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后在长沙重新开学。在西南一隅，联大汇集了当时中国最有成就的学者，培养了人文和科技领域的大批精英，其中有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有“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在艰苦的战时条件下，一所大学能够创造如此辉煌，它有怎样的办学理念、治学精神？记者日前寻访了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老学人，倾听他们细说从前。
　　
　　“联大的治学精神让我终生受益”
　　
　　申泮文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幼年家境贫寒，酷爱读书。1935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开大学校园毁于日军的野蛮轰炸。
　　身受国破、校毁之痛的申泮文，投笔从戎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奉命开赴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战役……从前线撤退到长沙，申泮文得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消息，于是进入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后长沙临大南迁，他得到学校黄钰生秘书长的帮助，参加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旅行团”，步行到昆明，重新开始了求学生涯。
　　回忆那段艰苦岁月，申泮文很感慨，他说：“在我最窘迫的时候，是学校资助了我，使我绝处逢生；我最无助的时候，是联大乐观向上的精神和氛围鼓舞带动了我，使我振作起来，渡过难关。”
　　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异常艰苦，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学校给学生的补贴难以维持生计。申泮文一边潜心读书，一边勤工俭学。读到大学最后一年，打工收入也不够日常开销了，申泮文只好求助于学校，学校特别批准了一笔助学金，才使他继续学业。
　　“联大的教学环境培育了我，联大的治学精神让我终生受益。70年过去了，联大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式仍对现代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申泮文说。
　　2007年初，92岁的申泮文开通了自己的博客。记者浏览了申老发表的十几篇日志，发现这位化学家在自己的博客中不谈专业，而是谈教育。“我最关心的是教育，中国的教育不改可不行！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增强危机意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提供意见。”申泮文说。
　　他提出，汲取西南联大办学的成功经验，让其成为“今日教育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那块石头”。
　　申泮文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应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校长负责制，民主办学；二是名师的教育风范；三是优秀的学生群体。
　　西南联大全力依靠学识品德高尚的教育专家群体办教育。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没有大楼，有的是茅草顶土坯屋，但有了名师团结奋斗，仍然创造了奇迹。
　　在西南联大，行政管理机构简约，工作效率高超，职能部门的领导人是知名教授，其中包括常设的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等。各长由教授会推荐，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报校长批准。各院系教学及管理业务，均由教授会评议。各位职能部门首长，还各有自己的教学任务，有的有带研究生的任务，他们兼职不兼薪，没有行政部门工作岗位津贴，全心全意为教育事业做奉献。
　　申泮文回忆，做了8年化学系主任的杨石先教授兼任了6年联大教务长重任，他每星期4次步行十几里路到联大工学院给学生上“普通化学课”。在化学系还给高年级学生开“药物化学”和“天然产物和植物碱”等专业课。
　　在西南联大领导班子中，教育学家黄钰生先生代表张伯苓校长参加联大校管理层。西南联大南迁时“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长途教育行军大课堂，就是在他带领下完成的。到昆明后，他不辞辛劳，奔波督促建设了联大新校舍。
　　申泮文认为，“教授治校”的真谛，就是“真诚的教育家群体办教育，民主办学，有教无类，不拘一格，奋力培养杰出人才”的代意词。
　　西南联大汇聚了当时著名的教授，如教育系教授黄钰生、化学系教授杨石先、数学系教授陈省身、历史系教授雷海宗、郑天挺等。大师云集，为西南联大培育英才提供了条件。
　　雷海宗是原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联大期间，他主讲大一必修课“中国通史”。他博古通今、精通多门外语，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申泮文回忆中，雷先生讲课很有条理，语言生动，声音洪亮，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史知识细节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
