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位于今天越南首都河内市中心的世界文化遗产—升龙皇城，自公元1010年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蕴迁都于此后，便成为越南历史上数个王朝的都城，曾经禁城森严，宫室林立。近代以来，殖民侵略与民族解放的激烈斗争又让升龙皇城增添了别样的沧桑。
如今的升龙皇城，地上古建筑巍然屹立，地下则埋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物。正因为此，升龙皇城在201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升龙皇城中心区的考古工作不断揭示着有关“龙城”变迁的诸多信息。
沿革
升龙皇城9世纪始建，当时中原的唐王朝在今越南北部设置州县，对这片中原人眼中“上潦下雾，毒气熏蒸”的瘴疠之地实施松散的统治，最高行政机构为安南都护府。824年，时任安南都护的李元喜（一作李元嘉）为屡叛屡服的土酋所困，被迫在苏沥河北岸筑一小城自守，低矮狭小的城堡自然无法与都护身份相称，有相者进言：“君力不足筑大城，五十年后当有姓高者于此定都建府。”后有大将高骈于唐咸通五年至咸通七年（864—866年）平定交州（今越南北部）叛乱，击退南诏入侵，收复安南都护府辖地。唐王朝遂于交州设静海军，以高骈为首任节度使。在节度使任上，高骈“相地形势，筑大罗城于泸江之西”。《资治通鉴》记载大罗城（《资治通鉴》中称之为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万间”。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记》称：“（高）骈据我府称王，筑罗城，周回一千九百八十二丈零五尺，城身高二丈六尺，脚阔二丈五尺，四面女墙高五丈五寸，望敌楼五十五所，瓮门六所，水渠三所，踏道三十四所。又筑堤子，周回二千一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五尺，脚阔二丈，及造屋四十余万间。”“四十余万间”的描述可能有所夸大，城墙的尺寸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也许有所增益，但高骈大罗城奠定了此后一千年升龙城市的基本格局毋庸置疑。这座城墙高耸、女墙敌楼瓮门具备的中原式城市成为当时越南北部的心脏。但高骈所未预料的是，自己的治所会在另一段历史中成为皇城，并延续至今。
10世纪初唐王朝崩溃后，越南北部由当地豪强统治。937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中击败南汉军队，称王建制，建都古螺（今河内东北东英县）。丁部领于968年平定越南北部，称“大胜明皇帝”，建大瞿越国，是越南历史上的丁朝（968—980年），并获得了宋朝“交趾郡王”的封号，学界一般将这一年视为越南建立自主国家的开端。
丁朝和其后黎桓所建前黎朝（980—1009年）的41年里，都定都于华闾城（今越南宁平省宁平市）。1010年，李公蕴起兵推翻前黎朝，篡夺皇位，建立李朝。有感于华闾地势低洼，地方狭小，而丁、黎二朝定都于此且国祚短促，李公蕴决意迁都，而都城位置最好的选择，无疑是“高王故都大罗城”。李公蕴《迁都诏》写道：
（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京师之上都。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
大罗城所处位置平坦高爽，城市规模宏大，设施完善，这正是意欲建设“万世京师”的李公蕴想要的。迁都过程中，李公蕴暂泊于大罗城下，忽然“黄龙见于御舟”，李公蕴大喜，遂改城名曰“升龙”。升龙由此作为越南都城之名至19世纪，沿袭近800年。
迁都升龙后，李公蕴随即在大罗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建设。他于城中心建乾元殿作为视朝之所，左设集贤殿，右设讲武殿；乾元殿后建龙安、龙瑞二殿为寝宫；修日光、月明、翠华等宫殿为宫女住所。此外在城市中修建府库、城隍，城墙开四门，东曰祥符门，西曰广福门，南曰大庆门，北曰耀德门，升龙的京城格局基本确立。
李公蕴择“正南北东西之位”的大罗城为都，体现了“王者受命，創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的理念；又以“建中立极”为指导思想建乾元殿，以前朝后寝安排宫室，宫殿城门名称与中原王朝并无太大区别，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升龙城的设计模仿了唐长安城。
越南陈朝（1226—1400）、黎初（1428—1527）、莫朝（1527—1592）、后黎（1593—1789）相继于升龙建都，形成了升龙城的内外三层结构：外城为罗城或京城，为平民居所和商业区；中城为“皇城”，是朝廷官员居住和办公之地；最小的内城称“禁城”，为皇家所居之所。
