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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文化的交流，不仅包括精神方面的内容，也有物质方面的很多东西。
《大唐西域记》的卷四，讲古代的北印度，其中提到一个名叫“至那仆底”的国家：
至那仆底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穑滋茂，果木稀疏。编户安业，国用丰赡。气序温暑，风俗怯弱。学综真俗，信兼邪正。伽蓝十所，天祠八所。
至那仆底国在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根据《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的玄奘的行程做推断，大概应该在今天印度旁遮普邦的境内。但这里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至那仆底国的地理位置，而是“至那仆底”这个名字。“至那仆底”一名，前一部分是“至那”。“至那”是梵语Cīna的音译。印度人从吉至今，一直称呼中国为“至那”。古代中国翻译佛经，“至那”常常又翻译为“脂那”或者“支那”。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印度，一个国家，虽然不大，国名中怎么会出现“至那”，也就是“中国”这个词呢？这真让人觉得奇怪。接下来玄奘讲了更多的故事，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
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
这个故事，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迦毕试国”一节里，其实已经讲到了，那里讲的是“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质子“冬居印度”，看来主要就住在至那仆底国。
对于“至那仆底”一名，玄奘做了解释：“唐言汉封。”“唐言”就是唐代的话，也就是中国话。也就是说，“至那仆底”一词，翻译为中国话，就是“汉封”。在玄奘这里，“至那”是“汉”，也就是中国;“仆底”是“封”，也就是“封地”。如果用梵语来还原，一个可能的词是bhukti。“至那仆底”由此可以还原为梵语Cīnabhukti，读音相近，意思也与“汉封”，即“汉的封地”或者说“中国封地”一致。
在印度的土地上，有这么一处地方，或者说一个国家，被称作“汉封”或者“中国封地”，出现这样的事，不能不说很有意思。
质子的身份，虽然不大可能是汉族，但有汉之名。这中间，隐含着更多的故事。质子借“汉”或“汉天子”作为名义，事出有因。这里的“汉封”或者“至那仆底”的国名，与此有关，性质上也一样。
但至那仆底国与中国相关的不只是国名，还有其他的东西，也与中国相关。玄奘的书继续讲：
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日“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日“至那罗阁弗呾逻（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这就是说，印度本来不出产桃和梨，是这位质子把桃和梨带到了印度，当地人因此把桃称作“至那你”，意思“汉持来”：把梨称作“至那罗阁弗呾逻”，意思是“汉王子”。因为当地流传有这样的故事，至那仆地国的人对中国特别的敬重。玄奘到来，人们指着玄奘说：“这是从我们以前的国王的国家来的人啊。”
“至那你”一名，还原成梵語，是cīnanī。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cīna是中国，后一部分nī，音译“你”，意思是“持来”“拿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从中国拿来的”。“至那罗阁弗呾逻”一名，还原成梵语，则是cīnarājaputra。前一部分仍然是cīna;后一部分中的rāja，音译为“罗阁”，意译为“王”;最后一部分的putra，音译“弗呾逻”，意思是“儿子”，整个词合起来的意思是“中国王子”。玄奘的翻译为“汉王子”，是一样的意思。
今天研究果树种植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桃树和梨树的原生地，的确是在中国。不管“质子所植”的故事是不是完全可靠，但桃和梨作为果树，最早从中国传入印度，在印度栽培，这一点应该可信。提到这件事的，历史上只有玄奘。玄奘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凭空臆造出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在印度类似的事不仅有这一件。印度被冠以“至那”之名的物品，也不仅是桃和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例子，其中最早引起人注意的是丝绸。
