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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早对《山西文学》的“步履”栏目产生兴趣，是在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年度选题大会上。当大家都从应该如何提升图书销量的角度给出版社建言献策的时候，身为《山西文学》主编的鲁顺民老师，却谈起了自家杂志是如何想方设法发现“挖掘”“时代新人（青年作家）”的。他说，“步履”是《山西文学》2018年开设的一个专门发表“90后”作家小说作品的专栏，这一栏目由同为90后作家的顾拜妮主持，每期刊发一篇，一年共刊发了12篇，每篇都是一个新作者。每一期，除了作者本人的作品外，还有主持人顾拜妮的一段“编后记”，和作者的“创作谈”。一家重要的省级刊物，能够为年轻的“90后”作家开设专栏，由此，既可以看出这一家刊物对新一代作家的厚爱与重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山西文学》一种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
在認真读完这些小说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些作家相对都比较年轻，但他们的小说创作，却不仅有对同龄人的青春书写，而且其中的一些作者，也已经明显地超越了自我生存经验的局限，开始关注自我之外的他者世界，开始有了自己对社会人生，对世道人心独特的思考与表现。具体来说，柴柴的《螺旋》、贾若萱的《夜行》、甄明哲的《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三三的《暴雨如注》都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切的青春书写;大头马的《搁浅》、佟琦的《湛蓝无比》是一种“向死而生”的面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颜克军的《荒庙》、韩一嘉的《关于胡呦呦的一切》、徐畅的《平静的生活》、杜梨的《爱人别看星星了，请送别我》就更多是在直击社会人生的前提下，展开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思考;相比较来说，李唐的《世界与管道》个性化特色更为明显，作家所关注思考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城市化问题;而王占黑那篇曾经在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曾经登上若干年度小说排行榜的中篇小说《小花旦的故事》，在关注表现城市变迁的同时，既涉及到了青春与生命的思考，也刻画塑造出了一个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
“90后”作家，无疑是一个年轻的作家群体，正值“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年华，因此，青春、时尚、爱情、甚至一些无着无落的闲愁，都可以说是他们小说文本中的一些标志性因素。但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同样是青春书写，他们的作品已经明显区别于王蒙那充满激昂奋进色彩的《青春万岁》，在他们笔下出现的更多的是“lose（迷失）”、“grief（痛）”，是一种青春的困惑与迷茫，是价值的空洞与虚无。从根本上说，以上变化的形成，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或许与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影响有关，我们发现，在年轻人那里，迷茫、孤独、痛苦、虚无，几乎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他们渴望交流却又拒绝交流，就像一个个封闭的小盒子，既希望被人打开，又拒绝与别人碰触。正如有论者所言：“他们在自我精神与外部物质的两个世界之间游离，即使在某一时刻找到了暂时能够栖居的地方，还须忍受游离所带来的孤独，以及孤独造成的痛苦。个人在与世界的对话、思索和抗争中显得愈发混乱、弱小、无助。就这样，更多的人逐渐迷失在喧嚣的新型社会之中，他们无法忍受独自身于城市的孤独，开始寻找灵魂可以安居的‘桃花源’。”[1]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柴柴的《螺旋》。《螺旋》具体讲述的，是一段有关螺旋城的不痛不痒的青春记忆。正如主持人顾拜妮所说，作家柴柴以一种奇诡的叙事手段，干脆的语言风格，隐晦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了自己独特的青春思考：“ 《螺旋》像个迷宫，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也让我再次想到‘矛盾’——有一只长着两个脑袋的小老虎，两个脑袋分别是两种性格，斯芬克喵总是一副谄媚的笑脸，而斯芬克咪却总是苦着脸，很痛苦的样子。你可以认为这是两类人，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人的两面，就像柴柴小说的多面性。”[2]具体来说，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主要讲述了叙述者“我”与折纸男孩、玉濖小姐以及金咤先生之间带有几分诡秘色彩的复杂关系。作者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想象力，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时而客观真实，时而梦幻迷离的景象。故事以两条线索同时推进，一条是客观的实景，一条是“我”想象的幻影，一实一虚，相互照应，互不干扰。我们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渗透着忧郁的讥讽，一种对人与人之间正常情感关系的真切呼唤。在叙述者“我”看来，螺旋城所展现的，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令人难以揣度的异化世界。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我”走向屋顶的另一端，“当我走过去时，看见金吒先生把头埋在玉濖的乳沟里”。如此一种场景的突然出现，就使得叙述者感觉到似乎有一堵闷墙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脆弱关系中。在这堵闷墙后面所隐藏着的，其实是一种青春的迷茫与痛苦。
