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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希望·关怀
打工者是两会代表们时常关注的群体。作为低收入阶层，他们工作努力，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改变命运。他们更多的不属于城市，但是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梦。他们是这个社会活力之所在，代表了这个社会向上涌动的力量。如何打通渠道，如何在现实条件下，更多地实现他们的梦想，解决好诸如户籍、子女上学等问题，成为很多特别是来自他们中间的代表们的呼声。
2月23日上午，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工人俱乐部旁的虎坊桥人才市场显得有些冷清。两周前从河北农村赶来北京的求职者王继斌，听说今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960元上调到1160元，“没等到过完正月十五，初七人就到北京了。”现暂借住在老乡宿舍的王继斌连日来走了不少劳务市场，“北京物价上涨太多了，一个月2000块钱不够花，再等等看，不着急。”
类似的求职者不在少数。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统计，保安、服务员、保洁、物业管理等简单体力劳动职位需求量一直比较大。“招工比较困难，不少求职者还在观望中。”一位招聘单位负责人表示。
一边是2011年的国考报名人数逾140万，千军万马“想做官”；一边是农民工节后返城，存在结构性缺口的“招工难”。相比之下，“公务员多好啊，工作稳定、福利好，不用愁将来怎么养老，还体面。”王继斌说，“咱没文化，还是趁年轻多挣点钱吧，要不老了咋办呢。”
没有文化，只能干些体力活
在北京，农民工大多数就业于低端岗位。大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即便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收入不高也要卖力气。“活着真累啊！”在劳务市场门口，一名叫李文轩的小伙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原名太土了，在网上看到这个名字不错就拿来用了，像个文化人了吧。” 李文轩今年25岁，老家在山东菏泽农村。家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小学时父亲就去世了。“我是家中长子，大伯不让我走，就留下来了。”回忆起往事，小伙子黑黑的脸蛋变得更加黯然，“要是爸爸还在，说不定我就会不这么辛苦了。2009年初来北京后，小伙子在富士康的工厂干过半年多，之后辗转南方几个城市，最后去了浙江舟山的一家大型船厂干电焊。他抱怨道：“哎，这个活真不想干了，你看全身都是伤疤。”说着他撩起厚厚的衣领、袖口，斑驳的烫伤印子清晰可辨。
“还是电焊工赚钱比较多，累是累点，不过冬天还好，火花很快就熄灭了，落到身上不会烫得厉害。”小伙子说，“夏天就不一样了，天气闷热，火花掉到身上，衣领里、手臂上、鞋里到处都是，滚烫滚烫的。这一身的烙印就是去年夏天落下的。”
多年打工下来，小伙子手头也积攒了几万块钱，“现在都交给了大伯掌管，说是预备来年给自己娶媳妇用，呵呵，可是，自己的家在哪里呢？”说着，小伙子嘻嘻一笑，瞬间却又皱起了眉头。“我的户口还在山东农村，可是爸爸留下的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妈妈和弟弟、妹妹生活在别人家里。”“大伯说是给我娶媳妇，可我不想再回山东的农村老家种地干活了，我也想当个白领。”看着记者，小伙子呵呵笑着。
“北京的工资还是不高，花销更大了，过几天要去秦皇岛看看，还是电焊工，工友说那边一天能挣140块钱。”小伙子两只眼睛骨碌碌地望向远方。
有了文化，理想依然难实现
如果说没有文化，农民工只能干些比较粗重的体力活，那么，有了文化，就能改变命运吗？
2006年秋，一个38岁的河南农民工，经过3次高考、两次自考和两次研究生国家统招入学考试后，走进了重庆师范大学校园。3年后的2009年8月临近毕业，本以为可以就此改变命运的他，求职却屡屡碰壁，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又回到读研前工作的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后勤服务公司物业中心，继续干物业管理员的工作。
他叫滕振国，2010年国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硕士农民工”。对此，有人说他是“自考英雄”；有人说这是“社会有问题”；有人说他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尴尬的人生境遇，激起社会的千层浪花。
“考研，只不过想提高自己，增加竞争机会而已，别无他意。不公平的就业歧视，致使本人无平等的竞聘机会。”2011年2月22日，滕振国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这样郑重的声明。
然而，“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农村”的滕振国事实上去年8月21日曾经正式签约位于厦门的中德经贸学院，从辅导员做起。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年的9月4日却突然从中德经贸学院辞职，返回河南老家。“请允许我跟你们一样有个人隐私。”滕振国在自己的博客中解释道。同年的9月26日，滕振国还写道：“不是我要求条件高，而是要面对现实。匆匆地来，匆匆地走。因为我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平衡点。”其中缘由，在2010年见诸国内各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虽有现身说法，比如，妻子冯俊梅坚决不同意他在学院继续工作等，但滕振国似乎不愿多讲，只是对记者说，人到中年以后，他感觉再也不能单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从现在开始他要顾及家人的真实感受。
那么，“硕士农民工”滕振国的梦想或者说理想，究竟又是什么呢？这年的11月4日，滕振国在博文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我的理想职业是什么，于是，我说了国企、办公室、公务员之类。”
“因为我们始终是种菜卖菜，我什么时候不种菜，不卖菜了，而是我有工作，然后整天陪着老婆去菜市场买菜，那种生活那就是说那时候才叫命运改变了。”2010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滕振国如是说。
