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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史无以知今。以知今为目的读史,莫如先读“胜朝”史,即民国史。五十年来民国史著少说也有几十部,引人入胜而堪比“无韵之离骚”的绝唱,当然是陶菊隐先生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严格点说,这部写到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为止的鸿篇巨制,只能算“半部民国”,但解读现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密码一组,恰巧就蕴含在这半部中——正是在此十七年间,中国人把共和制、内阁制、总统制、联邦制,乃至曾被淘汰出局的君主制,全都尝试了一遍,直到用“以军治党,以党治国”的训政制“收官”。设想一下,一帮飞扬跋扈的“督军团”面对外号“菩萨”的黎大总统疾言痛斥,竟也会鞠躬如仪,不敢“冒犯”;一个重兵在握的冯大总统只因宪法规定的“任期”已满,竟也会乖乖下台,挂冠而去;一个拖着小辫子走进新时代的徐大总统,竟也会顺从“民意”,无可奈何地认同四万万民众对巴黎和议的否决……倘运用教材逻辑,很难解释,下迄号称三民主义的“党国”,再未见过,然而都确确实实地出现在那个“武夫当国”的时代。其间政权之更替,地域之分合,派系之聚散,主义之兴衰,云谲波诡,经纬万端,尽为作者大笔若椽,如此清晰有序地生动复制,而挟读者与俱,心眼并用,随其在深刻的透视中恍然彻悟。只要你有这种淋漓酣畅的读后感,就不难理解从不轻易诩人的曹聚仁先生何以称道作者是“目光如炬的史学家”了。
其实,果真能将历史写得鲜活实感而富有情趣的史学家,比之“目光如炬”的史识之誉,还要少见,但菊隐公偏有这等使你宛如历历在目、身临其境的本领。姑且不说叙事则绘声绘影、状人则活龙活现,是忠实写史,而能当连载小说,轻松卒读;即便是一篇放在别人引录多半是枯燥无味的通电檄文,经他剪裁评点,亦成文情并茂,妙不可言。至于凭借广泛人脉或三亲经历而多具独家秘辛,更是这部堪谓北洋史料渊薮之大作的特有优势。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忽然有“帝制祸首”杨度乃中共党员的秘闻,经王冶秋披露后,引发轰动。未几,菊隐公一篇《我所知道的杨度》刊布报端,具体翔实,娓娓道来--真正是没有他老人家不知道的。要说整整一代民国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多由此书引领登堂,不算夸张吧。
据说,《史话》开始出版是在1957年,计划是出八册,到了1958年,政治气候变了,出版社出完前面七册就不敢再出下去,在已出的书里也加进了很多“红补丁”。作者非常苦恼,后来就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第一,他和毛泽东是老乡,都是湖南人,第二,在湖南“驱张(敬尧)运动”中两人共过事,年龄都差不多,也算有过一段交情。于是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讲明情况,后来主席办公室回了一封信,说已交出版社酌情处理。这样,《史话》才终于得以继续出版。
到1983年,三联书店要重新出版这部书时,陶菊隐把文字重新作了修改,这就是今天海南版《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依据的版本。
严格点说,这部写到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为止的鸿篇巨制,只能算“半部民国”,但解读现代中国历史走向的密码一组,恰巧就蕴含在这半部中——正是在此十七年间,中国人把共和制、内阁制、总统制、联邦制,乃至曾被淘汰出局的君主制,全都尝试了一遍,直到用“以军治党,以党治国”的训政制“收官”。设想一下,一帮飞扬跋扈的“督军团”面对外号“菩萨”的黎大总统疾言痛斥,竟也会鞠躬如仪,不敢“冒犯”;一个重兵在握的冯大总统只因宪法规定的“任期”已满,竟也会乖乖下台,挂冠而去;一个拖着小辫子走进新时代的徐大总统,竟也会顺从“民意”,无可奈何地认同四万万民众对巴黎和议的否决……倘运用教材逻辑,很难解释,下迄号称三民主义的“党国”,再未见过,然而都确确实实地出现在那个“武夫当国”的时代。其间政权之更替,地域之分合,派系之聚散,主义之兴衰,云谲波诡,经纬万端,尽为作者大笔若椽,如此清晰有序地生动复制,而挟读者与俱,心眼并用,随其在深刻的透视中恍然彻悟。只要你有这种淋漓酣畅的读后感,就不难理解从不轻易诩人的曹聚仁先生何以称道作者是“目光如炬的史学家”了。
其实,果真能将历史写得鲜活实感而富有情趣的史学家,比之“目光如炬”的史识之誉,还要少见,但菊隐公偏有这等使你宛如历历在目、身临其境的本领。姑且不说叙事则绘声绘影、状人则活龙活现,是忠实写史,而能当连载小说,轻松卒读;即便是一篇放在别人引录多半是枯燥无味的通电檄文,经他剪裁评点,亦成文情并茂,妙不可言。至于凭借广泛人脉或三亲经历而多具独家秘辛,更是这部堪谓北洋史料渊薮之大作的特有优势。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忽然有“帝制祸首”杨度乃中共党员的秘闻,经王冶秋披露后,引发轰动。未几,菊隐公一篇《我所知道的杨度》刊布报端,具体翔实,娓娓道来--真正是没有他老人家不知道的。要说整整一代民国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多由此书引领登堂,不算夸张吧。
据说,《史话》开始出版是在1957年,计划是出八册,到了1958年,政治气候变了,出版社出完前面七册就不敢再出下去,在已出的书里也加进了很多“红补丁”。作者非常苦恼,后来就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第一,他和毛泽东是老乡,都是湖南人,第二,在湖南“驱张(敬尧)运动”中两人共过事,年龄都差不多,也算有过一段交情。于是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讲明情况,后来主席办公室回了一封信,说已交出版社酌情处理。这样,《史话》才终于得以继续出版。
到1983年,三联书店要重新出版这部书时,陶菊隐把文字重新作了修改,这就是今天海南版《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所依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