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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以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余名士兵侵犯中国台湾，挑起中日冲突。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湾加强防务，扼制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后来列强出面调停，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这一事件发生，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11月初，总理衙门上奏筹议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项建议，并强调兴办水师之必要和紧迫。朝廷命地方重要督抚商议复奏，于是形成各抒己见的大讨论。以李鸿章、丁日昌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兴办水师，巩固海防，还主张购买西洋铁甲舰，以壮声威。当时新疆中俄边境地区也遇到麻烦，因此，以左宗棠为首的一些人强调塞防，保卫新疆。最后，清政府决定从全局出发，取海防、塞防并重方针，既支持左宗棠出兵新疆，也筹划兴办水师保卫海防。
清政府一开始计划兴办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其中，北洋水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南洋水师由南洋大臣沈葆桢负责。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4艘炮艇。鉴于当时清政府财力有限，沈葆桢顾全大局，提议先集中财力办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暂缓。清政府表示同意，于是北洋水师筹建步伐加快。1877年，原先向英国订购的4艘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1879年，又有4艘从英国订购的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1881年，从英国订购的两艘1350吨级的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加上国内福建、上海造的几艘船，北洋水师初具规模。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旗，作为中国海军军旗。为了把北洋水师建成远东第一流的舰队，李鸿章提出订购更大、更先进的铁甲舰的计划。李鸿章与驻德公使李凤苞、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多次联系，请他们了解欧洲造船业情况。1879年，李鸿章特命著名工程师徐建寅专程赴德国考察，办理订购先进铁甲舰事宜。
徐建寅(1845—1901年)，江苏无锡人。其父是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都是曾国藩办安庆军械所时倚重的工程师。徐建寅17岁时随父亲到安庆军械所，参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黄鹄”号的设计制作，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以后徐建寅又随父亲到上海，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1874年，李鸿章创办天津制造局，调徐建寅来此。李鸿章对徐建寅的才华十分赏识，将订购先进铁甲舰的重要任务交给他。
1879年秋，徐建寅以驻德参赞名义赴德国，开始了考察。他先后去过英国、法国、德国的造船厂，还去过一些海军基地，经过细心考察比较，最后决定在德国司旦丁(今波兰什切青)的伏耳铿船厂订购。考察中，为了解造船业的技术水平，徐建寅专门拜访了德国铁甲舰方面的权威，基尔海军基地的总镇(司令官)。该总镇年近七十，陪徐建寅阅看数日，详示细说。他认为铁甲舰其至要者九事：“一曰行速，可乘敌之不及防；二曰船大，可不畏风浪，且可远出海口外交锋；三曰易转，船须旋转，稳而且捷，较敌船更阔更平，则炮弹击出有准；四曰煤多，船中须备数日全力之媒，且可用煤以保护；五曰甲厚，必使敌船之炮弹，不能击穿；六曰船坚，可以冲撞敌船；七曰炮多而大，必放出之弹，能击穿踞我海口敌船之铁甲；八曰炮弹之路宽，凡炮旋转之角度，愈大愈佳；九曰炮高，且螺丝炮长弹，弹出之路，不循弯线而略为直线，炮高则自高击下，易伤敌船之内，然置炮太高，则上身太重，船又不稳。”①这些要点徐建寅记在心里，在设计订造铁甲舰时注意运用，保证了所订舰只的实用性、可靠性。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写道：所订之船“铁甲之厚等于‘萨克逊’(德式舰)；用二圆台，仿‘英弗来息白’之制(英式舰)，以免如‘萨克逊’一台四炮之弊；仍用露炮，炮转而台定，以免如‘英弗来息白’之弊。每台内用炮二尊，为新式后膛炮，内径十二寸，其击力与‘英弗来息白’之八十吨炮相埒。如此经营，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而价仍不逾‘英弗来息白’之数”②。这就是说，所订之舰集英国、德国两种最新军舰的优点于一身，且价格合理。由此可以看到徐建寅的务实和精明。
