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中国的传统女性形象通常是贤淑善良,没有欲望的,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却颠覆了这个东方的神话,中篇小说《金锁记》是张爱玲创作于1943年的巅峰之作,被傅雷誉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夏志清更是称赞《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对女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她以特有的苍凉,以一种近乎冷酷的语调,叙述了曹七巧如何从要强的曹大姑娘变成带着黄金枷锁跳舞的女疯子,展示了一个在男权社会里被异化了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 曹七巧 “恶”化 “物”化“奴”化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人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的最普通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的封建压迫,使得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才得以生存,长时间的压迫异化了这些原本贤淑善良的女性,她们被压迫也压迫别人,被虐也虐他,被扭曲也扭曲别人,《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形象就非常典型,她被“恶”化,被“物”化,被“奴”化,最终摆脱不了为女人的悲惨命运。
一、“恶”化的曹七巧
曹七巧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的陪她抽大烟,旁敲侧击地引诱儿子说出媳妇的隐私,刚开始也许只是一种猎奇的心里,但是潜意识里有种自己内心欲望的变相满足的心里,当她在打麻将时,别有用心的大肆渲染着儿子招供的那些秘密,任何人都不避讳,她的行为就是从个人的心里补偿蜕化成对别人隐私恶毒残忍的赏玩。
她的“恋子”还变现在对儿媳芝寿的摧残,这种摧残表现在对儿媳妇的精神折磨上,暗示儿媳妇离不开男人,芝寿又羞又恨,只待寻死,更过分的是,七巧为了彻底打跨儿媳妇还逼着儿子整夜的抽大烟,在曹七巧处心积虑的折磨下,芝寿过着一种无爱、无性、无尊严的屈辱难堪的生活,不久就在这个“婆婆不像婆婆,丈夫不像丈夫”的疯狂的家庭里悲愤死去,之后做了芝寿替身的娟姑娘,也在“扶正补上一年的时间就吞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
曹七巧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别想得到,她亲手毁灭了亲生女儿的青春,曹七巧对女儿姜长安更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从缠足到放足,从入学到退学,从教唆女儿抽大烟到冷言冷语的挖苦讽刺,作为母亲的曹七巧从来不是以一种普通的母亲的心态来对待长安的,直到长安与童世舫定了亲。同为女人,即使是亲生女儿也无法忍受她过的得比“我”好。于是,当童世舫第一次到她家,长安还没有露面,她对童世舫说:“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一句话使得童世舫变了色,婚事告吹,曹七巧用“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将女儿托进了“没有光的所在”。
在曹七巧身上,作为长辈的慈爱和宽容是丝毫也找不到的,透过字里行间,在曹七巧身上只能看到冷酷、残忍、恶毒和无人性。这种女性完全蜕变了封建的帮凶,甚至是直接的悲剧制造者,是彻底“恶”化了女人,曹七巧从一个正常人到女奴,由一个女奴变成一精神恶毒的虐待狂的悲剧在她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曹七巧忆蜕变成了男性的帮凶,男性社会的维护者,用比男性还残酷的手段迫害自己的同类。
二、“物”化的曹七巧
曹七巧对女儿、儿子和情人都尖酸刻薄,是因为她要守住的“家产”,是对自己对青春、美貌和一生换来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曹七巧这种“物”化的女性悲剧发挥到了极致,她将自己牢牢地套在了黄金枷里,七巧从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的寒微出身而攀上了姜公馆“二少奶奶”的位子,付出一生的代价,为了弥补爱情婚姻的缺陷,她奋力去争取金钱,并在终于如愿以偿后自动套上了黄金的枷锁,这时候的曹七巧,对黄金的占有和守护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乐趣,她时时刻刻担心别人窥视她的家产,她是被人骗惯了,不得不防。这种剧烈的内心冲突,使她越来越走向偏执和畸恋,她是钱的主人,将钱和生命等同,她爱钱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守住钱,花一个就少一个,这样的钱益发显得宝贵,对于钱的占有,又推行到儿女身上。
