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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鸿篇巨著，是一部公认的史学典范之作。但是马端临著述《文献通考》时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书中讹误之处难免。论文对其中王礼考部分内容略作分析，祈盼学者在运用《文献通考》时，要注重核查史源，从而减少甚至避免错误的产生，防止以讹传讹。
关键词 马端临 《文献通考》 王礼考
分类号 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11.019
Discriminate the Errors on the Wenxian Tongkao·Wanglikao
Long Potao
Abstract Wenxian Tongkao written by Ma Duanlin is a masterwork with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spect of ancient Chine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owever， Wenxian Tongkao has some errors in the book due to various restri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rt of Wanglikao in order to remind the scholars to check the historical sources while using Wenxian Tongkao， so as to reduce or avoid mistakes and prevent the embodiment.
Keywords Maduanlin. Wenxian Tongkao. Wanglikao.
《文献通考》 作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典籍，是治史者必读之书。
笔者在阅读和运用《文献通考》 时从中受益颇多，但也发现了相关记载仍有疑似错误之处，笔者不惮鄙薄，摘取《文献通考·王礼考》 中十数条略作分析，权为引玉之砖，以求正于方家。
1.《文献通考·王礼考》载：“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1]
按：“正月壬辰崩”疑误，当为“二月壬辰”。据《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和二年（88年））“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2]且章和二年正月甲午朔，无“壬辰”日。二月癸亥朔，“壬辰”日是为“三十日”。故“正月壬辰崩”疑误，当为“二月壬辰”。
2.《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帝王世纪》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1]3851
按：“去雒阳四十一里”有可商榷之处。据《后汉书·礼仪志》载：“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2]3149故不难看出，《后汉书·礼仪志》所载与之同。然而据《后汉书·殇帝纪》载：（延平元年（106年））“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尊庙曰穆宗。引李贤注：在洛阳东南三十里。”[2]196《资治通鉴》 卷四十九载：（延平元年）“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贤曰：慎陵，在雒阳东南三十里。庙曰穆宗。”[3]由此可见，相关文献记载有“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与“在雒阳东南三十里”之不同，因此我们在征引此处史料时有必要加以辨析。
3.《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帝王世纪》曰：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1]3851
按：“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有可商榷之处。据《后汉书·礼仪志》载：“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帝王世记》曰：‘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2]3149然而据《后汉书·安帝纪》载：（延光四年（125年） 四月）“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庙曰恭宗。引李贤注：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2]242《资治通鉴》 卷五十一载：（延光四年四月）“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贤曰：恭陵，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庙曰恭宗。”[3]1669因此，安帝恭陵在洛阳“西北”方向还是“东北”方向；距洛阳“十五里”还是“二十七里”均有不同记载。故在征引此处文献时有必要加以分析。
4.《文献通考·王礼考》载：“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帝王世纪》曰：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1]3852
按：“山方百三十六步”，“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均有可商榷之处，据《后汉书·礼仪志》载：“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2]3149—3150然而據《后汉书·桓帝纪》载：（本初元年（146年））“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李贤注：在洛阳东南三十里。陵高五丈五尺，周百三十八步。”[2]288《资治通鉴》 卷五十三载：（本初元年）“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贤曰：静陵，在雒阳东南三十里。”[3]1743故关于汉质帝静陵是“山方百三十六步”还是“周百三十八步”；距离洛阳“三十二里”还是“三十里”均有不同记载。故在征引此处文献时有必要加以分析。
5.《文献通考·王礼考》 载：“桓帝宣陵，《帝王世纪》 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1]3852
