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典仪存，天下太平。白人来了，天下变了，开创新典仪，时之所需，势之所驱。于是我在仪式上做了改动。人们对此忐忑不定，但我知道唯有这样，典仪才能长盛不衰。
　　——莱斯莉?玛蒙?西尔科 《典仪》
　　
　　1620年，英国的“五月花”号船载着一群英国清教徒到了美洲，这群可怜的人儿有近三分之二熬不过饥寒，呜呼哀哉了。善良的印第安人（注：本文把土著人、本土人和印第安人视为同一概念，不做区分。）发现了幸存者，他们力尽地主之谊，让移民过上了欢愉富足的生活，他们感恩，还吃了火鸡。但遗憾的是感恩的心后来就慢慢变质了，于是有了“最后的莫西干人”。人们管印第安人叫土著人，土人纯朴执著，始终不渝地延续着口头传颂历史文化的习惯，这种方式够鲜活，够生动，够丰富，并且维系着一代代土著民的相互联系。欧洲的殖民入侵侵占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威胁了印第安人的生命。文化决定命运，意识决定格局，野心勃勃、贪婪无厌的入侵者自然不会放过土著人的传统文化。
　　然而，要对大地之子的土著人来一番彻底消灭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如果印第安人和印第安文化在地球上彻底消亡了，那世界也就真的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是平的了。北美印第安部落终究还是使白人的预期落了空，他们既不曾消失，也没有被欧洲文化所同化，与势众力强的西方文明交手四百多年，依然留得一片青山在。学习使人进步，这是个普氏道理，土著人明白兼收并蓄方能自强不息，他们拿来了白人的知识和技术，拿来了白人的语言，它们如同一团带有酵母的面团，被本土人揉捏进自制的粗面粉中，于是两种不同的面混合到了一起，粗面团本就是这么大，不萎缩已经是相当理想的事了，此刻因有了那团带酵母的面，它慢慢大起来了。
　　1968年，斯科特·莫马迪(N. Scott Momaday)用他的一部《黎明之宅》(House Made of Dawn)吹开了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号角；随后，路易丝·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莱斯莉·玛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琳达·霍根(Linda Hogen)、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杰拉尔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波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等纷纷各显身手，他们依然喜欢用话语传承土著文化，但是这一次除了嘴巴，他们开始借助文本传递自己的声音了。白人渐渐被本土文化感染了，1990年《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 中南北战争英雄约翰·邓巴中尉(John Dunbar)归融本土的故事吸引了无数白人观众的目光，导演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因此收获了丰厚的票房收入，并在第二年囊获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关于此部电影中所投射的白人对土著人的真实态度，评论家众说纷纭，姑且置于一旁，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即白人对印第安文明的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从殖民心理的取而代之转变为温和的关注。
　　
　　本土——延绵传承的整体链
　　
　　1、 共时的整体链
　　一个国家可以同时存有不同的民族，一种文化可以同时包含许多传统，一个人也可以同时融和着几种血缘。当代美国本土文坛首屈一指的人物路易丝·厄德里克就是这么一个多重文化身份的集合体，她的母亲让她体内流淌着齐佩瓦——奥吉布瓦(Chippewa-Ojibwa)人的血，她父亲则使她同时又被冠上了德国人后裔的名头。像她这样的混血在美国本土人中已是不足为奇的事了，不过血液的杂糅并没有淹没美国本土的文化和传统，而是使印第安文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这方面，路易丝·厄德里克是功不可没的。
　　厄德里克出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传统文化哺育了她、给予她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灵感，《爱药》(Love Medicine)是她在文学上的首次成功，自从她就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大量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作品。相比斯科特·莫马迪、莱斯莉·玛蒙·西尔科、詹姆斯·韦尔奇等人，厄德里克的作品具有更为浓重的本土特性。
