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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凹，本名史長义，著名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1963年生，北京房山佛子庄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房山区文联主席。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近三十部，出版和发表作品七百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近六十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三十余项。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2013年被授予“全国文联先进工作者”称号。
一、内心孤寂
我系性情中人，与文学独钟；青灯黄卷数载，发表文字逾百万，在故里便有些个名声。那年，地区首长不没人才，给了一顶乡长的帽子，放到乡下去“镀金”。
北京的乡长属正处级，在外省便是一介县长。文艺圈里不少朋友便生出羡意，羡我文场与官场均混得“火爆”。其中，散文家伍立杨竟说：“作家里任乡长实职的，全国就数你一个，可以为《文艺报》写一段。”我说不敢造次，作家里任高职的人多矣。他固执地说，多固多矣，均是挂职，样子货也。我仍坚拒，他不得写。
作乡长之后，果然忙；忙得中饭晚饭均有人安排。你不能不去坐预先安排好的那个席位，否则下属会说你装模作样。若给人这么一个印象，以后的工作便不太好开展。
就这么每日忙碌着。
但就怕晚上的光景。乡机关几乎都是当地干部。一到晚间，下属们都侍弄自己的婆娘去了，偌大个乡机关就剩乡长大人的房间里有灯光。
我孤坐在大而阔气的写字台前，试图写一篇什么；但一个字也写不下去：白日的忙碌，已使自己的心性浮飘了，久久不能入定。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三月余，内心便极不安起来。我发现离自己真实的需要愈来愈远。自己真正的需要：一、氤氲于自己痴爱的文学，写几篇好文章；二、缱绻于自己心爱的女人，说几句悄然的体己话。
就这么枯坐着，外面是厚重而寂静的夜，能听到叶子落下时与空气的摩擦声。不禁黯然神伤，失声啜泣起来。我知道，下属们听不到乡长的哭声。
二、不堪冷遇
北京文坛的几个朋友来看我，我高兴极了。因为朋友们均是率性之人，可尽情地说想说的话。便极珍惜这样的相聚，把朋友带到一家僻静的店铺，独自招待之。
有一桩犯思忖的事，便是如何安顿自己的司机。既要纵情，便难免失态；既要畅谈，便不避忌语。可司机不僅是下属，且比自己小，不想破坏他心目中乡长那尚属完美的形象，也不忍他质朴而单纯的心，受到异质观念那意外的冲击，便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且嘱咐店主好生招待。
与朋友相聚，果然畅快，素日的假面具已消释在不设防的心灵碰撞之中，歌哭自任之。
送走朋友，在回归的路上，司机闷头开着车，一声不吭。我看出小伙子的心情很不好，便关切地问：“身体不舒服么？”“不。”他支吾着，再一追问，小伙子的眼圈竟红了，“今天的饭，吃得憋屈。”
原来他耿耿于被冷落的际遇。
“文人说话，没把门儿的，怕你接受不了。”
“得了吧乡长，您净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瘪了。你们有坦荡放言的胆量，我还没有默默倾听的那份勇气？看来，我这人还不如车。”
我不禁愕然，一腔的好心情顷刻间跑得杳无踪影。
三、逃避同情
我不得不到W村去，开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现场会。W村出了一个三胎生育户，影响恶劣。
那个超生户的情况比较特别：男方系初婚，女方则是带两个孩子再醮的寡妇。
那个男子叫李三，卑琐地站在一边。
“你知道不知道不允许生三胎？”
“知道。”
“知道还生，跟政府对着干？”
“咱可没那个胆量，去年怀上了，不用干部找，就做了；今年再也不想做了。”
“为什么？”
他申诉道——