按：“帝以延熹九年（166年） 十二月辛丑崩”疑误，当为“永康元年（167年） 十二月丁丑”。据《后汉书·桓帝纪》 载：（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年三十六。”[2]320《资治通鉴》 卷五十六载：（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3]1839且《后汉书·桓帝纪》载：（延熹十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改元永康。”[2]319且延熹九年十二月丙辰朔，无“辛丑”日。永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丁丑”日为“二十八”日。故“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疑误，当为“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 6.《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明帝景初三年，帝崩，葬高平陵。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1]3859
按：“二月癸丑葬”疑误，当为“正月癸丑”。据《三国志·魏明帝纪》载：（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癸丑，葬高平陵。”[4]且（景初三年（239 年）） 二月丁巳朔，无“癸丑”日。正月丁亥朔，“癸丑”日是为“二十七日”。故“二月癸丑葬”疑误，当为“正月癸丑”。
7.《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明帝崩，葬武平陵。七月戊子崩，九月辛丑葬。”[1]3861
按：“七月戊子崩”疑误，当为“闰八月戊子”。据《晋书·明帝纪》 载：（太宁三年（325年） 闰八月）“戊子，帝崩于东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庙号肃祖。”[5]《晋书·成帝纪》 载：“成皇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也。太宁三年三月戊辰，立为皇太子。闰月戊子，明帝崩。”[5]169《资治通鉴》 卷九十三载：（太宁三年闰八月）“戊子，帝崩。”[3]2987故“七月戊子崩”疑误，当为“闰八月戊子”。
8.《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辰崩，三月壬申葬。”[1]3862
按：“二月丙辰崩”疑误，当为“二月丙申”。据《晋书·哀帝纪》 载：（兴宁三年（365年） 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时年二十五。葬安平陵。”[5]209《资治通鉴》卷一百一载：（兴宁三年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3]3248且兴宁三年二月乙亥朔，无“丙辰”日。故“二月丙辰崩”疑误，当为“二月丙申”。
9.《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明帝崩，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正月己亥崩，七月戊寅葬。”[1]3863
按：“正月己亥崩，七月戊寅葬”疑误，当为“四月己亥崩，五月戊寅葬”。据《宋书·明帝纪》 载：（泰豫元年（472年） 四月）“己亥，上大渐……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6]《南史·宋本纪》载：（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渐……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7]《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载：（泰豫元年四月）“己亥，上大渐……是夕，上殂……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宁陵，庙号太宗。”[3]424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豫元年二月）“上梦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刘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杀之。”[3]4241故宋明帝不可能正月驾崩，二月还能遣人杀豫章太守刘愔。且泰豫元年正月甲寅朔，无“己亥”日。故“正月己亥崩”疑误，当为“四月己亥”；“七月戊寅葬”误，当为“五月戊寅葬”。
10.《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崩，八月丙寅葬。”[1]3863
按：“八月丙寅葬”疑误，当为“九月丙寅葬”。据《南史·齐本纪》载：（永明十一年（493年））“九月丙寅，葬景安陵。”[7]126《南齐书·武帝纪》载：（永明十一年）“九月丙寅，葬景安陵。”[8]《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载：（永明十一年九月）“丙寅，葬武皇帝于景安陵，庙号世祖。”[3]4415且永明十一年八月己卯朔，无“丙寅”日。故“八月丙寅葬”疑误，当为“九月丙寅葬”。
11.《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梁武帝崩，葬修陵。五月丙辰崩，十二月乙卯葬。”[1]3863
按：“十二月乙卯葬”疑误，当为“十一月”。据《梁书·武帝纪》 载：（太清三年（549年））“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乙卯，葬于修陵。”[9]《南史·梁本纪》 载：（太清三年）“十一月乙卯，葬于修陵，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7]222《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载：（太清三年）“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修陵，庙号高祖。”[3]5126且太清三年十二月壬午朔，无“乙卯”。故“十二月乙卯葬”疑误，当为“十一月乙卯葬”。
12.《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后魏道武帝崩，葬盛乐金陵。天赐六年十月戊辰崩，永兴二年七月甲寅葬。”[1]3864
