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中所见圣人对孟子个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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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圣人”是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概念,《论语》中孔子已有模糊的提及,作为个体生命的孟子,一生和圣人密不可分,不断从古代圣人那里获取力量和慰藉。本文即从个体角度,探讨《孟子》中所见圣人对孟子个人的影响。
  关键词:《孟子》;圣人之徒;仁义;不可召;穷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自有《孟子》以来,孟子其人其书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就从未消解过。关于孟子的生平,除《孟子》有线索可参考,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只略述其平生事迹,其余各家皆语焉不详或事出附会。“圣人”一词本是盛德之人、得道之人的代称,是最完美最理想人格的象征,本身并非儒家专有,孟子在《孟子》中对“圣人”极力推崇,以圣人之徒自居,“圣人”在孟子的一生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孟子与“圣人”的研究,今人已多有论述,主要以思想文化史研究或哲学理论构建为中心,而缺乏对“圣人”对孟子本人生活影响的研究。本文即从此角度出发,探讨《孟子》中所见圣人形象对孟子本人的影响。
  一、《孟子》中的圣人
  1、“圣人”的内涵
  圣人本意是指聪明人,“从字义发生学的角度讲,‘圣’之本意不过是指聪明,是指具有超凡的感知能力的人”[1],最早和宗教巫术有关,后来成为理想道德人格的代称,或者用来指称政治上的理想人物。在孟子以前,儒家对“圣人”的定义并不完全,作为可信的孔门言论的集纂,《论语》中的孔子并未将“圣”和“圣人”做一明确表述,只是认为这是比“仁”更加崇高的境界,尧舜禹也有所不足:“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而在《孟子》中,孟子将“圣人”的意义具体阐明:“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2],汉代赵岐解释说:“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为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谓人有之,是为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实善信,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实善信而宣扬之,使有光辉,是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为圣人。”也就是说,圣人不仅是自己具备高尚品德的人,还是能将这种高尚品德在天下推行的人,《诗经·思齐》中对文王“雍雍肃肃”的描绘,被认为是“修齐治平”的楷模,正是体现了儒家从个人出发,将伦理道德向外不断推广,以至全社会的逻辑。
  2、“圣王”和“古圣人”
  孟子所许为圣人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圣王,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教化就是孟子所说的先王之政,是可以解战国时人民倒悬之苦的唯一法则。而另一类,就是孟子口中的“古圣人”:伊尹、伯夷、柳下惠和孔子。虽有身份的差别,以品行而论,他们都是自身修养臻于至善,又将这种仁爱推及众人,堪称人伦之至、万世之师。相比于西方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孟子的“圣人”理念更注重道德对人性的约束,主张通过对个人的教育,使得人人达于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理想的政治秩序,亦即如孔子那般,想要“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3]。终《孟子》一书,可以看到,“圣人”对孟子的意义,不仅在于学说和政治理想的寄托,更在于对作为个体生命的孟子而言,“圣人”体现出作为人的全部意义,孟子以圣人为精神同道,以“圣人之徒”自居,自觉肩负弘扬先圣先王之道,从而在《孟子》中呈现出与“圣人”趋同的气象。
  二、以圣人为精神同道
  1、以圣人之徒自居
  《孟子》一书中,孟子多次或显或隐地流露出一种承接圣人的情绪。他否认自己是圣人,而仅仅是圣人之徒,最大的愿望则是学孔子,光大圣人之道是自己的责任。《滕文公》中,公都子当面质疑孟子好辩的问题。孟子回答说这是不得已:“……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4]
  在孟子看来,杨墨之道在各国间的流毒,使得圣人之道不显,为了捍卫圣人之道,后学必须担负起辟杨墨的责任,使得圣人之道重新在天下彰明,这正是孟子对自己圣人之徒的身份的认同。而在论及叔齐、伯夷、柳下惠以及孔子时,孟子又说:“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在《万章》中,孟子又说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也”。在孟子看来,圣人是达到道德修养的极致,而孔子又是其中最高的典范,自己的愿望就是向孔子学习。所流露出的,正是孟子以圣人之徒自许,继承圣人的意识。正是自信于圣人之道,为圣人之徒的意识所激发,孟子才能够从容的游之嚣嚣,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气度。
  2、个人修养的最高目标
  孟子不仅在政治上追求圣人之道的实现,在个人修养和价值追求上,也以圣人为榜样,努力追求最高境界而不苟且。孟子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行尧舜之事,诵尧舜之言,就能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从而将“为尧舜”推及到“人皆可”的程度。对孟子而言,圣人是人人可以达到的境界,关键在于肯不肯为,“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对孟子自己而言,他孜孜不倦的传扬圣人之道、圣人之言,并努力践行,也是向圣人这一崇高理想靠近的过程。
  以圣人为榜样,向圣人学习,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发扬性善而使之归于赤子之心,这正是孟子的追求,也是孟子一生践行的理念。圣人对孟子的重大意义,也正体现在这一点。