养蚕和制作丝绸是古代中国人很早、也很伟大的一个发明。古代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很早就知道中国出产丝绸。在古罗马，丝绸几乎被看成是中国的代名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度。梵语中有一个词cīnapatta，指的就是中国来的丝绸。印度古代有一部有名的书，名叫《政事论》（Artha-sāstra）。《政事论》里讲到一段话：“懦奢耶和产于至那国的成捆的丝（kauseyam cīnapa-ttas ca cīnabhumijāh）。”kau-seya通常译为“懦奢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一节中解释：“憍奢耶者，野蚕丝也。”至于与“憍奢耶”并列的cīnapatta，显然与“懦奢耶”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后者是家蚕丝。而且，书中说得很清楚，这种家蚕丝来自中国，产于中国（cīnabhumijā）。
《政事论》成书的年代，有一些争议，但不管怎样，年代很早，却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主流的看法，认为是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如果这样，那就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说明，古代中国的丝绸传到印度，很可能比传到古罗马还要早。“成捆的丝”这个词语还可以表明，这种丝绸到达印度是通过贸易而来。
梵语中因此还有一个词cīnasicaya，指的是绸衣。
再有一个例子是钢，梵语中钢有多名，其中一个是cīnajā，不仅是钢，而且往往指好钢。cīnajā最基本的意思是“中国产的”，它可以指多种物品，其中包括钢。古代印度为什么会把钢称作cīnajā呢？难道曾经输入过中国生产的钢，或者中国古代炼钢的技术曾经传到过印度吗？从这个名字看，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至少有第一种可能。
除了桃和梨，梵语词汇中还有一个词cīnakatikā，据说是一种葫芦瓜，直接的翻译是“中国瓜”。瓜的名字与中国相关，很可能最早也是从中国传入到印度，所以会有这样的名字。再有樟脑和樟树，梵语中称作cīnakarpūra，可能也与中国有关。这些名字，就像汉语中的胡萝卜、番茄、番石榴等一样，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最早不是中国本土所有的物产。 再有一种物品是铅丹，梵语词是cīnapista，有时是cīnavanga。铅丹是一种矿物，又称红铅，中国古代很早就以此入药，尤其是外科，很常用。这样的物品，名字怎么会跟中国联系在一起，它是怎样引进印度的，情况不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道教的炼丹有关。但道教是不是真的在印度有过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很少，但铅丹的梵语名字中包含了Cīna 一词却是事实。
所有这些梵语名词，打头的一部分都是Cīna，也就是说，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些关系。
以上这些是梵语中的词汇。梵语是印度的古语言，今天的印度人，使用的语言不是梵语，而是各种地区性的方言，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很多梵语词汇。印度现今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是印地语，也有孟加拉语。在印地语和孟加拉语中，也有与中国相关的词汇。最突出的例子是Cīnī。就词源而言，Cīnī就等同于梵语的Cīna，两个词词尾稍有不同，意思一样，都是指中国。但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Cīnī，还有一个常用的意思，指白糖。指中国不奇怪，但要是说指白糖，就让人奇怪了。白糖或者说白砂糖，最早的生产地就是印度。种植甘蔗，用甘蔗熬制砂糖，这项技术，是印度古代的发明。世界上其他国家制糖的技术，如果追本溯源，其实都是从印度而来。这一点，从世界上各种语言中糖的名称就可以知道。梵语中糖称作sarkarā。从sarkarā这个词，有了英语的sugar，法语的sucre，德语的zucker，西班牙语的azúcar，意大利语的zucchero，俄语的caxap。中国古代，也知道sarkarā，汉语翻译为“煞割令”。
中国在唐代以前，虽然有从甘蔗制糖的事例，但那样制成的糖，是通过曝晒，而不是熬制。中国方面知道熬制砂糖，是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派人到印度的摩揭陀国，专门学习熬制砂糖的技术。派去的人回到中国，用扬州出产的甘蔗，熬制出来的糖，品质比印度的还要好。中国从此有了砂糖。