按：“永兴二年七月甲寅葬”误，疑为“九月甲寅”。据《魏书·太祖纪》载：（天赐六年（409年））“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10]《魏书·太宗纪》载：（永兴二年（410年））“九月甲寅，葬太祖宣武皇帝于盛乐金陵。”[10]50《北史·魏本纪》载：“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曰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11]《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载：（义熙六年（410年）九月）“甲寅，葬魏主珪于盛乐金陵，谥曰宣武，庙号烈祖。”[3]3697故“永兴二年七月甲寅葬”疑误，当为“九月甲寅”。“七”与“九”字体相像，疑为史书在传抄或刻板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13.《文献通考·王礼考》 载：“武帝崩，葬孝陵。六月丁酉崩，七月已未葬。”[1]3866
按：“七月已未葬”疑誤，当为“六月已未”。据《北史·周本纪》载：（宣政元年（578年））“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己未，葬于孝陵。”[11]371—372《周书·武帝纪》载：（宣政元年）“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己未，葬于孝陵。”[12]《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载：（太建十年（578年）六月）“己未，葬武皇帝于孝陵，庙号高祖。”[3]5491故“七月已未葬”疑误，当为“六月已未”。
14.《文献通考·王礼考》载：“睿宗崩，葬桥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五月十二日崩，十月庚午日葬。”[1]3874
按：“五月十二日崩”疑误，当为“六月”。据《新唐书·睿宗纪》 载：“开元四年六月，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谥曰大圣真皇帝。”[13]《旧唐书·睿宗纪》载：“开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14]《资治通鉴》 卷二百一十一载：（开元四年（716年））“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考异》 曰：睿宗、玄宗实录皆曰甲子。按下云，‘己巳，睿宗一七斋，度万安公主为女道士。’今从《旧本纪》、《唐历》。”[3]6837虽上述文献记载在唐睿宗驾崩于开元四年六月哪一天仍有待商榷，但至少可以看出，唐睿宗驾崩于开元四年六月，而非“五月”。故中宗于“五月十二日崩”疑误，当为“六月”。 15.《文献通考·王礼考》载：“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县界。五月二十日崩，十月已酉葬。”[1]3877
按：“五月二十日崩”疑误，当为“五月二十一日崩”。据《旧唐书·代宗纪》 载：（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辛酉，诏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14]315《新唐书·代宗纪》 载：（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不豫，诏皇太子监国。是夕，皇帝崩于紫宸内殿，年五十三。”[13]180据《资治通鉴》 二百二十五载：（大历十四年）“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3]7375大历十四年五月辛丑朔，则“辛酉”日为“二十一日”。故“五月二十日崩”疑误，当为“五月二十一日崩”。
17.《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三月崩，十二月葬。”[1]3879
按：“十二月葬”有可商榷之处。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载：（文德元年（888年）十月）“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号僖宗。”[3]8502《新唐书·昭宗纪》载：（文德元年十月）“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13]284由此可见，《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所载是为“十月”。而据《旧唐书·昭宗纪》载：（文德元年十二月）“是月，葬僖宗于靖陵。”[14]737《旧唐书·僖宗纪》载：（文德元年）“三月戊戌朔，正殿受册。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渐。癸卯，宣制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勾当军国事。是夕，崩于武德殿，圣寿二十七，群臣上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其年十二月，葬于靖陵。”[14]729—730《唐会要·帝号》 载：“文德元年三月，崩于武德殿。年二十七。十二月，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15]16故从上记载不难发现，相关史籍关于唐僖宗下葬的时间有“十月”和“十二月”的两种不同记载，我们在运用此处文献分析问题时有必要加以注意。
17.《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阙县。六月五日崩，十月十日葬。”[1]3879
按：“六月五日崩”疑误，当为“六月二日”；“十月十日葬”疑误，当为“十一月十日”。首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载：（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勍，以情告之。勍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惧不自保，遂相与合谋。勍以牙兵五百人从友珪杂控鹤士入，伏于禁中，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袐不发丧。”[3]8879《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16]《旧五代史·梁末帝纪》载：“乾化二年六月三日①，庶人友珪弑逆，矫太祖诏，遣供奉官丁昭浦驰至东京，密令帝害博王友文。”[17]乾化二年六月丁丑朔，则“戊寅”为初二，非五日。故梁太祖“六月五日崩”疑误，当为“六月二日”。其次，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载：（乾化二年十一月）“甲寅，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3]8884《五代会要·帝号》载：“乾化二年六月五日②，为其子郢王友珪所弒，崩于大内之寝殿。年六十一。其年十一月十日，葬宣陵。”[18]《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引徐无党注：年六十一。不书崩处，以异于得某终者。乾化二年十一月，友珪葬之河南伊阙县，号宣陵。”[16]23—24乾化二年十月乙亥朔，“甲申”日当为“十日”。十一月乙巳朔，则“甲寅”日为“十日”。故“十月十日”疑误，是为“十一月十日”。
