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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婚姻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探讨了拉卜楞地区传统婚姻的观念和实施的形成，也较为详细的分析了其文化变迁，传统婚姻文化在不同时代和社会中，体现了不一样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传统婚姻;文化变迁;形式
一、关于拉卜楞地区藏族传统婚姻的形式及其成因
藏族历史中，关于婚姻形成的传说和神话不计其数，这些便成了传统婚姻文化的一部分。且由拉卜楞地区来说，以一夫一妻制的专偶婚为主的，同时还存在情侣制、多偶婚、偶局婚等原始群婚的残余。只因为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言：这种使“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群婚制是一种通例”。[1]藏族婚姻文化的研究中，婚姻形式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婚姻形式，是指人们通过结婚成立家庭而采取的各种方式方法。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是世界通用的婚姻形式，也是世界上最为普及的婚姻形式，但在我国藏族聚居地制、一妻多夫制，就总体而言还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而一夫多妻制主要有姐妹共夫、血缘外共夫和母女共夫等形式;一妻多夫制绝大多数都是兄弟共妻形式，只有极少数是朋友共妻，而父子、叔侄等共妻形式仅是特例，在实际生活中则是以兄弟共妻最为普遍。[2]
根据《藏族传统婚姻文化研究》所提及，“把这种现象（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现象）看作是原始群婚的残余，是有失偏颇的。”[3]藏族这种婚姻形式是伴随着藏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产生的，它的出现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藏族道德价值观在婚姻文化中的反映，且在藏族中认为这种婚姻形式是能被全社会普遍认同和理解的。西藏在总体上一夫一妻制始终是占主体地位的婚姻形式。与此同时，一妻多夫制的几种方式，如：兄弟共妻、朋友共妻、父子共妻。在这几种共妻形式中，以兄弟共妻为普遍现象。这种婚姻形式的成因也有方方面面的因素，而主要因素一方面，受独特的自然环境、阶级压迫和传统观念等因素共同影响。另一方面，在一夫多妻制的形式上，主要有姊妹共夫、血緣外共夫、母女共夫。其中在社会中姊妹共夫的社会反映是良好的，对血缘外共夫和母女共夫则是颇有微词。李禛在《藏族婚姻继承习惯法研究》中也提出：“藏族地区的婚姻形式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4]在谈到其形成原因上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并且这种经济因素主要着眼于劳动力角度考虑的。但笔者认为主要因素只考虑经济因素稍有牵强之嫌，所以若需要比较全面或完整，仍有商榷之处。
二、拉卜楞地区藏族传统婚姻的变迁和成因的分析
藏族传统婚姻规则作为一种习惯性契约，划定了男女配偶栖身、经济担负、财富合并、子女归属及双方亲属间的合作。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的演进，传统习俗的变迁是客观现实的存在，拉卜楞地区藏族传统婚姻也不例外。
（一）生产及生活方式变迁促使婚姻家庭观变革
安多西部地区的藏族很早就依据高原自然赋予的生存条件，从事游牧为主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东部农业区的藏族，长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大部分从事农耕经济，民族传统与习惯悄然发生着变化。如青海东部半农半牧地区特别是农业区的藏族（绒哇），农耕经济逐步融入市场经济之中，生活环境不断城镇化，传统习惯在现代理念下逐步变迁。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婚姻形式与观念自然无法存续。据笔者调查发现，在湟中县上新庄“静房”村藏族中，85%受到汉族家有男丁、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等传统观念的影响，除保留了人赘时藏族的一些仪式外，藏族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和意识已基本淡化。许多年轻人不再刻意注重等级和部落婚等因素，一些藏族独特的婚俗也渐渐消失，历史遗留的婚姻制度随之发生变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背景下的婚姻形式和理念。
（二）社会圈的扩大使通婚范围不断拓展
