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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各地在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方面创新不断。年初，南京市电视PK选拔政府部门一把手，曾引发如潮热议；近来，贵阳市四县（区）试水县（区）委书记公推竞岗又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来看待一系列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创新改革？各地的探索是否仅仅是作秀？
公开PK，“比才竞德”
□2008年，各地在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方面创新不断。您觉得这一系列新举措的特色在哪里？
■韩志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各地的创新举措虽然不大一样，但具有很大程度的共性。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将过去完全在政府内部操作的领导干部选拔过程予以公开，并且逐渐扩展其层次和范围；二是民意和舆论开始进入体制内，成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机制；三是区别于此前的等额选举办法，真正引入了竞争机制，这主要体现在PK方式、差额选举、淘汰机制等程序设计上。这使得选票开始真正具有了选择的含义。
■叶托：本轮的改革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长期性的新方向：干部选拔任用将会逐渐从以选拔方式为主向以选举方式为主过渡。必须区分清楚这两个概念：选拔是通过一种内部操作的形式，确保干部任用体现上级的意图；而选举则更倾向于体现民意，选举结果也充满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您觉得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创新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将会在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韩志明：总的说来，各地通过电视PK等公开竞选方式产生领导干部的做法，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通过电视这种强势媒体来展示干部选拔和任用的过程，是领导干部任用走向阳光和公开的第一步，也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方式之一；第二，公开竞争的领导干部产生机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可减少选人用人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也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第三，这些做法为进一步探索和推进领导干部的选用制度提供了试验田，为未来推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民主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操练。
■叶托：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涉及到的核心问题便是：谁给谁授权、谁对谁负责。两者之间的逻辑很简单，对授权者负责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既然此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在“民主化”之上，那么其价值也应该体现在扭转以往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努力之上。南京市电视PK选拔政府部门一把手和贵阳市四县（区）试水县（区）委书记公推竞岗虽然没有彻底地将选举权交给普通民众，但毕竟大大增加了民意在其中的分量。
从潜规则到新契机
□您觉得以往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存在着哪些问题？带来了哪些后果？
■韩志明：长期以来，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选人用人中的腐败问题。干部任用过程中权力过于集中，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暗箱操作比较多，地方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情况也很严重。近年来，地方政府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搞非组织活动的“潜规则”时有发生。大的案件如前几年黑龙江省的“马德买官卖官案”，牵涉数百名领导干部，影响极其恶劣。此外，一些贪官落马的背后也多有卖官买官的丑闻。对于这些用人过程中的腐败和弊病，党和政府很头疼，广大群众不满意。
□请您谈一谈这些创新举措推出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叶托：从1995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到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出台，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监督。”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之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年各地层出不穷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实践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这是十七大对未来五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所定的基调，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激励机制下，任何地方性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实践都不可能脱离这个基调。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方向大致可以用“三化”来概括，即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民主化面对的是合法性问题，而制度化则是为了保障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成果。从各地的改革实践看，本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和创新的着力点是放在“民主化”之上的。相对而言，科学化和制度化并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次改革存在机理结构的不协调性，而这种不协调性导致20世纪末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乡镇长选举改革的效果不大。因此，现在，任何过高的评价都为时过早，我们需要时间来检验此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
民主操练：宽容与反思
□您觉得这些政改探索是否会沦为作秀之虞？
■韩志明：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比较强调内敛、含蓄的行为规范。相应地，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排斥作秀的，认为作秀是炫耀、夸张和形式主义，把作秀当成不好的事情。但我觉得，作秀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民主政治是需要作秀的，公开竞选的机制与作秀是不可分离的。现代官员不仅要会做事，也要懂得适当地作秀。这是与市场生存法则相适应的行为方式。把一件值得做的、正确的事情采取恰当的方式广而告之，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顺应了政务公开、透明政府的诉求。至少，作秀总比一切问题都暗箱操作或内部消化要来得好一点。
