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远方亲戚朋友沟通靠写信，到即使远隔千里，也可以听到看到对方的音容笑貌；从手机的贵族化还原到平民化；从电报淡出普通百姓的视野到网络沟通的方兴未艾，30年来普通中国人的沟通方式的变迁，可以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
　　电报：“家有急事，速归。”这是几十年前大多数电报的标准内容。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和远在千里的亲戚朋友联系，除了写信，大概就是电报了。那时，绝大多数家庭都没有电话，外地亲友遇有急事要事，电话打不了，写信邮寄时间又不允许，只有通过电报传递信息。再加上发电报的价格对于百姓来说并不便宜，所以电报一般就意味着事情的紧急重要。
　　


　　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话、传真、手机的逐渐普及，电报的作用越来越小。2001年8月1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取消公众电报业务中的特急和加急业务。此举预示着受飞速发展的新兴通信产业的冲击，传统电报业务正在淡出百姓的生活。
　　电话：“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这是冯小刚贺岁片《手机》片头中，主人公严守一小时候去镇里打电话给表哥传的话。严守一骑车带着嫂子早晨从村里赶到镇里，排队到了下午才轮到他，通过接线员传到牛三斤所在煤矿，煤矿接线员又通过大喇叭才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牛三斤。上个世纪70年代，打个电话就是这么繁琐。
　　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中国电话容量359万门，用户214万，普及率0.43%。大部分县城、农村仍在使用电影《手机》中严守一打的那种“摇把子”。即使北京每天也有20%的长途电话打不通，15%的要在1小时后才能接通。在电报大楼打电话的人还要带着午饭去排队。改革开放后，落后的通信网络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加快了基础电信设施的建设，到2003年3月，固定电话用户数达22562.2万，拨个号就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BP机：“有事拷我。”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这句话的流行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有事打我手机”，但仅过了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这句话就会让很多小孩莫名其妙。BP机又叫寻呼机，通过人工台将此方的信息发到彼方的寻呼机上，彼方可以回信息或者打电话给此方。BP机刚出现的时候，谁要是有部寻呼机，是很讓人羡慕的一件事。1984年，上海在中国率先开办了无线寻呼业务。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寻呼用户数量逐年激增，寻呼业创造了10年黄金时代。2000年是中国寻呼业发展到顶峰的一年，此后便急转直下，寻呼市场日渐萎缩。
　　移动电话逐渐普及后，寻呼机市场开始式微，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寻呼业在经历了短暂的惨淡经营阶段后，开始逐步退出普通百姓的生活，绝大多数寻呼台也由此销声匿迹。
　　“大哥大”：“我一个朋友是做生意的，当时他买了一部‘大哥大’，让我羡慕得直流口水，脑子里就想什么时候咱也能腰里别个这玩意啊！”回忆起10多年前第一次见“大哥大”的情景，唐山市在媒体工作的常云亮至今还感慨万分。
　　“大哥大”即摩托罗拉3200，据说得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腕的标配，赢得了“大哥大”的美称。“大哥大”盛行于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当时，与其说它是一种联系工具，不如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当时，“大哥大”价格昂贵，通话费不菲，腰别一部“大哥大”一定会被认为是个有钱人。但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手机逐渐普及。1996年，GSM网开通，手机日益平民化；2001年6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大哥大”退场。
　　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到2008年上半年，全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已突破6亿大关。手机已经成为我国老百姓最普通的联系工具。但向前追溯10多年，手机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奢侈品。“1998年，我上大学三年级，为了便于找工作，家里给买了部手机，全年级第一部手机啊，许多同学还跑来看。没想到就这么10年时间，手机一下遍地开花了，连中学生都人手一部。”在北京一家杂志就职的张志雄说，“手机从贵族化迅速到平民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2000年以来，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网络逐渐普及到千家万户，人与人的联系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多的老中青实现了网络化生存。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从鸿雁传书飞跃到视频通话，沟通方式的变迁折射出30年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