贾若萱的《夜行》描写的，是一段有关青春、爱与背叛的故事。爱与背叛，无疑是青春岁月里最活跃的一对矛盾，二者既形影不离，又似乎若即若离。整篇小说以“现实——回忆——现实——回忆”这样的一种方式交替展开，不断地从眼前写到过去，再回到眼前，就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故事的女主人公万红，在发现男友方世城出轨之后，“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她想到钟立远，方世城的好兄弟，若无其事不是最狠的报复，和他的兄弟上床才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万红约出钟立远是为了报复方世城，但是只要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他们的暧昧情感，其实早在“夜行”之前就开始了。比如，第一次见面时，“钟立远坐在她的对面，眼光总不经意跌到她的身上”。还有，第二次见面时，当万红和钟立远都表现出对一些年代久远的二手物品的兴趣时，“方世城惊讶地说他可不喜欢二手的东西，好运气全被人用光了，只剩下厄运，不吉利。”如果说第一次见面的暧昧只是钟立远的一厢情愿的话，那么第二次见面时对“二手东西”的一致认同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而这，也就为后面的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多少令人有点不解的是，当她真正发现方世城的背叛，完全有理由和钟立远在一起时，她却又犹豫了。她既希望钟立远爱自己，又希望钟立远和自己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关系，一种不被爱或者喜欢打破的关系。就这样，贾若萱所书写的，表面上是爱情、背叛与报复的故事，实际上却揭示出了当下时代的年轻人在变幻莫测的爱情面前的迷茫与纠结。正因为如此，钟立远在给万红解释什么是虚数空间时才会特别强调：“就是虚无。我的生活很空虚，你想象不到。”而万红，也才会这样来回忆那位自杀在浴缸里的男友：“他说他的焦虑来自对众生的怜悯，明知道他们做的是错事，却无法制止，只能看着人们不停地坠入深渊，这让他无法直视自己。”还有，当万红追问方世城是不是喜欢沙子时，方世城给出的回答是：“不是，我喜欢一眼望不到头的生活。”所有这些貌似闲聊的对话，所表现出的，其实都是他们对当下生活的一种无所适从与无法把握。他们渴望被这个世界热情的拥抱，却又常常会受到无情的伤害。可喜之处在于，痛定思痛之后，万红在处理与方世城和钟立远他们两位之间的关系时，依然保持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人格。 西藏，一直以来都是令人神往的地方，人们既渴望在那儿获得精神的解脱，也渴望在那片神圣的土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甄明哲的《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发生在圣城拉萨的故事。但是，这里既没有神秘，也没有浪漫，一切都像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一般柳树都是右旋，布达拉宫下的柳树却是左旋）一样不合常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是“一个有关痛苦的故事”。具体来说，小说所讲述的，是“我”、何彼鸥、杜夕和大云四個年轻人在合租屋里相识、相知、相离的一段生活故事。一开始，大家都彼此相连又彼此分离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租者，一切都风平浪静。但是，某个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小酒，并分享完各自经历过的一件离奇故事后，一切就不再平静了。通过那个夜晚，我们方才了解到，原来，大云是一个被爸爸的两个同学轮奸后身患严重心理疾病的不幸女孩;而杜夕，也曾经有过一段奇葩的恋爱经历;至于何彼鸥，虽然没有讲述自己的离奇经历，但是在杜夕后来的逼问中，他曾这样说过：
“你们知道日本有很多宅男吗？”
“就是搜集了成千上万册小说和动画DVD的那种人，他们整天足不出户，就待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打发时间。我来到拉萨，就是想过这样的生活。这段时间，因为你们，我和社会还算有点联系，但恐怕将来的某一天，我会从世界彻底消失。”
“虽然我们现在面对面，在一个房间，但我的思维不在这里。我有点像一个旁观者，介入只会让我痛苦。”
虽然没有具体的故事，但是透过这些对生活的绝望描述，我们对他的生活经历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到后来，随着生活的继续，叙述者“我”和杜夕恋爱了，大云和杜夕闹掰后搬出了合租屋，但终究还是自杀了。而“我”，在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惨痛之后，也开始从迷茫中清醒，于是在与杜夕分手后离开西藏，回到了自己的城市。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精神的层面上来说，在这篇每个人都难免悲剧结局的小说中，出场的每一个人物到最后似乎都被活埋了。
三三的《暴雨如注》，讲述了在飞机上结识的两对夫妇之间的故事。张倩倩和周城，尽管样貌登对，但却性格不合;李黛和叶老师，虽然年龄悬殊，却又互不理解。但在他们的相处过程中，李黛与周城之间的关系，却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三三在“后记”中曾经强调：“我想构建人与人之间短暂而无望的关系”[3]，李黛和周城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正是如此。小说中，暴雨就像曹禺笔下的“雷雨”一样，一次次地把故事推向高潮。在遭到周城莫名的批判与嘲讽后，“她（李黛）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哭泣的冲动，既然此刻全世界都在落泪。她逐渐回想起童年时的阁楼，想起成长过程中琐碎而委屈的种种时刻，想起她永远不为叶老师所理解的处境。过去的一些暴雨像人生的剪辑师，把她的时间分割成细小的片段，又在某一场暴雨的诱导下，所有时刻都衔接在一起，过去隐忍下的情绪也堆积到了高潮。她想拥抱他，不跨越任何界限，只作为一个一厢情愿的人间战友。”李黛，这个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爱情里都无法得到温暖的女孩，在人生的暴风骤雨面前，孤独迷茫，面对周城，也许她想寻求一种被理解的渠道，建立一种未知的可能性，但她又深知这一切其实都短暂与无望。
日本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岛崎藤村，曾经有过这样的自评：“诗歌，在沉寂中颤动，让思绪波涛汹涌;我的歌，诉说着斗争的苦痛;我的歌，回荡着灵的不安与呻吟。我的诗歌，是诉说，也是自我折磨。”[4]我想，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当柴柴、贾若萱、三三他们这几位作家，再次回望这段有关青春的“诉说”、自我的“折磨”的时候，或许会“红着脸”，或许会“红着眼”。[5]青春，就这样在他们的指尖滑动着，似乎大家都有一种阿多尼斯“干渴，但只有我得不到的水，让我止渴”[6]式的忧郁。
与自我生存经验紧密相关的青春书写之外，多少让我们感到有所惊讶的是，这些年轻作家竟然也会有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死亡这个文学主题时，他们竟然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平静与淡然，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感觉。从根本上说，死亡意识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能，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主要母题之一。不管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哀叹，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留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洒脱，都是作家以文学方式对死亡做出的思考与表现。
