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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以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为借口,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余名士兵侵犯中国台湾,挑起中日冲突。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湾加强防务,扼制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后来列强出面调停,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这一事件发生,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11月初,总理衙门上奏筹议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项建议,并强调兴办水师之必要和紧迫。朝廷命地方重要督抚商议复奏,于是形成各抒己见的大讨论。以李鸿章、丁日昌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兴办水师,巩固海防,还主张购买西洋铁甲舰,以壮声威。当时新疆中俄边境地区也遇到麻烦,因此,以左宗棠为首的一些人强调塞防,保卫新疆。最后,清政府决定从全局出发,取海防、塞防并重方针,既支持左宗棠出兵新疆,也筹划兴办水师保卫海防。
清政府一开始计划兴办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其中,北洋水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南洋水师由南洋大臣沈葆桢负责。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4艘炮艇。鉴于当时清政府财力有限,沈葆桢顾全大局,提议先集中财力办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暂缓。清政府表示同意,于是北洋水师筹建步伐加快。1877年,原先向英国订购的4艘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1879年,又有4艘从英国订购的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1881年,从英国订购的两艘1350吨级的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加上国内福建、上海造的几艘船,北洋水师初具规模。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旗,作为中国海军军旗。为了把北洋水师建成远东第一流的舰队,李鸿章提出订购更大、更先进的铁甲舰的计划。李鸿章与驻德公使李凤苞、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多次联系,请他们了解欧洲造船业情况。1879年,李鸿章特命著名工程师徐建寅专程赴德国考察,办理订购先进铁甲舰事宜。
徐建寅(1845—1901年),江苏无锡人。其父是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都是曾国藩办安庆军械所时倚重的工程师。徐建寅17岁时随父亲到安庆军械所,参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黄鹄”号的设计制作,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以后徐建寅又随父亲到上海,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1874年,李鸿章创办天津制造局,调徐建寅来此。李鸿章对徐建寅的才华十分赏识,将订购先进铁甲舰的重要任务交给他。
1879年秋,徐建寅以驻德参赞名义赴德国,开始了考察。他先后去过英国、法国、德国的造船厂,还去过一些海军基地,经过细心考察比较,最后决定在德国司旦丁(今波兰什切青)的伏耳铿船厂订购。考察中,为了解造船业的技术水平,徐建寅专门拜访了德国铁甲舰方面的权威,基尔海军基地的总镇(司令官)。该总镇年近七十,陪徐建寅阅看数日,详示细说。他认为铁甲舰其至要者九事:“一曰行速,可乘敌之不及防;二曰船大,可不畏风浪,且可远出海口外交锋;三曰易转,船须旋转,稳而且捷,较敌船更阔更平,则炮弹击出有准;四曰煤多,船中须备数日全力之媒,且可用煤以保护;五曰甲厚,必使敌船之炮弹,不能击穿;六曰船坚,可以冲撞敌船;七曰炮多而大,必放出之弹,能击穿踞我海口敌船之铁甲;八曰炮弹之路宽,凡炮旋转之角度,愈大愈佳;九曰炮高,且螺丝炮长弹,弹出之路,不循弯线而略为直线,炮高则自高击下,易伤敌船之内,然置炮太高,则上身太重,船又不稳。”①这些要点徐建寅记在心里,在设计订造铁甲舰时注意运用,保证了所订舰只的实用性、可靠性。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写道:所订之船“铁甲之厚等于‘萨克逊’(德式舰);用二圆台,仿‘英弗来息白’之制(英式舰),以免如‘萨克逊’一台四炮之弊;仍用露炮,炮转而台定,以免如‘英弗来息白’之弊。每台内用炮二尊,为新式后膛炮,内径十二寸,其击力与‘英弗来息白’之八十吨炮相埒。如此经营,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而价仍不逾‘英弗来息白’之数”②。这就是说,所订之舰集英国、德国两种最新军舰的优点于一身,且价格合理。由此可以看到徐建寅的务实和精明。