通婚圈是因婚姻关系缔结而形成的一定社会圈子，既是地理范围的概念，也是人员流动的产物。学者认为，“通婚圈是影响通婚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各区域之间进行交流的网络。”[5]对于安多藏族来说，传统婚姻范畴中的通婚圈主要表现为：阶级内婚、等级内婚、民族内婚、部落内婚等。从中可看出，择偶范围既表现为族群意识、层级观念，也表现为空间地理要求。部落与民族内婚即以同一民族为优先择偶对象，只有在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其他民族。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藏族农业区许多男女向外流动，生活交际圈的扩大，其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族际通婚、远距离通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族际通婚的扩大必然带来原有亲属关系的重组，民族与部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变得十分明晰，依亲属网络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由此也出现裂变。因此，当一个既定的通婚圈被打破时，也是其所关联的家庭、社会群体与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的断裂，如此所带来的将是一个连锁反应，从而动摇着一定社会结构的基础。
（三）时间和场域的变化导致婚姻习俗的变异
自古以来，安多地区大部分藏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藏族的传统婚姻习俗与其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例如：历史上之所以“戴天头”习俗流行，是因为牧区地广人稀，人际交往受时空限制，为了让姑娘在成人后能够尽早接触社会、求得伴侣而进行戴头典礼。但这一习俗在安多农业区藏族中已经改变为在成婚这一天进行，而且由成人典礼的意义变
异为婚姻典礼的一部分。有些婚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定的保留，如拉卜楞地区部落中男方家要三次迎亲的习俗，是因为部落与部落之间距离太远，沿途少有人烟，为了让送亲的人马在途中得以歇息，男方家会在途中派人设点、烧茶款待，同时双方的年轻人也乘赶路之际，扬鞭催马，你追我赶，玩一场赛马的游戏，这个习俗在青海“乙什扎”部落仍有保留。但大多数农业区藏族随着城镇化生活环境和现代交通的便捷，许多习俗日趋简化。此外，有些部落的传统婚宴在扫除清洁并铺上白毡的羊圈里进行，以示对客人们的尊敬，因为“羊圈里开设盛宴自古有，人畜两旺的事理自古留”。而现在安多藏族的婚宴多已改在房子和院子甚至在酒店里进行。总之，一些特殊的习俗被刻意地保留和沿袭，但人际交往的方式变化和时空距离的缩短，致使许多婚姻习俗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李欢.近十年藏族传统婚姻文化研究综述[J].红河学院学报2019，17（3）：75—71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切吉卓玛.藏族传统婚姻文化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2014：2.
[4]李禛.藏族婚姻继承习惯法研究[M].甘肃政法学院，2013.9.
[5]严由健，吴信学.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通婚圈变迁刍议[J].中国农业教育，2007，（3）
作者简介
完代才让（1997-），男，藏族，甘肃，硕士研究生，单位：西藏大学，研究方向：西藏文化史。
关键词：传统婚姻;文化变迁;形式
一、关于拉卜楞地区藏族传统婚姻的形式及其成因
藏族历史中，关于婚姻形成的传说和神话不计其数，这些便成了传统婚姻文化的一部分。且由拉卜楞地区来说，以一夫一妻制的专偶婚为主的，同时还存在情侣制、多偶婚、偶局婚等原始群婚的残余。只因为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言：这种使“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群婚制是一种通例”。[1]藏族婚姻文化的研究中，婚姻形式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所谓婚姻形式，是指人们通过结婚成立家庭而采取的各种方式方法。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是世界通用的婚姻形式，也是世界上最为普及的婚姻形式，但在我国藏族聚居地制、一妻多夫制，就总体而言还是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而一夫多妻制主要有姐妹共夫、血缘外共夫和母女共夫等形式;一妻多夫制绝大多数都是兄弟共妻形式，只有极少数是朋友共妻，而父子、叔侄等共妻形式仅是特例，在实际生活中则是以兄弟共妻最为普遍。[2]
根据《藏族传统婚姻文化研究》所提及，“把这种现象（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现象）看作是原始群婚的残余，是有失偏颇的。”[3]藏族这种婚姻形式是伴随着藏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产生的，它的出现是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藏族道德价值观在婚姻文化中的反映，且在藏族中认为这种婚姻形式是能被全社会普遍认同和理解的。西藏在总体上一夫一妻制始终是占主体地位的婚姻形式。与此同时，一妻多夫制的几种方式，如：兄弟共妻、朋友共妻、父子共妻。在这几种共妻形式中，以兄弟共妻为普遍现象。这种婚姻形式的成因也有方方面面的因素，而主要因素一方面，受独特的自然环境、阶级压迫和传统观念等因素共同影响。另一方面，在一夫多妻制的形式上，主要有姊妹共夫、血緣外共夫、母女共夫。其中在社会中姊妹共夫的社会反映是良好的，对血缘外共夫和母女共夫则是颇有微词。李禛在《藏族婚姻继承习惯法研究》中也提出：“藏族地区的婚姻形式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4]在谈到其形成原因上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并且这种经济因素主要着眼于劳动力角度考虑的。但笔者认为主要因素只考虑经济因素稍有牵强之嫌，所以若需要比较全面或完整，仍有商榷之处。
