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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街区是留存至今一代又一代先民勤奋与智慧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髓，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保护资源。历史街区承载和凝聚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并且还包括不同年代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社会文化、地域文化等，是城市文化遗产重要承载物。本文从襄阳古治新街的开发为例，进行了现状调查与地方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研究，论述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好历史街区，是保护和延续传统文化、城市特色的重要内容，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襄阳 古治新街；现状调查；历史文化；传承价值
一、襄阳古治新街概况
荆州古治街是荆州街的北段。荆州街，是襄阳市区内的一条老街巷。荆州街因汉末刘表为荆州牧，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而得名。？襄阳古治新街形成要追溯到明代襄阳城的扩建。明代以前，襄阳城垣基本承袭汉制，呈方形。明洪武初年，湖广行省平章邓愈出于军事防御，对襄阳城垣进行大修，在原城东北墙段之外，紧贴着汉水新建了一段城墙，重置大北门、新修长门，城墙由小北门濒汉水绕长门与老城墙围合形成一隅新城。于是在襄阳城东北角形成了凸出的“新城湾”地区。同时荆州街随之向北延伸，形成了今“襄阳古治新街”，即古治新街。襄阳古治新街以东地区称之为“东新城湾”，在新的大北门与旧城小北门之间，由新城垣和旧城垣交接围合的区域称之为“西新城湾”。在荆州街中段原宋代城墙穿过的地方，曾建有一座拱券门，券门上原有石制门额，书“荆州古治”四个大字，书法刚劲浑厚，为襄阳城有名的古迹。1966年由于扩建道路拆除。券门两侧的城墙断垣犹存，保存着难得的襄阳明以前北边城墙的旧址，明代后，由于北部沿江一带持续淤高，所以新修城墙向北扩，即新城湾，方有大北门与长门。荆州街历史上有它的名字几次，当时在街上的清明路，所以也被称为“街”。新街口驻军后，我们的街道上的驻军。后改为“中山街”革命后的1911[1]。因本街辛亥革命后新建了我市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今老市委大院一带为公园旧址。
荆州街北起大北门，跨东街与运动场路（原汉圣庵巷）呈丁字相交。全长300米，宽4米左右。自1976以来，开始的时候，由于道路拓宽，从南部房屋拆迁道路铺建沥青路面，东街至运动场路，修成水泥路面。荆州街出大北门，就是大北门码头，历史上交通更繁忙。解放后，码头仍在运作，来往于二城间的摆渡人都由过江。大约1964左右，襄阳的过江由小木船改为轮渡，码头移至闸口，渡江之人经闸口上岸穿过长门，顺城墙内二道堤仍由大北门内东侧或经绍兴桥斜插荆州街。因此，在襄樊汉江大桥未建起前，荆州街是过江之人必经之路。
二、襄阳古治新街的历史文化
首先，襄阳古治新街——荆州北街记载了在汉末，襄阳作为国家一级行政中心的辉煌。襄阳成为地方区域政治中心。荆州辖有八郡，包括长沙、零陵、贵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襄阳属南郡，在荆州北部，从客观上说，当时在广阔的荆州地区中，仅是一个普通县，而刘表最终选择襄阳，一个原因是汉寿形势不够稳定，另一个原因也是出于依靠襄阳大族的需要。接下来，刘表杀孙坚，降张绣，败张羡，“开土遂广， 南接五岭， 北据汉川， 地方数千里， 带甲十余万” [2]，又听从蒯越的建议推行“仁政”，使饱受战争创伤的荆州地区得以休养生息，开创了荆州和平稳定的新局面，形成全国大战乱背景下一块难得的净土。随着刘表对大荆州区域的拓展，襄阳也从一所边鄙小城一跃成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域中心，进入全国视野，其后，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和变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襄阳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刘表治下的荆州，政局和社会安定，经济富庶，吸引了北方大批流民涌入荆州，仅关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豫州、兖州也有为数众多的流民归附而来。刘表对流民实行安抚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投入生产，大批流民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垦了原来没有得到开发的丘陵山区，使得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 [3]，取代历来富庶的关中成为新的经济重心。