18.《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乙巳，葬霸陵。师古曰：‘自崩至葬凡十日也。霸陵在长安东南。’景帝五年春，作阳陵邑……后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阳陵。自崩至葬凡七日。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1]3837
按：（文帝）“自崩至葬凡十日也”误，当为“七日”。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后）“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注引师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长安东南。’”[19]《资治通鉴》卷十五载：（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3]512—514且汉文帝后七年六月己亥朔，“乙巳”日是为“初七”。故“自崩至葬凡十日也”误，当为“七日”。
（景帝）“自崩至葬凡七日”疑误，当为“十日”。据《汉书·景帝纪》载：（后三年（前141）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二月癸酉，葬阳陵。注引臣瓒曰：‘自崩及葬凡十日。’”[19]153《资治通鉴》 卷十六载：（汉景帝后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臣瓒曰：‘自崩及葬凡十日。’”[3]552且汉景帝后三年正月戊戌朔，“甲子”日是为“二十七日”，二月戊辰朔，“癸酉”日是为“初六”。故“自崩至葬凡七日”疑误，当为“十日”。
《文献通考》上起于上古时代，下迄于宋朝宁宗时期，是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后，记述历代典章制度规模最大的一部典籍。它是治史者必读之书，诚如张之洞所说：“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20]然而，通过比对《文献通考·王礼考》部分与现存的其他史籍，发现其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甚至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产生上述疑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马端临著述时的失误，也有《文献通考》在传抄或刻板中所产生的讹误。由于诸多相关史料已经失传，笔者对于某些问题也难以做出准确的论断，只能依据现有史料进行相关的推测。加之笔者能力有限，文中或有断章取义之弊，期待方家批评指正。总而言之，我们在阅读和运用《文献通考》 时，一定要注意结合其他史料，注重对史源的核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讹误。
参考文献：
1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9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
16欧阳修撰，徐无党注.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7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张之洞编撰，范希曾补正，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M].北京：中华书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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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Potao
Abstract Wenxian Tongkao written by Ma Duanlin is a masterwork with profou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aspect of ancient Chine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owever， Wenxian Tongkao has some errors in the book due to various restri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rt of Wanglikao in order to remind the scholars to check the historical sources while using Wenxian Tongkao， so as to reduce or avoid mistakes and prevent the embodiment.
Keywords Maduanlin. Wenxian Tongkao. Wanglikao.
《文献通考》 作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典籍，是治史者必读之书。
笔者在阅读和运用《文献通考》 时从中受益颇多，但也发现了相关记载仍有疑似错误之处，笔者不惮鄙薄，摘取《文献通考·王礼考》 中十数条略作分析，权为引玉之砖，以求正于方家。
1.《文献通考·王礼考》载：“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帝以章和二年正月壬辰崩，三月癸卯葬。”[1]
按：“正月壬辰崩”疑误，当为“二月壬辰”。据《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和二年（88年））“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2]且章和二年正月甲午朔，无“壬辰”日。二月癸亥朔，“壬辰”日是为“三十日”。故“正月壬辰崩”疑误，当为“二月壬辰”。
2.《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帝王世纪》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1]3851
