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存在，很容易受损伤，却不容易修复。”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用长篇小说的篇幅向我们表述了这样一个浅显却需要花费一生时光才能感知的道理。尽管小说除了尾声，都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读者却更容易将它视作主人公布里奥妮的第一人称叙述，也是她一生忏悔的写照。
　　威严的哥特式建筑、油亮而广阔的夏日草坪、一望无际的荨麻丛、仿制的贝尼尼海神喷泉、吊诡的人物对话和眼神……20世纪30年代的塔利斯庄园庄严而神秘，但作者的笔触却时不时地要对庄园那几分世俗的低下品位揶揄一番：“无论什么光线，都不能掩盖塔利斯家的房子的丑陋——只有四十年的历史，鲜艳的红砖，矮墩墩的外观，还有铅框的窗格和庞大的哥特式设计；而这些，总有一天要被佩夫斯纳之类的建筑师在哪篇文章里斥为机缘不善的悲剧，或被哪个现代派青年作家贬为‘毫无魅力’。”这一切，都源于塔利斯家的祖父从小在五金店长大，所以房子处处都烙上了他的品位：稳固、牢靠和实用。
　　英国这样做派老套的房子里，时常能孕育出几个敏感、早熟、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并且愿意将它们付诸笔端的女孩子。《赎罪》的主人公布里奥妮就是这样一位。全文开篇就悉心向读者讲述了13岁的布里奥妮打造的剧本——《阿拉贝拉的磨难》，这是一个难逃窠臼的富家女爱上恶贫儿、被始乱终弃后又重获新生的故事。这个剧本带有过于明显的指向性，心思缜密的读者在第一页几乎就可以断言整个故事的发展趋向。果然，它是个一语成谶的魔咒，布里奥妮的姐姐塞西莉娅就陷入了她妹妹无意间设置好的悲惨命运里：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仆人的儿子罗比，哪怕在全世界人（当然是以布里奥妮为首的）都冤枉罗比是强奸犯的时候，还甘愿脱离富庶的家庭，耐心等待心上人的归来。但年轻的执拗敌不过命运的捉弄，二战的硝烟和败血症在1940年的6月夺去了罗比的性命——是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最后一天。塞西莉娅也在同年的贝尔罕姆地铁站爆炸中丧生。当然，那个时刻，18岁的布里奥妮已经意识到当年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也试图给姐姐发过信函、起草新的草案来推翻她五年前的供词，但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我在阅读小说时，有一个古怪的习惯——会对所谓的“反面角色”倾注更多的心力，因为正是由于“反面角色”的出现，才给小说提供了发生冲突的机会，况且有的时候，他们也未必彻彻底底的坏。这篇小说的长度容纳下了四个“坏蛋”，且听我一一道来。
　　13岁的布里奥妮在童年就显现出虚构作品的能力，她想象力丰富、措辞富有节奏和韵律，擅长无中生有地编撰故事，是天才型的作家，也是由一个怀疑论者成长起来的反面角色。当她透过夏日午后的窗户看到姐姐塞西莉娅在罗比面前骄傲地脱下外衣，跃入喷水池中，就开始断定事情出了差错——罗比已经用他的目光夺去了塞西莉娅的贞洁，在布里奥妮眼中，他几乎已经同强奸犯划上等号了。随后，事情的发展阴差阳错地都吻合了布里奥妮的想象：她收到一封“色情狂”罗比给姐姐错发的信件，那里面带有“阴部”这样在布里奥妮的小脑袋里最下贱不堪的词汇；她无意目睹了罗比和姐姐在图书室里两情相悦的性爱场面，却始终认为是一场侵犯；上天再以牺牲另一个女孩子——表姐罗拉的清誉，成全了布里奥妮如野草疯长、野马狂奔般的想象，作为罗拉被强奸事件的唯一目击证人，布里奥妮的信口雌黄直接把罗比送进了监狱。当所有的读者都为这个刁钻、古怪、乖戾、却也充满愚蠢正直感的小姑娘的荒唐举动抓耳挠腮不知所措时，作者在第二部分的惨烈的战争场面中穿插了罗比的一个温情回忆，那就是1932年6月的一天，布里奥妮大约十岁，刚刚开始写小说，故事无非都是“爱情的萌发、困难的克服、重逢和婚礼”，布里奥妮在河边试探性地跃入湍急的水流中，罗比救了她，于是她抬起下巴，勇敢地对罗比说道：“我爱你。”