襄阳成为全国学术、人才中心。与流民潮同时裹挟而至的，是为数不少“依倚道艺”的名士，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 [4]。 这些寄居在荆州的士人，均非等闲之辈，“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刘表治理襄阳近二十年，为襄阳担当起三国策源地的重任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使当时的襄阳继洛阳、 长安之后， 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人才中心和三分天下的源头。
其次，古治新街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大北门又名拱宸门①。以“拱宸”为门，在我国古代城墙中较为常见，且为北门之专称，如北宋汴梁皇城的北门就叫拱宸门，明清以来，北京、上海、杭州、台湾新竹等城市历史上也有拱宸门。所谓“宸”，原意是北极星所在，后借指帝王所居，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我国有以北为尊的传统，既是源于此。所以“拱宸”一名，只能用在北门。“拱宸”即保卫帝京，当然只有汴梁皇城的北门叫拱宸门是名符其实，后世各城市以拱宸命名北门，意义有所扩展，表明对于国家的中心以及最高统治者，既有恭谨的顺从，又有忠心的保护之意。
襄阳的北门有两座，为什么是大北门而不是小北门被命名为“拱宸”呢？小北门并不“小”，甚至说，其位置的重要性要大大超过大北门，第一，它处在襄阳城的中轴线上，出南门勾连荆襄古道；第二，与古代襄阳城的公共服务、文化地标建筑谯楼、钟鼓楼、昭明台等在一条线上，但是，如此重要的小北门，为什么没有得享“拱宸”殊荣呢？原来，大北门虽然稍稍偏离城市中心，但其地位却另有尊崇之处。大北门内，明代起就是都御使衙门所在地。不同时期所辖范围时有变化，最大时管辖今天安陆、郧阳、襄阳、荆州的所有范围。正是因为当时区域最高行政机构设立于此，所以大北门才具有“拱宸”即维护帝国统治的资格。
三、襄阳古治新街的现状？
由于襄阳荆州古治新街地处襄阳古城特殊地段，充分展现了襄阳古城的历史演变过程，街区集古城垣文化、古码头文化于一体，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通过对该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远期将规划为旅游文化商业街区。2012年，荆州街北段“荆州古治”券门至大北门部分得到系统修复。 荆州古治拱券门的修复。荆州古治拱券门是荆州街的核心文化载体，是襄阳古治新街文化建设项目的主体部分。经过文物部门勘察认定，对拆毁于20世纪60年代的荆州古治拱券门进行了原址复建。新券门简洁古朴，保留了汉代风格，外用青砖包砌，以与襄阳古城墙整体风格相协调。
古治新街附近古城墙的保护。在修复荆州古治拱券门的同时，还对券门两侧青砖半包的明代古城墙进行了保护。由于明城墙的珍贵性，经过专家论证，定下了原址原貌保护的原则。同时，为了加强对这段古城墙的保护，对其采取了玻璃封闭的做法，让游人既可以看到襄阳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城墙原貌，又达到了保护利用的目的。同时，整治古治街临城墙面的烟道及不协调的附属设施，配套路灯、绿化、指示标牌、梳理交通等。
古治新城的建造。为了活化历史文化街区的服务功能，将券门至大北门段划为古治新城范围，拆除了原来杂乱无章、破损严重的旧民居，修建了统一的明清襄阳民居风格的仿古建筑。沿街房屋依照街道走势，灵活地运用兽脊、飞檐、马头墙等建筑元素，淡雅的青砖碧瓦与大红的木制窗格形成鲜明而又和谐的古中国情调，街道上，运用浮雕着花卉、虫鱼的花坛等建筑小品精心点缀，洋溢着浓郁的古典气息。在进行统一风格的房屋建造的同时，还对古治新城的业态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和严格的执行。
拱宸门城楼正在规划。大北门又名拱宸门，本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更为难得的是，大北门瓮城是目前襄阳城唯一保留完整的瓮城。为了呈现襄阳古城最经典的场景，有关部门拟在瓮城上恢复原有的拱宸门楼，与荆州古治券门、拱宸门、瓮城共同构成系统性的古城文化景观。
四、关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思考
第一，关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改造再利用。
通过资源普查，核定历史建筑的价值和等级，划定历史保护区和具体的保护对象，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保护和利用措施，避免大拆大建，在整体保护与全面复兴的原则下，采取小规模“单元式”的更新方式。对文物和老建筑通过修复或改造实现再利用，修缮历史建筑，改善周边历史文化环境，加强对老街巷、里坊等城市空问的结构肌理的保护，注重对历史城区、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古井等和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强调合理利用，推动历史城区的文化创新和活力再现。
第二，文化景观廊道建设。
襄阳荆州古治新街是襄阳辉煌时代的见证，襄阳古治新街这样的老街巷、老地名在所多有，大多都很有必要继续保留。在保护和利用中，就要促使传统的街巷形成文化景观廊道，作为片区的骨干。景观廊道建设，就是对街巷进行统一的景观环境保护、设计，形成各具特色的、观赏价值较高的城市街区骨干。其一，将古治新城确定为荆州街历史城区的轴心街巷；其二，要发掘街巷的历史人文内涵，对各条街巷的得名缘由、历史事件、故事传说等，通过不同的手段给予展示陈列或艺术再现；其三，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实施抢救性保护，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建筑物的原始面貌；其四，对街巷的路引、标牌、灯饰、交通工具等要进行专门规划和艺术化设计。