1880年冬,签订第一艘舰的订造合同,价格为620万马克。1881年夏,又签订第二艘舰的合同。
早在1879年徐建寅出国时,李鸿章就嘱咐说,订造铁甲舰,须有中国留学生在厂监造,一是保证舰的质量,二是掌握其性能结构,并学习驾驶,以便操纵。徐建寅对此也有同感,他派中国留学生陈兆翱、郑清濂驻厂监工;他还亲自译出德、英两国海部造船章程和验收章程,严格按规程办事。徐建寅还曾与郑清濂等人用仪器检测所用材料强度等指标,督促厂方按设计和工艺要求制造,以确保质量。这两艘铁甲舰每舰的主要性能指标是:排水量7335吨、定员329人、马力6000匹、航速145节;炮数,305厘米口径炮4门、15厘米口径炮2门、鱼雷发射管3个。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作为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为旗舰③。
1883年,“定远”、“镇远”先后制造完成。然而二舰当时并没有立即来华,而是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才来华。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有观点认为是李鸿章故意不让来华,目的在于保存属于淮系的北洋水师的集团利益。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1883年初,二舰即将完工的时候,李鸿章就同驻德公使李凤苞联系,研究铁甲舰来华有关问题。李鸿章多次关切询问二舰何时完工及来华准备情况。3月27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奉旨准假归葬,廿一起程,‘定远’到沪时嘱刘步蟾发电告知。”④6月7日,李凤苞来电:“昨‘定远’试灶十五海里三,今配雷艇炮盘,约再二旬开驶。”⑤然而正在这时,中法两国关于越南的争端日益升级,局势紧张,对二舰来华产生了影响。6月20日,李凤苞电告李鸿章:“‘定远’严催始竣,但海部恐法国开衅,咨不代送。”李鸿章次日复电李凤苞:“‘定远’升德旗,法何敢截。鄙意中法尚不至开衅,望再妥商,毕有确复即电告。”⑥7月2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尚未与中国开衅,‘定远’既系德廷商令商旗代送,德国应代保护,可速开驶,沿途探行。”⑦这表明,虽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鸿章仍希望二舰早日来华。
这时,曾纪泽向李鸿章、李凤苞提出反对铁舰来华的意见。他认为,中法冲突在所难免,铁舰来华既有重重困难,又冒极大风险,应该慎重行事。8月2日李凤苞致电李鸿章:“
吉力侯谓一舰回华,只能弄险,须拨船保护,似仍宜缓开。”⑧经曾纪泽的劝阻,李鸿章有所警醒,引起重视。他7月25日报告总理衙门:“近日连接吉力刚、丹崖电报,并敝处复电,照钞呈览,丹崖欲遣‘定远’铁舰回华,吉力刚不敢劝开,鸿章乃请伊等妥商酌办。”⑨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意见一致。李鸿章8月2日致电李凤苞,同意暂缓开驶,同时嘱咐:“‘定远’既拟缓开,刘步蟾等应督令在洋认真学习本领,勿任荒惰,俟‘镇远’验收,一并回华。”⑩这件事暂时放下了。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无暇顾及此事。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第一阶段的战争结束。李鸿章又开始考虑二舰来华之事。5月22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定远’开驶,‘镇远’如能同驶尤妙。”⑾可是不久,中法间发生了新的冲突(6月23日的观音桥事件),局势又趋紧张,铁舰来华之事再次中止。7月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欲挟兵船索偿费,此事纠葛甚多,两舰恐不便开。”⑿8月5日,法国海军进攻台湾,挑起了第二阶段的战争,铁舰来华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所以,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二舰才最终得以来华。