1880年冬，签订第一艘舰的订造合同，价格为620万马克。1881年夏，又签订第二艘舰的合同。
早在1879年徐建寅出国时，李鸿章就嘱咐说，订造铁甲舰，须有中国留学生在厂监造，一是保证舰的质量，二是掌握其性能结构，并学习驾驶，以便操纵。徐建寅对此也有同感，他派中国留学生陈兆翱、郑清濂驻厂监工；他还亲自译出德、英两国海部造船章程和验收章程，严格按规程办事。徐建寅还曾与郑清濂等人用仪器检测所用材料强度等指标，督促厂方按设计和工艺要求制造，以确保质量。这两艘铁甲舰每舰的主要性能指标是：排水量7335吨、定员329人、马力6000匹、航速145节；炮数，305厘米口径炮4门、15厘米口径炮2门、鱼雷发射管3个。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作为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为旗舰③。
1883年，“定远”、“镇远”先后制造完成。然而二舰当时并没有立即来华，而是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才来华。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有观点认为是李鸿章故意不让来华，目的在于保存属于淮系的北洋水师的集团利益。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1883年初，二舰即将完工的时候，李鸿章就同驻德公使李凤苞联系，研究铁甲舰来华有关问题。李鸿章多次关切询问二舰何时完工及来华准备情况。3月27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奉旨准假归葬，廿一起程，‘定远’到沪时嘱刘步蟾发电告知。”④6月7日，李凤苞来电：“昨‘定远’试灶十五海里三，今配雷艇炮盘，约再二旬开驶。”⑤然而正在这时，中法两国关于越南的争端日益升级，局势紧张，对二舰来华产生了影响。6月20日，李凤苞电告李鸿章：“‘定远’严催始竣，但海部恐法国开衅，咨不代送。”李鸿章次日复电李凤苞：“‘定远’升德旗，法何敢截。鄙意中法尚不至开衅，望再妥商，毕有确复即电告。”⑥7月2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尚未与中国开衅，‘定远’既系德廷商令商旗代送，德国应代保护，可速开驶，沿途探行。”⑦这表明，虽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鸿章仍希望二舰早日来华。
这时，曾纪泽向李鸿章、李凤苞提出反对铁舰来华的意见。他认为，中法冲突在所难免，铁舰来华既有重重困难，又冒极大风险，应该慎重行事。8月2日李凤苞致电李鸿章：“
吉力侯谓一舰回华，只能弄险，须拨船保护，似仍宜缓开。”⑧经曾纪泽的劝阻，李鸿章有所警醒，引起重视。他7月25日报告总理衙门：“近日连接吉力刚、丹崖电报，并敝处复电，照钞呈览，丹崖欲遣‘定远’铁舰回华，吉力刚不敢劝开，鸿章乃请伊等妥商酌办。”⑨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意见一致。李鸿章8月2日致电李凤苞，同意暂缓开驶，同时嘱咐：“‘定远’既拟缓开，刘步蟾等应督令在洋认真学习本领，勿任荒惰，俟‘镇远’验收，一并回华。”⑩这件事暂时放下了。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无暇顾及此事。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第一阶段的战争结束。李鸿章又开始考虑二舰来华之事。5月22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定远’开驶，‘镇远’如能同驶尤妙。”⑾可是不久，中法间发生了新的冲突(6月23日的观音桥事件)，局势又趋紧张，铁舰来华之事再次中止。7月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欲挟兵船索偿费，此事纠葛甚多，两舰恐不便开。”⑿8月5日，法国海军进攻台湾，挑起了第二阶段的战争，铁舰来华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所以，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二舰才最终得以来华。
知道了铁舰未能及时来华的原因，还有必要分析一下曾纪泽、李鸿章等人阻止铁舰来华是否正确。先听听曾纪泽的理由，他认为：“铁舰之未来华，未始非福。吾华所少者，驾驶之将，训练之兵，铁舰运到，势不能不抽他舰之熟手令学驾驶，则新旧舰皆用生手，名为添舰，而实减也。……故铁舰之未去，承办者稍受其累，而非吾华之不幸而也。”⒀仔细品味一下，可见曾纪泽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他认识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并不仅仅依据武器的多寡优劣，更重要的在于战斗人员的素质高低。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铁舰来华，因为尚无得力人员去操纵，它难以发挥威力。相反，它还可能成为被动挨打的靶子，那中国就会受到更大损失。再听听李鸿章的理由，他1884年11月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外海轮船铁舰驾驶测量行军布阵法度，为西人专门名家之学，其将弁皆自少至老，专心殚精，互相传习，更事既多，乃克有所成就，缓急可恃。中国创练未久，勉效步趋，将材非咄嗟能办；遽当劲敌，纵横洋面，实虑船炮人才一无可恃，转资敌用，而损国威。”⒁说明李鸿章也意识到中国水师人员素质不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说，曾纪泽、李鸿章阻止铁舰来华是为了减少中国的损失，是符合实际的作法。