第三，培育文化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氛围。
文化环境建设必须以营造优美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为基础，在空间景观方面，主要是区域内街道、院落的绿化和美化。历史城区建设的关键是要保护、保存、营造传统文化的氛围。除了目前的主体建筑外，古治新城极其周边还需要大量与之配套的历史景观和文化场景建设，例如历史上曾经长期驻扎在荆州街的都御使衙门、道署、守备司衙门等官方机构，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政治文化氛围；二花楼、吕祖阁等，是民间文化的集萃；闻喜亭、孟亭、镜湖、绍兴桥等，有充溢着浓厚的士大夫情趣，这些，构成了中国社会多元多彩、层次丰富的文化基因，应该在未来的建设中有所体现。
第四，发掘区域历史文化内涵，进行资源复原和环境再创造。
襄阳荆州古治新街在文化资源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但许多历史遗迹已经消失，对发生在本区域的和与本区域相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名人事迹、民间风物等，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定位和社会需求进行资源复原、再诠释和创造。这类行为要尊重历史，并结合本区域未来发展的整体空间布局来考虑合理利用，可以采用场馆建设、场景复原、雕塑、景观小品建设、博物馆陈列等方式，起到延承、深化、点缀区域文化活力的作用。
第五，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路径，激发历史城区活力。襄阳古治新街历史城区的发展保护不能陷入简单的静态“保护”或者盲目的“利用”，而应当既保持其传统风貌，又能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人的需要，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注释：
乾隆《襄阳府志》卷七《城池》：万历时知府万振孙题东门曰“阳春”；东长曰“震华”；南曰“文昌”；西曰“西成”；大北曰“拱宸”；小北曰“临汉”。（清）陈锷纂修.襄阳府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 汴宗禹.中国工艺美术史[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8.
[2] 城市学研究编委会编 城市学研究 第4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3
[3] 襄樊市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襄樊市地名志.1983.05
[4] 范晔著.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6] 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陈锷纂修.襄阳府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8] 湖北省襄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襄樊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9] 王万芳.襄阳府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关键词】襄阳 古治新街；现状调查；历史文化；传承价值
一、襄阳古治新街概况
荆州古治街是荆州街的北段。荆州街，是襄阳市区内的一条老街巷。荆州街因汉末刘表为荆州牧，将州治从汉寿迁至襄阳而得名。？襄阳古治新街形成要追溯到明代襄阳城的扩建。明代以前，襄阳城垣基本承袭汉制，呈方形。明洪武初年，湖广行省平章邓愈出于军事防御，对襄阳城垣进行大修，在原城东北墙段之外，紧贴着汉水新建了一段城墙，重置大北门、新修长门，城墙由小北门濒汉水绕长门与老城墙围合形成一隅新城。于是在襄阳城东北角形成了凸出的“新城湾”地区。同时荆州街随之向北延伸，形成了今“襄阳古治新街”，即古治新街。襄阳古治新街以东地区称之为“东新城湾”，在新的大北门与旧城小北门之间，由新城垣和旧城垣交接围合的区域称之为“西新城湾”。在荆州街中段原宋代城墙穿过的地方，曾建有一座拱券门，券门上原有石制门额，书“荆州古治”四个大字，书法刚劲浑厚，为襄阳城有名的古迹。1966年由于扩建道路拆除。券门两侧的城墙断垣犹存，保存着难得的襄阳明以前北边城墙的旧址，明代后，由于北部沿江一带持续淤高，所以新修城墙向北扩，即新城湾，方有大北门与长门。荆州街历史上有它的名字几次，当时在街上的清明路，所以也被称为“街”。新街口驻军后，我们的街道上的驻军。后改为“中山街”革命后的1911[1]。因本街辛亥革命后新建了我市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今老市委大院一带为公园旧址。
荆州街北起大北门，跨东街与运动场路（原汉圣庵巷）呈丁字相交。全长300米，宽4米左右。自1976以来，开始的时候，由于道路拓宽，从南部房屋拆迁道路铺建沥青路面，东街至运动场路，修成水泥路面。荆州街出大北门，就是大北门码头，历史上交通更繁忙。解放后，码头仍在运作，来往于二城间的摆渡人都由过江。大约1964左右，襄阳的过江由小木船改为轮渡，码头移至闸口，渡江之人经闸口上岸穿过长门，顺城墙内二道堤仍由大北门内东侧或经绍兴桥斜插荆州街。因此，在襄樊汉江大桥未建起前，荆州街是过江之人必经之路。
