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称得上是一个大都市，而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只是一个小山村。但是，就是这两个在各方面都极不成比例的地方，在当时不仅是决定中国不同命运的指挥所，而且成为世界的聚焦点。
　　在西柏坡毛泽东居住的小院的西北角，有4间低矮的土坯房，这就是中央军委作战室。作战室里面摆放着3张桌子，一张为作战科，一张为情报科，一张为资料科。桌子上放着一部手摇电话机，墙上挂了两张军用地图。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着数百万军队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把人民战争中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如行云流水。因此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
　　盘点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贡献，史学家们为我们归纳了以下主要方面。

　　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西柏坡时期是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在這里先后组织指挥了重要战役24次，尤其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仅仅用了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即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三大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大大加速了全国胜利的进程，为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到西柏坡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翻封建土地制度，为此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领导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1.6亿多农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由此，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地赢得了民心，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参战，保家保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保证。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在1948年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就国际形势、战略任务、政权性质、财政统一以及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等8个问题作了深刻论述，其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关于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基本问题，毛泽东作了系统阐述：“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进行了深入阐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论述使党对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理论思考开始走向成熟和具体化，基本确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形式。
　　探索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组织形式。在西柏坡，毛泽东曾多次论述，新中国的国家政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他在“九月会议”上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实践上探索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试验田。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奠定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的基础。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极大拥护，纷纷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做好妥善安置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初步形成并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
　　设计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特色之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应采取的基本经济政策：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一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二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三是对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适时地、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方法是通过“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等形式来实现。四是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从而“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还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这些方针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提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48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不承认国民党与美、英、法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使我外交立于主动。”这实际上就是“另起炉灶”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形成。与此同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思想也被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时曾形象地把我们的国家比喻成一个家庭，他说：“我们的屋子太脏了，解放后必须认真清理。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应当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至于“一边倒”，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这样说道：“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基本确定下来了，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方针。 　　确立了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1948年10月，周恩来在起草《共同纲领》草案时进一步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1949年2月，毛泽东接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第一次向外国领导人详细谈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问题。他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应该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克服错误倾向上来。”西柏坡時期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时期，为新中国推广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成功经验。
　　筹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蓝图。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军队“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9年2月，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整编。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建设海军和空军等现代化新兵种。1949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航空事业；4月，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成立，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支海军队伍。与此同时，炮兵、铁道兵、装甲兵等兵种也相继建立和强大起来，人民解放军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向多兵种、诸军种合成军队的过渡，为人民解放军后来的发展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之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由革命的政党向执政的政党转变的历史使命。面对政党地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为迎接执政考验，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包括完善党的领导体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开展了“以纯洁组织，整顿思想和作风”为主的“三查”“三整”运动；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健全了党委制，召开了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建设；提出“两个务必”的执政宣言和谆谆告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这些对于我们党长期执政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
　　70多年过去了，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创造的惊世辉煌和从这里发出的铮铮誓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必将沿着永无止境的“赶考”之路一直走下去……
　　2013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在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郑重表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的坚定心态，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交出各种“考试”优异答卷的必胜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