大头马的《搁浅》讲述的，就是若干以自杀为中心的人生故事。小说以一个虚拟的“自杀干预中心”每天的日常工作为主要内容，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个可怜的生命体如何“向死而生”的。小说的中心人物高老师，是一名“自杀干预中心”的普通员工，每天承担着“干预自杀”的使命。尽管“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救活过哪个人，他只是确保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没有死”，但实际上，对于每一个想要自杀的生命来说，这种及时的干预已经足够了。这个干预中心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把自杀来电者分为有自杀想法、有自杀计划和已有自杀做法这样不同的三个等级，然后针对不同的等级采取不同的施救措施。但是我们根本想不到，这位每天把自杀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高老师自己，却也是一位深受自杀念头苦苦折磨的可怜鬼。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这个“自杀干预中心”本身，就是同事们为拯救高老师专门设计的一个“骗局”。大头马之所以把这篇小说命名为“搁浅”，其实是把那些产生了自杀念头的人比作了搁浅的鱼类。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能够以如此一种虚拟的方式关注表现死亡与生命救赎的命题，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佟琦的《湛蓝无比》写的是从主人公的“姨”生病到死亡期间这个家庭内发生的一些琐碎事情。故事中“姨”的原型，是作者一个刚刚去世的亲人。虽然占据了小说主要篇幅的都是“姨”罹患癌症后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但另外一条隐约存在的线索，却是“姨”的女儿怀孕的过程：“表妹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我姨还有一个月就要死了。”在这个过程中，“姨”与女婿何奎之间发生了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细细体会这篇小说，作家所要表达的或许正是陶渊明“人生何难，死如之何”的这样一种意思。 “虽然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幼稚可笑的排斥人性、拒绝人道主义的阶段，但到了现在，文学应该表现人性，优秀的小说作品应该很好的挖掘勘探复杂的人性世界，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文学的常识。”[7]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这些“90后”作家不仅已经意识到了人性挖掘的重要性，而且也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对人性这一文学的永恒主题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思考。
颜克军的《荒庙》所讲述的，是与人性贪婪有关的欲望故事。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到最后都因为贪婪而招致了不应有的灾难。首先是盗贼陈氏兄弟中大哥陈无之的贪婪，不仅偷了安府的银子，还谋害了人家性命，奸了人家小姐，最后遭致杀身之祸;其次是张守一的贪婪，他在荒庙捡到陈氏兄弟首级，去县衙领了300两赏银后仍不知足，竟然贪得无厌地又当上了县衙的捕快，成为安府的女婿，殊不知，他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杀死陈氏兄弟”的凶手。到最后，一切正如张守一所感叹的那样：“这荣华富贵真是如流水一样，来得快，去得也这么快，还要搭进自己的命。”如果小说只是表达贪婪的欲望所带来的报应，那也就显得有点平常了，难能可贵的一点是，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作家竟然进一步写出了贪婪欲望背后的复杂人性。柳志中，这个无意识中有着强烈恋姐情结的孤独少年，原以为杀了二师兄就替师姐报了仇，没想到，到头来，却因此而引发了他与师姐之间的一场残杀。最终，技不如人的师姐，竟然惨死在柳志中的刀下。师姐人性的复杂与难以捉摸，就这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一种艺术表现。
杜梨《爱人别看星星了，请送别我》在题材和表达上均比较有新意。一个是把地球和火星设定为故事的发生地，带有一定的科幻色彩;再一个就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适时地加入了日记独白，丰富了小说的文体表达。雖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杜梨真正意欲思考表现的，却是脆弱易变的人性。原本生活在火星的叶小碗，十三岁时因为遭遇家庭的变故，随着父亲来到地球生活，不料长大后在与地球人卫锦城准备结婚时，却意外地遭到了卫锦城的冷暴力，于是开始怀念火星上曾经青梅竹马的唐星灰。然而，她根本没有料想到，再一次出现在她生活中的唐星灰，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位唐星灰了：“唐星灰从一个果敢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由于家庭贫困，回到地球，怀着仇恨和妒忌来拐骗小碗的底层火星人。”[8]当她跟着唐星灰回到火星时，却发现“地球不是地球，火星不是火星。我活在一场又一场的骗局里。”就这样，小说通过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冲突，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有力揭示。