历代不断对升龙城进行增修改建，如黎初朝襄翼帝黎潆曾大修大栈殿及九重台，修筑千丈长的城墙，并在宫殿周边挖掘沟渠，渠内用石片和方砖铺砌。从黎初朝时期的地图可见，对升龙城的改建总体上延续了三重城墙的格局，皇城中心仍以敬天殿（李朝时的乾元殿）为中心。黎初朝时，皇城东侧有东宫，太庙、国子监、司天监、南郊殿等礼制建筑错落分布，并设奉天府统辖寿昌县与广德县，与同时期明王朝都城模式有一定相似之处。
除了儒家思想影响，升龙城的设计规划也与道教风水观念息息相关。李元喜初建城池时即有“相者”参与，高骈自己也“通天文地理”，以喜好神仙方术著称。据越南古籍《岭南摭怪》记载，高骈一日见有异人立于城东泸江水上，“（骈）尤惊异，欲压之，夜梦神人告曰：‘莫压我，我是龙肚之精，地灵之长。吾公筑城于兹，未得相见，故来见之，何压符术？’”这个故事虽然是后人附会，但其中提到的“龙肚”是升龙皇城中心敬天殿所在地—侬山，在越南风水观念中为国粹汇集之地。风水之于升龙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802年，随着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建立，升龙城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阮朝定都今越南中部的顺化，升龙城的等级降低，改称“北城”。失去了都城地位的升龙城被彻底改建，整体规模被大大缩小。外墙按沃邦式样重建，周长约4公里。原皇城与禁城仅保留端门、敬天殿、北门等建筑，作为阮朝皇帝巡幸北方时的行宫。1831年，阮朝将北城设为河内省省会，改名“河内城”，行宫成为河内城的中轴线。1897年，河内城成为法国军队在中南半岛的大本营，城内大部分建筑被殖民当局完全拆除，中轴线上除了旧宫的残垣，还新建了若干法式建筑物。1954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以来，河内作为新政权的首都，建设了大量军事设施，坐落于古城中轴线上的D67号房作为战争时期的军事中枢，见证了越南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进程。时至今日，河内古城中轴线遗址和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共同构成了升龙皇城中心区。 河内古城中轴线
河内古城中轴线遗址位于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以东，由旗台、端门、敬天殿、D67号房、后楼、北门构成从南至北一列联系紧密的建筑群，建筑年代从黎初朝直至近现代。
中轴线上宫殿城墙和大部分城门是阮朝于19世纪初建造的，墙内的许多建筑物是19世纪80年代法国殖民者占领河内后所建。1954年之后建设的几座重要建筑物也落成于河内古城中轴线上，并在之后的战争期间作为越南国防部的总部和越南人民军的指挥所。
虽然目前中轴线建筑遗存主要反映河内升龙皇城19世纪以后的历史，但中轴线的总体格局和一些建筑元素自黎朝以来一直存在，其权力中心的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升龙与河内的历史在这条中轴线上交融。
敬天殿
敬天殿始建于黎初朝顺天元年（1428），位于李朝时期的乾元殿（后改名为天安殿，陈朝时期仍沿用天安殿之名）遗址之上。黎初时期，敬天殿已经被视为安南建筑的杰作之一。敬天殿所在地侬山（或称龙肚）被视为越南的风水宝地，之后历代王朝的主殿都建于侬山之顶。今天我们看到的敬天殿地基上的建筑物是法国人于1886年建造。
昔日位于禁城中心的敬天殿如今唯余残垣，仅殿前、殿后双龙台阶依旧完整。殿前双龙台阶建于1467年，共9阶，每阶高20厘米，宽40厘米，长13.6厘米。台阶中间雕刻双龙，将通向宫殿的走道分成三条，皇帝走中间，群臣走两边。两条巨龙雕刻得很有特色，龙头位于最低阶，龙身一路蜿蜒化作栏杆，龙为5爪。殿后双龙台阶建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殿前的双龙台阶相比，规模略小，台阶只有一条走道，共7阶，双龙长约3.4米，口含珠。与殿前一样，也为五爪龙。
端门
端门是禁城的正门，据说李朝时期就在此修建了城门，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端门始建于15世纪黎初时期，并于19世纪的阮朝重建。端门作为敬天殿南门，在朝廷处理朝政及举行重大礼仪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端门由石头和砖砌筑而成，平面呈“U”形，长46.5米，宽26.5米，高6米，有5个拱券门洞。最中间拱券上方有一块长1.5米、宽0.7米的石匾，刻“端门”二字。五门洞最中间且最大的正门高4米，宽2.7米，为专供皇帝通行的门。正门两边的门高3.8米，宽2.5米，为官员和皇家贵族使用。左右两端还有附门。