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受此战失败的刺激，加紧布置海防。10月，清政府决定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为首，奕、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统一指挥各洋水师。“定远”、“镇远”来华，北洋水师实力加强，声威大震。李鸿章主持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扼守渤海之门户。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成。是年，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负责起草的《北洋海军章程》，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当时，北洋海军共有铁甲舰2艘、快船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一艘，成为远东地区最强大的舰队。
80年代初，日本加紧向朝鲜渗透。中法战争中，日本有人狂妄叫嚣“征韩”，并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事变被驻朝清军平息后，日本极右势力大肆鼓吹进攻朝鲜。但是由于中国北洋海军的威慑力，日本未敢轻举妄动。此后，日本用10年时间倾其国力加紧扩建海军，谋求海上霸权。而中国自北洋海军成军后，停止购舰，将大量海军经费移充颐和园工程，最终失掉了原有的海军优势，导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沉重损失。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了，洋务派二十余年的救国努力受到巨大打击，令人扼腕，令人叹息!
①②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86页。
③B15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406页。
④⑤⑥⑦⑧《李鸿章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1、40、55、59页。
⑨《中法战争》(四)，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1页。
⑩⑾⑿《李鸿章全集》(一)，第59、134、153页。
⒀《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6页。
⒁《中法战争》(六)，第121页。
(作者单位：广东韩山师院政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
清政府一开始计划兴办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其中，北洋水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南洋水师由南洋大臣沈葆桢负责。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4艘炮艇。鉴于当时清政府财力有限，沈葆桢顾全大局，提议先集中财力办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暂缓。清政府表示同意，于是北洋水师筹建步伐加快。1877年，原先向英国订购的4艘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1879年，又有4艘从英国订购的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1881年，从英国订购的两艘1350吨级的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加上国内福建、上海造的几艘船，北洋水师初具规模。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旗，作为中国海军军旗。为了把北洋水师建成远东第一流的舰队，李鸿章提出订购更大、更先进的铁甲舰的计划。李鸿章与驻德公使李凤苞、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多次联系，请他们了解欧洲造船业情况。1879年，李鸿章特命著名工程师徐建寅专程赴德国考察，办理订购先进铁甲舰事宜。