徐畅《平静的生活》所聚焦的那位老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历经了苦难坎坷的波澜起伏。本来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战斗英雄，长期以来却一直遭受不公正的历史待遇，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洗礼。顾拜妮所谓“人性中那种无缘无故的恶”，其实是老人的性格被不公正的历史所扭曲的直接结果。徐畅的书写，总是可以让读者在温和中嗅到凌厉，在看到希望时失望会不期而至。当那个男孩偶然间走进老人的生活，当我们以为他们将会和谐相处的时候，没想到，最后浮现在老人脑海中的念头却是：“他望着男孩，突然想用皮带勒死他。”一个人的正常人性，竟然会被扭曲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所说明的正是历史的残酷无情。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90后”作家，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把关注的视野投射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对当下时代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这些作家也有所关注与思考。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就是李唐的《世界与管道》。关于城市化进程，李唐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紧紧地抓住了“拆迁”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展开了自己的艺术构想。具体来说，《世界与管道》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迷失的故事，“在二十世纪的一个早晨，一个老人丢失了他的狗。他不知道怎么办。”没想到，在找狗的过程中，他却偶遇了一个迷路的小男孩。在帮助小男孩寻觅归途的过程中，这位老人几经周折。当他们终于找到小男孩家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家已经是一个几乎被搬空的准拆迁房。通过这样的一种情节设定，作家试图传达给读者的，是被普遍“拆迁”后的城市，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孤独与迷失。“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是孤身一人了。”“老人牵着他的狗，慢腾腾地走着，他想自己真的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了。”“他并没有停留，只是一直走，因为除了走，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方面，以“拆迁”为突出标志的城市化进程，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在另一方面，“城市化”这头猛兽却从根本上打破了生活的风平浪静，给当事者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困扰。城市化之前，我们每一个地区的人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那个“旧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但到了这个“拆迁”后的“新的空间”，却已经是一个大家都不再熟悉的陌生化社会。在这个陌生化社会，大家一种共同的感觉，恐怕就是孤独与不知所措。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这种感受，正如同“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感受一样：“一方面，他们对效果、华丽、恢弘感兴趣，另一方面，对热衷于详尽表现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细节及人的内部世界的心理细节感兴趣;一方面是精密科学前所未有的发展表现出来的理性把握世界的热情，另一方面是迷信、占术和神秘主义的东方宗教;一方面是享乐主义式地享用现代财富，另一方面是伤感地怀念逝去的时光，虽然以前的日子较为贫穷和单调，但是比较明白、感觉得到，而且似乎更道德。”[9]“世界与管道”，通过对“管道”这一语词的精妙提炼，作家李唐表达出的是自己对城市化进程的一种独特思考：在城市因管道而相通的同时，生活在城市里边的人们，却因为管道而越来越疏远了。作家的奇思妙想，正突出地体现在“管道”的一语双关上。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王占黑那篇关注度极高的中篇小说《小花旦的故事》。正如许子东老师在为其短篇小说集《双响炮》撰写的颁奖词中所说的那样：“90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小花旦的故事》所自觉延续的，还是这种写实主义、方言叙事以及不哀不怒的创作风格。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也即女主人公细姑娘的口吻展开叙述，两条叙事线索平行交汇。一条线索是“我”和小花旦的友谊以及“我”个人的心路历程，另一条线索，则是与城市发展紧密相关的小花旦的命运变迁与人性裂变。尽管说故事的整体节奏是欢愉轻快的，但在读完之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却是一种淡淡的忧伤。一方面，作者固然饱含着满腔的深情，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却又在拼命地压抑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的压抑，却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作者在把个人命运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后的一种理解与释然。主人公小花旦，本来可以凭借“巧星美发屋”维持生计，没想到阿婆去世后，却被那另外的六颗星，被他的兄弟姐妹们无情地“踢出轨道了”。面对这种无情的现实，本该满腹怨气、义愤填膺的小花旦，实际的表现却是淡然处之，什么也没有带就一个人外出闯世界了。此后，他的命运尽管几经跌宕起伏、颠沛流离，但却依然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一颗平常心。“每次说完一堆话，末了他总会补一句，细姑娘，有空过来白相。阿叔带侬白相。”无论自身落魄到什么程度，能够自始至终地保持一种“阿叔带侬白相”的心态，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小花旦通达世道人心之后那种宠辱不惊的超然心态。当然，与小花旦那种超然心态同样可贵的，是细姑娘和小花旦之间永恒的友谊，是他们在这个万分陌生的城市中努力搜索那个熟悉身影的热忱与执着。 但在我们充分肯定《山西文学》“步履”专栏这批“90后”作家小说创作成绩的同时，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却是，我们这样一种密切关注“90后”一代作家的所谓“代际”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学理性价值。尤其是在“代际”称谓已经成为当下文坛普遍现实的情况下，这种思考的价值更是不容否定。在我看来，一方面，由于成长所依托的时代背景相同，一代人固然有一代人相对趋同的文学观念与审美取向。就此而言，我们当然应该承认“代际”研究这种观察视角的有效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更应该认识到，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要有原创性，就是思想艺术风格的高度个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多地强调并看重共性特点的“代际”研究的局限性，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觉得，当我们以“代际”为文学研究视角时，还是要时时记取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的珍贵建言：“文学贵在个性和超越性，它允许也鼓励作家摆脱时空局限，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文化的人达成精神交流。年龄接近，所见所闻所思所写更能相通，这好理解。但恰恰因为‘年相若’，彼此知根知底，分化也愈激烈，文学史上这同样司空见惯。如果仅仅因为年龄靠近，作家之间，作家批评家之间，或作家、批评家、读者和文学赞助者之间，就‘抱团取暖’，恐怕不正常，也不会长久——除非大家都一成不变，毫不发展。”[10]我们寄希望于这批“90后”作家的，也正是如何才能够更扎实地建立自己写作地“个性与超越性”。