端门和敬天殿中间是“龙墀”（李朝时期称“丹墀”），为朝廷举行重大政治、文化、宗教、外交仪式的场所，如仁王会、国民发誓会（1128）、广照灯会（1136）、禁军阅兵（1351）等。皇帝还于此处进行科举，选拔招募具有奇才贤德的名人雅士。
端门初建时顶上原有高大门楼，后残破不存。阮朝时期在端门顶部补建了一座用砖砌成的双层方亭，并用栏杆环绕，形成一个院落。1998年，越南政府对方亭进行了复原重建，下层屋檐四条屋脊上装饰四条头向内的游龙，上层屋檐四条屋脊如刀片般飞起，顶部有2个“虎符”（屋脊正中的虎头形装饰）。方亭有东、西、南、北四门，门上装饰着六角、十字形、菱形图案或带有“寿”字的图案。
端门两侧还有2个由砖砌成的拱形门，门楼有三层，屋檐像刀一样弯曲。
1999年，考古学者在端门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了黎朝时期城墙和砖铺地面遗迹，特别是发现了陈朝时期通往敬天殿、用砖铺成的“柠檬花”形道路。这一发现证明端门这一位置曾经有一座建筑物，时代当不晚于陈朝。
旗台
河内旗台建于1805年（一说建于1812年），与阮朝兴建河内沃邦式城墙属同一时期。河内古城内其他古建筑大多被1896年前后占据此地的法国殖民者摧毁，但旗台幸存下来被用作军事哨所。
旗台包括三层台和一个金字塔形塔，塔内设有螺旋形楼梯通往塔顶，塔高33.4米，连同旗杆高41米。第二层有四门，东门匾额写着“迎旭”，西门匾额写着“回光”，南门匾额写着“向明”，北门无匾额。塔上下开通36个花形和6个扇形窗用以照明。
后楼
后楼，也称静北楼、公主楼或后殿，建于1821年，是陪同皇帝巡幸北方的随行宫女的休息场所。19世纪末，后楼被破坏，现在所见的建筑是法国人重建的。现存后楼有3层，下层为箱形；二楼3间，中间一间略高，顶上各加盖一小屋；顶层为方亭，屋顶铺筒瓦、饰浮雕，屋脊饰龙头。
1998年的考古工作在后楼周边发现了9—20世纪的遗存，以李、陈、黎朝居多，包括距现在地面3.2米黎初时期用砖砌成的水池，具有李朝、陈朝特征的莲花柱础，以及黎初时期的薄胎白釉陶瓷。
北门
北门建于1805年，是河内城五大门之一，高高耸立于皇城区北侧。北门为拱形门，用砖砌筑而成，中间有一块用汉字书写的“正北门”石匾，石匾四边装饰着花纹图案。北门四壁倾斜15°，使该建筑正立面呈梯形，顶部为2层望楼。
1990年在对北门周边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者发现了黎朝时期一面用砖石砌成的墙壁遗迹，地基厚達1.2米。另外一座建筑遗迹的深度达1.66—2.2米。
除北门外，1805年，阮朝重建沃邦式城池时，从端门至行宫内殿修建了一堵围墙，墙上有门。今天古城内保留有8座这样的行宫门。法国殖民政府将这些大门与河内城的其他一些文物古迹于1925年列为历史遗址名单。
法国建筑物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殖民者在河内古城中心区建造了很多军事建筑，第一座是1886年在敬天殿部分地基上修建的法军炮兵指挥所。1897年，法国人在龙墀建造了很多大型房屋，包括一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二层楼，楼为砖砌，外抹混凝土，外立面的门廊设计及露台天台的顶盖等别具特色。1954年以来，这座建筑成为越南国防部作战局的驻地。
从河内古城可以观察到法国建筑在越南的发展历程：作战局大楼东侧有一座建于1930年的房屋，拱形的廊檐、陡峭的瓦顶以及宽檐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法式建筑的典型特征，与19世纪后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相比，这种建筑风格更适合越南北部的气候条件。
D67号房
D67号房因建于1967年得名，位于敬天殿以北，地下有一条通往原法军炮兵指挥所的隧道。D67号房是1954—1975年战争期间越南人民军的总部，其中有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的工作室和休息室，以及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的工作室。这里也是举行最高军事领导人会议以决定越南民族解放和统一战争战略进程的地方。
D67号房规模较小，建筑风格简单。从外观上看，它只是一栋非常普通的单层房屋，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座非常坚固的军事建筑。墙壁厚达0.6米，能够做到完全隔音；门也有2层，外层门装甲厚1厘米；屋顶上铺一层沙以减小弹药所造成的破坏；地下室建在地面建筑和原法军炮兵指挥所之间的庭院下方，深达9米，顶部经过加固以防炸弹袭击，并安装有装甲门，地下室上下共有3条隧道，一条通往法军炮兵指挥所，剩下两条通往D67号房。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发掘区位于河内古城中轴线以西，历史上它是李朝时期至黎中兴时期升龙禁城的组成部分。