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母校的关系
　　我上学时，这个百年讲堂是大饭堂，当时每一个北大学生都会提一个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饭袋。大食堂的菜有四个阶级，第一阶级是炒土豆丝、萝卜丝，要五分钱。第二阶级是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这是一毛钱的。一毛五的才有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我是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
　　在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作为最后一个买到锅塌豆腐的人。到了最后，盆里边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都倒入你的盘子里。最悲催的是，你前一个同学有锅塌豆腐，到你没有了。
　　这样回忆起来，跟母校的关系不是人在母校时，而是离开母校，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甚至十年之后再路过北大的时候。
　　那我的母校——北大是谁。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他们虽然所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相同——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叫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時候，他们却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有点不切实际的理想，他们甚至贡献了自己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知道幾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是我们北大的慈悲。
　　我们的民族最缺什么
　　大家毕业后，从一所大学到另外一所大学，我觉得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什么。这个民族最不缺聪明人，最缺的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所学校也有两个导师。
　　我的外祖母，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字，活了95年。一辈子都在老家，个子只有一米五六。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她割麦子速度最快。当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一次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的麦堂子，我只扎下腰，从来不直腰。因为你想直1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10次、第200次。我就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得比别人更快一点。
　　我有个舅舅，是一个木匠，他小时候种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周围40里卖得最好，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子特别好。
　　他晚年的时候，我跟他也有过一次炉边谈话。我说：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我比他做得更好。而且我打心眼里喜欢做，喜欢闻做木匠活刨出来那刨子花的味道。当我看到一棵树，有时候会恍惚，如果它是一个松木、柏木或楠木，便想着要是给哪家出嫁的姑娘打个箱子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只能打个小板凳，杨树是最不成材的。
　　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两边基本上都是杨树。为什么？因为杨树长得快。但到其他欧洲、北美的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从树的质量的对比能够看出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最后我送在座的师妹和师弟两句话。一句是，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另一句是，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功夫直腰的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