二、拉卜楞地区藏族传统婚姻的变迁和成因的分析
藏族传统婚姻规则作为一种习惯性契约，划定了男女配偶栖身、经济担负、财富合并、子女归属及双方亲属间的合作。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的演进，传统习俗的变迁是客观现实的存在，拉卜楞地区藏族传统婚姻也不例外。
（一）生产及生活方式变迁促使婚姻家庭观变革
安多西部地区的藏族很早就依据高原自然赋予的生存条件，从事游牧为主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东部农业区的藏族，长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大部分从事农耕经济，民族传统与习惯悄然发生着变化。如青海东部半农半牧地区特别是农业区的藏族（绒哇），农耕经济逐步融入市场经济之中，生活环境不断城镇化，传统习惯在现代理念下逐步变迁。在这一背景下，传统婚姻形式与观念自然无法存续。据笔者调查发现，在湟中县上新庄“静房”村藏族中，85%受到汉族家有男丁、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等传统观念的影响，除保留了人赘时藏族的一些仪式外，藏族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和意识已基本淡化。许多年轻人不再刻意注重等级和部落婚等因素，一些藏族独特的婚俗也渐渐消失，历史遗留的婚姻制度随之发生变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背景下的婚姻形式和理念。
（二）社会圈的扩大使通婚范围不断拓展
通婚圈是因婚姻关系缔结而形成的一定社会圈子，既是地理范围的概念，也是人员流动的产物。学者认为，“通婚圈是影响通婚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各区域之间进行交流的网络。”[5]对于安多藏族来说，传统婚姻范畴中的通婚圈主要表现为：阶级内婚、等级内婚、民族内婚、部落内婚等。从中可看出，择偶范围既表现为族群意识、层级观念，也表现为空间地理要求。部落与民族内婚即以同一民族为优先择偶对象，只有在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其他民族。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藏族农业区许多男女向外流动，生活交际圈的扩大，其传统通婚圈被打破，族际通婚、远距离通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族际通婚的扩大必然带来原有亲属关系的重组，民族与部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变得十分明晰，依亲属网络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由此也出现裂变。因此，当一个既定的通婚圈被打破时，也是其所关联的家庭、社会群体与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的断裂，如此所带来的将是一个连锁反应，从而动摇着一定社会结构的基础。
（三）时间和场域的变化导致婚姻习俗的变异
自古以来，安多地区大部分藏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藏族的传统婚姻习俗与其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例如：历史上之所以“戴天头”习俗流行，是因为牧区地广人稀，人际交往受时空限制，为了让姑娘在成人后能够尽早接触社会、求得伴侣而进行戴头典礼。但这一习俗在安多农业区藏族中已经改变为在成婚这一天进行，而且由成人典礼的意义变
异为婚姻典礼的一部分。有些婚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定的保留，如拉卜楞地区部落中男方家要三次迎亲的习俗，是因为部落与部落之间距离太远，沿途少有人烟，为了让送亲的人马在途中得以歇息，男方家会在途中派人设点、烧茶款待，同时双方的年轻人也乘赶路之际，扬鞭催马，你追我赶，玩一场赛马的游戏，这个习俗在青海“乙什扎”部落仍有保留。但大多数农业区藏族随着城镇化生活环境和现代交通的便捷，许多习俗日趋简化。此外，有些部落的传统婚宴在扫除清洁并铺上白毡的羊圈里进行，以示对客人们的尊敬，因为“羊圈里开设盛宴自古有，人畜两旺的事理自古留”。而现在安多藏族的婚宴多已改在房子和院子甚至在酒店里进行。总之，一些特殊的习俗被刻意地保留和沿袭，但人际交往的方式变化和时空距离的缩短，致使许多婚姻习俗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李欢.近十年藏族传统婚姻文化研究综述[J].红河学院学报2019，17（3）：75—71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切吉卓玛.藏族传统婚姻文化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2014：2.
[4]李禛.藏族婚姻继承习惯法研究[M].甘肃政法学院，2013.9.
[5]严由健，吴信学.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通婚圈变迁刍议[J].中国农业教育，2007，（3）
作者简介
完代才让（1997-），男，藏族，甘肃，硕士研究生，单位：西藏大学，研究方向：西藏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