注释：
[1]仇子兴《城市中的孤独灵魂》，载《当代小说》2019年第1期。
[2]顾拜妮《
在認真读完这些小说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虽然这些作家相对都比较年轻，但他们的小说创作，却不仅有对同龄人的青春书写，而且其中的一些作者，也已经明显地超越了自我生存经验的局限，开始关注自我之外的他者世界，开始有了自己对社会人生，对世道人心独特的思考与表现。具体来说，柴柴的《螺旋》、贾若萱的《夜行》、甄明哲的《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三三的《暴雨如注》都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切的青春书写;大头马的《搁浅》、佟琦的《湛蓝无比》是一种“向死而生”的面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颜克军的《荒庙》、韩一嘉的《关于胡呦呦的一切》、徐畅的《平静的生活》、杜梨的《爱人别看星星了，请送别我》就更多是在直击社会人生的前提下，展开对复杂人性的深度思考;相比较来说，李唐的《世界与管道》个性化特色更为明显，作家所关注思考的，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城市化问题;而王占黑那篇曾经在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曾经登上若干年度小说排行榜的中篇小说《小花旦的故事》，在关注表现城市变迁的同时，既涉及到了青春与生命的思考，也刻画塑造出了一个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
“90后”作家，无疑是一个年轻的作家群体，正值“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年华，因此，青春、时尚、爱情、甚至一些无着无落的闲愁，都可以说是他们小说文本中的一些标志性因素。但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同样是青春书写，他们的作品已经明显区别于王蒙那充满激昂奋进色彩的《青春万岁》，在他们笔下出现的更多的是“lose（迷失）”、“grief（痛）”，是一种青春的困惑与迷茫，是价值的空洞与虚无。从根本上说，以上变化的形成，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或许与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影响有关，我们发现，在年轻人那里，迷茫、孤独、痛苦、虚无，几乎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他们渴望交流却又拒绝交流，就像一个个封闭的小盒子，既希望被人打开，又拒绝与别人碰触。正如有论者所言：“他们在自我精神与外部物质的两个世界之间游离，即使在某一时刻找到了暂时能够栖居的地方，还须忍受游离所带来的孤独，以及孤独造成的痛苦。个人在与世界的对话、思索和抗争中显得愈发混乱、弱小、无助。就这样，更多的人逐渐迷失在喧嚣的新型社会之中，他们无法忍受独自身于城市的孤独，开始寻找灵魂可以安居的‘桃花源’。”[1]
首先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是柴柴的《螺旋》。《螺旋》具体讲述的，是一段有关螺旋城的不痛不痒的青春记忆。正如主持人顾拜妮所说，作家柴柴以一种奇诡的叙事手段，干脆的语言风格，隐晦的表达方式传达出了自己独特的青春思考：“ 《螺旋》像个迷宫，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也让我再次想到‘矛盾’——有一只长着两个脑袋的小老虎，两个脑袋分别是两种性格，斯芬克喵总是一副谄媚的笑脸，而斯芬克咪却总是苦着脸，很痛苦的样子。你可以认为这是两类人，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人的两面，就像柴柴小说的多面性。”[2]具体来说，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主要讲述了叙述者“我”与折纸男孩、玉濖小姐以及金咤先生之间带有几分诡秘色彩的复杂关系。作者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想象力，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时而客观真实，时而梦幻迷离的景象。故事以两条线索同时推进，一条是客观的实景，一条是“我”想象的幻影，一实一虚，相互照应，互不干扰。我们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渗透着忧郁的讥讽，一种对人与人之间正常情感关系的真切呼唤。在叙述者“我”看来，螺旋城所展现的，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令人难以揣度的异化世界。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我”走向屋顶的另一端，“当我走过去时，看见金吒先生把头埋在玉濖的乳沟里”。如此一种场景的突然出现，就使得叙述者感觉到似乎有一堵闷墙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脆弱关系中。在这堵闷墙后面所隐藏着的，其实是一种青春的迷茫与痛苦。
贾若萱的《夜行》描写的，是一段有关青春、爱与背叛的故事。爱与背叛，无疑是青春岁月里最活跃的一对矛盾，二者既形影不离，又似乎若即若离。整篇小说以“现实——回忆——现实——回忆”这样的一种方式交替展开，不断地从眼前写到过去，再回到眼前，就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离。故事的女主人公万红，在发现男友方世城出轨之后，“心里的怒火越烧越旺，她想到钟立远，方世城的好兄弟，若无其事不是最狠的报复，和他的兄弟上床才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万红约出钟立远是为了报复方世城，但是只要细读文本就会发现，他们的暧昧情感，其实早在“夜行”之前就开始了。比如，第一次见面时，“钟立远坐在她的对面，眼光总不经意跌到她的身上”。还有，第二次见面时，当万红和钟立远都表现出对一些年代久远的二手物品的兴趣时，“方世城惊讶地说他可不喜欢二手的东西，好运气全被人用光了，只剩下厄运，不吉利。”