这件事显然与玄奘有关。与玄奘同时代的僧人道宣在他撰写的《续高僧传》卷四的《玄奘传》中讲，“奘在印度，声畅五天，称述支那人物为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闻此国，为日久矣，但无信使，未可依凭”。戒日大王是玄奘访印时印度最有势力的国王，也曾自称为“摩揭陀王”。玄奘见到戒日王后，“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戒日王的使节到达长安，最早一次，是在贞观十五年（641），这在《新唐书》《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中有明确的记载。使节回国，唐太宗也随之派人出使印度，然后戒日王再次派出使节到中国，其后中印之间外交使节相互往来，不绝于路。于是也就有了道宣接下来讲的情况：
使既西返，又勒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勅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
菩提寺建在释迦牟尼成道之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佛教的圣地，正是在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境内。王玄策是唐初出使印度最有名的一位使节，从太宗到高宗时代，先后数次到过印度。道宣讲的，与《新唐书》讲的，大致是一回事。不过这里说得更多。依照这一段记载，印度方面还派了专门熬糖的工匠到中国来，工匠和僧人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及周边一带），用越州的甘蔗，也熬制出了很好的砂糖。
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中国熬糖的技术最早来自印度，这一点不需要怀疑。但是，在最早出现熬糖技术的印度，怎么反而会把糖称作Cīnī，把糖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呢？这又是一个既有趣、但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的注意。季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印度的白砂糖，至少是在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时代，是从中国输入的，产品和炼制术可能都包括在内。”因此，在中世纪以后的印度，人们就用Cīnī这个词来称呼白砂糖。
一些似乎很平常的物产，一些不大的物品，名字都与中国相关，这其间反映出的是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一些看似细微、实则重要的情节。它们说明，中印文化的交流，不僅包括有精神方面的内容，也有物质方面的很多东西。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讲到的桃和梨的故事，只是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之一。
本文作者王邦维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大唐西域记》的卷四，讲古代的北印度，其中提到一个名叫“至那仆底”的国家：
至那仆底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穑滋茂，果木稀疏。编户安业，国用丰赡。气序温暑，风俗怯弱。学综真俗，信兼邪正。伽蓝十所，天祠八所。
至那仆底国在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根据《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的玄奘的行程做推断，大概应该在今天印度旁遮普邦的境内。但这里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至那仆底国的地理位置，而是“至那仆底”这个名字。“至那仆底”一名，前一部分是“至那”。“至那”是梵语Cīna的音译。印度人从吉至今，一直称呼中国为“至那”。古代中国翻译佛经，“至那”常常又翻译为“脂那”或者“支那”。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印度，一个国家，虽然不大，国名中怎么会出现“至那”，也就是“中国”这个词呢？这真让人觉得奇怪。接下来玄奘讲了更多的故事，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
昔迦腻色迦王之御宇也，声振邻国，威被殊俗。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赏遇隆厚，三时易馆，四兵警卫。此国则冬所居也，故曰“至那仆底（唐言汉封）”。质子所居，因为国号。
这个故事，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迦毕试国”一节里，其实已经讲到了，那里讲的是“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质子“冬居印度”，看来主要就住在至那仆底国。
对于“至那仆底”一名，玄奘做了解释：“唐言汉封。”“唐言”就是唐代的话，也就是中国话。也就是说，“至那仆底”一词，翻译为中国话，就是“汉封”。在玄奘这里，“至那”是“汉”，也就是中国;“仆底”是“封”，也就是“封地”。如果用梵语来还原，一个可能的词是bhukti。“至那仆底”由此可以还原为梵语Cīnabhukti，读音相近，意思也与“汉封”，即“汉的封地”或者说“中国封地”一致。