曹七巧是现代文学史上被金钱和欲望毁灭的典型,长期的压抑和煎熬使她人性扭曲,道德沦丧。“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学生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了送了半条命”。为了钱,她割断了一切柔情,儿子是唯一不想她钱的人,变成了她唯一可以取笑逗乐的异性,为了钱她亲手毁灭了女儿的,正如鲁迅的那句名言:“被食,自食,食人”。
曹七巧在反抗中逐渐迷失自我,这种非人性,非女性的扭曲,是一种至明直白的自我毁灭,一种耐人寻味的苍凉。
三、“奴”化的曹七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或者作为男人的附庸而存在,或者作为封建势力的附庸而存在,或者为经济的奴隶而存在,体现了女性的自觉不自觉地“奴”化特质。
曹七巧与姜家二少爷的婚姻也并非情感的产物,仅仅是某种目的实现的需要。构成这种目的的最基本的因素是物质追求,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男人则视婚姻为社会生活的必要装饰。最后,婚姻成了世人埋葬自己的坟墓,所有的人的天性统统被扼杀。
曹七巧的哥嫂贪图彩礼,把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少爷,在姜家她是最弱的,地位低下,被人所瞧不起,因为在他们看来曹七巧在“婚姻”这桩大买卖上占了便宜,门不当户不对的小户人家却当上了正头奶奶,多得了彩礼不说,再熬上几年分了家,这二房的财产就都是她的了。但是身处于豪门大户的自卑感,丈夫不健全的失落感,使曹七巧承受着心理和生理双重的压力。为了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曹七巧只能“熬”,“熬去了青春”,“熬去了尊严”,“熬”光了情欲。
曹七巧在金钱、情欲不正常的婚姻驱使下,最终丧失了正常的人性和人伦,从而完全沦为了经济的奴隶,男人的奴隶或者不道德的婚姻的奴隶,因而不愿也不能走出自己亲手垒成的“心囚”。
在封建社会里,男人是奴隶,而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在曹七巧终于做了姜老太太时,她依旧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奴隶,作为男权的帮凶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这种“被吃”而“吃人”的悲剧,是女性“全面奴性”的体现,是她们存在方式的全面异化。
参考文献:
[1]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04).
[2]李继凯.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异化[J].现代文学丛刊,1995(3):108-109.
[3]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05).
[4]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关键词 曹七巧 “恶”化 “物”化“奴”化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人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的最普通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的封建压迫,使得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才得以生存,长时间的压迫异化了这些原本贤淑善良的女性,她们被压迫也压迫别人,被虐也虐他,被扭曲也扭曲别人,《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形象就非常典型,她被“恶”化,被“物”化,被“奴”化,最终摆脱不了为女人的悲惨命运。
一、“恶”化的曹七巧
曹七巧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的陪她抽大烟,旁敲侧击地引诱儿子说出媳妇的隐私,刚开始也许只是一种猎奇的心里,但是潜意识里有种自己内心欲望的变相满足的心里,当她在打麻将时,别有用心的大肆渲染着儿子招供的那些秘密,任何人都不避讳,她的行为就是从个人的心里补偿蜕化成对别人隐私恶毒残忍的赏玩。
她的“恋子”还变现在对儿媳芝寿的摧残,这种摧残表现在对儿媳妇的精神折磨上,暗示儿媳妇离不开男人,芝寿又羞又恨,只待寻死,更过分的是,七巧为了彻底打跨儿媳妇还逼着儿子整夜的抽大烟,在曹七巧处心积虑的折磨下,芝寿过着一种无爱、无性、无尊严的屈辱难堪的生活,不久就在这个“婆婆不像婆婆,丈夫不像丈夫”的疯狂的家庭里悲愤死去,之后做了芝寿替身的娟姑娘,也在“扶正补上一年的时间就吞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