按：“去雒阳四十一里”有可商榷之处。据《后汉书·礼仪志》载：“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2]3149故不难看出，《后汉书·礼仪志》所载与之同。然而据《后汉书·殇帝纪》载：（延平元年（106年））“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尊庙曰穆宗。引李贤注：在洛阳东南三十里。”[2]196《资治通鉴》 卷四十九载：（延平元年）“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贤曰：慎陵，在雒阳东南三十里。庙曰穆宗。”[3]由此可见，相关文献记载有“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与“在雒阳东南三十里”之不同，因此我们在征引此处史料时有必要加以辨析。
3.《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帝王世纪》曰：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1]3851
按：“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有可商榷之处。据《后汉书·礼仪志》载：“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帝王世记》曰：‘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2]3149然而据《后汉书·安帝纪》载：（延光四年（125年） 四月）“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庙曰恭宗。引李贤注：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2]242《资治通鉴》 卷五十一载：（延光四年四月）“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贤曰：恭陵，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庙曰恭宗。”[3]1669因此，安帝恭陵在洛阳“西北”方向还是“东北”方向；距洛阳“十五里”还是“二十七里”均有不同记载。故在征引此处文献时有必要加以分析。
4.《文献通考·王礼考》载：“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帝王世纪》曰：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1]3852
按：“山方百三十六步”，“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均有可商榷之处，据《后汉书·礼仪志》载：“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2]3149—3150然而據《后汉书·桓帝纪》载：（本初元年（146年））“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李贤注：在洛阳东南三十里。陵高五丈五尺，周百三十八步。”[2]288《资治通鉴》 卷五十三载：（本初元年）“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贤曰：静陵，在雒阳东南三十里。”[3]1743故关于汉质帝静陵是“山方百三十六步”还是“周百三十八步”；距离洛阳“三十二里”还是“三十里”均有不同记载。故在征引此处文献时有必要加以分析。
5.《文献通考·王礼考》 载：“桓帝宣陵，《帝王世纪》 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里。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次年二月辛酉葬。”[1]3852
按：“帝以延熹九年（166年） 十二月辛丑崩”疑误，当为“永康元年（167年） 十二月丁丑”。据《后汉书·桓帝纪》 载：（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年三十六。”[2]320《资治通鉴》 卷五十六载：（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3]1839且《后汉书·桓帝纪》载：（延熹十年）“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改元永康。”[2]319且延熹九年十二月丙辰朔，无“辛丑”日。永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丁丑”日为“二十八”日。故“帝以延熹九年十二月辛丑崩”疑误，当为“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 6.《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明帝景初三年，帝崩，葬高平陵。正月丁亥崩，二月癸丑葬。”[1]3859
按：“二月癸丑葬”疑误，当为“正月癸丑”。据《三国志·魏明帝纪》载：（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癸丑，葬高平陵。”[4]且（景初三年（239 年）） 二月丁巳朔，无“癸丑”日。正月丁亥朔，“癸丑”日是为“二十七日”。故“二月癸丑葬”疑误，当为“正月癸丑”。
7.《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明帝崩，葬武平陵。七月戊子崩，九月辛丑葬。”[1]3861
按：“七月戊子崩”疑误，当为“闰八月戊子”。据《晋书·明帝纪》 载：（太宁三年（325年） 闰八月）“戊子，帝崩于东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庙号肃祖。”[5]《晋书·成帝纪》 载：“成皇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也。太宁三年三月戊辰，立为皇太子。闰月戊子，明帝崩。”[5]169《资治通鉴》 卷九十三载：（太宁三年闰八月）“戊子，帝崩。”[3]2987故“七月戊子崩”疑误，当为“闰八月戊子”。
8.《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哀帝崩，葬安平陵。二月丙辰崩，三月壬申葬。”[1]3862
按：“二月丙辰崩”疑误，当为“二月丙申”。据《晋书·哀帝纪》 载：（兴宁三年（365年） 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时年二十五。葬安平陵。”[5]209《资治通鉴》卷一百一载：（兴宁三年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3]3248且兴宁三年二月乙亥朔，无“丙辰”日。故“二月丙辰崩”疑误，当为“二月丙申”。
9.《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明帝崩，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正月己亥崩，七月戊寅葬。”[1]3863