在印度的土地上，有这么一处地方，或者说一个国家，被称作“汉封”或者“中国封地”，出现这样的事，不能不说很有意思。
质子的身份，虽然不大可能是汉族，但有汉之名。这中间，隐含着更多的故事。质子借“汉”或“汉天子”作为名义，事出有因。这里的“汉封”或者“至那仆底”的国名，与此有关，性质上也一样。
但至那仆底国与中国相关的不只是国名，还有其他的东西，也与中国相关。玄奘的书继续讲：
此境已往，洎诸印度，土无梨桃，质子所植，因谓桃日“至那你（唐言汉持来）”，梨日“至那罗阁弗呾逻（唐言汉王子）”。故此国人深敬东土，更相指语：“是我先王本国人也。”
这就是说，印度本来不出产桃和梨，是这位质子把桃和梨带到了印度，当地人因此把桃称作“至那你”，意思“汉持来”：把梨称作“至那罗阁弗呾逻”，意思是“汉王子”。因为当地流传有这样的故事，至那仆地国的人对中国特别的敬重。玄奘到来，人们指着玄奘说：“这是从我们以前的国王的国家来的人啊。”
“至那你”一名，还原成梵語，是cīnanī。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cīna是中国，后一部分nī，音译“你”，意思是“持来”“拿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从中国拿来的”。“至那罗阁弗呾逻”一名，还原成梵语，则是cīnarājaputra。前一部分仍然是cīna;后一部分中的rāja，音译为“罗阁”，意译为“王”;最后一部分的putra，音译“弗呾逻”，意思是“儿子”，整个词合起来的意思是“中国王子”。玄奘的翻译为“汉王子”，是一样的意思。
今天研究果树种植史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桃树和梨树的原生地，的确是在中国。不管“质子所植”的故事是不是完全可靠，但桃和梨作为果树，最早从中国传入印度，在印度栽培，这一点应该可信。提到这件事的，历史上只有玄奘。玄奘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凭空臆造出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在印度类似的事不仅有这一件。印度被冠以“至那”之名的物品，也不仅是桃和梨。这方面还有其他的例子，其中最早引起人注意的是丝绸。
养蚕和制作丝绸是古代中国人很早、也很伟大的一个发明。古代中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很早就知道中国出产丝绸。在古罗马，丝绸几乎被看成是中国的代名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印度。梵语中有一个词cīnapatta，指的就是中国来的丝绸。印度古代有一部有名的书，名叫《政事论》（Artha-sāstra）。《政事论》里讲到一段话：“懦奢耶和产于至那国的成捆的丝（kauseyam cīnapa-ttas ca cīnabhumijāh）。”kau-seya通常译为“懦奢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一节中解释：“憍奢耶者，野蚕丝也。”至于与“憍奢耶”并列的cīnapatta，显然与“懦奢耶”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后者是家蚕丝。而且，书中说得很清楚，这种家蚕丝来自中国，产于中国（cīnabhumijā）。
《政事论》成书的年代，有一些争议，但不管怎样，年代很早，却是所有人都同意的。主流的看法，认为是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如果这样，那就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说明，古代中国的丝绸传到印度，很可能比传到古罗马还要早。“成捆的丝”这个词语还可以表明，这种丝绸到达印度是通过贸易而来。
梵语中因此还有一个词cīnasicaya，指的是绸衣。
再有一个例子是钢，梵语中钢有多名，其中一个是cīnajā，不仅是钢，而且往往指好钢。cīnajā最基本的意思是“中国产的”，它可以指多种物品，其中包括钢。古代印度为什么会把钢称作cīnajā呢？难道曾经输入过中国生产的钢，或者中国古代炼钢的技术曾经传到过印度吗？从这个名字看，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至少有第一种可能。
除了桃和梨，梵语词汇中还有一个词cīnakatikā，据说是一种葫芦瓜，直接的翻译是“中国瓜”。瓜的名字与中国相关，很可能最早也是从中国传入到印度，所以会有这样的名字。再有樟脑和樟树，梵语中称作cīnakarpūra，可能也与中国有关。这些名字，就像汉语中的胡萝卜、番茄、番石榴等一样，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最早不是中国本土所有的物产。 再有一种物品是铅丹，梵语词是cīnapista，有时是cīnavanga。铅丹是一种矿物，又称红铅，中国古代很早就以此入药，尤其是外科，很常用。这样的物品，名字怎么会跟中国联系在一起，它是怎样引进印度的，情况不清楚。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道教的炼丹有关。但道教是不是真的在印度有过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相关的证据很少，但铅丹的梵语名字中包含了Cīna 一词却是事实。