知道了铁舰未能及时来华的原因,还有必要分析一下曾纪泽、李鸿章等人阻止铁舰来华是否正确。先听听曾纪泽的理由,他认为:“铁舰之未来华,未始非福。吾华所少者,驾驶之将,训练之兵,铁舰运到,势不能不抽他舰之熟手令学驾驶,则新旧舰皆用生手,名为添舰,而实减也。……故铁舰之未去,承办者稍受其累,而非吾华之不幸而也。”⒀仔细品味一下,可见曾纪泽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他认识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并不仅仅依据武器的多寡优劣,更重要的在于战斗人员的素质高低。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铁舰来华,因为尚无得力人员去操纵,它难以发挥威力。相反,它还可能成为被动挨打的靶子,那中国就会受到更大损失。再听听李鸿章的理由,他1884年11月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外海轮船铁舰驾驶测量行军布阵法度,为西人专门名家之学,其将弁皆自少至老,专心殚精,互相传习,更事既多,乃克有所成就,缓急可恃。中国创练未久,勉效步趋,将材非咄嗟能办;遽当劲敌,纵横洋面,实虑船炮人才一无可恃,转资敌用,而损国威。”⒁说明李鸿章也意识到中国水师人员素质不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说,曾纪泽、李鸿章阻止铁舰来华是为了减少中国的损失,是符合实际的作法。
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受此战失败的刺激,加紧布置海防。10月,清政府决定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为首,奕、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统一指挥各洋水师。“定远”、“镇远”来华,北洋水师实力加强,声威大震。李鸿章主持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扼守渤海之门户。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成。是年,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负责起草的《北洋海军章程》,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当时,北洋海军共有铁甲舰2艘、快船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一艘,成为远东地区最强大的舰队。
80年代初,日本加紧向朝鲜渗透。中法战争中,日本有人狂妄叫嚣“征韩”,并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事变被驻朝清军平息后,日本极右势力大肆鼓吹进攻朝鲜。但是由于中国北洋海军的威慑力,日本未敢轻举妄动。此后,日本用10年时间倾其国力加紧扩建海军,谋求海上霸权。而中国自北洋海军成军后,停止购舰,将大量海军经费移充颐和园工程,最终失掉了原有的海军优势,导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沉重损失。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了,洋务派二十余年的救国努力受到巨大打击,令人扼腕,令人叹息!
①②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86页。
③B15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406页。
④⑤⑥⑦⑧《李鸿章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1、40、55、59页。
⑨《中法战争》(四),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1页。
⑩⑾⑿《李鸿章全集》(一),第59、134、153页。
⒀《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6页。
⒁《中法战争》(六),第121页。
(作者单位:广东韩山师院政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
清政府一开始计划兴办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其中,北洋水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南洋水师由南洋大臣沈葆桢负责。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4艘炮艇。鉴于当时清政府财力有限,沈葆桢顾全大局,提议先集中财力办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暂缓。清政府表示同意,于是北洋水师筹建步伐加快。1877年,原先向英国订购的4艘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1879年,又有4艘从英国订购的炮艇来华,分别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1881年,从英国订购的两艘1350吨级的巡洋舰来华,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加上国内福建、上海造的几艘船,北洋水师初具规模。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旗,作为中国海军军旗。为了把北洋水师建成远东第一流的舰队,李鸿章提出订购更大、更先进的铁甲舰的计划。李鸿章与驻德公使李凤苞、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多次联系,请他们了解欧洲造船业情况。1879年,李鸿章特命著名工程师徐建寅专程赴德国考察,办理订购先进铁甲舰事宜。