她说的时候眼睛眨得飞快，她为自己揭开了这一重大事实而眼缭目眩。呜呼！于是我们明白了，布里奥妮那些虚伪的正直感掩盖不了爱情的失意、对姐姐的嫉妒和对罗比的憎恶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可怕情绪。而在战时，她却迅速转型，成为另一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以为凭借一腔热情就可以换回姐姐与罗比的信赖，她的极端心态又导致了一场别扭的乞求式的见面。对于这次转型，作者那些不太自然的铺陈显然叫读者很不过瘾。
　　


　　再来看看剧中另一个姑娘——表姐罗拉。因为父母的离异和母亲的独自偷欢，罗拉不得不带着双胞胎弟弟来到塔利斯家。这是作者站在布里奥妮立场上最厌恶的女人。之所以不称她为“女孩”，因为她倚仗着自己比布里奥妮大两岁的优势，处处显现出对事情发展的恣意操纵，对布里奥妮的戏剧表演非但怀有敌意，还悄悄地暗中破坏，她的心智已远远超越了一个15岁女孩的天真无邪。她那诡异的自私心，在布里奥妮母亲看来，很大一部分是遗传因素，“罗拉和她母亲一样，在抢风头方面是不甘人后的。……她继承了她母亲的禀性。……驱使他人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而自己却还能问心无愧。” 布里奥妮母亲是个身体欠佳、嗅觉敏锐的伟大预言家，她不但看出了罗拉那不同寻常的邪恶心态，并为她的悲剧事件埋下了伏笔。果真，在双胞胎出走的那一夜，这个姑娘被强奸了。
　　强奸她的人叫保罗·马歇尔——发战争财的巧克力大亨，也是布里奥妮的哥哥利昂引狼入室的朋友。但是，直到小说接近尾声，这个强奸犯才逐渐浮出水面——而且，最令人叫绝的是：他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与罗拉结了婚。你看，作者说：“要同强奸自己的人结婚，这该是多美好的姻缘呀。”外面的世界沸反盈天，激战正酣，但作者从残忍中还拿这两个人寻起了开心，这种病态而荒诞的幽默场景在阴翳的二战背景下，简直堪称一出充满黑色幽默的喜剧。无论是布里奥妮，还是罗拉，抑或保罗·马歇尔，都是作者用来突出描写现实世界混乱不堪以及个人与世界紧张对峙的棋子。并且通过——布里奥妮执意参观他们俩婚礼过程却无可奈何——这一事件将紧张对峙感放大、扭曲、变形，使之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但也同时更令人感到压抑和沉闷。
　　布里奥妮与罗拉从小说一开始的1935年就开始进行一场长达60多年的人生较量。这场较量微妙而滑稽。表姐罗拉是布里奥妮认为不可以相信的“红头发女人”，但当面对假想敌罗比时，她们两个又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分享了一些诸如“阴部”字眼的秘密。或许在学识与家庭条件上，布里奥妮略胜一筹，可就因为两年的锤炼，使得她在追赶罗拉的旅途中永远显得力有未逮。尽管她在罗拉那荒唐的、与真正的强奸犯结合的婚礼上怒目而视，渴望给罗拉的心理造成压力，但“罗拉噘了噘嘴，将目光投向前方，然后，走了。”由于布里奥妮给罗比带来的那场牢狱之灾，是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与罗拉、保罗·马歇尔密谋而成，所以人生较量的对手中，也加入了保罗·马歇尔这位新的成员。当77岁的布里奥妮与保罗·马歇尔夫妇在博物馆门口邂逅，她情不自禁地想：“也许我会比保罗·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我向来认为上层社会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烟会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们五十多岁时，我就那么认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却焕发出一种如饥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总比我抢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终却要比她先行一步，尽管她会活到100岁的。”