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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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现状,并探究父母焦虑/抑郁影响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内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亲子冲突量表、亲子亲合量表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对1561名初一-高三学生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检出率为16.5％.(2)父母焦虑、父母抑郁、亲子冲突、青少年焦虑、青少年抑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两两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亲合与其他变量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3)父母焦虑/抑郁不直接预测青少年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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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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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现状,并探究父母焦虑/抑郁影响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的内部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亲子冲突量表、亲子亲合量表和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量表对1561名初一-高三学生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疫情期间,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检出率为16.5％.(2)父母焦虑、父母抑郁、亲子冲突、青少年焦虑、青少年抑郁、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两两变量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亲子亲合与其他变量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3)父母焦虑/抑郁不直接预测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而是通过五条中介路径作用于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通过亲子关系(亲子冲突、亲子亲合)的中介作用,其中亲子冲突的相对作用力比亲子亲合更大;通过青少年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通过亲子关系(亲子冲突、亲子亲合)和青少年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父母焦虑/抑郁通过亲子关系和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多重中介作用间接预测青少年手机等电子产品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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