她带过来的两个孩子，您猜叫我什么？叫我三哥。让他们的妈调治了一番，您猜他们叫我什么？还是叫三哥。后来听说，孩子就听他们亲奶奶的话，便去找她。我说，婶子，您给管管，好歹也是他们的长辈啊，不叫爹，叫声叔也成啊。您猜那老太太说什么？她说，叫三哥还便宜了你，依我，叫你小三比什么都痛快！我管吃管喝到头来才混了个三哥，冤不冤？！我咂摸透了，要有个叫爹的，横竖得有自己揍的根。
说完，竟如童子般咧咧哭起来。
他讲的是在情在理的理由。
但仍然要处罚，不处罚，以后的工作便不好再开展了。而我的内心，已被他的哭声弄得酸涩难耐了，处罚的那声令，久久不能说出来。合情的不合法，合法的不一定合理。乡长大人正无措于这两难境地之中啊。
我转身走出屋门，对跟出来的主管副乡长小声地说：“我有桩急事去办一下，你留下，记住，你今天收不上来罚款，就甭回来见我。”便如此这般，逃离了会场。不是我逃避责任，而是逃避那不堪一击的同情心。
四、宣泄愤怒
北京是首善之区，限养工作抓得紧，京郊的限养工作便也抓得紧。比如限制养犬，养犬户要主动到派出所交费登记领证，接受档案式管理；若不登记，执法队便将狗打死。
B村有数十条狗，却无一户登记，执法队去了数次，竟再未打到一条狗。便让派出所长去摸底。回来报告说，症结就在村主任身上。
村主任是个老好人，执法队每次打狗都事先通知他，以求得配合。但他怕得罪人，一接到通知，便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村民同志们，执法队明天来打狗，都不要跑，要主动配合执法队的工作。”
这表面是宣传动员，实际上是在通风报信。第二天执法队一到，果然一只狗的影子也未见到。
我和派出所长到了B村，专门听村主任汇报工作。村主任闭口不谈打狗的事，谄媚地笑着，问乡长中午喝什么酒。我极反感，问：
“你的限养工作怎么抓的？” “该抓的都抓了。”
“那怎么一点成效都没有？”
“刁民油滑。”
我气愤极了，这位老哥把滑头耍到乡长头上了。
“厕所在哪儿？你带我去一趟。”我对他说。
进了厕所，我朝他點点头：“操你个娘！”
“乡长您骂谁？”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骂的就是你。”未等他反应过来，我已回屋了。
等他回来，面对一屋子的人，他低头不语。他不敢说乡长骂了他，他知道，没人相信戴着眼镜斯文温和的乡长会骂了他。
第二天，B村的养犬户都到派出所做了登记。
“怎么回事？”所长惊愕不已。我不能告诉他，只是提着两瓶好酒到B村去了。
“我知道您会来。”红着眼圈的村主任说，这位老哥，油滑得到什么时候都能给自己抄回面子。
五、杯杯苦酒
做了乡长，便穿梭于酒宴之场。人家请吃，请人家吃，是那些年官场机制必要的操作。
本乡工业欠发达，乡民多靠种粮、植果、养鱼搞一些现钱收入，曰“土里刨食”是也。在酒场之上，再大肆吞咽，便如鱼骨鲠喉，心灵放不安妥。
便搞了一个自我约束：不赴不必要的宴请，不搞不必要的宴请。出入酒宴的次数便大减。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往常一到饭时，同僚及属下便都簇拥于你的左右，颇有众星捧月之势；随你到了酒桌之上，左一杯敬你，右一杯敬你，弄得你飘然有好感觉。眼下，一到要进机关食堂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一个身边人的影子，只得独自捧着一个轻巧的小饭盒，默默地咀嚼。
做了几次私访，发现在乡间的饭店，同僚及下属仍偷偷相聚，喝红咽绿，且在酒酣之时，对乡长啧以烦言，认为乡长假正经，戴着面具过日头。很想揭穿他们的把戏，但想到他们均是本地人，是一派势力，得罪了，以后的工作便不好开展，便吞下一口恶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我还有一个原则：只要知识界文化界的朋友来，无论如何都要盛情款待。但这些朋友多是迂阔之士，反对我搞觥筹交错，吃一顿便饭，讲一番温暖可人的话乃最佳。然出于极端的尊重，我固执地以美酒陪奉。朋友们并不领我的情，亦啧以烦言，认为我为官摆阔，堕入世俗，不如以前清纯自守时那般可爱了。
于是，在官场中，我被视为异类；在文场中，我亦被视为异己。我陷入两难境地。喝下的酒便无一杯美味，杯杯苦酒也。
六、官样口味
老家有渍酸菜的传统，自幼便吃了许多酸菜，便养成嗜酸的习性。每餐若有两根酸黄瓜佐餐，胃口就大开，饭菜吃得香甜。
