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之际,纪念这两位伟人两百周年诞辰具有特殊意义。
　　
　　怎么会有如此巧合？查尔斯·达尔文与亚伯拉罕·林肯诞生于同年同月同日——1809年2月12日。在全部历史事件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脚注。虽然它只是一个巧合，但却是个令人感慨万千的历史巧合。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和林肯是19世纪近乎神话般的两位伟人。但谁会想到将他们两人相提并论，把进化论和美国的南北战争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研究？假如你正在写一篇关于19世纪划时代事件的论文，为什么不从这方面想一想？凭着直觉，我认为他们是同一类人，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伟人，也不只是因为他们恰巧同龄，而是因为这位科学家和这位政治家同样在各自的领域引发了一场改变世界的革命。
　　
　　同样的伟人 同样的丰功伟绩
　　
　　当你对这两位伟人加以比较时，你很快会发现他们诞辰的相同的巧合，同样带来了他们具有相同的星座（作为自由与博爱时代的年轻人，他们都顽强、有远见、能忍耐、思想自由、具有反叛精神、既和蔼可亲又孤高离群，等等），这比同日出生更有意义。在我们纪念他们诞辰二百周年之际，历史学家大卫·R·康托斯达和纽约作家亚当·戈卜尼克合著的新书《反叛的巨人》即将问世，该书把两人安排在同场演出，这部合著的传记将两人相提并论的记述方式足以令我们耳目一新。两人都童年丧母；两人都曾患抑郁症（达尔文还有严重的肠胃病和慢性头痛）；两人都曾对宗教有过令人痛苦的怀疑；两个人都与各自的父亲关系紧张；两人都因早逝而离开了自己的子女；两人都花了20年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与癌症斗争；两人都直到中年才证明了自己后来的伟大：达尔文50岁时发表了《物种起源》，林肯于第二年赢得了总统职位；两人都喜欢离群索居，深居简出：达尔文交朋结友大都通过信函，年轻时他在英国皇家舰艇“小猎犬号”上航行5年后就很少离开过他在英国农村的家。林肯虽然是个公众人物，但却大智若愚，他的朋友和敌人都低估了他那作为政治家的手腕。
　　我们对两位伟人的历史功绩进行一下比较性评述，看看林肯和达尔文对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虽然那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已很遥远和陌生。在他们出生的那天，托马斯·杰斐逊作为总统只剩下3天时间。乔治三世仍在英国国王的宝座上坐着。启蒙运动正在走向浪漫主义。在那个时代，人们信仰的核心，即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人是万物的顶冠。当时在梅森—狄克森线（美国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分界线，即过去美国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之间的分界线）两侧的人们仍可接受奴隶制，直到1827年纽约州才废除了奴隶制。而在英国，虽然1772年以来奴隶制已不合法，但直到1833年它在英国殖民地才被废除。至少在开始时，达尔文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素养很高的专家相去甚远，他的文章专业用词晦涩难懂，只有与同行科学家才能交流。
　　
　　自我奋斗与用笔思考
　　
　　达尔文几乎单独一个人重新界定了生物科学。他以业余博物学家、业余甲虫收集者、业余矿物学家的身份登上“小猎犬号”（Beagle）出海航行，陪船长在饭桌上聊天。达尔文时年22岁，是个爱好科学、艺术的半吊子似的小子，开始想当医生，后来又想做牧师。他父亲不准他航海游历，担心那只不过是查尔斯家族的人所做的另一件毫无目的的事。几年前，老查尔斯曾责备他的儿子说：“你只喜欢射击、玩狗、捉耗子，其他什么都不会。你给你自己和全家人丢尽了脸。”做父亲的未曾料到，儿子在航行5年后归来时，早已摆脱了无目的漫游的念头，产生了对科学的怀疑思想和好奇心，并在此道路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达尔文还对一种颇具颠覆性的思想如痴如醉，并将其一直保密了20年。最关键的在于，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单独完成的。他既无学历和资助，也无同龄人的支持与同情，却成了当代楷模式的科学家。达尔文个人在物质上也许是富有的，但从职业角度看，他却是一个自我奋斗成功的人。