徐建寅(1845—1901年),江苏无锡人。其父是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都是曾国藩办安庆军械所时倚重的工程师。徐建寅17岁时随父亲到安庆军械所,参与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黄鹄”号的设计制作,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以后徐建寅又随父亲到上海,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1874年,李鸿章创办天津制造局,调徐建寅来此。李鸿章对徐建寅的才华十分赏识,将订购先进铁甲舰的重要任务交给他。
1879年秋,徐建寅以驻德参赞名义赴德国,开始了考察。他先后去过英国、法国、德国的造船厂,还去过一些海军基地,经过细心考察比较,最后决定在德国司旦丁(今波兰什切青)的伏耳铿船厂订购。考察中,为了解造船业的技术水平,徐建寅专门拜访了德国铁甲舰方面的权威,基尔海军基地的总镇(司令官)。该总镇年近七十,陪徐建寅阅看数日,详示细说。他认为铁甲舰其至要者九事:“一曰行速,可乘敌之不及防;二曰船大,可不畏风浪,且可远出海口外交锋;三曰易转,船须旋转,稳而且捷,较敌船更阔更平,则炮弹击出有准;四曰煤多,船中须备数日全力之媒,且可用煤以保护;五曰甲厚,必使敌船之炮弹,不能击穿;六曰船坚,可以冲撞敌船;七曰炮多而大,必放出之弹,能击穿踞我海口敌船之铁甲;八曰炮弹之路宽,凡炮旋转之角度,愈大愈佳;九曰炮高,且螺丝炮长弹,弹出之路,不循弯线而略为直线,炮高则自高击下,易伤敌船之内,然置炮太高,则上身太重,船又不稳。”①这些要点徐建寅记在心里,在设计订造铁甲舰时注意运用,保证了所订舰只的实用性、可靠性。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写道:所订之船“铁甲之厚等于‘萨克逊’(德式舰);用二圆台,仿‘英弗来息白’之制(英式舰),以免如‘萨克逊’一台四炮之弊;仍用露炮,炮转而台定,以免如‘英弗来息白’之弊。每台内用炮二尊,为新式后膛炮,内径十二寸,其击力与‘英弗来息白’之八十吨炮相埒。如此经营,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而价仍不逾‘英弗来息白’之数”②。这就是说,所订之舰集英国、德国两种最新军舰的优点于一身,且价格合理。由此可以看到徐建寅的务实和精明。
1880年冬,签订第一艘舰的订造合同,价格为620万马克。1881年夏,又签订第二艘舰的合同。
早在1879年徐建寅出国时,李鸿章就嘱咐说,订造铁甲舰,须有中国留学生在厂监造,一是保证舰的质量,二是掌握其性能结构,并学习驾驶,以便操纵。徐建寅对此也有同感,他派中国留学生陈兆翱、郑清濂驻厂监工;他还亲自译出德、英两国海部造船章程和验收章程,严格按规程办事。徐建寅还曾与郑清濂等人用仪器检测所用材料强度等指标,督促厂方按设计和工艺要求制造,以确保质量。这两艘铁甲舰每舰的主要性能指标是:排水量7335吨、定员329人、马力6000匹、航速145节;炮数,305厘米口径炮4门、15厘米口径炮2门、鱼雷发射管3个。分别命名为“定远”、“镇远”,作为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定远”为旗舰③。
1883年,“定远”、“镇远”先后制造完成。然而二舰当时并没有立即来华,而是到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才来华。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有观点认为是李鸿章故意不让来华,目的在于保存属于淮系的北洋水师的集团利益。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在1883年初,二舰即将完工的时候,李鸿章就同驻德公使李凤苞联系,研究铁甲舰来华有关问题。李鸿章多次关切询问二舰何时完工及来华准备情况。3月27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奉旨准假归葬,廿一起程,‘定远’到沪时嘱刘步蟾发电告知。”④6月7日,李凤苞来电:“昨‘定远’试灶十五海里三,今配雷艇炮盘,约再二旬开驶。”⑤然而正在这时,中法两国关于越南的争端日益升级,局势紧张,对二舰来华产生了影响。6月20日,李凤苞电告李鸿章:“‘定远’严催始竣,但海部恐法国开衅,咨不代送。”李鸿章次日复电李凤苞:“‘定远’升德旗,法何敢截。鄙意中法尚不至开衅,望再妥商,毕有确复即电告。”⑥7月2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尚未与中国开衅,‘定远’既系德廷商令商旗代送,德国应代保护,可速开驶,沿途探行。”⑦这表明,虽然局势已相当紧张,李鸿章仍希望二舰早日来华。
这时,曾纪泽向李鸿章、李凤苞提出反对铁舰来华的意见。他认为,中法冲突在所难免,铁舰来华既有重重困难,又冒极大风险,应该慎重行事。8月2日李凤苞致电李鸿章:“