乡里正产着大量无污染的瓜菜，有渍酸菜最好的原料。但乡里人无渍酸菜的习惯，便没有那一种手艺，要想吃酸菜就要自己动手。
让办公室主任买了两个小缸，照着老家人的办法试着渍起来，不想竟真的渍出了好吃的酸菜。让下属们尝一尝，都感到爽口得很，吃了一口想吃第二口，便新奇地问：
“您是怎么渍的呢？”
“不复杂，将菜洗净，注入清水，少放盐就是了。”
“不会那么简单，我们也渍过，一渍就臭。”
“那是手没洗干净。”
“洗干净了。”
下属们很固执，总认为那里有不可言说的妙法。我解释不清，索性眯眯笑起来，任他们乱猜一番。这一笑，更添了一重神秘，办公室主任竟说道：“兴许乡长渍菜时发了功。”
“肯定是发了功！”众人言之凿凿。
我大笑不已。
以后的日子，下属都跟我要酸菜吃，吃得上下一片和谐。
但几个爱动脑筋的同僚，竟对乡长渍菜问题在私下里作了一番讨论。
一部分人说，从渍菜上看，乡长清白自守，艰苦朴素，是個廉洁的好官。
一部分人说，乡长渍菜无非是作一种姿态，是一种官样文章，笼络人心而已。
单纯的一个口味儿问题，竟变得如此复杂，我再也笑不起来了。
七、道听途说
自己驾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发现一个老者在西瓜地里锄草，便下车与之攀谈。问了几句话，他不言语，便蹲下身来帮他拔草。
“城里来的大款？”他抬一下眼皮。
“差不多。”我随声作答。
“来遛遛？”
“遛遛。”
便你一句我一句地搭起话来。
“听说乡里来了一位年轻的乡长？”我故意问。
“听说了。”
“乡里的干部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何以见得？”
“你知道机关干部‘四部曲’和新‘四项基本原则’么？”
我摇摇头，他便侃侃地讲给我听。
机关干部“四部曲”：
上午围着电话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色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即：打电话穷聊，合起伙来吃喝，挂着票子搓麻，搂着女人跳舞。
机关干部“新四项基本原则”：
烟酒基本是送的/饭菜基本是蹭的/工资基本是不动的/老婆基本是不用的。即，收受礼品，白吃白喝，公费开销，玩别的女人。
老者不知道我就是乡长，所以说得无所顾忌；可我知道自家的身份，心里感到，老者所说并非戏言。
八、钓者无度
乡里鱼塘多，钓者如过江之鲫。
钓者多为上级，不可怠慢，虽心中厌烦着，仍作热情安排。钓者所钓之物，均无偿奉送，所欠鱼款由乡里支付，系一大负担也。
日前，市里一家公司的老板来，且带一俏丽小女人。中午陪完饭，便去鱼塘钓鱼，客人兴致好极。
去的是精养塘。所谓精养塘，即出售前短期育肥的鱼塘，那里的鱼分量重、密度大，密度大得只要在一根木棍上拴上鱼钩，顷刻间便钓上一条，不需什么垂钓技艺。
这是为了博得客人高兴。 那个老板与俏女人对坐在鱼塘边上，一边钓鱼一边递着媚眼，喜格盈盈的一天地。
我和塘主在一边陪坐着，虽稍感疲累，亦被他们的喜气所感染，心里不曾觉得苦。
鱼太好钓了，数分钟便钓上一条白亮亮的大鱼。那俏女人高兴得扎煞着双手，笑声如银铃般响脆。我不禁感到，美丽的女人究竟美丽。
三个小时过去了，兩人已钓上两百余条，有二三百斤的样子。我突然觉得，他们钓得忒多了，应该适可而止。要知道，一斤活鱼十元钱。
但钓者仍无收竿之意，那个小女人且愈加活泼，“我又钓上来一条！”“我又钓上来一条！”鱼塘上空穿刺着小女人亢奋而尖厉的叫声。
远处的田野里，农人们正深深地弯着腰颈，割着夏小麦。
不知怎地，我觉得眼前那个俏丽女人是那么的丑陋和可厌。
我望了一眼塘主那紫色的脸，“他妈的一个小妖精！”我低声骂道。
“妈的，小妖精！”塘主也跟着骂了一声。
九、难恤乡民
一日夜暮，某村村主任匆忙来到，曰有“刁民”捣乱，请领导出现。
便随其进村。
进得村去，村支部书记正在现场，汇报说：村里要推一条排水沟，推到一李姓村民房前，被李拦住了，言房前有一鱼坑，养有百八十斤鱼，一旦填平，损失多多。
勘察一下现场，果然有一水坑。便低声对支书说，既有鱼池，让其将鱼打净，再推也不迟。支书说，不可，此系刁民，你若让步，他气焰更嚣张，村里的工作便不好开展了。
便令推土机手强行推填。
李姓之家一片嚎啕，均匍坐在推土机前，哀声叫道：“要推，就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事态陷入僵局。