发掘区北至黄文树街，南至北山街，東至黄耀街，西至独立街（不包含新国会大楼），总面积为47720平方米。该区域考古工作从2002年12月开始，到2004年3月，发掘面积超过19000平方米。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遗迹所在地层和出土文物涵盖大罗城时期（7—9世纪）、升龙城时期（11—18世纪）和河内城时期（19—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的遗迹和文化层连续重叠。目前揭示出的建筑遗迹主要是各类宫殿、阁楼留下的木柱与瓦当。一处最有代表性的李朝、陈朝时期的宫殿遗迹，在450平方米的空间内有14排柱子，将房屋正面分为13间。李朝、陈朝工匠使用粘土（越南最常见的材料）与河砾、砖、瓦和瓷等对地基进行碾压夯实，以防止地基沉降。这种建造技术适用于在河内古城区域地质不均匀沉降的地基上建造大型宫殿。
通过分析李朝时期建筑遗迹平面，越南和日本的考古学家发现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升龙皇城内的每一座建筑物在建造之前就已经对其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规划和设计，发掘区域内各种类型的巨大建筑群分布规整。除了这些建筑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许多精心建造的排水系统遗迹，其中有专用于单个建筑物的小型排水沟，以及用于大面积排水的大型排水渠道。不同历史时期的水井系统分布于建筑遗迹之间，发掘出土大罗城时期水井2口，李朝水井2口，陈朝水井6口和黎朝水井6口。水井底部发现的各色陶罐有助于我们分析水井的使用年代和升龙皇城的日常生活。
除了上述建筑遗迹、遗物，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如陶器、建筑材料和金属物品。现场发现的陶瓷种类繁多，包括碗、盘、罐、瓮、盆、油灯等，最典型的是装饰凸印龙纹的薄胎白釉陶瓷（也叫透光白瓷，瓷胎像鸡蛋壳一样薄）和有着龙凤纹的蓝花陶瓷。薄胎白釉陶瓷透过光线可以看见器物内部暗刻的两条五爪龙。有的瓷碗中间带有“官”字。罐、瓮、壶、瓶等器物装饰水浪纹和绳纹等传统纹饰。这些陶瓷器不仅有越南生产的，也有从中国、日本和西亚进口的。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还出土了金属文物和武器，其中有一尊黎朝时期的加农炮，重100千克以上，长1.2米，上面雕刻汉喃字（越南古代仿造汉字创造的一种方块文字）“四大铳一号”。其他金属文物多为铜钱、劳动工具、日用品等。
动物骨头及海洋软体动物的壳，如生蚝、蛤蜊、贻贝等与陶器共存，反映了升龙皇城居民的日常饮食结构。遗址内出土有汉字铭文的陶器，其中有“长乐宫”“长乐库”字样，清楚表明这是长乐宫中的物品。据文献史料记载，长乐宫是禁城中规模巨大且非常重要的宫殿，是阮氏恒皇太后（黎圣宗之妻、黎宪宗之母）的居所。
另外，黄耀街18号遗址区里还发现了种类丰富的建筑构件，如带有龙头和凤头的神兽雕像，雕刻凤龙状、莲花状、菊花状纹饰的筒瓦、瓦当、衬瓦等。瓦当和用以装饰屋檐的陶像饰有龙凤、鸳鸯、花叶等纹样，美丽而精巧，显示了昔日升龙皇城的壮丽面貌。
发掘区还出土了许多建筑遗物，如柱础、墙砖、路砖、铺地砖或卵石地基，以及各式浮雕、圆形雕像等，其中带有龙凤、鸳鸯、花叶等纹样的筒瓦、瓦当等可能专用于建造皇宫。建筑材料富有各个时代的特色，“江西军”砖为大罗城时期制造。“大越国军城”砖为丁、黎朝的产品。李朝的砖上带有“李家弟三帝龙瑞太平四年（1057）造”铭文，另有“李家弟三帝章圣家庆……年（1059—1065）造”铭文砖。陈朝生产的“永宁场”字砖，带有莲花纹、菊花纹和牡丹花纹。黎初朝的砖上有军队称号，如“壮锋军”“武骑军”“雄虎军”，有的瓷砖带有宫殿“金光殿”铭文。此外，还有绿色釉面砖、黄色釉面砖和带有压花龙纹的瓦当等。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升龙禁城的资料，陶、瓷、砖、金属等各类建筑和日常生活的遗迹遗物大多带有越南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特征或代表皇宫的标志，证实了该地区曾经是重要政治权力中心。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可视为越南的历史文化象征之一，作为皇家贵族的居住之地具有连续且巨大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力。
河内升龙皇城中心区汇聚了越南的文化精萃，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龙脉”所在，同时也是越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场所，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元素融合，造就了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城市。阮朝诗人阮攸有诗云：“古时明月照新城，犹是升龙旧帝京”，河内升龙皇城在奔流不息的红河岸边负载历史的沧桑，见证时代的变迁。