很显然，滕振国的命运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滕振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至少目前看来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媒体的报道尽管影响很大，但似乎也没有令其“鲤鱼跳龙门”风光无限好。
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人到中年的“硕士农民工”却说从不后悔自己当年考研、读研的决定，他给自己博客取的标题也是，“滕振国：明天一定会更好！”
大学毕业，工作容易发展难
若是名牌大学毕业，也没有遇到用工年龄限制等不公平的就业歧视，这样的人应该不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吧？“实际上，找工作不难，不过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有前途的好工作，比如央企、国企等，可就难了。”2月25日，在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见到杨震时，他跟记者说。杨震今年26岁，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某工科专业，工作3年多。小杨老家在湖北，天性聪颖的他高考毫不费力地考入著名的哈工大，一路绿灯，毕业后就职于深圳某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一年后，因为感情问题，与女友分手，小杨打包行李，来到北京发展。
“现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还行，听说北京很多大学毕业生都住在地下室或者楼房的隔断间，还有住小平房的。像我这样不用担心房租，挣得不多但也不少，一个月四五千来块够花了。”小杨很健谈，热情地打着招呼，也不住地调侃着，“你买房了吗？我是买不起，也不计划买了，北京房价实在太高了。”
户口和档案仍放在深圳人才交流中心的小杨，长着一张娃娃脸，腿上是普通的蓝色牛仔裤，脚穿普通棉胶鞋，休闲挎包，看上去像个打扮朴素的大学生，“还能骗几年吧，呵呵。”
“大家都在考研，考公务员，我不考，考那个干什么，就是读研出来也不一定会比现在好多少，浪费时间。公务员就更不用说了，不是谁都能考上的。”小杨说，“还是老老实实干自己的吧，虽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但是好多鼠族、蚁族还不如我呢。”在北京，像杨震这样的小白领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即使有份工作，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蜗居”的“蚁族”、“鼠族”不容忽视。“先就业，后择业；先工作，后发展，说的容易，可像我这样的，跟农民工其实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我坐在电脑前，他们在工地上。”小杨对自己一番剖析说，“我在北京也没房、没车、没户口的，跟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归属感，我又该怎么办呢，凉拌呗，呵呵。”
经济转型，期待柳暗花明日
农民工也好，大学生也罢，不论是春天里的“用工荒”还是校园中的“就业难”，或者社会上的“发展慢”，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不可承受之重。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处于历史重要的转型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
辜胜阻强调，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用工荒”问题的日益突出意味着这一发展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谋划经济转型，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
可是，经济转型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实惠？
“对我来说，北京户口是个很大的问题。哪天有了女朋友，要是都没有北京户口的话，一旦贸然结婚，很多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孩子入托、上学、高考等，据说都不是一般的麻烦。”小杨其实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将来不知道怎么买房成家，不过，谁让自己选择北京就业呢。”小杨自言自语地说。
2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在谈到户籍改革时表示，“我相信农民工朋友们会理解，许多大城市，特别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的城市，社会承载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温家宝总理还表示，国务院正在出台一个文件，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还是主张农民工首先要在放开的县以及所在镇解决户口。对于大城市，我们还是应该根据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地先解决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职业、有固定住处、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的。但是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第二，我们还是要解决农民工存在的现实问题，这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义务制教育、培训都不应该因户籍而受到歧视。这些条目都将会以文件正式下发。”
2011年全国两会已拉开帷幕，诸如“户改、医保、房价、反腐、就业、农民工子女入学、幸福观、国强民富、国民共富”等“热词”不断刺激公众眼球，这样的政策，对人生处于漂泊状态的打工者们来说是个利好，或许终有一天，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梦想一个个变为现实……
