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从交代一些背景开始。我曾就读于达拉斯的一所天主教女子高中乌苏林学院，因参观杜克大学校园而对它的计算机科学系产生兴趣，后来我在这所大学完成五年学业，并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此后我去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小型软件公司工作，最终在9年后成为一名信息产品总经理。今天我从事慈善事业，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改善人们生活的方法，而且经常担心如果我做得不好就会失败。我也是比尔·盖茨的妻子，我们于1994年元旦结婚，拥有三个孩子。
　　这是背景。现在，让我给大家講一个更长的故事，分享一些有关比尔和我如何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思考。
　　第一次面对“职业女性”和“全职妈妈”的艰难抉择
　　当我第一次面对“职业女性”和“母亲”这两个身份的挑战和抉择时，我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当时决定的模式？ “男主外，女主内”，其实我不认为是一个非常清醒的选择。坦白地说，我觉得如果女人想要待在家里自然是很棒的，但这应该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个别无他法的无奈之举。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我在微软的经历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1975年，比尔创立了这家公司，而我在1987年加入微软，是当时唯一一名女性工商管理硕士。不久之后，我们在一次公司活动中相识了。
　　参加活动的那天晚上，我们边吃边聊，我感觉到他兴致很高。随后有一阵子，没有了关于他的消息，直到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们在公司停车场碰到了对方，他向我发出了约会的邀请。
　　比尔在浪漫上也毫不逊色。当我们订婚时，有人问比尔：“梅琳达让你感觉如何？”他回答：“令人惊讶的是，她让我想结婚了。”
　　1995年秋天，我怀孕了，于是告诉比尔，生完孩子以后不打算继续工作了，因为在工作与家庭中寻求一个平衡对我来说太难了。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我们俩共同在微软工作的日子结束了，即使等孩子们长大些，我也不会回去了。比尔没有试图说服我，他一直在问，“真的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太喜欢工作了，他无法想象我会放弃这一部分。他知道我生完孩子后就开始有新的事情做。
　　他没错。我很快就在寻找合适的创意渠道。比尔和我在2000年正式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是合并的盖茨学习基金会和威廉·盖茨基金会，用我们俩的名字命名，因为那时我要比比尔更重要。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仍要全身心地投入微软的工作，而我很高兴能够承担起更多的工作。那时，我们有了两个孩子，珍妮弗4岁，已经开始上幼儿园，罗瑞只有1岁。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职业女性”还是“全职妈妈”的问题，我的回答应该是，“职业女性”排第一，“全职妈妈”排第二，最次是二者兼得？ 先做“全职妈妈”再回到职场。
　　幸运的是，我有机会同时体验这两种身份，因为养家不需要依靠我的收入。
　　“比尔·盖茨都接送孩子上下学，你也可以。”
　　我去过世界上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感受到那里的女性遭遇的不公正。她们不仅要努力赚钱，还要做更多的无偿工作。在一生中从事无偿工作的时间比男性多7年，这是完成学士和硕士学位所需的时间。对于那些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无偿工作上的女性来说，一天的家务活扼杀了一生的梦想。
　　抚养孩子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送他们上学、看医生、参加体育锻炼和上戏剧课；监督家庭作业；共享膳食；在生日聚会、婚礼和毕业典礼上让家人与朋友保持联系……这需要很多时间。面对有些情况时，我会来到比尔面前，筋疲力尽地呼喊：“救命！”
　　2001年秋天，珍妮弗上幼儿园时，我们找到一所很理想的学校，但那需要三四十分钟的车程，我每天都要开车从家到学校往返两次。当我向比尔抱怨我将在开车上花费太多时间时，他说：“我可以分担这样的事情。”
　　比尔开始开车送珍妮弗去学校，然后掉头，开车经过我们的街区，再去微软。他每周接送两次。大约三周后，我开始注意到有很多爸爸也加入到接送孩子的队伍中。一个妈妈告诉我，当她们看到比尔接送孩子后，就回家对自己丈夫说：“比尔·盖茨都开车接送他的孩子上下学，你也可以。”
　　几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又成为了饭后在厨房里打扫卫生到最后的一个人，为家里五个人收拾残局。于是，我旗帜鲜明地宣布：“在妈妈离开厨房之前，谁也不能离开厨房。”做妈妈丝毫不意味着我要打扫卫生，而其他人可以袖手旁观。比尔支持这一点，即使我不得不让他成为一个洗碗的人，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所有家庭都可以通过夫妻互相帮助来抚养孩子和完成管理家庭的任务。
　　平等“妻子”伙伴的自我危机
　　当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珍妮弗时，我在婚姻中感到非常孤独。比尔当时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他很忙，每个人都需要他。我在想，好吧，也许他想要的只是理论上的孩子，而不是现实中的。我们并没有像一对夫妇那样努力去弄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以及我们将如何向孩子们传授这些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自己弄清楚很多东西，我有自我危机。
　　我想在这段婚姻中成为谁？这促使我弄清楚自己是谁，我想做什么。我不再是计算机业务主管，我是一个小孩的妈妈，在等待着一个常年出差的丈夫，我们搬进了比尔还是单身汉时就建造起的一栋巨大的房子里。我想知道人们会怎么看我。