按：“正月己亥崩，七月戊寅葬”疑误，当为“四月己亥崩，五月戊寅葬”。据《宋书·明帝纪》 载：（泰豫元年（472年） 四月）“己亥，上大渐……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6]《南史·宋本纪》载：（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渐……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时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临沂县莫府山高宁陵。”[7]《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载：（泰豫元年四月）“己亥，上大渐……是夕，上殂……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宁陵，庙号太宗。”[3]424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豫元年二月）“上梦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刘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杀之。”[3]4241故宋明帝不可能正月驾崩，二月还能遣人杀豫章太守刘愔。且泰豫元年正月甲寅朔，无“己亥”日。故“正月己亥崩”疑误，当为“四月己亥”；“七月戊寅葬”误，当为“五月戊寅葬”。
10.《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武帝崩，葬景安陵。七月戊寅崩，八月丙寅葬。”[1]3863
按：“八月丙寅葬”疑误，当为“九月丙寅葬”。据《南史·齐本纪》载：（永明十一年（493年））“九月丙寅，葬景安陵。”[7]126《南齐书·武帝纪》载：（永明十一年）“九月丙寅，葬景安陵。”[8]《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载：（永明十一年九月）“丙寅，葬武皇帝于景安陵，庙号世祖。”[3]4415且永明十一年八月己卯朔，无“丙寅”日。故“八月丙寅葬”疑误，当为“九月丙寅葬”。
11.《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梁武帝崩，葬修陵。五月丙辰崩，十二月乙卯葬。”[1]3863
按：“十二月乙卯葬”疑误，当为“十一月”。据《梁书·武帝纪》 载：（太清三年（549年））“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乙卯，葬于修陵。”[9]《南史·梁本纪》 载：（太清三年）“十一月乙卯，葬于修陵，追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7]222《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载：（太清三年）“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修陵，庙号高祖。”[3]5126且太清三年十二月壬午朔，无“乙卯”。故“十二月乙卯葬”疑误，当为“十一月乙卯葬”。
12.《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后魏道武帝崩，葬盛乐金陵。天赐六年十月戊辰崩，永兴二年七月甲寅葬。”[1]3864
按：“永兴二年七月甲寅葬”误，疑为“九月甲寅”。据《魏书·太祖纪》载：（天赐六年（409年））“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10]《魏书·太宗纪》载：（永兴二年（410年））“九月甲寅，葬太祖宣武皇帝于盛乐金陵。”[10]50《北史·魏本纪》载：“永兴二年九月甲寅，上谥曰宣武皇帝，葬于盛乐金陵，庙号太祖。”[11]《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载：（义熙六年（410年）九月）“甲寅，葬魏主珪于盛乐金陵，谥曰宣武，庙号烈祖。”[3]3697故“永兴二年七月甲寅葬”疑误，当为“九月甲寅”。“七”与“九”字体相像，疑为史书在传抄或刻板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13.《文献通考·王礼考》 载：“武帝崩，葬孝陵。六月丁酉崩，七月已未葬。”[1]3866
按：“七月已未葬”疑誤，当为“六月已未”。据《北史·周本纪》载：（宣政元年（578年））“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己未，葬于孝陵。”[11]371—372《周书·武帝纪》载：（宣政元年）“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于乘舆。时年三十六……己未，葬于孝陵。”[12]《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载：（太建十年（578年）六月）“己未，葬武皇帝于孝陵，庙号高祖。”[3]5491故“七月已未葬”疑误，当为“六月已未”。
14.《文献通考·王礼考》载：“睿宗崩，葬桥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五月十二日崩，十月庚午日葬。”[1]3874
按：“五月十二日崩”疑误，当为“六月”。据《新唐书·睿宗纪》 载：“开元四年六月，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谥曰大圣真皇帝。”[13]《旧唐书·睿宗纪》载：“开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14]《资治通鉴》 卷二百一十一载：（开元四年（716年））“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考异》 曰：睿宗、玄宗实录皆曰甲子。按下云，‘己巳，睿宗一七斋，度万安公主为女道士。’今从《旧本纪》、《唐历》。”[3]6837虽上述文献记载在唐睿宗驾崩于开元四年六月哪一天仍有待商榷，但至少可以看出，唐睿宗驾崩于开元四年六月，而非“五月”。故中宗于“五月十二日崩”疑误，当为“六月”。 15.《文献通考·王礼考》载：“代宗崩，葬元陵，在京兆府富平县界。五月二十日崩，十月已酉葬。”[1]3877
按：“五月二十日崩”疑误，当为“五月二十一日崩”。据《旧唐书·代宗纪》 载：（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辛酉，诏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14]315《新唐书·代宗纪》 载：（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不豫，诏皇太子监国。是夕，皇帝崩于紫宸内殿，年五十三。”[13]180据《资治通鉴》 二百二十五载：（大历十四年）“五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遗诏以郭子仪摄冢宰。”[3]7375大历十四年五月辛丑朔，则“辛酉”日为“二十一日”。故“五月二十日崩”疑误，当为“五月二十一日崩”。