徐建寅(1845—1901年)，江苏无锡人。其父是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都是曾国藩办安庆军械所时倚重的工程师。徐建寅17岁时随父亲到安庆军械所，参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黄鹄”号的设计制作，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以后徐建寅又随父亲到上海，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1874年，李鸿章创办天津制造局，调徐建寅来此。李鸿章对徐建寅的才华十分赏识，将订购先进铁甲舰的重要任务交给他。
1879年秋，徐建寅以驻德参赞名义赴德国，开始了考察。他先后去过英国、法国、德国的造船厂，还去过一些海军基地，经过细心考察比较，最后决定在德国司旦丁(今波兰什切青)的伏耳铿船厂订购。考察中，为了解造船业的技术水平，徐建寅专门拜访了德国铁甲舰方面的权威，基尔海军基地的总镇(司令官)。该总镇年近七十，陪徐建寅阅看数日，详示细说。他认为铁甲舰其至要者九事：“一曰行速，可乘敌之不及防；二曰船大，可不畏风浪，且可远出海口外交锋；三曰易转，船须旋转，稳而且捷，较敌船更阔更平，则炮弹击出有准；四曰煤多，船中须备数日全力之媒，且可用煤以保护；五曰甲厚，必使敌船之炮弹，不能击穿；六曰船坚，可以冲撞敌船；七曰炮多而大，必放出之弹，能击穿踞我海口敌船之铁甲；八曰炮弹之路宽，凡炮旋转之角度，愈大愈佳；九曰炮高，且螺丝炮长弹，弹出之路，不循弯线而略为直线，炮高则自高击下，易伤敌船之内，然置炮太高，则上身太重，船又不稳。”①这些要点徐建寅记在心里，在设计订造铁甲舰时注意运用，保证了所订舰只的实用性、可靠性。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写道：所订之船“铁甲之厚等于‘萨克逊’(德式舰)；用二圆台，仿‘英弗来息白’之制(英式舰)，以免如‘萨克逊’一台四炮之弊；仍用露炮，炮转而台定，以免如‘英弗来息白’之弊。每台内用炮二尊，为新式后膛炮，内径十二寸，其击力与‘英弗来息白’之八十吨炮相埒。如此经营，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而价仍不逾‘英弗来息白’之数”②。这就是说，所订之舰集英国、德国两种最新军舰的优点于一身，且价格合理。由此可以看到徐建寅的务实和精明。
1880年冬，签订第一艘舰的订造合同，价格为620万马克。1881年夏，又签订第二艘舰的合同。
早在1879年徐建寅出国时，李鸿章就嘱咐说，订造铁甲舰，须有中国留学生在厂监造，一是保证舰的质量，二是掌握其性能结构，并学习驾驶，以便操纵。徐建寅对此也有同感，他派中国留学生陈兆翱、郑清濂驻厂监工；他还亲自译出德、英两国海部造船章程和验收章程，严格按规程办事。徐建寅还曾与郑清濂等人用仪器检测所用材料强度等指标，督促厂方按设计和工艺要求制造，以确保质量。这两艘铁甲舰每舰的主要性能指标是：排水量7335吨、定员329人、马力6000匹、航速145节；炮数，305厘米口径炮4门、15厘米口径炮2门、鱼雷发射管3个。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作为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为旗舰③。
1883年，“定远”、“镇远”先后制造完成。然而二舰当时并没有立即来华，而是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才来华。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有观点认为是李鸿章故意不让来华，目的在于保存属于淮系的北洋水师的集团利益。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1883年初，二舰即将完工的时候，李鸿章就同驻德公使李凤苞联系，研究铁甲舰来华有关问题。李鸿章多次关切询问二舰何时完工及来华准备情况。3月27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奉旨准假归葬，廿一起程，‘定远’到沪时嘱刘步蟾发电告知。”④6月7日，李凤苞来电：“昨‘定远’试灶十五海里三，今配雷艇炮盘，约再二旬开驶。”⑤然而正在这时，中法两国关于越南的争端日益升级，局势紧张，对二舰来华产生了影响。6月20日，李凤苞电告李鸿章：“‘定远’严催始竣，但海部恐法国开衅，咨不代送。”李鸿章次日复电李凤苞：“‘定远’升德旗，法何敢截。鄙意中法尚不至开衅，望再妥商，毕有确复即电告。”⑥7月2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尚未与中国开衅，‘定远’既系德廷商令商旗代送，德国应代保护，可速开驶，沿途探行。”⑦这表明，虽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鸿章仍希望二舰早日来华。
这时，曾纪泽向李鸿章、李凤苞提出反对铁舰来华的意见。他认为，中法冲突在所难免，铁舰来华既有重重困难，又冒极大风险，应该慎重行事。8月2日李凤苞致电李鸿章：“