　　我和比尔已经结婚20年了，比尔经常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合作伙伴随处可见。这没错，但他还没有一个平等的“妻子”伙伴，这也是我们正在学习和努力的方向。
　　他必须学会如何平等，而我必须学会站出来提高平等。我们必须弄清楚谁擅长什么，然后确保我们每个人都做得更多，并且不要在各自不擅长的事情上互相挑战。对我们发展平等伙伴关系最有帮助的一步发生在我们最小的孩子菲比于2002年出生之后。我对在基金会的幕后工作感到满意，而比尔尽管每天做的基础工作比我少？ 他仍在微软做全职工作？ 但是当他在公开场合时，成为了基金会的声音和面孔。因此，我和比尔进行了讨论，并同意我应该作为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公开露面，希望人们知道这是由我们双方共同制定战略并开展工作。这项决定促使我们走上了平等伙伴关系的道路。 　　让我告诉您我真正希望成为比尔基金会的平等伙伴的那一刻。
　　2006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宣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捐赠。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投入了我们基金会，使我们的捐赠翻了一番，并让我和比尔决定如何花这笔钱，我们都对沃伦的捐赠所能实现的目标到非常兴奋，计划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馈赠的消息。这将是我代表基金会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我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在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我们计划如何扩大工作范围时，我有答案。当记者要求提供具体信息时，我给了他们。
　　这是一个转折点，我意识到自己对这项工作有多大的热情。而这需要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也意味着我应该发表更多公开演讲。当然，我将不得不依靠比尔提供的指导。他本来可以因此而感觉高人一等，但是他从来没有，他总是很支持我。
　　那些早期的演讲令我特别恐惧，尤其是在比尔面前讲话时，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对他说：“我不想在你面前说我的话，我需要你讲完话后离开。”
　　因此，比尔发表完讲话后，小心谨慎地离开，他开车去兜15分钟，等我演讲完再回来接我回家，他离开的这个行为没有让我感到尴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我通常会把我感到脆弱的事坦诚地对他说，他从不嘲笑我或利用我的不安。比尔从没想过我早期的能力不足与我的天生能力有关，他可以看到我要成为的那个人，他几乎总是给我我所需要的支持。
　　引发“结束婚姻”风险的盖茨年信之争
　　当比尔和我第一次坐下来一起写基金会的年度公开信时，我以为我们会“互相残杀”。我觉得，“嗯，可能会在这里结束婚姻。”
　　2012年秋天，比尔开始准备将于2013年初发布的年度公开信的工作，他在之前连续五年写了基金会的年度公开信。沃伦此前曾鼓励我们俩共同去做，但我不觉得我有时间，比尔也没有提议。但到了2012年，无论是在幕后还是在公众场合，我都变得更加活跃。那一年伦敦计划生育峰会举行，基金会开展了旨在使1.2亿以上的妇女使用避孕药具的运动，我在这一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自然，当比尔准备将计划生育拟定为解决的主题之一写在信中时，我在想，我们不应该一起写吗？
　　我不知道我会建议什么，但是我知道不发表意见就是错误，所以比尔和我坐下来谈。
　　比尔说，年度公开信所采用的程序多年来一直运作良好，而且他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改变它。我们都生气了，花了很长的时间辩论，两人一直不高兴。最后，比尔要我写一篇关于避孕药具的文章，放在这封信中。因此，2013年度公开信的标题为“2013年比尔·盖茨的年度公开信”，但其中包括一篇以我名字署名的文章。
　　次年的年度公开信标题是“2014盖茨年度公开信”，主题是“粉碎三个妨碍全球发展的错误观念”。比尔写了其中两个错误观念，我写了一个。
　　又一年的年度公开信标题为“2015盖茨年度公开信？ 我们对未来的大赌注？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
　　这就完成了从“他”到“我们”的年度公开信的发展。
　　我们做了很多事，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年度公开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体现了比尔对平等伙伴关系的深刻而直观的支持，那是几年前，当我们被问起是否是家庭的“时间警察”时。比尔回答：“我们尽量不要让别人成为‘时间警察’，永远都不要让我们中的一个人扮演无忧无虑的角色，而另一个人扮演这个麻烦的角色，最好把它作为一个共同的挑战。”
　　这是我从比尔那里听到的关于平等伙伴关系的最肯定的信息之一。
　　男女相互取长补短从争夺统治地位上升为平等伙伴
　　我把私人的故事分享出来有两个原因。首先，我相信女性不是通过一对夫妇而是通过改变文化来获得平等。其次，我需要对自己的缺点持开放态度，否则我可能会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仅仅是来解决别人的问题的。
　　朋友们会以为比尔和我的婚姻会因为比尔在微软的职位而形成传统的性别角色关系，这令我感到很惊讶。我们努力工作，根据天赋、兴趣和经验建立自然、灵活、交替的关系。我们的一致意见是：过去、现在的各种角色都不会影响我们在婚姻或基金会中的平等伙伴关系。
　　当男人看到女人的力量带来的好处时，变革就来了。女人不仅可以做男人不能做的事情，而且是以平等的伙伴关系出现：一种纽带感、归属感、社区感、团结感。我被允许在你负担沉重时，帮助你；而当你负担较低时，你来帮助我。这些力量创造了生活中最有回报的感觉，一种爱和结合的体验，这是单独奋斗的一方所无法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不是要取代男性的地位，而是要与男性成为伙伴。
　　注：本文內容摘编自梅琳达·盖茨的著作《提升的时刻：赋权妇女如何改变世界》（The Moment of Lift： How Empowering Women Changes the World）编辑整理/张子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