（作者均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硕士研究生）
如今的升龙皇城，地上古建筑巍然屹立，地下则埋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见证物。正因为此，升龙皇城在201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升龙皇城中心区的考古工作不断揭示着有关“龙城”变迁的诸多信息。
沿革
升龙皇城9世纪始建，当时中原的唐王朝在今越南北部设置州县，对这片中原人眼中“上潦下雾，毒气熏蒸”的瘴疠之地实施松散的统治，最高行政机构为安南都护府。824年，时任安南都护的李元喜（一作李元嘉）为屡叛屡服的土酋所困，被迫在苏沥河北岸筑一小城自守，低矮狭小的城堡自然无法与都护身份相称，有相者进言：“君力不足筑大城，五十年后当有姓高者于此定都建府。”后有大将高骈于唐咸通五年至咸通七年（864—866年）平定交州（今越南北部）叛乱，击退南诏入侵，收复安南都护府辖地。唐王朝遂于交州设静海军，以高骈为首任节度使。在节度使任上，高骈“相地形势，筑大罗城于泸江之西”。《资治通鉴》记载大罗城（《资治通鉴》中称之为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万间”。越南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记》称：“（高）骈据我府称王，筑罗城，周回一千九百八十二丈零五尺，城身高二丈六尺，脚阔二丈五尺，四面女墙高五丈五寸，望敌楼五十五所，瓮门六所，水渠三所，踏道三十四所。又筑堤子，周回二千一百二十五丈八尺，高一丈五尺，脚阔二丈，及造屋四十余万间。”“四十余万间”的描述可能有所夸大，城墙的尺寸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也许有所增益，但高骈大罗城奠定了此后一千年升龙城市的基本格局毋庸置疑。这座城墙高耸、女墙敌楼瓮门具备的中原式城市成为当时越南北部的心脏。但高骈所未预料的是，自己的治所会在另一段历史中成为皇城，并延续至今。
10世纪初唐王朝崩溃后，越南北部由当地豪强统治。937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中击败南汉军队，称王建制，建都古螺（今河内东北东英县）。丁部领于968年平定越南北部，称“大胜明皇帝”，建大瞿越国，是越南历史上的丁朝（968—980年），并获得了宋朝“交趾郡王”的封号，学界一般将这一年视为越南建立自主国家的开端。
丁朝和其后黎桓所建前黎朝（980—1009年）的41年里，都定都于华闾城（今越南宁平省宁平市）。1010年，李公蕴起兵推翻前黎朝，篡夺皇位，建立李朝。有感于华闾地势低洼，地方狭小，而丁、黎二朝定都于此且国祚短促，李公蕴决意迁都，而都城位置最好的选择，无疑是“高王故都大罗城”。李公蕴《迁都诏》写道：
（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京师之上都。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
大罗城所处位置平坦高爽，城市规模宏大，设施完善，这正是意欲建设“万世京师”的李公蕴想要的。迁都过程中，李公蕴暂泊于大罗城下，忽然“黄龙见于御舟”，李公蕴大喜，遂改城名曰“升龙”。升龙由此作为越南都城之名至19世纪，沿袭近800年。
迁都升龙后，李公蕴随即在大罗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建设。他于城中心建乾元殿作为视朝之所，左设集贤殿，右设讲武殿；乾元殿后建龙安、龙瑞二殿为寝宫；修日光、月明、翠华等宫殿为宫女住所。此外在城市中修建府库、城隍，城墙开四门，东曰祥符门，西曰广福门，南曰大庆门，北曰耀德门，升龙的京城格局基本确立。
李公蕴择“正南北东西之位”的大罗城为都，体现了“王者受命，創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的理念；又以“建中立极”为指导思想建乾元殿，以前朝后寝安排宫室，宫殿城门名称与中原王朝并无太大区别，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升龙城的设计模仿了唐长安城。
越南陈朝（1226—1400）、黎初（1428—1527）、莫朝（1527—1592）、后黎（1593—1789）相继于升龙建都，形成了升龙城的内外三层结构：外城为罗城或京城，为平民居所和商业区；中城为“皇城”，是朝廷官员居住和办公之地；最小的内城称“禁城”，为皇家所居之所。