二、襄阳古治新街的历史文化
首先，襄阳古治新街——荆州北街记载了在汉末，襄阳作为国家一级行政中心的辉煌。襄阳成为地方区域政治中心。荆州辖有八郡，包括长沙、零陵、贵阳、南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襄阳属南郡，在荆州北部，从客观上说，当时在广阔的荆州地区中，仅是一个普通县，而刘表最终选择襄阳，一个原因是汉寿形势不够稳定，另一个原因也是出于依靠襄阳大族的需要。接下来，刘表杀孙坚，降张绣，败张羡，“开土遂广， 南接五岭， 北据汉川， 地方数千里， 带甲十余万” [2]，又听从蒯越的建议推行“仁政”，使饱受战争创伤的荆州地区得以休养生息，开创了荆州和平稳定的新局面，形成全国大战乱背景下一块难得的净土。随着刘表对大荆州区域的拓展，襄阳也从一所边鄙小城一跃成为国家一级行政区域中心，进入全国视野，其后，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和变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襄阳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刘表治下的荆州，政局和社会安定，经济富庶，吸引了北方大批流民涌入荆州，仅关中，“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豫州、兖州也有为数众多的流民归附而来。刘表对流民实行安抚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投入生产，大批流民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开垦了原来没有得到开发的丘陵山区，使得荆州“沃野千里，士民殷富” [3]，取代历来富庶的关中成为新的经济重心。
襄阳成为全国学术、人才中心。与流民潮同时裹挟而至的，是为数不少“依倚道艺”的名士，史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 [4]。 这些寄居在荆州的士人，均非等闲之辈，“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刘表治理襄阳近二十年，为襄阳担当起三国策源地的重任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使当时的襄阳继洛阳、 长安之后， 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人才中心和三分天下的源头。
其次，古治新街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大北门又名拱宸门①。以“拱宸”为门，在我国古代城墙中较为常见，且为北门之专称，如北宋汴梁皇城的北门就叫拱宸门，明清以来，北京、上海、杭州、台湾新竹等城市历史上也有拱宸门。所谓“宸”，原意是北极星所在，后借指帝王所居，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我国有以北为尊的传统，既是源于此。所以“拱宸”一名，只能用在北门。“拱宸”即保卫帝京，当然只有汴梁皇城的北门叫拱宸门是名符其实，后世各城市以拱宸命名北门，意义有所扩展，表明对于国家的中心以及最高统治者，既有恭谨的顺从，又有忠心的保护之意。
襄阳的北门有两座，为什么是大北门而不是小北门被命名为“拱宸”呢？小北门并不“小”，甚至说，其位置的重要性要大大超过大北门，第一，它处在襄阳城的中轴线上，出南门勾连荆襄古道；第二，与古代襄阳城的公共服务、文化地标建筑谯楼、钟鼓楼、昭明台等在一条线上，但是，如此重要的小北门，为什么没有得享“拱宸”殊荣呢？原来，大北门虽然稍稍偏离城市中心，但其地位却另有尊崇之处。大北门内，明代起就是都御使衙门所在地。不同时期所辖范围时有变化，最大时管辖今天安陆、郧阳、襄阳、荆州的所有范围。正是因为当时区域最高行政机构设立于此，所以大北门才具有“拱宸”即维护帝国统治的资格。
三、襄阳古治新街的现状？
由于襄阳荆州古治新街地处襄阳古城特殊地段，充分展现了襄阳古城的历史演变过程，街区集古城垣文化、古码头文化于一体，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通过对该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远期将规划为旅游文化商业街区。2012年，荆州街北段“荆州古治”券门至大北门部分得到系统修复。 荆州古治拱券门的修复。荆州古治拱券门是荆州街的核心文化载体，是襄阳古治新街文化建设项目的主体部分。经过文物部门勘察认定，对拆毁于20世纪60年代的荆州古治拱券门进行了原址复建。新券门简洁古朴，保留了汉代风格，外用青砖包砌，以与襄阳古城墙整体风格相协调。
古治新街附近古城墙的保护。在修复荆州古治拱券门的同时，还对券门两侧青砖半包的明代古城墙进行了保护。由于明城墙的珍贵性，经过专家论证，定下了原址原貌保护的原则。同时，为了加强对这段古城墙的保护，对其采取了玻璃封闭的做法，让游人既可以看到襄阳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城墙原貌，又达到了保护利用的目的。同时，整治古治街临城墙面的烟道及不协调的附属设施，配套路灯、绿化、指示标牌、梳理交通等。