令手下人去了解情况，李氏说，我不是不通情达理，修排水沟惠及村民，我当然支持；然我的鱼池被填，受了不小的损失，村里理应给些补偿。这是合理的要求，但支部书记不但不答应，反污我占用公家之地擅自养私家之鱼，损失不但不补，还要罚款。
问周遭村民，皆称是，并介绍情况说，支书与李氏有三十年的宿仇，谁也不服谁。
内因明了，便上前对李氏说：“我是乡长，有事好好说，不要影响工程进度。”
李氏眼光大亮，扑通跪在面前：“乡长做主。”
“让你的家人离开推土机前，让机手正常作业，有话到你家里说。”我表现出必要的诚挚。
李氏一家回到屋里，僵局打破。
与李氏交谈，果然很讲情理：鱼苗买得贵，而时价偏低，卖了鱼之后，村里补个差价即可。
便应允了他的要求。
回到村部，支书正气咻咻地等在那里，便要求他把补偿的事落实一下。“补个屁！依着我，你大乡长把派出所的人叫来，办他个妨碍公务，铐两天完事！”其言令人愕然。
“要正面做群众工作，不要激化干群矛盾。”我说。
“不要激化干群矛盾？你当官他当民，这本身就是矛盾，这个矛盾你化解得了么？”他说。
后来听说，李氏的鱼不仅白白损失了，而且一举一动还被村里严密地监视起来。
不禁喟然长叹：乡长大人，其实无用！
十、点不亮的灯
乡机关有一座露天厕所，一到夜间，黢黑一片，如厕者，战战兢兢。
其实也有照明线路，只是没有灯泡而已。
乡里正有一电管站，令其费举手之劳，装几只灯泡，实属“正当防卫”。
令主管副乡长承办。
数日后，仍未见光明，便质询：“区区几只灯泡，怎安得这般迟钝？”
副乡长尴尬地一笑：“我人微言轻，还是您亲自部署为好。”
便把电管站站长叫来。那人毕恭毕敬，“一丁点儿小事，还劳大乡长操心，在下失职。”
灯立即就安上了。
不出三日，厕里又一片漆黑。灯丝断了。
传电管站站长来，不容细说，脆口答道：“马上就安。”
厕里就又大放光明。
又无三日，灯丝依然断了，再传电管站站长来，应之不再爽快，久久嗫嚅不语。再催问之，竟答道：“机关里养着一帮懒×，不随手关灯，整日点长明灯，不坏也邪。您得在机关会上强调一下。”
便在机关会上强调随手关灯。
依然是没人随手关灯。
灯丝依然是断。
再叫站长来，他只是嘿嘿地干笑。这时，我才明白了副乡长那尴尬一笑的含义。索性不再过问这事，令办公室主任买来手电一柄，打着活动灯光悄悄地去厕所，保着乡长大人最后的一点面子。
十一、无话可说
给我收拾办公室的，是一位三十挂零的女同志。
她原来是乡电话室的电话员，程控电话开通后，就自然而然从岗位上下来，在政府办公室当个打杂的角色。
她的先生在北京城里，她则工作在乡下，生活极不便。乡里没有直通城里的客车，她要到20里外的京保路上打车。有时周五回城，怯生生地对我说：“乡长，回家么？要回家，捎我一段。”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只因為文化低，进城去谋不到现在这样安逸的工作，便饱尝这路途之苦。便索性让司机送她一段。
周一上班，办公室主任便问：“乡长，您让司机送她了？”
“送了。”
“您千万别惯她这毛病，让她感到多有身价似的，将来我就不好管了。”
办公室主任的话，让我很吃惊。
又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去参加一个会议，正好经过京保路口，便叫她搭个“顺风车”。她犹豫半天，才上车来。
周一上班，便看到了办公室主任青涩的表情。
她给我收拾屋子时，闷声闷气地拖地、擦桌子，拾掇得极仔细，墙角的几丝不易察觉的尘网也让她掸得干干净净。整个过程她一句话不说，让人感到很沉闷。我主动问她一些生活上的小话题，她似乎没有听到，问得急了，她抬眼看我一眼。
“我只是个干活的，跟你们领导无话可说。”便仍专注于手中的活计。
窗外，办公室主任的身影晃来晃去。
我亦无话可说。
十二、土地之子
这是夏收的一个傍晚。天色阴沉，酝酿着一场雨。因牵系着麦收百姓的辛劳，便到田野里去，察看收割情况。
田里，联合收割机的轰鸣亦显沉闷。
几声尖厉的雷声，雨就要落下。收割机迅速退到地头，将斗里的麦粒“吐”出来，百姓赶紧往编织袋里装麦粒，扛到防雨棚下。新脱出的麦粒漫起股股灰尘，农人的汗迹便黏滞而浑浊。
不忍坐观，便与百姓一起抢装粮食。忙乱中，竟也生出神奇之力，近二百斤的袋子，扛在肩头，居然没有觉得几多分量。
麦粒都抢到防雨棚下，雨也来了。与农人挤坐着，看那雨斜斜地来，极有诗意。
“今年的麦子打得多。”我说。.