历代不断对升龙城进行增修改建，如黎初朝襄翼帝黎潆曾大修大栈殿及九重台，修筑千丈长的城墙，并在宫殿周边挖掘沟渠，渠内用石片和方砖铺砌。从黎初朝时期的地图可见，对升龙城的改建总体上延续了三重城墙的格局，皇城中心仍以敬天殿（李朝时的乾元殿）为中心。黎初朝时，皇城东侧有东宫，太庙、国子监、司天监、南郊殿等礼制建筑错落分布，并设奉天府统辖寿昌县与广德县，与同时期明王朝都城模式有一定相似之处。
除了儒家思想影响，升龙城的设计规划也与道教风水观念息息相关。李元喜初建城池时即有“相者”参与，高骈自己也“通天文地理”，以喜好神仙方术著称。据越南古籍《岭南摭怪》记载，高骈一日见有异人立于城东泸江水上，“（骈）尤惊异，欲压之，夜梦神人告曰：‘莫压我，我是龙肚之精，地灵之长。吾公筑城于兹，未得相见，故来见之，何压符术？’”这个故事虽然是后人附会，但其中提到的“龙肚”是升龙皇城中心敬天殿所在地—侬山，在越南风水观念中为国粹汇集之地。风水之于升龙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802年，随着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建立，升龙城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阮朝定都今越南中部的顺化，升龙城的等级降低，改称“北城”。失去了都城地位的升龙城被彻底改建，整体规模被大大缩小。外墙按沃邦式样重建，周长约4公里。原皇城与禁城仅保留端门、敬天殿、北门等建筑，作为阮朝皇帝巡幸北方时的行宫。1831年，阮朝将北城设为河内省省会，改名“河内城”，行宫成为河内城的中轴线。1897年，河内城成为法国军队在中南半岛的大本营，城内大部分建筑被殖民当局完全拆除，中轴线上除了旧宫的残垣，还新建了若干法式建筑物。1954年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以来，河内作为新政权的首都，建设了大量军事设施，坐落于古城中轴线上的D67号房作为战争时期的军事中枢，见证了越南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进程。时至今日，河内古城中轴线遗址和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共同构成了升龙皇城中心区。 河内古城中轴线
河内古城中轴线遗址位于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以东，由旗台、端门、敬天殿、D67号房、后楼、北门构成从南至北一列联系紧密的建筑群，建筑年代从黎初朝直至近现代。
中轴线上宫殿城墙和大部分城门是阮朝于19世纪初建造的，墙内的许多建筑物是19世纪80年代法国殖民者占领河内后所建。1954年之后建设的几座重要建筑物也落成于河内古城中轴线上，并在之后的战争期间作为越南国防部的总部和越南人民军的指挥所。
虽然目前中轴线建筑遗存主要反映河内升龙皇城19世纪以后的历史，但中轴线的总体格局和一些建筑元素自黎朝以来一直存在，其权力中心的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升龙与河内的历史在这条中轴线上交融。
敬天殿
敬天殿始建于黎初朝顺天元年（1428），位于李朝时期的乾元殿（后改名为天安殿，陈朝时期仍沿用天安殿之名）遗址之上。黎初时期，敬天殿已经被视为安南建筑的杰作之一。敬天殿所在地侬山（或称龙肚）被视为越南的风水宝地，之后历代王朝的主殿都建于侬山之顶。今天我们看到的敬天殿地基上的建筑物是法国人于1886年建造。
昔日位于禁城中心的敬天殿如今唯余残垣，仅殿前、殿后双龙台阶依旧完整。殿前双龙台阶建于1467年，共9阶，每阶高20厘米，宽40厘米，长13.6厘米。台阶中间雕刻双龙，将通向宫殿的走道分成三条，皇帝走中间，群臣走两边。两条巨龙雕刻得很有特色，龙头位于最低阶，龙身一路蜿蜒化作栏杆，龙为5爪。殿后双龙台阶建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殿前的双龙台阶相比，规模略小，台阶只有一条走道，共7阶，双龙长约3.4米，口含珠。与殿前一样，也为五爪龙。
端门
端门是禁城的正门，据说李朝时期就在此修建了城门，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端门始建于15世纪黎初时期，并于19世纪的阮朝重建。端门作为敬天殿南门，在朝廷处理朝政及举行重大礼仪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端门由石头和砖砌筑而成，平面呈“U”形，长46.5米，宽26.5米，高6米，有5个拱券门洞。最中间拱券上方有一块长1.5米、宽0.7米的石匾，刻“端门”二字。五门洞最中间且最大的正门高4米，宽2.7米，为专供皇帝通行的门。正门两边的门高3.8米，宽2.5米，为官员和皇家贵族使用。左右两端还有附门。
端门和敬天殿中间是“龙墀”（李朝时期称“丹墀”），为朝廷举行重大政治、文化、宗教、外交仪式的场所，如仁王会、国民发誓会（1128）、广照灯会（1136）、禁军阅兵（1351）等。皇帝还于此处进行科举，选拔招募具有奇才贤德的名人雅士。