　　达尔文的自我奋斗是从更传统的意义上而言的，他体现的是躬行实践，善于探索，把神话变为现实的脚踏实地的精神。与达尔文一样，林肯的思维也并不敏捷，两人在学习新知识时都掌握得缓慢，但两人都具有孜孜不倦的毅力和如饥似渴的欲望。在接受了大约一年时间的零零星星的学校教育后，林肯开始自学。为了做勘测员，他掌握了三角学，为了当律师他自学了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著作。他能熟记《圣经》大部分内容和莎士比亚的大部分著作。40岁时，在美国众议院任职满一届后，他自学欧几里得几何学以锻炼大脑。不喜欢他的人寻找各种机会诋毁他：他实际上诞生于地板很脏的木头小房子里；他的婚姻状况不佳；还有好些糟糕的笑话。但即便在面对这些的时刻，他也不乏机智和大度，他常说：“我忍受了许多不怎么怀恶意的嘲笑，同时也接受了不少带有嘲弄的好意。我已经习惯了。”
　　也许他最神秘的方面是他是如何将自己造就成美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的。林肯把支持他的北方用超越时空的雄辩统一起来，无论你读多少遍，他的话总是那么新鲜。同样，几部罕见的科学著作中就有达尔文的一部，也许是唯一的一部值得像读文学作品那样去欣赏的专著。要读就去读他们的原著，而不是释义本，因为两人都用的是散文体。只有读他们的著作才能较好地理解这两个难以捉摸的人。鉴于他们对我们生活的巨大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他们。
　　达尔文似乎能用自己手里的笔思考。他是一位记笔记和列表成瘾的人。在向他的未婚妻提出结婚要求之前，他列举了对婚姻支持和反对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和看法。他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小猎犬号航行》是他5年环球航行的翔实的航海日志，一路上他坚持不懈地搜集和详细地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动植物标本。对达尔文来说，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和观察，然后将他所看见的记载下来并尽量使其具有意义。
　　在“小猎犬”航海日志和他出版的一系列刊物中，达尔文很像一名见习记者，老是在提问和做记录，陶醉于他在南美、澳大利亚、佛得角群岛发现的各种动物之中，无论它们是活体还是化石。对达尔文来说，当他突然发现进化现象时，并未出现阿基米得式的“我发现了”的惊喜时刻。但到1836年他离开“小猎犬号”时，他已坚定地确信，与当时流行的观点相反，生命不是静态的，物种在变化和进化。在那次航海结束之前，他对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科隆群岛）之所见进行了反复思考。他说：“当我在这些相互看得见的小岛上，发现那里动物稀少，居住着一些鸟类，但这些鸟在结构上却有很小的差异，而它们生活在自然界的同一个地方时，我怀疑它们只是不同的品种……如果这些看法确有一点点根据的话，动物学就很值得重新审视，因为这些事实将有可能驳倒物种稳定的观念。”当时，他所没有掌握的只是物种进化过程的控制机制。直到两年后，在读了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类因人口过多所引起的不可阻挡的需求，而对资源进行争夺的论述后，达尔文产生了自然选择的思想。这个理论适于任何生物，那就是物种在进化，最能适应其环境的则生存和繁衍，把其余的都挤了出去。
　　虽然达尔文对此发现异常喜悦，但他也感到同样的恐惧，因为他深知他的理论会带来的后果。人类不再是生命的顶峰而只是它的一部分，创造物是机械的无目的的。在一封給另一位科学家的信中，达尔文说吐露他的理论犹如“承认自己是杀人犯一样。”无怪乎他没有急于发表自己的理论，而是将其束之高阁20年之久。他使用了大量笔记本，记录了他对许多根本不同的对象，如畜牧业和藤壶实地调查的结果，着手对他的理论进行去粗取精的改进。在后来的五六年里，他逐本地细读那些笔记，在其中一本笔记中根据他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形而上学的问题，如动物有意识吗？上帝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种好质疑的精神是达尔文的性格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这种精神处处体现在他出版的著作中。读《物种起源》，你会觉得他在与你平等地对着话。他从不专横，从不居高临下，他总是勇于承认自己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东西。