“托您的福。”农人说。
“托党的福。”
“我不是党，只是一个青年人。”
“您不只是一个青年人，是一个乡长，是父母官。”
我心头一震，便把父母官与粮食联系在一起，觉得内心要想放安妥，就不能亏了种粮食的人。
“那就让咱们一起在雨水里滚吧。”我动情地说。
“这话我们爱听。”他质朴地笑起来，递给我一支点着了的烟，“抽吧，我没病。”
“有病，我也不怕。”便大口大口地抽沾满他浓浓味道的烟。
“今晚请你喝酒，你喝不喝？”他说。
“喝，你老哥的收成酒，我为什么不喝。”
我们笑成一团。
雨停了。收获过的土地上，弥漫起一大片水气。吸一吸鼻翼，闻到了一股潮湿的黄豆粉一样的香味。“这是土地的味道。”农人说。
我大口大口地吸着这沁人的气味，不禁神清气爽，心廓大开。我找到了做乡长的感觉：所谓乡长，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地之子而已。
创作以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为主，已出版著作近三十部，出版和发表作品七百余万字，被评论界誉为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北京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近六十篇作品被收入各种文学年鉴、选本和大中学教材，作品获省级以上文学奖三十余项。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2013年被授予“全国文联先进工作者”称号。
一、内心孤寂
我系性情中人，与文学独钟；青灯黄卷数载，发表文字逾百万，在故里便有些个名声。那年，地区首长不没人才，给了一顶乡长的帽子，放到乡下去“镀金”。
北京的乡长属正处级，在外省便是一介县长。文艺圈里不少朋友便生出羡意，羡我文场与官场均混得“火爆”。其中，散文家伍立杨竟说：“作家里任乡长实职的，全国就数你一个，可以为《文艺报》写一段。”我说不敢造次，作家里任高职的人多矣。他固执地说，多固多矣，均是挂职，样子货也。我仍坚拒，他不得写。
作乡长之后，果然忙；忙得中饭晚饭均有人安排。你不能不去坐预先安排好的那个席位，否则下属会说你装模作样。若给人这么一个印象，以后的工作便不太好开展。
就这么每日忙碌着。
但就怕晚上的光景。乡机关几乎都是当地干部。一到晚间，下属们都侍弄自己的婆娘去了，偌大个乡机关就剩乡长大人的房间里有灯光。
我孤坐在大而阔气的写字台前，试图写一篇什么；但一个字也写不下去：白日的忙碌，已使自己的心性浮飘了，久久不能入定。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三月余，内心便极不安起来。我发现离自己真实的需要愈来愈远。自己真正的需要：一、氤氲于自己痴爱的文学，写几篇好文章；二、缱绻于自己心爱的女人，说几句悄然的体己话。
就这么枯坐着，外面是厚重而寂静的夜，能听到叶子落下时与空气的摩擦声。不禁黯然神伤，失声啜泣起来。我知道，下属们听不到乡长的哭声。
二、不堪冷遇
北京文坛的几个朋友来看我，我高兴极了。因为朋友们均是率性之人，可尽情地说想说的话。便极珍惜这样的相聚，把朋友带到一家僻静的店铺，独自招待之。
有一桩犯思忖的事，便是如何安顿自己的司机。既要纵情，便难免失态；既要畅谈，便不避忌语。可司机不僅是下属，且比自己小，不想破坏他心目中乡长那尚属完美的形象，也不忍他质朴而单纯的心，受到异质观念那意外的冲击，便把他单独安排在一个房间里，且嘱咐店主好生招待。
与朋友相聚，果然畅快，素日的假面具已消释在不设防的心灵碰撞之中，歌哭自任之。
送走朋友，在回归的路上，司机闷头开着车，一声不吭。我看出小伙子的心情很不好，便关切地问：“身体不舒服么？”“不。”他支吾着，再一追问，小伙子的眼圈竟红了，“今天的饭，吃得憋屈。”
原来他耿耿于被冷落的际遇。
“文人说话，没把门儿的，怕你接受不了。”
“得了吧乡长，您净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瘪了。你们有坦荡放言的胆量，我还没有默默倾听的那份勇气？看来，我这人还不如车。”
我不禁愕然，一腔的好心情顷刻间跑得杳无踪影。
三、逃避同情
我不得不到W村去，开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现场会。W村出了一个三胎生育户，影响恶劣。
那个超生户的情况比较特别：男方系初婚，女方则是带两个孩子再醮的寡妇。
那个男子叫李三，卑琐地站在一边。
“你知道不知道不允许生三胎？”
“知道。”
“知道还生，跟政府对着干？”