端门初建时顶上原有高大门楼，后残破不存。阮朝时期在端门顶部补建了一座用砖砌成的双层方亭，并用栏杆环绕，形成一个院落。1998年，越南政府对方亭进行了复原重建，下层屋檐四条屋脊上装饰四条头向内的游龙，上层屋檐四条屋脊如刀片般飞起，顶部有2个“虎符”（屋脊正中的虎头形装饰）。方亭有东、西、南、北四门，门上装饰着六角、十字形、菱形图案或带有“寿”字的图案。
端门两侧还有2个由砖砌成的拱形门，门楼有三层，屋檐像刀一样弯曲。
1999年，考古学者在端门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了黎朝时期城墙和砖铺地面遗迹，特别是发现了陈朝时期通往敬天殿、用砖铺成的“柠檬花”形道路。这一发现证明端门这一位置曾经有一座建筑物，时代当不晚于陈朝。
旗台
河内旗台建于1805年（一说建于1812年），与阮朝兴建河内沃邦式城墙属同一时期。河内古城内其他古建筑大多被1896年前后占据此地的法国殖民者摧毁，但旗台幸存下来被用作军事哨所。
旗台包括三层台和一个金字塔形塔，塔内设有螺旋形楼梯通往塔顶，塔高33.4米，连同旗杆高41米。第二层有四门，东门匾额写着“迎旭”，西门匾额写着“回光”，南门匾额写着“向明”，北门无匾额。塔上下开通36个花形和6个扇形窗用以照明。
后楼
后楼，也称静北楼、公主楼或后殿，建于1821年，是陪同皇帝巡幸北方的随行宫女的休息场所。19世纪末，后楼被破坏，现在所见的建筑是法国人重建的。现存后楼有3层，下层为箱形；二楼3间，中间一间略高，顶上各加盖一小屋；顶层为方亭，屋顶铺筒瓦、饰浮雕，屋脊饰龙头。
1998年的考古工作在后楼周边发现了9—20世纪的遗存，以李、陈、黎朝居多，包括距现在地面3.2米黎初时期用砖砌成的水池，具有李朝、陈朝特征的莲花柱础，以及黎初时期的薄胎白釉陶瓷。
北门
北门建于1805年，是河内城五大门之一，高高耸立于皇城区北侧。北门为拱形门，用砖砌筑而成，中间有一块用汉字书写的“正北门”石匾，石匾四边装饰着花纹图案。北门四壁倾斜15°，使该建筑正立面呈梯形，顶部为2层望楼。
1990年在对北门周边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学者发现了黎朝时期一面用砖石砌成的墙壁遗迹，地基厚達1.2米。另外一座建筑遗迹的深度达1.66—2.2米。
除北门外，1805年，阮朝重建沃邦式城池时，从端门至行宫内殿修建了一堵围墙，墙上有门。今天古城内保留有8座这样的行宫门。法国殖民政府将这些大门与河内城的其他一些文物古迹于1925年列为历史遗址名单。
法国建筑物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殖民者在河内古城中心区建造了很多军事建筑，第一座是1886年在敬天殿部分地基上修建的法军炮兵指挥所。1897年，法国人在龙墀建造了很多大型房屋，包括一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二层楼，楼为砖砌，外抹混凝土，外立面的门廊设计及露台天台的顶盖等别具特色。1954年以来，这座建筑成为越南国防部作战局的驻地。
从河内古城可以观察到法国建筑在越南的发展历程：作战局大楼东侧有一座建于1930年的房屋，拱形的廊檐、陡峭的瓦顶以及宽檐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法式建筑的典型特征，与19世纪后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相比，这种建筑风格更适合越南北部的气候条件。
D67号房
D67号房因建于1967年得名，位于敬天殿以北，地下有一条通往原法军炮兵指挥所的隧道。D67号房是1954—1975年战争期间越南人民军的总部，其中有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的工作室和休息室，以及总参谋长文进勇大将的工作室。这里也是举行最高军事领导人会议以决定越南民族解放和统一战争战略进程的地方。
D67号房规模较小，建筑风格简单。从外观上看，它只是一栋非常普通的单层房屋，但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座非常坚固的军事建筑。墙壁厚达0.6米，能够做到完全隔音；门也有2层，外层门装甲厚1厘米；屋顶上铺一层沙以减小弹药所造成的破坏；地下室建在地面建筑和原法军炮兵指挥所之间的庭院下方，深达9米，顶部经过加固以防炸弹袭击，并安装有装甲门，地下室上下共有3条隧道，一条通往法军炮兵指挥所，剩下两条通往D67号房。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发掘区位于河内古城中轴线以西，历史上它是李朝时期至黎中兴时期升龙禁城的组成部分。发掘区北至黄文树街，南至北山街，東至黄耀街，西至独立街（不包含新国会大楼），总面积为47720平方米。该区域考古工作从2002年12月开始，到2004年3月，发掘面积超过19000平方米。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遗迹所在地层和出土文物涵盖大罗城时期（7—9世纪）、升龙城时期（11—18世纪）和河内城时期（19—20世纪），各个历史时期的遗迹和文化层连续重叠。目前揭示出的建筑遗迹主要是各类宫殿、阁楼留下的木柱与瓦当。一处最有代表性的李朝、陈朝时期的宫殿遗迹，在450平方米的空间内有14排柱子，将房屋正面分为13间。李朝、陈朝工匠使用粘土（越南最常见的材料）与河砾、砖、瓦和瓷等对地基进行碾压夯实，以防止地基沉降。这种建造技术适用于在河内古城区域地质不均匀沉降的地基上建造大型宫殿。