吉力侯谓一舰回华，只能弄险，须拨船保护，似仍宜缓开。”⑧经曾纪泽的劝阻，李鸿章有所警醒，引起重视。他7月25日报告总理衙门：“近日连接吉力刚、丹崖电报，并敝处复电，照钞呈览，丹崖欲遣‘定远’铁舰回华，吉力刚不敢劝开，鸿章乃请伊等妥商酌办。”⑨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意见一致。李鸿章8月2日致电李凤苞，同意暂缓开驶，同时嘱咐：“‘定远’既拟缓开，刘步蟾等应督令在洋认真学习本领，勿任荒惰，俟‘镇远’验收，一并回华。”⑩这件事暂时放下了。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无暇顾及此事。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第一阶段的战争结束。李鸿章又开始考虑二舰来华之事。5月22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定远’开驶，‘镇远’如能同驶尤妙。”⑾可是不久，中法间发生了新的冲突(6月23日的观音桥事件)，局势又趋紧张，铁舰来华之事再次中止。7月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欲挟兵船索偿费，此事纠葛甚多，两舰恐不便开。”⑿8月5日，法国海军进攻台湾，挑起了第二阶段的战争，铁舰来华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所以，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二舰才最终得以来华。
知道了铁舰未能及时来华的原因，还有必要分析一下曾纪泽、李鸿章等人阻止铁舰来华是否正确。先听听曾纪泽的理由，他认为：“铁舰之未来华，未始非福。吾华所少者，驾驶之将，训练之兵，铁舰运到，势不能不抽他舰之熟手令学驾驶，则新旧舰皆用生手，名为添舰，而实减也。……故铁舰之未去，承办者稍受其累，而非吾华之不幸而也。”⒀仔细品味一下，可见曾纪泽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他认识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并不仅仅依据武器的多寡优劣，更重要的在于战斗人员的素质高低。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铁舰来华，因为尚无得力人员去操纵，它难以发挥威力。相反，它还可能成为被动挨打的靶子，那中国就会受到更大损失。再听听李鸿章的理由，他1884年11月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外海轮船铁舰驾驶测量行军布阵法度，为西人专门名家之学，其将弁皆自少至老，专心殚精，互相传习，更事既多，乃克有所成就，缓急可恃。中国创练未久，勉效步趋，将材非咄嗟能办；遽当劲敌，纵横洋面，实虑船炮人才一无可恃，转资敌用，而损国威。”⒁说明李鸿章也意识到中国水师人员素质不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说，曾纪泽、李鸿章阻止铁舰来华是为了减少中国的损失，是符合实际的作法。
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受此战失败的刺激，加紧布置海防。10月，清政府决定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为首，奕、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统一指挥各洋水师。“定远”、“镇远”来华，北洋水师实力加强，声威大震。李鸿章主持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扼守渤海之门户。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成。是年，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负责起草的《北洋海军章程》，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当时，北洋海军共有铁甲舰2艘、快船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一艘，成为远东地区最强大的舰队。
80年代初，日本加紧向朝鲜渗透。中法战争中，日本有人狂妄叫嚣“征韩”，并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事变被驻朝清军平息后，日本极右势力大肆鼓吹进攻朝鲜。但是由于中国北洋海军的威慑力，日本未敢轻举妄动。此后，日本用10年时间倾其国力加紧扩建海军，谋求海上霸权。而中国自北洋海军成军后，停止购舰，将大量海军经费移充颐和园工程，最终失掉了原有的海军优势，导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沉重损失。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了，洋务派二十余年的救国努力受到巨大打击，令人扼腕，令人叹息!
①②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86页。
③B15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406页。
④⑤⑥⑦⑧《李鸿章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1、40、55、59页。
⑨《中法战争》(四)，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1页。
⑩⑾⑿《李鸿章全集》(一)，第59、134、153页。
⒀《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6页。
⒁《中法战争》(六)，第121页。
(作者单位：广东韩山师院政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