“咱可没那个胆量，去年怀上了，不用干部找，就做了；今年再也不想做了。”
“为什么？”
他申诉道——
她带过来的两个孩子，您猜叫我什么？叫我三哥。让他们的妈调治了一番，您猜他们叫我什么？还是叫三哥。后来听说，孩子就听他们亲奶奶的话，便去找她。我说，婶子，您给管管，好歹也是他们的长辈啊，不叫爹，叫声叔也成啊。您猜那老太太说什么？她说，叫三哥还便宜了你，依我，叫你小三比什么都痛快！我管吃管喝到头来才混了个三哥，冤不冤？！我咂摸透了，要有个叫爹的，横竖得有自己揍的根。
说完，竟如童子般咧咧哭起来。
他讲的是在情在理的理由。
但仍然要处罚，不处罚，以后的工作便不好再开展了。而我的内心，已被他的哭声弄得酸涩难耐了，处罚的那声令，久久不能说出来。合情的不合法，合法的不一定合理。乡长大人正无措于这两难境地之中啊。
我转身走出屋门，对跟出来的主管副乡长小声地说：“我有桩急事去办一下，你留下，记住，你今天收不上来罚款，就甭回来见我。”便如此这般，逃离了会场。不是我逃避责任，而是逃避那不堪一击的同情心。
四、宣泄愤怒
北京是首善之区，限养工作抓得紧，京郊的限养工作便也抓得紧。比如限制养犬，养犬户要主动到派出所交费登记领证，接受档案式管理；若不登记，执法队便将狗打死。
B村有数十条狗，却无一户登记，执法队去了数次，竟再未打到一条狗。便让派出所长去摸底。回来报告说，症结就在村主任身上。
村主任是个老好人，执法队每次打狗都事先通知他，以求得配合。但他怕得罪人，一接到通知，便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广播：“村民同志们，执法队明天来打狗，都不要跑，要主动配合执法队的工作。”
这表面是宣传动员，实际上是在通风报信。第二天执法队一到，果然一只狗的影子也未见到。
我和派出所长到了B村，专门听村主任汇报工作。村主任闭口不谈打狗的事，谄媚地笑着，问乡长中午喝什么酒。我极反感，问：
“你的限养工作怎么抓的？” “该抓的都抓了。”
“那怎么一点成效都没有？”
“刁民油滑。”
我气愤极了，这位老哥把滑头耍到乡长头上了。
“厕所在哪儿？你带我去一趟。”我对他说。
进了厕所，我朝他點点头：“操你个娘！”
“乡长您骂谁？”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骂的就是你。”未等他反应过来，我已回屋了。
等他回来，面对一屋子的人，他低头不语。他不敢说乡长骂了他，他知道，没人相信戴着眼镜斯文温和的乡长会骂了他。
第二天，B村的养犬户都到派出所做了登记。
“怎么回事？”所长惊愕不已。我不能告诉他，只是提着两瓶好酒到B村去了。
“我知道您会来。”红着眼圈的村主任说，这位老哥，油滑得到什么时候都能给自己抄回面子。
五、杯杯苦酒
做了乡长，便穿梭于酒宴之场。人家请吃，请人家吃，是那些年官场机制必要的操作。
本乡工业欠发达，乡民多靠种粮、植果、养鱼搞一些现钱收入，曰“土里刨食”是也。在酒场之上，再大肆吞咽，便如鱼骨鲠喉，心灵放不安妥。
便搞了一个自我约束：不赴不必要的宴请，不搞不必要的宴请。出入酒宴的次数便大减。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往常一到饭时，同僚及属下便都簇拥于你的左右，颇有众星捧月之势；随你到了酒桌之上，左一杯敬你，右一杯敬你，弄得你飘然有好感觉。眼下，一到要进机关食堂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一个身边人的影子，只得独自捧着一个轻巧的小饭盒，默默地咀嚼。
做了几次私访，发现在乡间的饭店，同僚及下属仍偷偷相聚，喝红咽绿，且在酒酣之时，对乡长啧以烦言，认为乡长假正经，戴着面具过日头。很想揭穿他们的把戏，但想到他们均是本地人，是一派势力，得罪了，以后的工作便不好开展，便吞下一口恶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
我还有一个原则：只要知识界文化界的朋友来，无论如何都要盛情款待。但这些朋友多是迂阔之士，反对我搞觥筹交错，吃一顿便饭，讲一番温暖可人的话乃最佳。然出于极端的尊重，我固执地以美酒陪奉。朋友们并不领我的情，亦啧以烦言，认为我为官摆阔，堕入世俗，不如以前清纯自守时那般可爱了。
于是，在官场中，我被视为异类；在文场中，我亦被视为异己。我陷入两难境地。喝下的酒便无一杯美味，杯杯苦酒也。
六、官样口味
老家有渍酸菜的传统，自幼便吃了许多酸菜，便养成嗜酸的习性。每餐若有两根酸黄瓜佐餐，胃口就大开，饭菜吃得香甜。
乡里正产着大量无污染的瓜菜，有渍酸菜最好的原料。但乡里人无渍酸菜的习惯，便没有那一种手艺，要想吃酸菜就要自己动手。
