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年，匈奴单于上书汉哀帝，希望能在第二年春天入长安朝觐天子。
　　按理说，号称“百蛮之王”的匈奴主动前来朝觐，汉哀帝刘欣理应满心欢喜地一口答应下来才是。然而，刘欣却非常为难，在朝堂上和文武百官商议，官员们也一致认为，匈奴单于来朝，对汉王朝来说完全是“虚费公帑”，不如暂且婉拒。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万夷来朝，说明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天子盛德，一直都是历代帝王的理想和追求。汉哀帝和他的朝臣们为何会觉得这是一件“虚费公帑”、劳民伤财的事呢？
　　汉匈关系的转折点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这一年，匈奴向汉王朝俯首称臣，呼韩邪单于朝觐了汉宣帝。为了这次朝觐，汉王朝不仅派军队迎送，转运了三万多斛粮食给匈奴，汉宣帝更赏赐呼韩邪单于金银礼物以及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仅隔一年，呼韩邪单于再度入朝。这一次，匈奴人带走了各种金银礼物外，还有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就在这一年，汉宣帝去世，汉元帝即位。呼韩邪单于上书汉元帝称，匈奴民众困乏。于是，汉元帝令云中、五原两郡转运了两万多斛谷物支援匈奴。
　　这以后，匈奴单于每次前来朝觐，汉王朝回赐的礼物都会较上一次更多，甚至翻倍。到汉成帝和平四年（公元前25年）时，汉王朝赏赐给前来朝觐的匈奴单于的礼物已经增加到了锦绣缯帛两万匹、絮两万斤。所以，汉哀帝即位后，匈奴单于再度请朝，朝臣们才会有“虚费公帑”一说。
　　然而，匈奴来朝对汉王朝来说，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以，黄门郎扬雄上书汉哀帝认为，“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匈奴臣服，是经过数代帝王的努力换来的，如今，汉政府为制服匈奴，每年仅在西域统领保护三十六国，花费的钱财就数以百万计。拒绝单于来朝，是吝惜一钱而浪费十钱的行为，更让先代帝王百年的劳苦功绩毁于一旦。扬雄希望汉哀帝能“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汉哀帝读罢奏折，大悟，当即召还匈奴使者。于是，匈奴单于得以在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入朝。这一次，汉哀帝回赐单于的礼物增加到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
　　对匈奴采取经济“厚赂”以羁縻之，其实并非完全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还有文化理念使然。
　　按先秦观念，化外蛮夷之邦属于国家需要通过文教约束使之服从并以时入贡的范围，他们的朝贡被视为礼义慕化和天子盛德的结果。为了“致远人”，不仅仅对匈奴，汉王朝对所有前来朝贡的国家都实行经济“厚赂”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朝贡体系”。
　　然而，当周边国家和中原王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全部被纳入“朝贡体系”之后，我们发现，这对汉王朝来说，不是一笔资产，却更像一笔巨大的债务。
　　东汉王朝在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和南匈奴恢复了朝贡关系。这一年，汉王朝向前来纳贡朝觐的南匈奴回赐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谷米2.5万斛、牛羊3.6万头。这以后，纳贡与回赐便成了每年的成例。而这个“成例”意味着，汉王朝每年给予南匈奴的经济援助价值一亿九十多万钱。随着鲜卑的崛起，汉王朝每年给予鲜卑的经济援助更达到了两亿七千万钱之多。
　　根据《汉代贸易与扩张》一书中的计算，东汉王朝每年维持朝贡体系的费用大约是整个国家收入的7%。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相应的军事、行政管理开支。
　　公元前89年，即汉武帝征和四年，匈奴单于仗着击败贰师兵团七万大军，俘虏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余威，给汉武帝写了一封极其傲慢的信，并向汉王朝开列了一份昂贵的清单，包括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以恢复和亲关系。这份清单告诉我们，汉初七十年，汉与匈奴维持和亲关系时，每年向匈奴输送的财物应该少于此。
　　于是，我们发现，汉在耗费了难以计数的人力财力得以击败匈奴后，在朝贡体系之下，与匈奴之间的和平竟然比汉初的和亲政策更加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