  三、对孟子个性的影响
  1、不召之臣
  孟子曾评价伯夷、伊尹、柳下惠分别是圣人中的清、仁、和,而这三种品格,也体现在孟子身上,孟子自许为“不召之臣”,就正体现了“清”特点。所谓“不召之臣”,就是君王不得以之為臣,而只能以之为师的贤人,据《孟子》中几次关于不见诸侯之义的讨论,孟子正自比于此类人。在孟子看来,诸侯虽有王者之尊,但自己有仁义之道,王权不足以威压之;又举出汤学于伊尹而王、桓公学于管仲而霸的例子,说明贤明的君主理当向有德之人学习,不能以之为臣,更不敢以君主之尊宣召,“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则在孟子看来,圣人之道、仁义之说是远比王爵、富贵还要高贵的东西,自己继承圣人之志,因而也就具有了“不得而召”的特质。“不召之臣”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孟子本人清高孤傲而又张扬自负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出于孟子对所学圣人之道的自信:正是因为圣人的德行、功业如此之高,故而孟子以圣人之徒的身份,从圣人那里获取了可以傲视王公、拯救万民的自信。有此,孟子本人的先天气质和后天自信融为一体,成就了孟子卓然不群、清介自守的个性。   2、救民于水火的自觉担负
  从上古到战国,传说中的圣王圣人事迹流传各异,例如《竹书纪年》记载,伊尹廢太甲而被太甲所杀[5]。由于后代儒家学者对法统的极力维护,这些异说被斥为诬说,但也由此可见,至少在汉代以前,先王先圣的事迹,并非完全一致。而孟子则选择了合乎儒家道义的说法,孟子在论及伊尹时说:
  “(伊尹)‘……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这无疑体现了孟子自己对“圣人”概念的理解,失于仁义之道、礼仪之序的行为是不可能被称作“圣”的。在孟子看来,伊尹是一个慨然以天下自任、欲使天下万民都被泽于尧舜之道的“圣人”。而反观孟子,他一生之所以在各国奔走,也是有着对救民于水火的自觉担负,希望以尧舜之道解救万民倒悬。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同样可以形容孟子,是他作为圣人之徒,对圣人之志的继承。这样的情怀和抱负,构成了孟子一生行迹的主要内容,圣人对孟子本人的影响,也在于此。
  3、穷达自如
  《孟子》中的所尊举的“圣人”,多遭穷困,例如舜发于畎亩,柳下惠遭贬谪,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孔子不得志如丧家犬,等等。甚至孟子本人,也是如此。在孟子看来,圣贤之所以会遭穷困,是因为上天为了磨炼他们的意志,增加他们的能力,是因为他们肩负大任:
  对于孟子而言,圣人之道的意义并不因一时甚至一世的不得已而有所磨灭,终究会光大于天下。而个人的得志与否,也有时运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即使是君子、圣人,也难免会有穷困之时,当得志时,就要致力于仁,使天下都归于仁,而不得志时,也要保有自己的仁义之心,不使之失堕,“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以个人境遇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行所当行,俟命而已。这就是圣人的穷达自如,也是孟子的穷达自如。
  纵观孟子,他总是在不断被拒绝中又不断前行,不断为圣人之道和先王之政而努力。即使是最后失望退居,孟子仍然留下《孟子》七篇,以留待后世。圣人和圣人之道,早已成为孟子一生意义所在。
  结语:
  孟子在论及圣人言行对世人的意义时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6]在孟子看来,圣人的言行足以有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力量,鄙薄顽懦的人,听闻圣人的言行也会受到感召,从而立志向圣人学习。而对以圣人为同道的孟子来说,圣人所起到的感发力量更是不言而喻。圣人身上所具备的精神,必然深刻影响着孟子。
  注释:
  [1]吴震《中国思想史上的“圣人”概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4期.
  [2]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尽心章句下》,见《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本文所引孟子原文,皆出自此版本.
  [3]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孔子则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颠倒过来,想根据“理想的教育”来建立“理想的政治”.
  [4]见《滕文公章句下》.
  [5]见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一《束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6]见《尽心章句下》.
  参考文献:
  [1](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见.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汉)司马迁撰,(刘宋)裴驱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5]朱熹.四书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6]董洪利.孟子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7]周淑萍.两宋孟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8]郭齐勇.中国儒学精神[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9]杨泽波.孟子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徐复观.中国经学的基础[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年.
  [12]吴震.中国思想史上的“圣人”概念[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04期..
  [13]顾士敏.何为“内圣外王”[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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