以南京市电视PK局长事件为例，这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作秀。正如媒体所指出的，这是新任市委书记任职以来的一次大手笔、大动作。从效果上看，此次电视PK局长的活动已经引起了舆论媒体的广泛关注，至少在设计者那里，已经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就此而言，不该把作秀一棍子打死。政治既需要改革创新，努力做事，也需要用健康的方式把它们展现出来，这反过来也可以推动改革，扩大创新的影响力。至于说那些纯粹形式主义的、离谱的作秀，只要它被大家知情了，被置于公共的审判台之上，公众就可以对此展开讨论和批评。如果它是错误的，社会也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来纠正它、制止它。这也比让错误的做法悄无声息地进行下去要好。
□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改革路径走偏？
■叶托：任何改革如果要成功，都需要平衡改革者、既得利益者和改革受益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改革者和改革受益者联合起来的力量超越了既得利益者，才可能避免改革“误入歧途”。
实际上，政府人事是一个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和利益格局稳定保守的敏感领域，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很容易“误入歧途”。一方面，地方政府既是改革的执行者，也是改革的对象，改革者和改革受益者的角色冲突难免会阻碍改革的深入。另一方面，群众作为改革受益者可能因为改革利益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而对改革漠不关心。
因此，要想避免改革路径走偏，应该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进行改革提供足够的激励和正确的导向；二是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三是通过立法来巩固改革成果。
□作为新生事物，各地的政改探索存在着哪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韩志明：各地政改的个案很多，具体操作程序不尽相同。就南京电视公开PK局长案例看，质疑的声音不少，也有很多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首先，如上面说到的，人们首先是质疑这种活动是否是在“作秀”。很明显，就选用局长的过程看，公开演讲辩论的环节对于任免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次，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任免是否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一般说来，政治领导人可以用民主机制来产生，但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否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呢？要知道，这种做法的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这至少会限制其广泛复制的可能性。再次，必须要指出的是，在领导干部任免程序中引入民意机制，并不等于就是民主，这就比如，君主垂询了臣民的意见，但这并不就是民主；君主决策参考民意，也绝不意味着民意确实在主宰局面。再一个，民意的计算也是有问题的，现场打分的200多名“考官”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其代表性是否合法、充分，其判断能力是否合格，其选择具有多大公信力，这些也是问题。最后，公开PK领导显然能增加领导干部的公信力，严格的公开PK过程可以压缩私下交易的空间，但对于PK环节之外的腐败机会却无能为力。对于PK产生出来的官员，是否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就可以更好地做事情，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是能够杜绝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问题。那么，公开PK政府机关的部门领导干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是否能解决政府人事管理中的弊病和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此外，值得引起重视的是，任免程序的复杂化会带来用人责任的分散化，如果这样产生的领导干部将来出问题了，比如腐败了，用人责任如何分担，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回答。（韩志明：政治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分析。叶托：浙江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政府治理。）
公开PK，“比才竞德”
□2008年，各地在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方面创新不断。您觉得这一系列新举措的特色在哪里？
■韩志明：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始终占据着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各地的创新举措虽然不大一样，但具有很大程度的共性。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将过去完全在政府内部操作的领导干部选拔过程予以公开，并且逐渐扩展其层次和范围；二是民意和舆论开始进入体制内，成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机制；三是区别于此前的等额选举办法，真正引入了竞争机制，这主要体现在PK方式、差额选举、淘汰机制等程序设计上。这使得选票开始真正具有了选择的含义。
■叶托：本轮的改革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长期性的新方向：干部选拔任用将会逐渐从以选拔方式为主向以选举方式为主过渡。必须区分清楚这两个概念：选拔是通过一种内部操作的形式，确保干部任用体现上级的意图；而选举则更倾向于体现民意，选举结果也充满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您觉得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创新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将会在哪些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韩志明：总的说来，各地通过电视PK等公开竞选方式产生领导干部的做法，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一，通过电视这种强势媒体来展示干部选拔和任用的过程，是领导干部任用走向阳光和公开的第一步，也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方式之一；第二，公开竞争的领导干部产生机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可减少选人用人过程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也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第三，这些做法为进一步探索和推进领导干部的选用制度提供了试验田，为未来推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民主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操练。
■叶托：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涉及到的核心问题便是：谁给谁授权、谁对谁负责。两者之间的逻辑很简单，对授权者负责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既然此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在“民主化”之上，那么其价值也应该体现在扭转以往干部“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努力之上。南京市电视PK选拔政府部门一把手和贵阳市四县（区）试水县（区）委书记公推竞岗虽然没有彻底地将选举权交给普通民众，但毕竟大大增加了民意在其中的分量。
从潜规则到新契机
□您觉得以往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存在着哪些问题？带来了哪些后果？