　　何为本土特色？归纳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口述传统、群族意识、神话元素和土语方言。口述传统是印第安文学最显著的特点，而故事自然成了主要的口述形式。印第安人好讲故事，斯科特·莫马迪解释道：“讲故事是为了理解和分享人生经验。”在大多数部落中，长者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他们讲印第安神话故事，讲部落历史，讲生命历程中经历的事，使印第安传统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扎根到了年轻人的心中。
　　《奥吉布瓦神话和传奇》(Ojibwa Myths and Legends)中记载了二十世纪初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说书活动：“冬夜，我们一同聚在一个说书老太太的家中。去她家时，我们分别带上食物和老太太一起分享。大家围坐一堂讲述身边发生的事和部落内出现的状况。大家特别关注孩子在家族外受到的教育，它们很可能破坏家庭的纽带。随后，我们的老朋友便开始把我们所说的每件事和纳纳波宙(Nanabozho)（注：为奥吉布瓦神话中的神灵，他的法力仅次于美国本土神话众神中的Manabozho。）的法术联系起来，严肃的谈话气氛逐渐变得欢快轻松起来。故事讲完了，我们的晚餐也结束了。”(Coleman 7)
　　厄德里克便是在这种故事会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小说作品的创作中， 她把口述传统和书面文本完美地揉捏到了一起。她的小说能让读者全然忘记作者的存在，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仿佛是读完了一本故事汇编。这些作品同一席百衲被，厄德里克首先选就了所需材料的色彩和面料，并将选好的布材剪成几何形状的小块，随后将这些小块按照一定的模式缝合成较大的方块，最后将大方块缝合成一个整体的图案，传统的图案，表明了它在地域、政治或精神上的含意。缝合使各种因素均匀地展示出来，其中没有任何“等级差异”。在《爱药》的各章节间，六个不同的“我”（Albertine Johnson, Marie Lazarre Kashpaw, Nector Kashpaw, Lyman Morrissey, Lipsha Morrissey和Lulu Nanapush Morrissey Lamartine）从各自的视角讲述相同的家族故事。在“爱之药”("Love Medicine")的故事里，由利普沙(Lipsha)担当说书人“我”，述他爷爷耐克特·凯斯珀(Nector Kashpaw)和奶奶玛丽·凯斯珀（Marie Kashpaw）以及露露?拉马丁(Lulu Lamartine)之间的情感故事。在“喜泪”("The Good Tears")的故事里，讲的依旧是三个人的这段情感关系，有所不同的是，此“我”非彼“我”，露露成了诉说者“我”，对这段三角情感有了更为切身和直观的描述。叙述者的层层转换提供给读者一种印象主义的阅读经历，故事不会因作者而限定，相反，它充满了活力和可塑性，它让读者摆脱机械阅读的苦恼，取而代之的是用心倾听，领悟，继而神领意造。
　　本土作家从来就不吝啬与族人分享成果，因为他们的故事本就是部落故事和神话的借用和再现，“你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声音……这是一种聚合精神”。欧洲人强调个体和自由，崇尚抛弃历史、面向未来寻找个人机遇的精神，而印第安人注重的是群落，是历史，是相互关系，是固有的土地，个体与部落如同唇齿，唇亡齿寒，部落的消亡意味着本土人无所归属，意味着本土人身份的丢失。以斯科特·莫马迪为代表的一群本土作家已经淡化了这一观念，他们的作品中多为个体离开部落的经历；而厄德里克故事中个体的生活无不以家族和部落为依托，例如《爱药》是关于个人、家族和部落相互关联的故事；《甜菜女王》讲述了混血移民在保留地的生活及他们与土地的紧密联系；《轨迹》通过纳纳布什(Nanapush)、纳纳波宙和波林(Pauline)之口展现了1912年至1924年部落内的事件；《宾果宫殿》里，利普沙在家人和族人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成了皮里奇(Pillager)萨满术的继承人；《羚羊妻子》描摹了现代部族和传统部族的关系。几乎她的所有作品中都贯穿了对家庭、对家庭成员关系和对家庭历史的聚焦；家和部落对于个体是归宿，是根；部落故事和传统起着凝聚部族的作用。
　　在小说语言方面，厄德里克没有选择土著语作为主要书写语言，而是使用英文写作，并非她不民族了，恰恰相反，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印第安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让非印第安人也能读懂文本，这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尽管如此，她的小说中依然带有浓重的本土语言特色。首先小说人物的名字多为印第安文，并且在人物的对话中，厄德里克特别偏爱不规范言语的使用，巧妙地采用了方言土语的话语语序。由此她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普通的英文言语，典型之于规范，熟悉之于陌生，在言语的反差和交错对比间，读者能充分地、深入地领受本土经验。通过言语的 陌生化，厄德里克非常高明地把本土特色无显山露水地渗透在文字中。
