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近30年的中国企业家历史，竟没有发现几个快乐的人：从80年代的周冠五、步鑫生、马胜利到90年代的宗庆后、吴氏父子等，纸面的财富令他们充满不安全感，“富二代”的标签又让汪小菲们在街头吃烤串也被偷拍。
　　在中国，“快乐英雄”寻之不得。富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尴尬：
　　他们既是商业进步的创造者、旧体制的破坏者，也是财富积累的主要分享者之一。于是乎，在一个人人渴望致富、却又对先富者充满莫名仇视的社会中，他们最容易成为遭到攻击和质疑的群体。
　　在巨额财富的积累后，富人们们愈来愈发觉自己的不快乐，并开始寻找宣泄负面情绪的出口。
　　段位低一些的跟身体较劲，万科现任总裁郁亮把慢跑提高到企业文化的角度，潘石屹将素食和果汁推广给身边任何一个有交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生活方式的回归和调整找到本来的自己。
　　有人寻找更高端的表达方式：2007年开始，王石不断资助西藏一间盲童学校。有人问他帮助盲童高兴不高兴。他说“看到别人的不幸，有什么可高兴的。人总要做一些不一定高兴，但是值得去做的事情。”陈光标的逻辑更加简单粗暴：“你仇富我就慈善，你还仇富我就暴力慈善”。
　　而作为中国最容易不高兴的企业家，任志强先是将情绪宣之于口，让别人陪着不高兴，现在又诉诸笔端：去年底，任志强出版了自传，将自己的经历浓缩在书本里，还起了个特别有味道的名字《野心优雅》。
　　也许，人类终极的快乐是文化的快乐。
　　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大陆三大宗教信众加起来有两亿人口，加上8000万共产党员，近三亿人的心灵有了着落，但还有超过十亿的人，灵魂无处安放。问题或许很严峻，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基础。如果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中国曾短暂出现精神层面的真空，在主流意识形态塌方之后，民族主义曾成为填补这块空白的短暂材料之一，可是随着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攻城略地，人们就都浸入到挣钱弄权纵欲的狂欢中。可是，我们多少人明白，科技与物质的进步，并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精神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