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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是启蒙思想大师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有奖征文而作的一篇论文。文中，通过对人类“自然状态”的遐思和推测，卢梭系统地阐述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思想，并开出了两剂医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药方，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卢梭 人与人之间 不平等 对策 自然状态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68－02
卢梭指出：“我认为人类当中存在着两种不平等，其中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确定的，是由于年龄、健康状况、体力、智力或心灵的素质的差异而产生。另外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的产生有赖于某种习俗，是经过人们的同意或至少是经过人们的认可而产生的。”在这两种不平等中，卢梭认为自然不平等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仅从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
卢梭不赞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起源于上帝安排的说法。他说：“尽管宗教的教义硬要我们相信是上帝亲自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平等，是因为上帝希望他们不平等，然而宗教的教义并未禁止我们根据人的天性和他们周围的事物进行一些猜测：如果让人类放任自流地自由发展，他们将变成什么样子。”基于这种思想，卢梭便设法将世人的思绪引入到了人类久远的“自然状态”。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类是没有不平等现象的，即使有也是极为微小、“极不明显的”，“其影响几乎是零”，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是天生的，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也不是上帝。
在卢梭看来，私有观念是后于不平等现象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参与，私有制也许不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说：“从一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之时起，从他感到一个人拥有两个人的食物是大有好处之时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财产的观念就开始形成”，但是，“如果大家的才能都是相等的，如果铁的使用量和食物的消费量都十分严格地一律平等，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事物也许可以永远保持平等。”
通过遐思和猜测，卢梭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有一个无可争辩的特殊品质使他们之间的区别极其明显”，这个品质就是人的“自我完善的能力”，正是这个能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说：“我们感到难过的是，这种几乎是无可限量的特殊能力，反倒成了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这种能力，当初曾使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了他终日平平静静的无忧无虑的原始状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它又使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谬误；既培养了道德，也犯了错误，最后终于使他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正是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使人不断积累知识，发展智力，形成观念，帮助人走出自然状态跨入文明社会，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产生。
这样产生的人类不平等虽然符合天性，但还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的获得另有原因。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这种不平等具有了合法性呢？卢梭认为是契约。在私有财产出现之初，人的财富是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最强悍的人和最贫穷的人把自己的力量或者自己的需要视为一种侵占他人财富的权利，认为这是一种与所有权同等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法律就产生了，私有财产得到了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被肯定下来了。他说道：“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戴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然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利，此外，还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受苦，陷于奴役和贫困的境地。”这样，法律的产生，使私有制得以确立，使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得以“合法化”。
卢梭设想：在人类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次革命性的变化，最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走向了极致。他说：“如果我们循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这几次革命性的变化中的进展情况继续探讨下去，我们将发现：法律和个人财产权的建立，是在它的第一个阶段；行政官的设置，是在第二个阶段；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把合法的权利变为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与穷人的地位在第一个时期是人们认可的；强者与弱者的地位在第二个时期是人们认可的；而主人和奴隶的地位则是在第三个时期认可的。”但是，到第三个阶段，人类“不平等现象已经达到了顶点”，“专制暴君逐渐抬起他那丑恶的头”，“一切都将被这个恶魔吞没”。显然，在卢梭眼里，虽然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也是得到了人们认可的，但是“有伤天性的”，因此必须予以消除。
卢梭认为，“直到新的革命性巨变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接近于成为合法的制度”，才能够消除这种暴君统治的极端不平等现象。这就是卢梭抛出的革命与改良两剂苦药。一切事物都是按照自然的秩序进行的：不论那些短暂的和频频发生的革命结果如何，谁也不能抱怨说他们不公正；要抱怨，就只能抱怨自己的过错和不幸。”
这样，在区分两类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遐思和猜测探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然后提出消除专制暴君统治下的极端不平等的方案，从而形成了卢梭比较系统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思想。