让办公室主任买了两个小缸，照着老家人的办法试着渍起来，不想竟真的渍出了好吃的酸菜。让下属们尝一尝，都感到爽口得很，吃了一口想吃第二口，便新奇地问：
“您是怎么渍的呢？”
“不复杂，将菜洗净，注入清水，少放盐就是了。”
“不会那么简单，我们也渍过，一渍就臭。”
“那是手没洗干净。”
“洗干净了。”
下属们很固执，总认为那里有不可言说的妙法。我解释不清，索性眯眯笑起来，任他们乱猜一番。这一笑，更添了一重神秘，办公室主任竟说道：“兴许乡长渍菜时发了功。”
“肯定是发了功！”众人言之凿凿。
我大笑不已。
以后的日子，下属都跟我要酸菜吃，吃得上下一片和谐。
但几个爱动脑筋的同僚，竟对乡长渍菜问题在私下里作了一番讨论。
一部分人说，从渍菜上看，乡长清白自守，艰苦朴素，是個廉洁的好官。
一部分人说，乡长渍菜无非是作一种姿态，是一种官样文章，笼络人心而已。
单纯的一个口味儿问题，竟变得如此复杂，我再也笑不起来了。
七、道听途说
自己驾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发现一个老者在西瓜地里锄草，便下车与之攀谈。问了几句话，他不言语，便蹲下身来帮他拔草。
“城里来的大款？”他抬一下眼皮。
“差不多。”我随声作答。
“来遛遛？”
“遛遛。”
便你一句我一句地搭起话来。
“听说乡里来了一位年轻的乡长？”我故意问。
“听说了。”
“乡里的干部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何以见得？”
“你知道机关干部‘四部曲’和新‘四项基本原则’么？”
我摇摇头，他便侃侃地讲给我听。
机关干部“四部曲”：
上午围着电话转/中午围着盘子转/下午围着色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即：打电话穷聊，合起伙来吃喝，挂着票子搓麻，搂着女人跳舞。
机关干部“新四项基本原则”：
烟酒基本是送的/饭菜基本是蹭的/工资基本是不动的/老婆基本是不用的。即，收受礼品，白吃白喝，公费开销，玩别的女人。
老者不知道我就是乡长，所以说得无所顾忌；可我知道自家的身份，心里感到，老者所说并非戏言。
八、钓者无度
乡里鱼塘多，钓者如过江之鲫。
钓者多为上级，不可怠慢，虽心中厌烦着，仍作热情安排。钓者所钓之物，均无偿奉送，所欠鱼款由乡里支付，系一大负担也。
日前，市里一家公司的老板来，且带一俏丽小女人。中午陪完饭，便去鱼塘钓鱼，客人兴致好极。
去的是精养塘。所谓精养塘，即出售前短期育肥的鱼塘，那里的鱼分量重、密度大，密度大得只要在一根木棍上拴上鱼钩，顷刻间便钓上一条，不需什么垂钓技艺。
这是为了博得客人高兴。 那个老板与俏女人对坐在鱼塘边上，一边钓鱼一边递着媚眼，喜格盈盈的一天地。
我和塘主在一边陪坐着，虽稍感疲累，亦被他们的喜气所感染，心里不曾觉得苦。
鱼太好钓了，数分钟便钓上一条白亮亮的大鱼。那俏女人高兴得扎煞着双手，笑声如银铃般响脆。我不禁感到，美丽的女人究竟美丽。
三个小时过去了，兩人已钓上两百余条，有二三百斤的样子。我突然觉得，他们钓得忒多了，应该适可而止。要知道，一斤活鱼十元钱。
但钓者仍无收竿之意，那个小女人且愈加活泼，“我又钓上来一条！”“我又钓上来一条！”鱼塘上空穿刺着小女人亢奋而尖厉的叫声。
远处的田野里，农人们正深深地弯着腰颈，割着夏小麦。
不知怎地，我觉得眼前那个俏丽女人是那么的丑陋和可厌。
我望了一眼塘主那紫色的脸，“他妈的一个小妖精！”我低声骂道。
“妈的，小妖精！”塘主也跟着骂了一声。
九、难恤乡民
一日夜暮，某村村主任匆忙来到，曰有“刁民”捣乱，请领导出现。
便随其进村。
进得村去，村支部书记正在现场，汇报说：村里要推一条排水沟，推到一李姓村民房前，被李拦住了，言房前有一鱼坑，养有百八十斤鱼，一旦填平，损失多多。
勘察一下现场，果然有一水坑。便低声对支书说，既有鱼池，让其将鱼打净，再推也不迟。支书说，不可，此系刁民，你若让步，他气焰更嚣张，村里的工作便不好开展了。
便令推土机手强行推填。
李姓之家一片嚎啕，均匍坐在推土机前，哀声叫道：“要推，就从我们身上压过去！”
事态陷入僵局。
令手下人去了解情况，李氏说，我不是不通情达理，修排水沟惠及村民，我当然支持；然我的鱼池被填，受了不小的损失，村里理应给些补偿。这是合理的要求，但支部书记不但不答应，反污我占用公家之地擅自养私家之鱼，损失不但不补，还要罚款。
问周遭村民，皆称是，并介绍情况说，支书与李氏有三十年的宿仇，谁也不服谁。
内因明了，便上前对李氏说：“我是乡长，有事好好说，不要影响工程进度。”
李氏眼光大亮，扑通跪在面前：“乡长做主。”
“让你的家人离开推土机前，让机手正常作业，有话到你家里说。”我表现出必要的诚挚。
李氏一家回到屋里，僵局打破。
与李氏交谈，果然很讲情理：鱼苗买得贵，而时价偏低，卖了鱼之后，村里补个差价即可。