通过分析李朝时期建筑遗迹平面，越南和日本的考古学家发现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升龙皇城内的每一座建筑物在建造之前就已经对其进行了全面完整的规划和设计，发掘区域内各种类型的巨大建筑群分布规整。除了这些建筑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许多精心建造的排水系统遗迹，其中有专用于单个建筑物的小型排水沟，以及用于大面积排水的大型排水渠道。不同历史时期的水井系统分布于建筑遗迹之间，发掘出土大罗城时期水井2口，李朝水井2口，陈朝水井6口和黎朝水井6口。水井底部发现的各色陶罐有助于我们分析水井的使用年代和升龙皇城的日常生活。
除了上述建筑遗迹、遗物，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如陶器、建筑材料和金属物品。现场发现的陶瓷种类繁多，包括碗、盘、罐、瓮、盆、油灯等，最典型的是装饰凸印龙纹的薄胎白釉陶瓷（也叫透光白瓷，瓷胎像鸡蛋壳一样薄）和有着龙凤纹的蓝花陶瓷。薄胎白釉陶瓷透过光线可以看见器物内部暗刻的两条五爪龙。有的瓷碗中间带有“官”字。罐、瓮、壶、瓶等器物装饰水浪纹和绳纹等传统纹饰。这些陶瓷器不仅有越南生产的，也有从中国、日本和西亚进口的。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还出土了金属文物和武器，其中有一尊黎朝时期的加农炮，重100千克以上，长1.2米，上面雕刻汉喃字（越南古代仿造汉字创造的一种方块文字）“四大铳一号”。其他金属文物多为铜钱、劳动工具、日用品等。
动物骨头及海洋软体动物的壳，如生蚝、蛤蜊、贻贝等与陶器共存，反映了升龙皇城居民的日常饮食结构。遗址内出土有汉字铭文的陶器，其中有“长乐宫”“长乐库”字样，清楚表明这是长乐宫中的物品。据文献史料记载，长乐宫是禁城中规模巨大且非常重要的宫殿，是阮氏恒皇太后（黎圣宗之妻、黎宪宗之母）的居所。
另外，黄耀街18号遗址区里还发现了种类丰富的建筑构件，如带有龙头和凤头的神兽雕像，雕刻凤龙状、莲花状、菊花状纹饰的筒瓦、瓦当、衬瓦等。瓦当和用以装饰屋檐的陶像饰有龙凤、鸳鸯、花叶等纹样，美丽而精巧，显示了昔日升龙皇城的壮丽面貌。
发掘区还出土了许多建筑遗物，如柱础、墙砖、路砖、铺地砖或卵石地基，以及各式浮雕、圆形雕像等，其中带有龙凤、鸳鸯、花叶等纹样的筒瓦、瓦当等可能专用于建造皇宫。建筑材料富有各个时代的特色，“江西军”砖为大罗城时期制造。“大越国军城”砖为丁、黎朝的产品。李朝的砖上带有“李家弟三帝龙瑞太平四年（1057）造”铭文，另有“李家弟三帝章圣家庆……年（1059—1065）造”铭文砖。陈朝生产的“永宁场”字砖，带有莲花纹、菊花纹和牡丹花纹。黎初朝的砖上有军队称号，如“壮锋军”“武骑军”“雄虎军”，有的瓷砖带有宫殿“金光殿”铭文。此外，还有绿色釉面砖、黄色釉面砖和带有压花龙纹的瓦当等。
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升龙禁城的资料，陶、瓷、砖、金属等各类建筑和日常生活的遗迹遗物大多带有越南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特征或代表皇宫的标志，证实了该地区曾经是重要政治权力中心。黄耀街18号考古遗址可视为越南的历史文化象征之一，作为皇家贵族的居住之地具有连续且巨大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影响力。
河内升龙皇城中心区汇聚了越南的文化精萃，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龙脉”所在，同时也是越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场所，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元素融合，造就了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城市。阮朝诗人阮攸有诗云：“古时明月照新城，犹是升龙旧帝京”，河内升龙皇城在奔流不息的红河岸边负载历史的沧桑，见证时代的变迁。
（作者均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