当他提出一个问题时，他从不矫揉造作，他总是真心地想知道答案。他还是个好推销员。他知道他想说的话不仅会给一般读者带来麻烦，而且很难理解——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挽留住他的顾客——读者。这本著作并没有以高深的理论开篇，而是从可以想象的最普通的地方开始：谷仓旁的场地。正如达尔文向我们（当然也包括19世纪的读者）介绍他的物种变异的思想时所采用的那种方式，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到处可见他的思维方式和人格魅力——慷慨大方、胸襟宽广、总是尊重与他见解不同的人。
　　
　　天才的演说家
　　
　　与达尔文一样，林肯也是个拼命写作的人,只不过他的字迹要潦草一些。一有只言片语，他总是匆匆记下，把他的想法写在碎纸片上，然后把它们藏进衣袋或抽屉甚至帽子中，以便在写信或作演讲或写文件需要时把它们找出来。他还执著于修改，他知道他所听见的话与那些话要表达的意思并非一回事。1861年在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作了满怀激情的演讲后，他登上火车去了华盛顿，那篇演讲的手稿，他立即动手修改，然后才拿出去发表。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显然也是以这种方式构思的。那年冬季和1863年的春季是联邦最低落的时期之一。在西部，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受到长期包围被困在威克斯堡不能动弹。在东部南方各州在Chancellorvile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解放宣言”于1月1日发表后，北方的人们不禁问自己他们在为什么而战，是保留联邦还是要废除奴隶制？此时，林肯已经意识到他需要讲清楚这个问题。6月初北方在葛底斯堡的胜利给了他寻找已久的演讲机会。
　　在葛底斯堡演讲现场的一些听众已经声称，将要在林肯演讲时收回对他的支持，但最后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直到林肯就要落座时，许多人才意识到他的演讲已经结束了。这次集会有4个小时的演讲时间，爱德华·埃弗雷特（美国众议员、参议员、后任国务卿）先发表演讲，他把林肯的演讲时间限定在两个小时。但是，林肯说他要讲的话两分钟就足够了。全世界最伟大的演讲屈指可数，林肯那天的演讲就是其中之一，而简洁则是这些演讲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更加重要的还有演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
　　林肯只用了头29个词就说明了他来葛底斯堡要做的事，在272个单词中，他对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确定得如此彻底，即使今天也没人想到过不同的提法。
　　林肯的政治天才建立在两根支柱之上：他具有在什么时候可做什么事的超人意识和超人的对环境的应变和发展的能力。正是林肯，在1833年对斯普林菲尔德青年亚里士多德学派就公民的法律义务问题演说时说了这样一些话：“让美国的每一位母亲在小宝宝还坐在自己的膝上咿呀学语时就把尊重法律的意识灌输进他的心里。”30多年后，在1865年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他说：“我们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所有人抱有善心，对上帝使我们认识到的正义无限坚定。让我们努力完成我们正在完成的任务，愈合国家的战争伤痕，关怀战死的烈士及其遗属，尽一切力量争得并维护我国及全世界的正义的持久的和平。”林肯深信语言是能治愈创伤的，并且知道何时和怎样使用它。
　　林肯的文字不比马克·吐温逊色，林肯锻造了我们今天认为的美国风格：直率、有节奏和韵律、刚强有力、美丽但绝不是娇柔。他说的内容与他说话的方式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你不能想象还有别的什么词语和方式能代替葛底斯堡演说或第二次就职演说。
　　达尔文与林肯的同日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两个偉人的绝佳机会——他们是如何被各自的环境塑造出来的？他们各自是如何对当时信仰所造就的那个他们出生的世界做出反应的？他们各自又是如何最终重新造就了自己所处的那个角落并使其不可抗拒地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