如果说第一次见面的暧昧只是钟立远的一厢情愿的话，那么第二次见面时对“二手东西”的一致认同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而这，也就为后面的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多少令人有点不解的是，当她真正发现方世城的背叛，完全有理由和钟立远在一起时，她却又犹豫了。她既希望钟立远爱自己，又希望钟立远和自己之间是一种纯粹的关系，一种不被爱或者喜欢打破的关系。就这样，贾若萱所书写的，表面上是爱情、背叛与报复的故事，实际上却揭示出了当下时代的年轻人在变幻莫测的爱情面前的迷茫与纠结。正因为如此，钟立远在给万红解释什么是虚数空间时才会特别强调：“就是虚无。我的生活很空虚，你想象不到。”而万红，也才会这样来回忆那位自杀在浴缸里的男友：“他说他的焦虑来自对众生的怜悯，明知道他们做的是错事，却无法制止，只能看着人们不停地坠入深渊，这让他无法直视自己。”还有，当万红追问方世城是不是喜欢沙子时，方世城给出的回答是：“不是，我喜欢一眼望不到头的生活。”所有这些貌似闲聊的对话，所表现出的，其实都是他们对当下生活的一种无所适从与无法把握。他们渴望被这个世界热情的拥抱，却又常常会受到无情的伤害。可喜之处在于，痛定思痛之后，万红在处理与方世城和钟立远他们两位之间的关系时，依然保持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人格。 西藏，一直以来都是令人神往的地方，人们既渴望在那儿获得精神的解脱，也渴望在那片神圣的土地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甄明哲的《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发生在圣城拉萨的故事。但是，这里既没有神秘，也没有浪漫，一切都像布达拉宫下的左旋柳（一般柳树都是右旋，布达拉宫下的柳树却是左旋）一样不合常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是“一个有关痛苦的故事”。具体来说，小说所讲述的，是“我”、何彼鸥、杜夕和大云四個年轻人在合租屋里相识、相知、相离的一段生活故事。一开始，大家都彼此相连又彼此分离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租者，一切都风平浪静。但是，某个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小酒，并分享完各自经历过的一件离奇故事后，一切就不再平静了。通过那个夜晚，我们方才了解到，原来，大云是一个被爸爸的两个同学轮奸后身患严重心理疾病的不幸女孩;而杜夕，也曾经有过一段奇葩的恋爱经历;至于何彼鸥，虽然没有讲述自己的离奇经历，但是在杜夕后来的逼问中，他曾这样说过：
“你们知道日本有很多宅男吗？”
“就是搜集了成千上万册小说和动画DVD的那种人，他们整天足不出户，就待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打发时间。我来到拉萨，就是想过这样的生活。这段时间，因为你们，我和社会还算有点联系，但恐怕将来的某一天，我会从世界彻底消失。”
“虽然我们现在面对面，在一个房间，但我的思维不在这里。我有点像一个旁观者，介入只会让我痛苦。”
虽然没有具体的故事，但是透过这些对生活的绝望描述，我们对他的生活经历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到后来，随着生活的继续，叙述者“我”和杜夕恋爱了，大云和杜夕闹掰后搬出了合租屋，但终究还是自杀了。而“我”，在经历了这么多人生的惨痛之后，也开始从迷茫中清醒，于是在与杜夕分手后离开西藏，回到了自己的城市。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精神的层面上来说，在这篇每个人都难免悲剧结局的小说中，出场的每一个人物到最后似乎都被活埋了。
三三的《暴雨如注》，讲述了在飞机上结识的两对夫妇之间的故事。张倩倩和周城，尽管样貌登对，但却性格不合;李黛和叶老师，虽然年龄悬殊，却又互不理解。但在他们的相处过程中，李黛与周城之间的关系，却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三三在“后记”中曾经强调：“我想构建人与人之间短暂而无望的关系”[3]，李黛和周城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正是如此。小说中，暴雨就像曹禺笔下的“雷雨”一样，一次次地把故事推向高潮。在遭到周城莫名的批判与嘲讽后，“她（李黛）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哭泣的冲动，既然此刻全世界都在落泪。她逐渐回想起童年时的阁楼，想起成长过程中琐碎而委屈的种种时刻，想起她永远不为叶老师所理解的处境。过去的一些暴雨像人生的剪辑师，把她的时间分割成细小的片段，又在某一场暴雨的诱导下，所有时刻都衔接在一起，过去隐忍下的情绪也堆积到了高潮。她想拥抱他，不跨越任何界限，只作为一个一厢情愿的人间战友。”李黛，这个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爱情里都无法得到温暖的女孩，在人生的暴风骤雨面前，孤独迷茫，面对周城，也许她想寻求一种被理解的渠道，建立一种未知的可能性，但她又深知这一切其实都短暂与无望。
日本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岛崎藤村，曾经有过这样的自评：“诗歌，在沉寂中颤动，让思绪波涛汹涌;我的歌，诉说着斗争的苦痛;我的歌，回荡着灵的不安与呻吟。我的诗歌，是诉说，也是自我折磨。”[4]我想，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当柴柴、贾若萱、三三他们这几位作家，再次回望这段有关青春的“诉说”、自我的“折磨”的时候，或许会“红着脸”，或许会“红着眼”。[5]青春，就这样在他们的指尖滑动着，似乎大家都有一种阿多尼斯“干渴，但只有我得不到的水，让我止渴”[6]式的忧郁。
与自我生存经验紧密相关的青春书写之外，多少让我们感到有所惊讶的是，这些年轻作家竟然也会有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面对死亡这个文学主题时，他们竟然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平静与淡然，更多的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感觉。从根本上说，死亡意识作为人的一种生命本能，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主要母题之一。不管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哀叹，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留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洒脱，都是作家以文学方式对死亡做出的思考与表现。