17.《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僖宗崩，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三月崩，十二月葬。”[1]3879
按：“十二月葬”有可商榷之处。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载：（文德元年（888年）十月）“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号僖宗。”[3]8502《新唐书·昭宗纪》载：（文德元年十月）“辛卯，葬惠圣恭定孝皇帝于靖陵。”[13]284由此可见，《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所载是为“十月”。而据《旧唐书·昭宗纪》载：（文德元年十二月）“是月，葬僖宗于靖陵。”[14]737《旧唐书·僖宗纪》载：（文德元年）“三月戊戌朔，正殿受册。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渐。癸卯，宣制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勾当军国事。是夕，崩于武德殿，圣寿二十七，群臣上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其年十二月，葬于靖陵。”[14]729—730《唐会要·帝号》 载：“文德元年三月，崩于武德殿。年二十七。十二月，葬靖陵。在京兆府奉天县界。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15]16故从上记载不难发现，相关史籍关于唐僖宗下葬的时间有“十月”和“十二月”的两种不同记载，我们在运用此处文献分析问题时有必要加以注意。
17.《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梁太祖崩，葬宣陵，在洛京伊阙县。六月五日崩，十月十日葬。”[1]3879
按：“六月五日崩”疑误，当为“六月二日”；“十月十日葬”疑误，当为“十一月十日”。首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载：（乾化二年（912年）六月）“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勍，以情告之。勍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惧不自保，遂相与合谋。勍以牙兵五百人从友珪杂控鹤士入，伏于禁中，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袐不发丧。”[3]8879《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16]《旧五代史·梁末帝纪》载：“乾化二年六月三日①，庶人友珪弑逆，矫太祖诏，遣供奉官丁昭浦驰至东京，密令帝害博王友文。”[17]乾化二年六月丁丑朔，则“戊寅”为初二，非五日。故梁太祖“六月五日崩”疑误，当为“六月二日”。其次，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载：（乾化二年十一月）“甲寅，葬神武元圣孝皇帝于宣陵，庙号太祖。”[3]8884《五代会要·帝号》载：“乾化二年六月五日②，为其子郢王友珪所弒，崩于大内之寝殿。年六十一。其年十一月十日，葬宣陵。”[18]《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引徐无党注：年六十一。不书崩处，以异于得某终者。乾化二年十一月，友珪葬之河南伊阙县，号宣陵。”[16]23—24乾化二年十月乙亥朔，“甲申”日当为“十日”。十一月乙巳朔，则“甲寅”日为“十日”。故“十月十日”疑误，是为“十一月十日”。
18.《文献通考·王礼考》载：“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乙巳，葬霸陵。师古曰：‘自崩至葬凡十日也。霸陵在长安东南。’景帝五年春，作阳陵邑……后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二月癸酉，葬阳陵。自崩至葬凡七日。阳陵在长安东北四十五里。”[1]3837
按：（文帝）“自崩至葬凡十日也”误，当为“七日”。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后）“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注引师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长安东南。’”[19]《资治通鉴》卷十五载：（汉文帝后七年（前157））“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3]512—514且汉文帝后七年六月己亥朔，“乙巳”日是为“初七”。故“自崩至葬凡十日也”误，当为“七日”。
（景帝）“自崩至葬凡七日”疑误，当为“十日”。据《汉书·景帝纪》载：（后三年（前141）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二月癸酉，葬阳陵。注引臣瓒曰：‘自崩及葬凡十日。’”[19]153《资治通鉴》 卷十六载：（汉景帝后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臣瓒曰：‘自崩及葬凡十日。’”[3]552且汉景帝后三年正月戊戌朔，“甲子”日是为“二十七日”，二月戊辰朔，“癸酉”日是为“初六”。故“自崩至葬凡七日”疑误，当为“十日”。
《文献通考》上起于上古时代，下迄于宋朝宁宗时期，是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之后，记述历代典章制度规模最大的一部典籍。它是治史者必读之书，诚如张之洞所说：“若意在经济，莫如《文献通考》，详博综贯，尤便于用。”[20]然而，通过比对《文献通考·王礼考》部分与现存的其他史籍，发现其确实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甚至是错误的。笔者认为产生上述疑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马端临著述时的失误，也有《文献通考》在传抄或刻板中所产生的讹误。由于诸多相关史料已经失传，笔者对于某些问题也难以做出准确的论断，只能依据现有史料进行相关的推测。加之笔者能力有限，文中或有断章取义之弊，期待方家批评指正。总而言之，我们在阅读和运用《文献通考》 时，一定要注意结合其他史料，注重对史源的核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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