　　
　　2、历时的整体链
　　小说免不了复制（注：米勒在《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形式》中写道：“小说基本的结构原则就是复制，如同戏中戏的或者画中画的复制，通过这样的复制，语言的不同层次或者叙述意识的不同层次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中，在虚构与现实之间产生一种摆动。”（《维》第37页）），或是复制现实，或是复制历史。厄德里克充分利用小说这个平台，不断尝试与印第安神话互文，对印第安神话和部落传奇一一复制，使她的作品中贴着一幅幅神话和传奇故事的马赛克，特别是奥斯奇克威(Oshkikwe)和玛奇克威维斯(Matchikwewis)（注：Oshki意为“年轻的，未婚的”，Oshkikwe在土著语里表示年轻女子，具有女子应有的传统美德。Matchikwewis与Oshkikwe相对，指年长的、贪婪的、有强烈欲望的女子。）两个印第安神话人物的投射贯穿在其多部作品中，例如在《爱药》里这对姐妹被厄德里克化作玛丽·凯斯珀和露露·拉马丁两位对比鲜明的女子。
　　玛丽和露露的关系在欧洲文化中似乎是异类的。一个是耐克特·凯斯珀的妻子，一个是耐克特·凯斯珀多年的情人，在我们看来本该是冤家死对头，却在耐克特死后结为友人，在“喜泪”这章，玛丽居然不计前嫌地主动要求照顾做了白内障手术的露露。玛丽、露露和耐克特的错综情感关系在齐佩瓦——奥吉布瓦传奇中可以找到相应的蓝本，玛丽和露露分别成了传奇中两姐妹奥斯奇克威和玛奇克威维斯的化身。露露如同玛奇克威维斯那样追求两性的冒险和刺激，她总是以性感的身姿和装扮在小说中登场，即便是在退休山庄，她仍我行我素，穿着短裙，蹬着高跟鞋，唇红指艳(Erdrich 1984:305)。比她年幼的玛丽被赋予了奥斯奇克威式的贤德，她严守妇道，中规中矩，任凭白发渐渐弥漫，吞噬青春的发根。当耐克特不顾家人，与露露如胶似漆的时候，玛丽本分依旧，丝毫没有红杏出墙，移情别恋的打算。她执著着传统，执著着“宽松的传统长袍”(Erdrich 1984:305)，永远的长袍。她，一个不折不扣的套中人。玛奇克威维斯是个使坏的种，但她一旦善起来，就不是一般的善，举个例子，奥斯奇克威不慎把自己的孩子搞丢了，玛奇克威维斯大发善心，把孩子救下加以抚养。虽然性情绝然不同，奥斯奇克威和玛奇克威维斯始终是肩并肩的同伴，任何重大的相关利益冲突的事都不会置她们的关系于决裂。知晓了这个渊源，《爱之药》中玛丽和露露的完满收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来看两则关于奥斯奇克威和玛奇克威维斯的齐佩瓦——奥吉布瓦传奇故事。第一则题为“驼背贝布科维”(Bebukowe the Hunchback)。故事是这样的：奥斯奇克威和玛奇克威维斯同时发现了一具驼子尸体。奥斯奇克威的灵异能力告诉她躺在面前的并非冰冷的尸体，亦非丑陋的驼子，而是位英俊的年轻人，他不幸被一个驼背巫师施了魔法，变成现在这般模样。为了救这名男子，奥斯奇克威盖起一间温馨的小屋，在屋里她用发油唤回了男子的生命，使他重回英俊的容貌。而此时，慵懒吝啬的玛奇克威维斯却退居一边，袖手旁观。当她看到恢复原貌的俊友时，立刻被深深吸引，冒出一句“他将成为我们的丈夫。” 奥斯奇克威则内敛地回应道：“不，他将成为我们的兄弟。”最终年轻人捕杀了许多火鸡，献给奥斯奇克威，以此表示她是他希望迎娶的对象。(Barnouw 95)
　　第二则讲述了“星星丈夫”(The Star Husband)的故事。一天晚上姐妹俩双双露宿，以天为被，以地为席。性感的玛奇克威维斯认为在众星中，定有一颗闪亮的星星是个年轻男子，而那黯淡的星星就是个老头。她渴望能与俊少共度良宵，而贤良单纯的奥斯奇克威坦言自己并无特别的偏好。命运将俊少赐给了灰姑娘，玛奇克威维斯除了老头别无选择。(Barnouw 104)
　　带着这两则故事来读《爱之药》，就会发现许多重合点。耐克特如同那位被施了魔咒而变得无比丑陋的年轻人，他嗜酒如命，玛丽——奥斯奇克威的使者——把他从酒贩窖子里拖出来。她“控制他的酒量，用水掺和白兰地，直到他与酒诀别。(Erdrich 1984:154)”连露露都坦言，是玛丽把他从酒鬼改造成凯斯珀(Kashpaw)部落领袖的，于是才有了让露露心动的这个“英俊杰出的男子”(Erdrich 1984:277)。玛丽很低调，没有像露露那样刻意追求耐克特，却得到了闪亮的星星，耐克特送给玛丽的一对野鹅(Erdrich 1984:66)代表了他的“携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露露使尽其能，得到的却终究是一颗腿了色的星星。不过在历经情感的风风雨雨之后，露露和玛丽走到了同一个屋檐下，摒弃前嫌，相互关爱，一如奥斯奇克威和玛奇克威维斯的和谐。一度的悲化作了“喜泪”，这一印第安式的幽默映射了印第安个体的一条生存之道——家为本，部族为本。她们修正（注：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在“内外的风景”(Interior and Exterior Landscapes)一文中谈到部族代代相传地讲故事其实是一个自我更正的过程。(Yellow Woman and a Beauty of the Spirit. p32.)）了各自母亲——弗勒和波林（注：弗勒和波林是小说《轨迹》中的主要人物。）——的个体化极端，为印第安人开出了一方疗药。