大头马的《搁浅》讲述的，就是若干以自杀为中心的人生故事。小说以一个虚拟的“自杀干预中心”每天的日常工作为主要内容，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个可怜的生命体如何“向死而生”的。小说的中心人物高老师，是一名“自杀干预中心”的普通员工，每天承担着“干预自杀”的使命。尽管“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救活过哪个人，他只是确保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没有死”，但实际上，对于每一个想要自杀的生命来说，这种及时的干预已经足够了。这个干预中心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把自杀来电者分为有自杀想法、有自杀计划和已有自杀做法这样不同的三个等级，然后针对不同的等级采取不同的施救措施。但是我们根本想不到，这位每天把自杀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高老师自己，却也是一位深受自杀念头苦苦折磨的可怜鬼。一直到小说结尾处，我们方才恍然大悟，却原来这个“自杀干预中心”本身，就是同事们为拯救高老师专门设计的一个“骗局”。大头马之所以把这篇小说命名为“搁浅”，其实是把那些产生了自杀念头的人比作了搁浅的鱼类。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能够以如此一种虚拟的方式关注表现死亡与生命救赎的命题，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佟琦的《湛蓝无比》写的是从主人公的“姨”生病到死亡期间这个家庭内发生的一些琐碎事情。故事中“姨”的原型，是作者一个刚刚去世的亲人。虽然占据了小说主要篇幅的都是“姨”罹患癌症后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但另外一条隐约存在的线索，却是“姨”的女儿怀孕的过程：“表妹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我姨还有一个月就要死了。”在这个过程中，“姨”与女婿何奎之间发生了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细细体会这篇小说，作家所要表达的或许正是陶渊明“人生何难，死如之何”的这样一种意思。 “虽然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幼稚可笑的排斥人性、拒绝人道主义的阶段，但到了现在，文学应该表现人性，优秀的小说作品应该很好的挖掘勘探复杂的人性世界，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这实际上已经成了文学的常识。”[7]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这些“90后”作家不仅已经意识到了人性挖掘的重要性，而且也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对人性这一文学的永恒主题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思考。
颜克军的《荒庙》所讲述的，是与人性贪婪有关的欲望故事。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到最后都因为贪婪而招致了不应有的灾难。首先是盗贼陈氏兄弟中大哥陈无之的贪婪，不仅偷了安府的银子，还谋害了人家性命，奸了人家小姐，最后遭致杀身之祸;其次是张守一的贪婪，他在荒庙捡到陈氏兄弟首级，去县衙领了300两赏银后仍不知足，竟然贪得无厌地又当上了县衙的捕快，成为安府的女婿，殊不知，他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杀死陈氏兄弟”的凶手。到最后，一切正如张守一所感叹的那样：“这荣华富贵真是如流水一样，来得快，去得也这么快，还要搭进自己的命。”如果小说只是表达贪婪的欲望所带来的报应，那也就显得有点平常了，难能可贵的一点是，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作家竟然进一步写出了贪婪欲望背后的复杂人性。柳志中，这个无意识中有着强烈恋姐情结的孤独少年，原以为杀了二师兄就替师姐报了仇，没想到，到头来，却因此而引发了他与师姐之间的一场残杀。最终，技不如人的师姐，竟然惨死在柳志中的刀下。师姐人性的复杂与难以捉摸，就这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一种艺术表现。
杜梨《爱人别看星星了，请送别我》在题材和表达上均比较有新意。一个是把地球和火星设定为故事的发生地，带有一定的科幻色彩;再一个就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适时地加入了日记独白，丰富了小说的文体表达。雖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爱情故事，但实际上，杜梨真正意欲思考表现的，却是脆弱易变的人性。原本生活在火星的叶小碗，十三岁时因为遭遇家庭的变故，随着父亲来到地球生活，不料长大后在与地球人卫锦城准备结婚时，却意外地遭到了卫锦城的冷暴力，于是开始怀念火星上曾经青梅竹马的唐星灰。然而，她根本没有料想到，再一次出现在她生活中的唐星灰，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位唐星灰了：“唐星灰从一个果敢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由于家庭贫困，回到地球，怀着仇恨和妒忌来拐骗小碗的底层火星人。”[8]当她跟着唐星灰回到火星时，却发现“地球不是地球，火星不是火星。我活在一场又一场的骗局里。”就这样，小说通过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冲突，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有力揭示。
徐畅《平静的生活》所聚焦的那位老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历经了苦难坎坷的波澜起伏。本来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战斗英雄，长期以来却一直遭受不公正的历史待遇，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洗礼。顾拜妮所谓“人性中那种无缘无故的恶”，其实是老人的性格被不公正的历史所扭曲的直接结果。徐畅的书写，总是可以让读者在温和中嗅到凌厉，在看到希望时失望会不期而至。当那个男孩偶然间走进老人的生活，当我们以为他们将会和谐相处的时候，没想到，最后浮现在老人脑海中的念头却是：“他望着男孩，突然想用皮带勒死他。”一个人的正常人性，竟然会被扭曲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所说明的正是历史的残酷无情。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90后”作家，在关注自身的同时，也把关注的视野投射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对当下时代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这些作家也有所关注与思考。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就是李唐的《世界与管道》。关于城市化进程，李唐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他紧紧地抓住了“拆迁”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展开了自己的艺术构想。具体来说，《世界与管道》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迷失的故事，“在二十世纪的一个早晨，一个老人丢失了他的狗。