所有这些梵语名词，打头的一部分都是Cīna，也就是说，或多或少都与中国有些关系。
以上这些是梵语中的词汇。梵语是印度的古语言，今天的印度人，使用的语言不是梵语，而是各种地区性的方言，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很多梵语词汇。印度现今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是印地语，也有孟加拉语。在印地语和孟加拉语中，也有与中国相关的词汇。最突出的例子是Cīnī。就词源而言，Cīnī就等同于梵语的Cīna，两个词词尾稍有不同，意思一样，都是指中国。但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Cīnī，还有一个常用的意思，指白糖。指中国不奇怪，但要是说指白糖，就让人奇怪了。白糖或者说白砂糖，最早的生产地就是印度。种植甘蔗，用甘蔗熬制砂糖，这项技术，是印度古代的发明。世界上其他国家制糖的技术，如果追本溯源，其实都是从印度而来。这一点，从世界上各种语言中糖的名称就可以知道。梵语中糖称作sarkarā。从sarkarā这个词，有了英语的sugar，法语的sucre，德语的zucker，西班牙语的azúcar，意大利语的zucchero，俄语的caxap。中国古代，也知道sarkarā，汉语翻译为“煞割令”。
中国在唐代以前，虽然有从甘蔗制糖的事例，但那样制成的糖，是通过曝晒，而不是熬制。中国方面知道熬制砂糖，是在唐代初年。唐太宗派人到印度的摩揭陀国，专门学习熬制砂糖的技术。派去的人回到中国，用扬州出产的甘蔗，熬制出来的糖，品质比印度的还要好。中国从此有了砂糖。
这件事显然与玄奘有关。与玄奘同时代的僧人道宣在他撰写的《续高僧传》卷四的《玄奘传》中讲，“奘在印度，声畅五天，称述支那人物为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闻此国，为日久矣，但无信使，未可依凭”。戒日大王是玄奘访印时印度最有势力的国王，也曾自称为“摩揭陀王”。玄奘见到戒日王后，“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戒日王的使节到达长安，最早一次，是在贞观十五年（641），这在《新唐书》《旧唐书》以及《册府元龟》中有明确的记载。使节回国，唐太宗也随之派人出使印度，然后戒日王再次派出使节到中国，其后中印之间外交使节相互往来，不绝于路。于是也就有了道宣接下来讲的情况：
使既西返，又勒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勅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
菩提寺建在释迦牟尼成道之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佛教的圣地，正是在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境内。王玄策是唐初出使印度最有名的一位使节，从太宗到高宗时代，先后数次到过印度。道宣讲的，与《新唐书》讲的，大致是一回事。不过这里说得更多。依照这一段记载，印度方面还派了专门熬糖的工匠到中国来，工匠和僧人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及周边一带），用越州的甘蔗，也熬制出了很好的砂糖。
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中国熬糖的技术最早来自印度，这一点不需要怀疑。但是，在最早出现熬糖技术的印度，怎么反而会把糖称作Cīnī，把糖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呢？这又是一个既有趣、但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的注意。季先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印度的白砂糖，至少是在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时代，是从中国输入的，产品和炼制术可能都包括在内。”因此，在中世纪以后的印度，人们就用Cīnī这个词来称呼白砂糖。
一些似乎很平常的物产，一些不大的物品，名字都与中国相关，这其间反映出的是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的某一些看似细微、实则重要的情节。它们说明，中印文化的交流，不僅包括有精神方面的内容，也有物质方面的很多东西。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讲到的桃和梨的故事，只是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之一。
本文作者王邦维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