便应允了他的要求。
回到村部，支书正气咻咻地等在那里，便要求他把补偿的事落实一下。“补个屁！依着我，你大乡长把派出所的人叫来，办他个妨碍公务，铐两天完事！”其言令人愕然。
“要正面做群众工作，不要激化干群矛盾。”我说。
“不要激化干群矛盾？你当官他当民，这本身就是矛盾，这个矛盾你化解得了么？”他说。
后来听说，李氏的鱼不仅白白损失了，而且一举一动还被村里严密地监视起来。
不禁喟然长叹：乡长大人，其实无用！
十、点不亮的灯
乡机关有一座露天厕所，一到夜间，黢黑一片，如厕者，战战兢兢。
其实也有照明线路，只是没有灯泡而已。
乡里正有一电管站，令其费举手之劳，装几只灯泡，实属“正当防卫”。
令主管副乡长承办。
数日后，仍未见光明，便质询：“区区几只灯泡，怎安得这般迟钝？”
副乡长尴尬地一笑：“我人微言轻，还是您亲自部署为好。”
便把电管站站长叫来。那人毕恭毕敬，“一丁点儿小事，还劳大乡长操心，在下失职。”
灯立即就安上了。
不出三日，厕里又一片漆黑。灯丝断了。
传电管站站长来，不容细说，脆口答道：“马上就安。”
厕里就又大放光明。
又无三日，灯丝依然断了，再传电管站站长来，应之不再爽快，久久嗫嚅不语。再催问之，竟答道：“机关里养着一帮懒×，不随手关灯，整日点长明灯，不坏也邪。您得在机关会上强调一下。”
便在机关会上强调随手关灯。
依然是没人随手关灯。
灯丝依然是断。
再叫站长来，他只是嘿嘿地干笑。这时，我才明白了副乡长那尴尬一笑的含义。索性不再过问这事，令办公室主任买来手电一柄，打着活动灯光悄悄地去厕所，保着乡长大人最后的一点面子。
十一、无话可说
给我收拾办公室的，是一位三十挂零的女同志。
她原来是乡电话室的电话员，程控电话开通后，就自然而然从岗位上下来，在政府办公室当个打杂的角色。
她的先生在北京城里，她则工作在乡下，生活极不便。乡里没有直通城里的客车，她要到20里外的京保路上打车。有时周五回城，怯生生地对我说：“乡长，回家么？要回家，捎我一段。”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只因為文化低，进城去谋不到现在这样安逸的工作，便饱尝这路途之苦。便索性让司机送她一段。
周一上班，办公室主任便问：“乡长，您让司机送她了？”
“送了。”
“您千万别惯她这毛病，让她感到多有身价似的，将来我就不好管了。”
办公室主任的话，让我很吃惊。
又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去参加一个会议，正好经过京保路口，便叫她搭个“顺风车”。她犹豫半天，才上车来。
周一上班，便看到了办公室主任青涩的表情。
她给我收拾屋子时，闷声闷气地拖地、擦桌子，拾掇得极仔细，墙角的几丝不易察觉的尘网也让她掸得干干净净。整个过程她一句话不说，让人感到很沉闷。我主动问她一些生活上的小话题，她似乎没有听到，问得急了，她抬眼看我一眼。
“我只是个干活的，跟你们领导无话可说。”便仍专注于手中的活计。
窗外，办公室主任的身影晃来晃去。
我亦无话可说。
十二、土地之子
这是夏收的一个傍晚。天色阴沉，酝酿着一场雨。因牵系着麦收百姓的辛劳，便到田野里去，察看收割情况。
田里，联合收割机的轰鸣亦显沉闷。
几声尖厉的雷声，雨就要落下。收割机迅速退到地头，将斗里的麦粒“吐”出来，百姓赶紧往编织袋里装麦粒，扛到防雨棚下。新脱出的麦粒漫起股股灰尘，农人的汗迹便黏滞而浑浊。
不忍坐观，便与百姓一起抢装粮食。忙乱中，竟也生出神奇之力，近二百斤的袋子，扛在肩头，居然没有觉得几多分量。
麦粒都抢到防雨棚下，雨也来了。与农人挤坐着，看那雨斜斜地来，极有诗意。
“今年的麦子打得多。”我说。.
“托您的福。”农人说。
“托党的福。”
“我不是党，只是一个青年人。”
“您不只是一个青年人，是一个乡长，是父母官。”
我心头一震，便把父母官与粮食联系在一起，觉得内心要想放安妥，就不能亏了种粮食的人。
“那就让咱们一起在雨水里滚吧。”我动情地说。
“这话我们爱听。”他质朴地笑起来，递给我一支点着了的烟，“抽吧，我没病。”
“有病，我也不怕。”便大口大口地抽沾满他浓浓味道的烟。
“今晚请你喝酒，你喝不喝？”他说。
“喝，你老哥的收成酒，我为什么不喝。”
我们笑成一团。
雨停了。收获过的土地上，弥漫起一大片水气。吸一吸鼻翼，闻到了一股潮湿的黄豆粉一样的香味。“这是土地的味道。”农人说。
我大口大口地吸着这沁人的气味，不禁神清气爽，心廓大开。我找到了做乡长的感觉：所谓乡长，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地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