曹七巧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别想得到,她亲手毁灭了亲生女儿的青春,曹七巧对女儿姜长安更像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从缠足到放足,从入学到退学,从教唆女儿抽大烟到冷言冷语的挖苦讽刺,作为母亲的曹七巧从来不是以一种普通的母亲的心态来对待长安的,直到长安与童世舫定了亲。同为女人,即使是亲生女儿也无法忍受她过的得比“我”好。于是,当童世舫第一次到她家,长安还没有露面,她对童世舫说:“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一句话使得童世舫变了色,婚事告吹,曹七巧用“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将女儿托进了“没有光的所在”。
在曹七巧身上,作为长辈的慈爱和宽容是丝毫也找不到的,透过字里行间,在曹七巧身上只能看到冷酷、残忍、恶毒和无人性。这种女性完全蜕变了封建的帮凶,甚至是直接的悲剧制造者,是彻底“恶”化了女人,曹七巧从一个正常人到女奴,由一个女奴变成一精神恶毒的虐待狂的悲剧在她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曹七巧忆蜕变成了男性的帮凶,男性社会的维护者,用比男性还残酷的手段迫害自己的同类。
二、“物”化的曹七巧
曹七巧对女儿、儿子和情人都尖酸刻薄,是因为她要守住的“家产”,是对自己对青春、美貌和一生换来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曹七巧这种“物”化的女性悲剧发挥到了极致,她将自己牢牢地套在了黄金枷里,七巧从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的寒微出身而攀上了姜公馆“二少奶奶”的位子,付出一生的代价,为了弥补爱情婚姻的缺陷,她奋力去争取金钱,并在终于如愿以偿后自动套上了黄金的枷锁,这时候的曹七巧,对黄金的占有和守护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乐趣,她时时刻刻担心别人窥视她的家产,她是被人骗惯了,不得不防。这种剧烈的内心冲突,使她越来越走向偏执和畸恋,她是钱的主人,将钱和生命等同,她爱钱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守住钱,花一个就少一个,这样的钱益发显得宝贵,对于钱的占有,又推行到儿女身上。
曹七巧是现代文学史上被金钱和欲望毁灭的典型,长期的压抑和煎熬使她人性扭曲,道德沦丧。“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学生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了送了半条命”。为了钱,她割断了一切柔情,儿子是唯一不想她钱的人,变成了她唯一可以取笑逗乐的异性,为了钱她亲手毁灭了女儿的,正如鲁迅的那句名言:“被食,自食,食人”。
曹七巧在反抗中逐渐迷失自我,这种非人性,非女性的扭曲,是一种至明直白的自我毁灭,一种耐人寻味的苍凉。
三、“奴”化的曹七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或者作为男人的附庸而存在,或者作为封建势力的附庸而存在,或者为经济的奴隶而存在,体现了女性的自觉不自觉地“奴”化特质。
曹七巧与姜家二少爷的婚姻也并非情感的产物,仅仅是某种目的实现的需要。构成这种目的的最基本的因素是物质追求,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男人则视婚姻为社会生活的必要装饰。最后,婚姻成了世人埋葬自己的坟墓,所有的人的天性统统被扼杀。
曹七巧的哥嫂贪图彩礼,把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少爷,在姜家她是最弱的,地位低下,被人所瞧不起,因为在他们看来曹七巧在“婚姻”这桩大买卖上占了便宜,门不当户不对的小户人家却当上了正头奶奶,多得了彩礼不说,再熬上几年分了家,这二房的财产就都是她的了。但是身处于豪门大户的自卑感,丈夫不健全的失落感,使曹七巧承受着心理和生理双重的压力。为了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曹七巧只能“熬”,“熬去了青春”,“熬去了尊严”,“熬”光了情欲。
曹七巧在金钱、情欲不正常的婚姻驱使下,最终丧失了正常的人性和人伦,从而完全沦为了经济的奴隶,男人的奴隶或者不道德的婚姻的奴隶,因而不愿也不能走出自己亲手垒成的“心囚”。
在封建社会里,男人是奴隶,而女人则是奴隶的奴隶。在曹七巧终于做了姜老太太时,她依旧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奴隶,作为男权的帮凶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这种“被吃”而“吃人”的悲剧,是女性“全面奴性”的体现,是她们存在方式的全面异化。
参考文献:
[1]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04).
[2]李继凯.论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异化[J].现代文学丛刊,1995(3):108-109.
[3]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05).
[4]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