：SDR要求高标准的透明度，因此在宏观经济统计标准方面，中国加入了IMF的SDDS（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同时中国同意为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提供季度数据，使外汇储备的透明度也有所增加。人民币成为SDR储备货币以后，中国积累储备的必要性得以减少，用人民币就可以支付、清算，对于人们希望持有的美元，人民币也可以成为兑换载体，所以在理论上积累外汇储备的需要就减少了。
《财经》：这对整个金融体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金中夏：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以后，我国积累其他外汇储备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金融安全的相关性就可能会缓慢降低。美国和欧元区外汇储备很少，希腊因为有欧央行也不需要太多储备。
人民币比欧元的优势在于，中国不像欧元区是很多国家的联合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存在各省财政完全分割的问题。人民币到了境外，对其他使用人民币的国家，中国没有固定汇率的承诺，这类似于美元。美元在美国境外其他国家的使用，一样是基于市场的选择，没有固定汇率的义务，也没有转移支付的义务。日元、英镑也是如此。
人民币之所以要国际使用，要成为SDR储备货币，是我们经济对外的联系确实到了这一步，不用贬低谁也不想挑战谁，这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点是我特别想说的，这个过程中有些过分的炒作，例如货币战这类的炒作有些走极端。美国在人民币入篮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如果美国一定要阻挠，人民币的加入也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的。美国这次比较务实和理性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财经》：这个务实，指的是什么？
金中夏：一是很多美国人认识到人民币地位的上升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二是人民币与美元的关系并不一定总是竞争的关系，也有可能兼有分担的关系。三是与其看着人民币逐渐做大，不如把它纳入多边框架加以协调。另外美国对美元还是很自信的。
美国有务实的一面。在中美关系中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比如在中美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中，经济承诺比较多，战略对话方面的分歧比较大。两个方面都要客观地看，否则会产生错判。总之通过人民币加入SDR，我们要好好地反思总结，从而更好地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