吉力侯谓一舰回华,只能弄险,须拨船保护,似仍宜缓开。”⑧经曾纪泽的劝阻,李鸿章有所警醒,引起重视。他7月25日报告总理衙门:“近日连接吉力刚、丹崖电报,并敝处复电,照钞呈览,丹崖欲遣‘定远’铁舰回华,吉力刚不敢劝开,鸿章乃请伊等妥商酌办。”⑨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意见一致。李鸿章8月2日致电李凤苞,同意暂缓开驶,同时嘱咐:“‘定远’既拟缓开,刘步蟾等应督令在洋认真学习本领,勿任荒惰,俟‘镇远’验收,一并回华。”⑩这件事暂时放下了。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无暇顾及此事。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第一阶段的战争结束。李鸿章又开始考虑二舰来华之事。5月22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定远’开驶,‘镇远’如能同驶尤妙。”⑾可是不久,中法间发生了新的冲突(6月23日的观音桥事件),局势又趋紧张,铁舰来华之事再次中止。7月1日,李鸿章电告李凤苞:“法欲挟兵船索偿费,此事纠葛甚多,两舰恐不便开。”⑿8月5日,法国海军进攻台湾,挑起了第二阶段的战争,铁舰来华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所以,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二舰才最终得以来华。
知道了铁舰未能及时来华的原因,还有必要分析一下曾纪泽、李鸿章等人阻止铁舰来华是否正确。先听听曾纪泽的理由,他认为:“铁舰之未来华,未始非福。吾华所少者,驾驶之将,训练之兵,铁舰运到,势不能不抽他舰之熟手令学驾驶,则新旧舰皆用生手,名为添舰,而实减也。……故铁舰之未去,承办者稍受其累,而非吾华之不幸而也。”⒀仔细品味一下,可见曾纪泽的见解是相当深刻的。他认识到决定战斗力的强弱并不仅仅依据武器的多寡优劣,更重要的在于战斗人员的素质高低。当时的条件下,即使铁舰来华,因为尚无得力人员去操纵,它难以发挥威力。相反,它还可能成为被动挨打的靶子,那中国就会受到更大损失。再听听李鸿章的理由,他1884年11月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外海轮船铁舰驾驶测量行军布阵法度,为西人专门名家之学,其将弁皆自少至老,专心殚精,互相传习,更事既多,乃克有所成就,缓急可恃。中国创练未久,勉效步趋,将材非咄嗟能办;遽当劲敌,纵横洋面,实虑船炮人才一无可恃,转资敌用,而损国威。”⒁说明李鸿章也意识到中国水师人员素质不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说,曾纪泽、李鸿章阻止铁舰来华是为了减少中国的损失,是符合实际的作法。
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受此战失败的刺激,加紧布置海防。10月,清政府决定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为首,奕、李鸿章为会办,善庆、曾纪泽为帮办,统一指挥各洋水师。“定远”、“镇远”来华,北洋水师实力加强,声威大震。李鸿章主持修建了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扼守渤海之门户。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成。是年,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负责起草的《北洋海军章程》,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当时,北洋海军共有铁甲舰2艘、快船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一艘,成为远东地区最强大的舰队。
80年代初,日本加紧向朝鲜渗透。中法战争中,日本有人狂妄叫嚣“征韩”,并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事变被驻朝清军平息后,日本极右势力大肆鼓吹进攻朝鲜。但是由于中国北洋海军的威慑力,日本未敢轻举妄动。此后,日本用10年时间倾其国力加紧扩建海军,谋求海上霸权。而中国自北洋海军成军后,停止购舰,将大量海军经费移充颐和园工程,最终失掉了原有的海军优势,导致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受了沉重损失。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了,洋务派二十余年的救国努力受到巨大打击,令人扼腕,令人叹息!
①②徐建寅:《欧游杂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86页。
③B15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406页。
④⑤⑥⑦⑧《李鸿章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1、40、55、59页。
⑨《中法战争》(四),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61页。
⑩⑾⑿《李鸿章全集》(一),第59、134、153页。
⒀《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6页。
⒁《中法战争》(六),第121页。
(作者单位:广东韩山师院政史系)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