■韩志明：长期以来，我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选人用人中的腐败问题。干部任用过程中权力过于集中，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力，暗箱操作比较多，地方官员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情况也很严重。近年来，地方政府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搞非组织活动的“潜规则”时有发生。大的案件如前几年黑龙江省的“马德买官卖官案”，牵涉数百名领导干部，影响极其恶劣。此外，一些贪官落马的背后也多有卖官买官的丑闻。对于这些用人过程中的腐败和弊病，党和政府很头疼，广大群众不满意。
□请您谈一谈这些创新举措推出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
■叶托：从1995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到2002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出台，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全过程监督。”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之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年各地层出不穷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实践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差额选举办法”。这是十七大对未来五年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所定的基调，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激励机制下，任何地方性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实践都不可能脱离这个基调。
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方向大致可以用“三化”来概括，即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解决的是效率问题，民主化面对的是合法性问题，而制度化则是为了保障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成果。从各地的改革实践看，本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和创新的着力点是放在“民主化”之上的。相对而言，科学化和制度化并没有得到相应程度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次改革存在机理结构的不协调性，而这种不协调性导致20世纪末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乡镇长选举改革的效果不大。因此，现在，任何过高的评价都为时过早，我们需要时间来检验此轮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
民主操练：宽容与反思
□您觉得这些政改探索是否会沦为作秀之虞？
■韩志明：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比较强调内敛、含蓄的行为规范。相应地，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排斥作秀的，认为作秀是炫耀、夸张和形式主义，把作秀当成不好的事情。但我觉得，作秀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民主政治是需要作秀的，公开竞选的机制与作秀是不可分离的。现代官员不仅要会做事，也要懂得适当地作秀。这是与市场生存法则相适应的行为方式。把一件值得做的、正确的事情采取恰当的方式广而告之，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顺应了政务公开、透明政府的诉求。至少，作秀总比一切问题都暗箱操作或内部消化要来得好一点。
以南京市电视PK局长事件为例，这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作秀。正如媒体所指出的，这是新任市委书记任职以来的一次大手笔、大动作。从效果上看，此次电视PK局长的活动已经引起了舆论媒体的广泛关注，至少在设计者那里，已经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就此而言，不该把作秀一棍子打死。政治既需要改革创新，努力做事，也需要用健康的方式把它们展现出来，这反过来也可以推动改革，扩大创新的影响力。至于说那些纯粹形式主义的、离谱的作秀，只要它被大家知情了，被置于公共的审判台之上，公众就可以对此展开讨论和批评。如果它是错误的，社会也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来纠正它、制止它。这也比让错误的做法悄无声息地进行下去要好。
□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改革路径走偏？
■叶托：任何改革如果要成功，都需要平衡改革者、既得利益者和改革受益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改革者和改革受益者联合起来的力量超越了既得利益者，才可能避免改革“误入歧途”。
实际上，政府人事是一个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和利益格局稳定保守的敏感领域，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很容易“误入歧途”。一方面，地方政府既是改革的执行者，也是改革的对象，改革者和改革受益者的角色冲突难免会阻碍改革的深入。另一方面，群众作为改革受益者可能因为改革利益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而对改革漠不关心。
因此，要想避免改革路径走偏，应该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进行改革提供足够的激励和正确的导向；二是提高群众的公民意识；三是通过立法来巩固改革成果。
□作为新生事物，各地的政改探索存在着哪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韩志明：各地政改的个案很多，具体操作程序不尽相同。就南京电视公开PK局长案例看，质疑的声音不少，也有很多值得商榷和完善的地方。首先，如上面说到的，人们首先是质疑这种活动是否是在“作秀”。很明显，就选用局长的过程看，公开演讲辩论的环节对于任免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次，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任免是否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一般说来，政治领导人可以用民主机制来产生，但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否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呢？要知道，这种做法的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这至少会限制其广泛复制的可能性。再次，必须要指出的是，在领导干部任免程序中引入民意机制，并不等于就是民主，这就比如，君主垂询了臣民的意见，但这并不就是民主；君主决策参考民意，也绝不意味着民意确实在主宰局面。再一个，民意的计算也是有问题的，现场打分的200多名“考官”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其代表性是否合法、充分，其判断能力是否合格，其选择具有多大公信力，这些也是问题。最后，公开PK领导显然能增加领导干部的公信力，严格的公开PK过程可以压缩私下交易的空间，但对于PK环节之外的腐败机会却无能为力。对于PK产生出来的官员，是否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就可以更好地做事情，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是能够杜绝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问题。那么，公开PK政府机关的部门领导干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是否能解决政府人事管理中的弊病和问题，是值得怀疑的。
此外，值得引起重视的是，任免程序的复杂化会带来用人责任的分散化，如果这样产生的领导干部将来出问题了，比如腐败了，用人责任如何分担，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回答。（韩志明：政治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政策分析。叶托：浙江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政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