第一，要尊重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私有财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能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卢梭设想的人类走向不平等的两次巨变中，大自然造成的第一次变化造就了初期的家庭和少量的家庭财产和简单的语言。而“在人类为建立彼此的联系而努力的过程中，大自然给与的帮助是不多的”，“他拥有的各种能力是随着他运用这些能力的机会而发展的”。在第二次巨变中，“使人类走向文明但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铁的冶炼和小麦的种植，更是人类自我完善能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私有制的产生是符合人类天性的，用暴力的方式剥夺人的私有财产是违反人伦的，是不可取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卢梭在批判私有制带来的弊端的同时，并不主张推翻私有制了。
第二，要正视人类的不平等现象。人类不平等起源于人所独有的自我完善的能力。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是天赋的，因人而异的。但是，它又是可以通过人后天的努力加以改变的，因而不完全是天定的。虽然卢梭不赞成探究自然的不平等和精神上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他并没有否定自然的不平等对精神上的不平等的影响，而是强调了各种自然禀赋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影响。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具有偶然性。这种不平等是一种客观的实在，不可人为地将其暴力消除。
第三，要防止不平等现象的极化。平等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等则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平等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前进的不竭动力，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其完全、彻底地消除，只能尽量缩小其差距。只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社会对不平等现象是有承受能力的。因此，要想社会和谐，就必须将人类不平等置于一个人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尊重人与人之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当然，有效的标准不仅仅是看人类之间趋向平等的速度，而是还要看在这种措施之下的社会和谐度。卢梭说道：“这几种力量是互相协调还是彼此冲突，是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或坏的主要标志。”这就要求人类在做出消除财富不平等的政策选择时，尽可能摒弃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暴力剥夺富人财产的方式，采用比较平稳的、形成接近于合法的制度的改良方式。
使既有制度“接近于成为合法的制度”，是卢梭为消除极端不平等开出的改良药方。因此，要想社会和谐，就必需大力发扬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同时，既然财富不平等是四种不平等中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也是与人的幸福最直接攸关的，那么就必需尽可能地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样，既不会挫伤富人的积极性，又不会激发穷人的革命性，从而形成一种和平共处、和谐并进的社会状态。
【参考文献】
[1]卢梭(著),李平沤(译).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商务印书馆,2007.
[2]高玉泉.论物的依赖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J].求索,2003年,第6期.
[3]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关键词］卢梭 人与人之间 不平等 对策 自然状态
［中图分类号］I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68－02
卢梭指出：“我认为人类当中存在着两种不平等，其中一种，我称之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由自然确定的，是由于年龄、健康状况、体力、智力或心灵的素质的差异而产生。另外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的产生有赖于某种习俗，是经过人们的同意或至少是经过人们的认可而产生的。”在这两种不平等中，卢梭认为自然不平等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仅从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进行分析。
卢梭不赞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起源于上帝安排的说法。他说：“尽管宗教的教义硬要我们相信是上帝亲自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相信他们之所以不平等，是因为上帝希望他们不平等，然而宗教的教义并未禁止我们根据人的天性和他们周围的事物进行一些猜测：如果让人类放任自流地自由发展，他们将变成什么样子。”基于这种思想，卢梭便设法将世人的思绪引入到了人类久远的“自然状态”。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类是没有不平等现象的，即使有也是极为微小、“极不明显的”，“其影响几乎是零”，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是天生的，使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的也不是上帝。
在卢梭看来，私有观念是后于不平等现象而产生的，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参与，私有制也许不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说：“从一个人需要别人的帮助之时起，从他感到一个人拥有两个人的食物是大有好处之时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不存在了，私有财产的观念就开始形成”，但是，“如果大家的才能都是相等的，如果铁的使用量和食物的消费量都十分严格地一律平等，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事物也许可以永远保持平等。”
通过遐思和猜测，卢梭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有一个无可争辩的特殊品质使他们之间的区别极其明显”，这个品质就是人的“自我完善的能力”，正是这个能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说：“我们感到难过的是，这种几乎是无可限量的特殊能力，反倒成了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这种能力，当初曾使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了他终日平平静静的无忧无虑的原始状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它又使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谬误；既培养了道德，也犯了错误，最后终于使他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正是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使人不断积累知识，发展智力，形成观念，帮助人走出自然状态跨入文明社会，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产生。