打工者是两会代表们时常关注的群体。作为低收入阶层，他们工作努力，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奋改变命运。他们更多的不属于城市，但是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城市梦。他们是这个社会活力之所在，代表了这个社会向上涌动的力量。如何打通渠道，如何在现实条件下，更多地实现他们的梦想，解决好诸如户籍、子女上学等问题，成为很多特别是来自他们中间的代表们的呼声。
2月23日上午，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工人俱乐部旁的虎坊桥人才市场显得有些冷清。两周前从河北农村赶来北京的求职者王继斌，听说今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960元上调到1160元，“没等到过完正月十五，初七人就到北京了。”现暂借住在老乡宿舍的王继斌连日来走了不少劳务市场，“北京物价上涨太多了，一个月2000块钱不够花，再等等看，不着急。”
类似的求职者不在少数。据北京市有关部门统计，保安、服务员、保洁、物业管理等简单体力劳动职位需求量一直比较大。“招工比较困难，不少求职者还在观望中。”一位招聘单位负责人表示。
一边是2011年的国考报名人数逾140万，千军万马“想做官”；一边是农民工节后返城，存在结构性缺口的“招工难”。相比之下，“公务员多好啊，工作稳定、福利好，不用愁将来怎么养老，还体面。”王继斌说，“咱没文化，还是趁年轻多挣点钱吧，要不老了咋办呢。”
没有文化，只能干些体力活
在北京，农民工大多数就业于低端岗位。大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即便是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收入不高也要卖力气。“活着真累啊！”在劳务市场门口，一名叫李文轩的小伙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原名太土了，在网上看到这个名字不错就拿来用了，像个文化人了吧。” 李文轩今年25岁，老家在山东菏泽农村。家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小学时父亲就去世了。“我是家中长子，大伯不让我走，就留下来了。”回忆起往事，小伙子黑黑的脸蛋变得更加黯然，“要是爸爸还在，说不定我就会不这么辛苦了。2009年初来北京后，小伙子在富士康的工厂干过半年多，之后辗转南方几个城市，最后去了浙江舟山的一家大型船厂干电焊。他抱怨道：“哎，这个活真不想干了，你看全身都是伤疤。”说着他撩起厚厚的衣领、袖口，斑驳的烫伤印子清晰可辨。
“还是电焊工赚钱比较多，累是累点，不过冬天还好，火花很快就熄灭了，落到身上不会烫得厉害。”小伙子说，“夏天就不一样了，天气闷热，火花掉到身上，衣领里、手臂上、鞋里到处都是，滚烫滚烫的。这一身的烙印就是去年夏天落下的。”
多年打工下来，小伙子手头也积攒了几万块钱，“现在都交给了大伯掌管，说是预备来年给自己娶媳妇用，呵呵，可是，自己的家在哪里呢？”说着，小伙子嘻嘻一笑，瞬间却又皱起了眉头。“我的户口还在山东农村，可是爸爸留下的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妈妈和弟弟、妹妹生活在别人家里。”“大伯说是给我娶媳妇，可我不想再回山东的农村老家种地干活了，我也想当个白领。”看着记者，小伙子呵呵笑着。
“北京的工资还是不高，花销更大了，过几天要去秦皇岛看看，还是电焊工，工友说那边一天能挣140块钱。”小伙子两只眼睛骨碌碌地望向远方。
有了文化，理想依然难实现
如果说没有文化，农民工只能干些比较粗重的体力活，那么，有了文化，就能改变命运吗？
2006年秋，一个38岁的河南农民工，经过3次高考、两次自考和两次研究生国家统招入学考试后，走进了重庆师范大学校园。3年后的2009年8月临近毕业，本以为可以就此改变命运的他，求职却屡屡碰壁，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又回到读研前工作的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后勤服务公司物业中心，继续干物业管理员的工作。
他叫滕振国，2010年国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硕士农民工”。对此，有人说他是“自考英雄”；有人说这是“社会有问题”；有人说他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尴尬的人生境遇，激起社会的千层浪花。
“考研，只不过想提高自己，增加竞争机会而已，别无他意。不公平的就业歧视，致使本人无平等的竞聘机会。”2011年2月22日，滕振国在自己的新浪博客里这样郑重的声明。
然而，“不甘心一辈子待在农村”的滕振国事实上去年8月21日曾经正式签约位于厦门的中德经贸学院，从辅导员做起。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年的9月4日却突然从中德经贸学院辞职，返回河南老家。“请允许我跟你们一样有个人隐私。”滕振国在自己的博客中解释道。同年的9月26日，滕振国还写道：“不是我要求条件高，而是要面对现实。匆匆地来，匆匆地走。因为我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平衡点。”其中缘由，在2010年见诸国内各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虽有现身说法，比如，妻子冯俊梅坚决不同意他在学院继续工作等，但滕振国似乎不愿多讲，只是对记者说，人到中年以后，他感觉再也不能单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从现在开始他要顾及家人的真实感受。
那么，“硕士农民工”滕振国的梦想或者说理想，究竟又是什么呢？这年的11月4日，滕振国在博文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我的理想职业是什么，于是，我说了国企、办公室、公务员之类。”
“因为我们始终是种菜卖菜，我什么时候不种菜，不卖菜了，而是我有工作，然后整天陪着老婆去菜市场买菜，那种生活那就是说那时候才叫命运改变了。”2010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滕振国如是说。
很显然，滕振国的命运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滕振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至少目前看来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媒体的报道尽管影响很大，但似乎也没有令其“鲤鱼跳龙门”风光无限好。