导致布里奥妮最后败下阵来的，是那该死的血管原发型痴呆症。这个疾病太赋隐喻色彩，让敏感的读者绝不能放过——它是慢慢地侵蚀着布里奥妮的大脑，为她的浪漫人格逐渐地划上句号，在这里，这种并非一下子崩殂的疾病转化成了惩罚，是布里奥妮迟到了60年的人生审判。可那对夫妇还在逍遥——以上流社会的精致面貌逃避着因为下流勾当而应有的赎罪。小说的结尾就是这样逼视和拷问着人心与社会，叫人不得不心惊胆战地低下头看看自己。
　　


　　三个所谓的反面角色都历经风雨，自顾自屹立着：布里奥妮成了著名作家；保罗·马歇尔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最妖娆是养尊处优的罗拉，浓状艳抹，朱唇厚粉，步伐矫健，精力充沛……他们三个正如塞西莉娅从小鄙夷的塔利斯庄园，在小说最后升华成了百年老宅……于是，那第四个被作者提及的导致悲剧的协同者正渐渐消失在历史的帷幕中，那就是——战争。小说的第二章是男人的战场，作者完全摈弃了第一章中对表面恬静、内里波涛暗涌的英国庄园生活的迷恋，转向硝烟弥漫的、布满车辆、弹坑、碎片和尸体的法国，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士兵们漫无目的地踯躅徘徊。罗比在残酷的二战面前，“从过去的种种美梦中清醒过来”，他“没有责任感，对往昔毫无印象，对未来摸不着头绪；要去哪儿，打算干什么，他一概不知，也不想弄明白。他只发现自己思维混乱，得过且过。”参军使罗比摆脱牢笼，但却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高烧不止的罗比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最后一天——从法国回英国的前夜——向他的战友保证好好休息，“我保证，你不会再听到我说一句话。”自此之后，他就长眠不醒了。小说的第三章是女人的战场，在后方的医院里，18岁的布里奥妮步姐姐的后尘，成了一名实习护士——虽然这个桥段在小说出版之时，被人诟病为抄袭英国护士文学与医院小说名家露西莉亚·安德鲁斯（Lucilla Andrews）的《没时间浪漫》(No Times for Romance)——她的神经和读者的神经一样，被从前线救回来的伤员那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受伤方式不停地刺激着。当面对从敦刻尔克归来的士兵，她心里的隐痛总是：“如果罗比真有个三长两短，如果罗比和塞西莉娅永远不能重聚……”战争从一个方面，加重了布里奥妮的罪恶感，使原本已经存在的悲剧具有更加恶化的效果；但是战争也从另一个方面使布里奥妮得到解脱，既矛盾又自然。当布里奥妮在虚构里最终尴尬地面对罗比时，她“不禁暗暗一怔。难道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吗？该不会也是战争惹的祸吧？”她悄悄把责任转嫁到了更强大的“坏蛋”上，让读者渐渐忘记她的密谋虽然微小，却足够致命。战争就是这个一个怪异的合谋者，由于它的介入，把精神上受过伤的人，赤裸裸地以物质形态呈现出来，再一并把这些肉体消灭，于是，精神伤害的罪魁祸首们在自我麻痹式地承受着道德审判时，依然完好无损地生活着，而受害者却永远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白了。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人，那很容易受损伤的部分，除了肉体，还有精神，永远也没有办法修复。于是，“赎罪”只是布里奥妮的一厢情愿，对于别人，根本无从谈起。
　　小说的尾声，残缺的塔利斯一家聚在庄园，为著名作家布里奥妮举行77岁生日的派对，家族的后代们给了她一个莫大的惊喜——64年前因为得不到双胞胎表弟的支持、同时遭到表姐罗拉暗中破坏的剧本《阿拉贝拉的磨难》重见天日，并被成功地表演了：