古治新城的建造。为了活化历史文化街区的服务功能，将券门至大北门段划为古治新城范围，拆除了原来杂乱无章、破损严重的旧民居，修建了统一的明清襄阳民居风格的仿古建筑。沿街房屋依照街道走势，灵活地运用兽脊、飞檐、马头墙等建筑元素，淡雅的青砖碧瓦与大红的木制窗格形成鲜明而又和谐的古中国情调，街道上，运用浮雕着花卉、虫鱼的花坛等建筑小品精心点缀，洋溢着浓郁的古典气息。在进行统一风格的房屋建造的同时，还对古治新城的业态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和严格的执行。
拱宸门城楼正在规划。大北门又名拱宸门，本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更为难得的是，大北门瓮城是目前襄阳城唯一保留完整的瓮城。为了呈现襄阳古城最经典的场景，有关部门拟在瓮城上恢复原有的拱宸门楼，与荆州古治券门、拱宸门、瓮城共同构成系统性的古城文化景观。
四、关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思考
第一，关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历史建筑的改造再利用。
通过资源普查，核定历史建筑的价值和等级，划定历史保护区和具体的保护对象，针对实际情况，制定保护和利用措施，避免大拆大建，在整体保护与全面复兴的原则下，采取小规模“单元式”的更新方式。对文物和老建筑通过修复或改造实现再利用，修缮历史建筑，改善周边历史文化环境，加强对老街巷、里坊等城市空问的结构肌理的保护，注重对历史城区、历史建筑、古树名木、古井等和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强调合理利用，推动历史城区的文化创新和活力再现。
第二，文化景观廊道建设。
襄阳荆州古治新街是襄阳辉煌时代的见证，襄阳古治新街这样的老街巷、老地名在所多有，大多都很有必要继续保留。在保护和利用中，就要促使传统的街巷形成文化景观廊道，作为片区的骨干。景观廊道建设，就是对街巷进行统一的景观环境保护、设计，形成各具特色的、观赏价值较高的城市街区骨干。其一，将古治新城确定为荆州街历史城区的轴心街巷；其二，要发掘街巷的历史人文内涵，对各条街巷的得名缘由、历史事件、故事传说等，通过不同的手段给予展示陈列或艺术再现；其三，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实施抢救性保护，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建筑物的原始面貌；其四，对街巷的路引、标牌、灯饰、交通工具等要进行专门规划和艺术化设计。
第三，培育文化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氛围。
文化环境建设必须以营造优美的历史风貌和生态环境为基础，在空间景观方面，主要是区域内街道、院落的绿化和美化。历史城区建设的关键是要保护、保存、营造传统文化的氛围。除了目前的主体建筑外，古治新城极其周边还需要大量与之配套的历史景观和文化场景建设，例如历史上曾经长期驻扎在荆州街的都御使衙门、道署、守备司衙门等官方机构，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政治文化氛围；二花楼、吕祖阁等，是民间文化的集萃；闻喜亭、孟亭、镜湖、绍兴桥等，有充溢着浓厚的士大夫情趣，这些，构成了中国社会多元多彩、层次丰富的文化基因，应该在未来的建设中有所体现。
第四，发掘区域历史文化内涵，进行资源复原和环境再创造。
襄阳荆州古治新街在文化资源方面有着深厚的积淀，但许多历史遗迹已经消失，对发生在本区域的和与本区域相关的历史遗迹、故事传说、名人事迹、民间风物等，可以根据区域发展的定位和社会需求进行资源复原、再诠释和创造。这类行为要尊重历史，并结合本区域未来发展的整体空间布局来考虑合理利用，可以采用场馆建设、场景复原、雕塑、景观小品建设、博物馆陈列等方式，起到延承、深化、点缀区域文化活力的作用。
第五，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路径，激发历史城区活力。襄阳古治新街历史城区的发展保护不能陷入简单的静态“保护”或者盲目的“利用”，而应当既保持其传统风貌，又能满足当代人和未来人的需要，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注释：
乾隆《襄阳府志》卷七《城池》：万历时知府万振孙题东门曰“阳春”；东长曰“震华”；南曰“文昌”；西曰“西成”；大北曰“拱宸”；小北曰“临汉”。（清）陈锷纂修.襄阳府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参考文献：
[1] 汴宗禹.中国工艺美术史[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8.
[2] 城市学研究编委会编 城市学研究 第4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3
[3] 襄樊市地名领导小组编.湖北省襄樊市地名志.1983.05
[4] 范晔著.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6] 陈寿.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陈锷纂修.襄阳府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8] 湖北省襄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襄樊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9] 王万芳.襄阳府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