上有老，下有小，这个人到中年的“硕士农民工”却说从不后悔自己当年考研、读研的决定，他给自己博客取的标题也是，“滕振国：明天一定会更好！”
大学毕业，工作容易发展难
若是名牌大学毕业，也没有遇到用工年龄限制等不公平的就业歧视，这样的人应该不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吧？“实际上，找工作不难，不过想要找到一份理想的、有前途的好工作，比如央企、国企等，可就难了。”2月25日，在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见到杨震时，他跟记者说。杨震今年26岁，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某工科专业，工作3年多。小杨老家在湖北，天性聪颖的他高考毫不费力地考入著名的哈工大，一路绿灯，毕业后就职于深圳某公司，担任助理工程师。一年后，因为感情问题，与女友分手，小杨打包行李，来到北京发展。
“现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还行，听说北京很多大学毕业生都住在地下室或者楼房的隔断间，还有住小平房的。像我这样不用担心房租，挣得不多但也不少，一个月四五千来块够花了。”小杨很健谈，热情地打着招呼，也不住地调侃着，“你买房了吗？我是买不起，也不计划买了，北京房价实在太高了。”
户口和档案仍放在深圳人才交流中心的小杨，长着一张娃娃脸，腿上是普通的蓝色牛仔裤，脚穿普通棉胶鞋，休闲挎包，看上去像个打扮朴素的大学生，“还能骗几年吧，呵呵。”
“大家都在考研，考公务员，我不考，考那个干什么，就是读研出来也不一定会比现在好多少，浪费时间。公务员就更不用说了，不是谁都能考上的。”小杨说，“还是老老实实干自己的吧，虽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但是好多鼠族、蚁族还不如我呢。”在北京，像杨震这样的小白领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难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即使有份工作，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蜗居”的“蚁族”、“鼠族”不容忽视。“先就业，后择业；先工作，后发展，说的容易，可像我这样的，跟农民工其实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我坐在电脑前，他们在工地上。”小杨对自己一番剖析说，“我在北京也没房、没车、没户口的，跟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归属感，我又该怎么办呢，凉拌呗，呵呵。”
经济转型，期待柳暗花明日
农民工也好，大学生也罢，不论是春天里的“用工荒”还是校园中的“就业难”，或者社会上的“发展慢”，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不可承受之重。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处于历史重要的转型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说，如果把过去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称为第一次转型，那么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
辜胜阻强调，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第一次转型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用工荒”问题的日益突出意味着这一发展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十二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谋划经济转型，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
可是，经济转型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实惠？
“对我来说，北京户口是个很大的问题。哪天有了女朋友，要是都没有北京户口的话，一旦贸然结婚，很多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孩子入托、上学、高考等，据说都不是一般的麻烦。”小杨其实很担心自己的未来，“将来不知道怎么买房成家，不过，谁让自己选择北京就业呢。”小杨自言自语地说。
2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在谈到户籍改革时表示，“我相信农民工朋友们会理解，许多大城市，特别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的城市，社会承载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温家宝总理还表示，国务院正在出台一个文件，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据中国的国情，还是主张农民工首先要在放开的县以及所在镇解决户口。对于大城市，我们还是应该根据城市的承载能力，逐步地先解决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有固定职业、有固定住处、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的。但是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第二，我们还是要解决农民工存在的现实问题，这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义务制教育、培训都不应该因户籍而受到歧视。这些条目都将会以文件正式下发。”
2011年全国两会已拉开帷幕，诸如“户改、医保、房价、反腐、就业、农民工子女入学、幸福观、国强民富、国民共富”等“热词”不断刺激公众眼球，这样的政策，对人生处于漂泊状态的打工者们来说是个利好，或许终有一天，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梦想一个个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