　　总之，厄德里克的作品中随处可以挖掘出印第安古代神话传奇的原型。由此可见，印第安文化是地域上的整体链、家族的整体链、部落间的整体链以及跨时空的整体链。
　　
　　寻找印第安人的格式塔（注：“格式塔质”这个概念是由早期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奥地利学者爱伦费斯首先提出的。爱伦费斯举例说：我演奏一支由六个乐音组成的熟悉曲子，但使六个乐音作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如改音调，从C调变为B调，或改用别的乐器演奏，或把节奏大大加快，或大大放慢等等），尽管有了这种改变，你还是认识这只曲子，这是 因为“格式塔质”的存在，它是六个乐音的整体性结构关系，或者说它是作为经过整合完形的结构关系而存在的。正是这种因素使我们能认识已经变了调子的曲子。1格式塔理论的核心是整体决定部分的性质，部分依从于整体。）
　　说到美国印第安人，诸如“弱势群体”、“少数族裔”的一连串字眼会惯性地冒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串问号：弱势文化如何生存？如何改边缘化为化边缘？
　　在长期的内部殖民统治下，美国印第安人身处故土，心在彷徨，于是身份探求和传统去留成了众多印第安作家共同关注的主题。1887年的道斯土地分配法案(Dawes General Allotment Act)使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土著人一心想捍卫自己的民族，却由于土地层层紧缩，深受饥荒和恶疾之苦，要求得生存，是继续排外地固守呢，还是接受彻底的同化？
　　再看文化层面，白人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犹如光谱的两头，在一起虎虎相争会死得很难看，分开又太寂寞，中间者何？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保存印第安文化的完整链？
　　对于以上本土人的诸多困惑，厄德里克给出了她的解答：调合。厄德里克在《轨迹》中构思了三个不同的选择：其一，一味排外的弗勒；其二，弃本从异的波林；其三，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的纳纳布什。
　　弗勒（露露的生母）是奥斯奇克威的，她固守传统，拒绝白人的文化和语言。她眼看着土地被圈走却无力挽回，痛苦不堪，孤寂不堪。波林（玛丽的生母）恰恰相反，她具有玛奇克威维斯的前卫和勇气，在“存”与“弃”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彻底的选择。通过改名以及变更宗教信仰，她在自己和印第安传统之间划出了鲜明的界限。她摇身一变，成了修女利奥波达(Sister Leopolda)，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过她的命运并未因此而扭转乾坤，亲族和她决裂了，修女们则始终对她心存怀疑，不愿将她完全接纳，于是她和弗勒一样煎熬着孤寂。无论是选择排外还是被同化，她们都是悲剧的，症结就在于她们撬断了自我与家和部族的锁链。
　　纳纳布什调和了弗勒和波林的选择，他既不主张闭关自守，也不赞同忘本的蜕变，而是如同血缘的混合那样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变成一种新的文化。一方面，他戴着眼镜，跟白人一样识字读书，在耶稣会的教育还使他深谙白人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宗源，他依旧是个萨满，会用传统的颂歌和术数为人疗疾。他显然比弗勒和波林明智许多，他有保留的接受白人文化，对白人的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使本土符号更完整地得以保留。
　　
　　余音
　　零敲碎击，一路走笔，至此且搁，蓦然回首，“爱”之药也。
　　爱是厄德里克众多作品的主题，它被本土人视为心灵最有效的疗药。爱家庭，每个成员都会把自己看作是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并且整体是高于个体的。他们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因为群体是他们的归属，他们的需要。爱传统，就需要“改革开放”，要融合，因这是保持传统生生不息的上上之策。爱之药能愈合人的创伤、民族的创伤和文化的创伤。爱之药维系着印第安部落的生存，使他们保持着传统的整体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