　　雷海宗讲中国通史，是西南联大通才教育的一个缩影，通才教育贯穿了联大办学始终。西南联大纪念馆里的选课表显示，文理科学生都要选择文学、历史、科学素养等科目，因此联大的毕业生往往学贯中西，文理兼通。
　　另一方面，优秀的学生群体，是办出高水平大学重要条件之一。在当时爱国主义大潮中，学子们千里迢迢奔赴大西南，为祖国复兴和抗战胜利而勤奋学习。
　　申泮文至今强调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说，“我经历过抗日战争，深刻感受到爱国主义氛围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说，“如果在科学家和教育家这两个身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我的一生与祖国共命运，爱国主义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是我们教师的责任。”
　　西南联大的高成材率，还源于一套严格的培养制度。西南联大对学生的淘汰率高。申泮文所在的化学系，1938年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实有43人，其中只有9人通读四年到1942年毕业，但就在这9人中，出了2位院士。其他34人留级、退学、转系等。这个班毕业时，仍有29名毕业生，另外20名由退班生、转学插班生、借读生补足，但是经过层层筛选出来的。
　　
　　漫漶文字背后的精神境界和民族大义
　　
　　当年与闻一多等人一道，从长沙出发，横穿湘黔滇的吴征镒，是当时教师辅导团11名成员中唯一健在的联大老学人。
　　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扬州一个书香门第，他十几岁时，就已阅读了清代吴其浚撰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植物图鉴》，并学会了采集和制作标本。
　　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吴征镒进行了大量的科考调查，写下了《滇南本草图谱》。1956年，竺可桢院士提倡组织的“自然区划”工作正式启动，吴征镒与陈昌笃合作初步完成了中国植被区划草案。
　　随后，吴征镒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量考察，将海陆板块运动学说和植物进化联系起来研究，对中国高等植物约3000属的分布区类型进行了划分，借以揭示分布区类型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吴征镒提出在中国植物区系和东南亚植物、特别是印度支那半岛植物区系之间，有一个较长的以及更为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北纬20度—40度之间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
　　1959年，吴征镒担任《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参加主编《中国植物志》。吴征镒还担任《西藏植物》、《云南植物志》、《云南植被》、《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云南森林》等10多部著作的主编以及主要章节的撰稿人。记者在吴老那里还看到了一本即将重印的书稿——西南联大时期出版的石印本《滇南本草图谱》。
　　“我们准备将电脑输入的文字版本和原文影印版本同时出版。”杨云珊说。杨云珊介绍说，66年前，吴征镒和4位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匡可任、简焯坡、蔡德惠、钟补勤）在昆明郊区一座土主庙里，费时３年，出版了一本自写、自画、自印的《滇南本草图谱》。
　　记者翻阅普通报纸开本大小，已经泛黄的石印本《滇南本草图谱》，其中的植物绘本一丝不苟，文字全为手写抄录，记录着各种植物的产地、特征、品性，时有拉丁文穿插其间。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其中的文字已经漫漶不清，但是，这种“漫漶”承载的内容没有因为当年的饥荒、动荡、战乱而变得模糊和敷衍，其中的每一字、每一画都记录着联大学人的精神境界和民族大义。
　　吴征镒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及：当年他和熊庆来之子熊秉信同行考察，仅围绕昆明郊区各村镇进行一个月调查，就认识到2000多种昆明植物。他和联大学人在整理《滇南本草图谱》的醉心考证中，几乎忘却了当时的战局。这些学人只有一个目的——科学救国。此外，图谱的编撰还有一个直接用途——为战时的中国提供医治兵民的草药，也就是在这本书中，他们为知名的“云南白药”中一味重要的草药命名。
　　据杨云珊介绍，至今吴老当年养成的勤勉作风没有改变，虽说已91岁高龄，但仍然每天坚持工作3个小时，主要做些对中国各类植物学经典进行整理。
　　“我们正在做《中华大典》生物卷的编写工作，吴老要求我们查阅1911年以前所有的方志，阅读其中对物产中有关植物的描述；吴老凭惊人的记忆力和毅力，对文学、史学、药学等图书中提到的各种植物进行正本清源，并做出拉丁文的对应说明。”吴老的助手吕春朝告诉记者。
　　在书桌的一张信纸上，记者看到吴老于近期写下的对于汉代乐府中提到的一种植物——“葵”的考证。
　　吴老在注解“葵”的时候，广泛引征其他经典如《尔雅·释草》《古诗源》以及西方的相应文献，在文字上对中国的植物进行“考古”。
　　“像吴老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有如此扎实的文学功底，现在已难以找到了。吴老在指导我们查阅文献的时候，经常对一些经典文句脱口而出，并向我们传授一些古文学习的技巧；对于西方学者的植物学类书籍和专著，吴老嘱咐我们只可参考，不可照搬。”吕春朝说。
　　在吴老的旧书斋，桌子上堆满了被吴老用朱笔批注的古文献，为《中华大典》生物卷的重要内容，他的科研助手负责将这些文字校勘录入，并同时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大量的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