这样产生的人类不平等虽然符合天性，但还不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的获得另有原因。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这种不平等具有了合法性呢？卢梭认为是契约。在私有财产出现之初，人的财富是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的，最强悍的人和最贫穷的人把自己的力量或者自己的需要视为一种侵占他人财富的权利，认为这是一种与所有权同等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和法律就产生了，私有财产得到了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被肯定下来了。他说道：“社会和法律就是这样或应当是这样起源的。它们给弱者戴上了新的镣铐，使富人获得了新的权力，并一劳永逸地摧毁了天然的自由，制定了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现象的法律，把巧取豪夺的行径变成一种不可改变的权利，此外，还为了少数野心家的利益，迫使所有的人终日受苦，陷于奴役和贫困的境地。”这样，法律的产生，使私有制得以确立，使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得以“合法化”。
卢梭设想：在人类不平等现象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次革命性的变化，最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走向了极致。他说：“如果我们循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在这几次革命性的变化中的进展情况继续探讨下去，我们将发现：法律和个人财产权的建立，是在它的第一个阶段；行政官的设置，是在第二个阶段；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把合法的权利变为专制的权力；因此，富人与穷人的地位在第一个时期是人们认可的；强者与弱者的地位在第二个时期是人们认可的；而主人和奴隶的地位则是在第三个时期认可的。”但是，到第三个阶段，人类“不平等现象已经达到了顶点”，“专制暴君逐渐抬起他那丑恶的头”，“一切都将被这个恶魔吞没”。显然，在卢梭眼里，虽然这种极端的不平等也是得到了人们认可的，但是“有伤天性的”，因此必须予以消除。
卢梭认为，“直到新的革命性巨变使政府完全瓦解，或者使它接近于成为合法的制度”，才能够消除这种暴君统治的极端不平等现象。这就是卢梭抛出的革命与改良两剂苦药。一切事物都是按照自然的秩序进行的：不论那些短暂的和频频发生的革命结果如何，谁也不能抱怨说他们不公正；要抱怨，就只能抱怨自己的过错和不幸。”
这样，在区分两类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遐思和猜测探寻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然后提出消除专制暴君统治下的极端不平等的方案，从而形成了卢梭比较系统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思想。
第一，要尊重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私有财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能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卢梭设想的人类走向不平等的两次巨变中，大自然造成的第一次变化造就了初期的家庭和少量的家庭财产和简单的语言。而“在人类为建立彼此的联系而努力的过程中，大自然给与的帮助是不多的”，“他拥有的各种能力是随着他运用这些能力的机会而发展的”。在第二次巨变中，“使人类走向文明但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东西”——铁的冶炼和小麦的种植，更是人类自我完善能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私有制的产生是符合人类天性的，用暴力的方式剥夺人的私有财产是违反人伦的，是不可取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卢梭在批判私有制带来的弊端的同时，并不主张推翻私有制了。
第二，要正视人类的不平等现象。人类不平等起源于人所独有的自我完善的能力。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是天赋的，因人而异的。但是，它又是可以通过人后天的努力加以改变的，因而不完全是天定的。虽然卢梭不赞成探究自然的不平等和精神上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他并没有否定自然的不平等对精神上的不平等的影响，而是强调了各种自然禀赋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影响。可见，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具有偶然性。这种不平等是一种客观的实在，不可人为地将其暴力消除。
第三，要防止不平等现象的极化。平等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等则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平等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前进的不竭动力，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其完全、彻底地消除，只能尽量缩小其差距。只要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社会对不平等现象是有承受能力的。因此，要想社会和谐，就必须将人类不平等置于一个人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尊重人与人之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当然，有效的标准不仅仅是看人类之间趋向平等的速度，而是还要看在这种措施之下的社会和谐度。卢梭说道：“这几种力量是互相协调还是彼此冲突，是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或坏的主要标志。”这就要求人类在做出消除财富不平等的政策选择时，尽可能摒弃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暴力剥夺富人财产的方式，采用比较平稳的、形成接近于合法的制度的改良方式。
使既有制度“接近于成为合法的制度”，是卢梭为消除极端不平等开出的改良药方。因此，要想社会和谐，就必需大力发扬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同时，既然财富不平等是四种不平等中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也是与人的幸福最直接攸关的，那么就必需尽可能地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样，既不会挫伤富人的积极性，又不会激发穷人的革命性，从而形成一种和平共处、和谐并进的社会状态。
【参考文献】
[1]卢梭(著),李平沤(译).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商务印书馆,2007.
[2]高玉泉.论物的依赖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J].求索,2003年,第6期.
[3]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