　　这是一个关于率性的阿拉贝拉的故事，
　　她与一位外来的小伙子出走私奔。
　　未经同意就擅自离家去了伊斯特本，
　　贫病交加，她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六便士。
　　看到自己的长女如此潦倒终生，
　　她父母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愤。
　　这些出自那个好管闲事、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小姑娘之手的句子，在事后读来叫人惶恐不安。人生里的每一次因缘际会都是有意义的，这些句子也是如此。可惜人类太驽钝了，当时都无法感知。《赎罪》是一个典型的“框架故事”（frame-story），以《阿拉贝拉的磨难》开篇，也以此结语，这种“戏中戏”的效果，给予我们更多一重的视野来关照整个篇小说，正是在《阿拉贝拉的磨难》中，布里奥妮展现了她业已形成的自我观念，也灵异般地预言了整个故事的走向。而在她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晚年再一次用浓墨重彩描绘这个剧本，强烈的讽刺感是不言而喻的。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在2007年根据《赎罪》拍摄的同名电影中，这段《阿拉贝拉的磨难》的表演被改成了布里奥妮接受电视脱口秀节目的采访，持重的老太太闪烁着满面的皱纹，讲述自己一生的罪孽。最后，还梦幻般地出现了罗比和塞西莉娅两人在海边流连、幸福地互相依偎的场景。与小说相比，电影中的悲剧气氛被明显地削弱，不可不谓一个遗憾。
　　当然，《赎罪》还是为作者伊恩·麦克尤恩引来一片叫好，这个遗憾也没有阻止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编剧罢工、仪式惨淡的第65届金球奖上毫无创意、四平八稳地获得了“最佳剧情类影片”，只因为《赎罪》这部气氛压抑、丰富含蓄、充满张力的“战争爱情史诗”“最像最佳影片”。不过，还是感谢敦刻尔克海滩上那个难忘的长镜头，士兵象蚂蚁一样匍匐在海岸线上；感谢身高仅1.70米的英伦帅哥James McAvoy扮演了忠诚而迷人的罗比；Sairse Ronan扮演了阴郁的、充满思虑的、叫人害怕的13岁少女布里奥妮；Venessa Redgrave扮演了坦白的、有力的77岁的老年布里奥妮；Juno Temple扮演了红头发的、尖刻而虚伪的罗拉……相形之下，Keira Knightley扮演的塞西莉娅则精明淫荡有余而真诚坦荡不足（诚然，小说中的塞西莉娅在一开始确乎是一个狡猾、尖酸的角色，她在罗比面前脱下外衣跃入喷水池，也很有几分勾引的意思），从头到尾的气呼呼的神情也叫观者疑惑；18岁的布里奥妮的扮演者Michelle Duncan则被她那双澄澈的大眼睛出卖了，那里没有细致的阴郁和敏感，只是两个空洞。
　　小说《赎罪》的扉页上，躺着简·奥斯丁《诺桑觉寺》里的话：
　　“……我们所受的教育会叫我们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吗？我们的法律会默许这样的暴行吗？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交流具有坚实的基础，每个人都受到左邻右舍的监视，阡陌交通、书刊报纸使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倘若犯下了暴行能不为人所知吗？……”
　　《赎罪》不正是对奥斯丁故事、奥斯丁风格最好的戏仿吗？而看了电影《赎罪》，会心一笑，终于明白原来不光是戏仿，还隐藏着互文：电影《傲慢与偏见》里的美女Keira Knightley和《成为简·奥斯丁》中扮演达西人物原型的James McAvoy在《赎罪》里顺利会师，成为一对恩爱的情侣，难道不是奥斯丁作品的绝妙互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