他不知道怎么办。”没想到，在找狗的过程中，他却偶遇了一个迷路的小男孩。在帮助小男孩寻觅归途的过程中，这位老人几经周折。当他们终于找到小男孩家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家已经是一个几乎被搬空的准拆迁房。通过这样的一种情节设定，作家试图传达给读者的，是被普遍“拆迁”后的城市，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孤独与迷失。“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是孤身一人了。”“老人牵着他的狗，慢腾腾地走着，他想自己真的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了。”“他并没有停留，只是一直走，因为除了走，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一方面，以“拆迁”为突出标志的城市化进程，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并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但在另一方面，“城市化”这头猛兽却从根本上打破了生活的风平浪静，给当事者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困扰。城市化之前，我们每一个地区的人基本上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里。那个“旧的空间”，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但到了这个“拆迁”后的“新的空间”，却已经是一个大家都不再熟悉的陌生化社会。在这个陌生化社会，大家一种共同的感觉，恐怕就是孤独与不知所措。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这种感受，正如同“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感受一样：“一方面，他们对效果、华丽、恢弘感兴趣，另一方面，对热衷于详尽表现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细节及人的内部世界的心理细节感兴趣;一方面是精密科学前所未有的发展表现出来的理性把握世界的热情，另一方面是迷信、占术和神秘主义的东方宗教;一方面是享乐主义式地享用现代财富，另一方面是伤感地怀念逝去的时光，虽然以前的日子较为贫穷和单调，但是比较明白、感觉得到，而且似乎更道德。”[9]“世界与管道”，通过对“管道”这一语词的精妙提炼，作家李唐表达出的是自己对城市化进程的一种独特思考：在城市因管道而相通的同时，生活在城市里边的人们，却因为管道而越来越疏远了。作家的奇思妙想，正突出地体现在“管道”的一语双关上。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王占黑那篇关注度极高的中篇小说《小花旦的故事》。正如许子东老师在为其短篇小说集《双响炮》撰写的颁奖词中所说的那样：“90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小花旦的故事》所自觉延续的，还是这种写实主义、方言叙事以及不哀不怒的创作风格。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也即女主人公细姑娘的口吻展开叙述，两条叙事线索平行交汇。一条线索是“我”和小花旦的友谊以及“我”个人的心路历程，另一条线索，则是与城市发展紧密相关的小花旦的命运变迁与人性裂变。尽管说故事的整体节奏是欢愉轻快的，但在读完之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却是一种淡淡的忧伤。一方面，作者固然饱含着满腔的深情，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却又在拼命地压抑着这种感情。但这种感情的压抑，却并不是被迫的，而是作者在把个人命运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后的一种理解与释然。主人公小花旦，本来可以凭借“巧星美发屋”维持生计，没想到阿婆去世后，却被那另外的六颗星，被他的兄弟姐妹们无情地“踢出轨道了”。面对这种无情的现实，本该满腹怨气、义愤填膺的小花旦，实际的表现却是淡然处之，什么也没有带就一个人外出闯世界了。此后，他的命运尽管几经跌宕起伏、颠沛流离，但却依然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一颗平常心。“每次说完一堆话，末了他总会补一句，细姑娘，有空过来白相。阿叔带侬白相。”无论自身落魄到什么程度，能够自始至终地保持一种“阿叔带侬白相”的心态，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小花旦通达世道人心之后那种宠辱不惊的超然心态。当然，与小花旦那种超然心态同样可贵的，是细姑娘和小花旦之间永恒的友谊，是他们在这个万分陌生的城市中努力搜索那个熟悉身影的热忱与执着。 但在我们充分肯定《山西文学》“步履”专栏这批“90后”作家小说创作成绩的同时，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却是，我们这样一种密切关注“90后”一代作家的所谓“代际”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学理性价值。尤其是在“代际”称谓已经成为当下文坛普遍现实的情况下，这种思考的价值更是不容否定。在我看来，一方面，由于成长所依托的时代背景相同，一代人固然有一代人相对趋同的文学观念与审美取向。就此而言，我们当然应该承认“代际”研究这种观察视角的有效性。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更应该认识到，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文学创作，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要有原创性，就是思想艺术风格的高度个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多地强调并看重共性特点的“代际”研究的局限性，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觉得，当我们以“代际”为文学研究视角时，还是要时时记取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的珍贵建言：“文学贵在个性和超越性，它允许也鼓励作家摆脱时空局限，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乃至不同文化的人达成精神交流。年龄接近，所见所闻所思所写更能相通，这好理解。但恰恰因为‘年相若’，彼此知根知底，分化也愈激烈，文学史上这同样司空见惯。如果仅仅因为年龄靠近，作家之间，作家批评家之间，或作家、批评家、读者和文学赞助者之间，就‘抱团取暖’，恐怕不正常，也不会长久——除非大家都一成不变，毫不发展。”[10]我们寄希望于这批“90后”作家的，也正是如何才能够更扎实地建立自己写作地“个性与超越性”。
注释：
[1]仇子兴《城市中的孤独灵魂》，载《当代小说》2019年第1期。
[2]顾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