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结红军将领的广元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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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4500名本该云鬓插花的广元女儿,告别家乡,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她们冒着枪林弹雨,闯过烽火硝烟,出生入死,跃马横枪,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壮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
  红花需要绿叶配,也许是前世有缘,抑或是今生有情,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些广元女儿与红军将领结为终身伴侣。他们任战火硝烟生死与共,由风云变幻不离不弃,比肩踏山河,携手写传奇,成就了一段段人间佳话……
  在广元籍女红军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的夫人尹清平;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罗炳辉将军的夫人张明秀;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开国中将刘忠的夫人伍兰英;有原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开国少将徐其海的夫人曲飞;有原陕西军区政委、开国少将袁克服的夫人何锐;有原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杨家华的夫人侯敏;有八路军总部延安兵工厂党委书记、厂长郝希英的夫人王志成等……
  “烽火请长缨,沙场任驰骋。壮心为报国,何必男儿身。”让我们走进这些广元女儿戎马倥偬、侠骨柔肠的传奇人生……
  岁月撼不动的故乡情
  1986年7月14日,国防大学离休干部,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的夫人尹清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7月24日,尹清平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余秋里、秦基伟、陈丕显、王平、李德生、萧克、周培源等参加了告别仪式;徐向前、万里、习仲勋、杨得志等领导同志,全国妇联、国防大学、湖南省领导机关送了花圈。中共旺苍县委、县人民政府特派县委顾问侯仲生、党史研究室主任黄立诗等赶往北京参加仪式,并到八宝山瞻仰遗容,表达家乡人民对这位英雄女儿的哀悼和思念。
  尹清平是一个贫苦的川妹子,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黄洋镇。1933年5月,17岁的她在家乡参加了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她历任中共巴中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江口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妇女营营长,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战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尹清平与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在红军队伍中相识,在战火中结为知己。夫妻俩相濡以沫半个世纪,育有三儿三女。
  抗日战争时期,尹清平先后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学习,曾任抗大一分校女生队领导。
  在河北省前南峪村里,至今还传颂着尹清平养育“苦孩子”的故事。
  那时,尹清平住的房东家里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大名叫郭明祥,小名叫“卫生子”。因为家里穷,父亲为谋生流落他乡,母亲连病带饿过早去世,家里只剩下“卫生子”和姐姐“卫娥子”。因没吃没穿,郭明祥整天光着屁股在街门上跑着玩,到饿得走不动了,爬不动了,就躺在地上昏睡,整天是“鼻涕污垢糊一脸,屁股底下屎尿满,苍蝇围着嗡嗡转”。村里人都说这孩子活不成了。
  抗大到达浆水前南峪村后,尹清平住到了“卫生子”家里。她一看孩子成了这样,十分心疼,便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精心哺养,热情照料,使他慢慢地恢复了健康。为了让“卫生子”恢复走路功能,尹清平和老班长卫大成、马夫董成福一有时间就拉着他练习活动,由两只手扶着变成一只手拉着,再换成给他一根拐棍拄着。就这样,“卫生子”终于又会走了。
  解放后,担任了邢台大河菱镁矿矿长的郭明祥谈起这段往事就格外激动,他忘不了尹妈妈的救命之恩,经常携家人去北京看望尹清平和何长工两位老人。
  解放战争时期,尹清平任东北军政大学女生队队长兼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尹清平转入地方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地质部监察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繁忙的工作之余,尹清平曾多次回故乡旺苍探望,帮助解决具体困难。1962年,尹清平回到家乡时,见县委领导的工作十分艰苦,特别是处理公务极为不便,到农业生产第一线都是步行,雨天还打光脚。回京不久,她便向地质部领导建议,由地质部拨给旺苍一辆小汽车,使旺苍县有了第一辆小车。当接车的同志受县委之托,顺便带去几斤木耳和腊肉略表谢意时,尹清平却极为生气,非常严肃地说:“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只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送礼,送来的东西还是拿回去。”县里的同志只好原物带回。
  女儿何光瑨这样评价母亲:“我的母亲是四川的一个贫苦妹子,为追求翻身解放,从万里长征、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转战南北东西。从我记事起,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坚强慈爱的笑容,展现了一腔热血和爱心。她用自己的言行实践,成为我们成长成才的第一任老师,铸造了一代母亲的丰碑。”
  毛泽东批准她嫁给将军
  从富家的倔小姐到向往光明的女娃儿,从红军排长到抗大优秀学员,从周恩来的秘密交通员到敌后游击队长。历经坎坷却不改信仰,跌宕一生却无悔选择,身经百战却不言功绩,尝尽苦难却忠诚依旧。这就是罗炳辉将军的夫人张明秀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传奇……
  张明秀是原昭化县(今广元市)虎跳驿镇南斗坝(现广元市昭化区虎跳镇南斗村)人,1918年2月6日出生在一个富豪之家。家有良田百亩,商船数十艘,富甲一方。后虽一度衰落,但她的母亲是剑阁县一家豪门巨富的独生女,嫁到张家时,带来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箱柜妆奁,仅送亲队伍就排了一里多长,所以家中一直生活无忧。
  张明秀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据说她的母亲在分娩前夕,梦见一只燕子绕梁飞舞,家人大喜,都认为是个好兆头。父母给她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燕平,昵称“燕娃儿”,直到进了学堂,才改名为张明秀。
  少女时代的张明秀以“倔小姐”而闻名乡里。她性格豪爽,心地善良,没有一点小姐架子,与佣人丫环亲如兄弟姐妹。母亲要她裹小脚,她坚决不肯。父母非常疼爱这位倔女儿,把她送到新式学校上学。上学读书后,张明秀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逐渐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攻占了昭化,嘉陵江两岸燃起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得轰轰烈烈。张明秀的父亲虽然表示要把土地分给穷人,被红军视为开明地主,但还是被革命的热潮吓得躲进了县城。一心向往革命的张明秀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母亲派佣人丫环守着她,又派妹妹张明莲看住她。可结果,张明秀却说服妹妹一起赶到木马寺,找到苏维埃政府报名参加红军。当负责扩红的负责人得知她家是地主时,问她:“你是发财人家的小姐,为啥要当红军呢?”张明秀急了:“发财人家的小姐就不能当红军,闹革命吗?”那位负责人觉得她说得对,但又做不了主,便叫她去找当时的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熊国炳见姐妹俩革命意志坚定,便答应了她们的要求。这一年,张明秀17岁,妹妹13岁。这一走,一直到1958年,张明秀才又回到家乡,见到了久别的母亲。   参军后,张明秀作战勇敢,工作出色,很快就当了排长。长征开始后,部队遇到一条冰河,水流湍急,河里全是大大小小的冰块。张明秀紧紧攥着妹妹的手一起过河,却不幸被一块大冰撞击,跌进水中。张明秀被战友们救上来时已经昏迷,14岁的妹妹明莲却永远没有醒来。
  1935年6月,红军翻越海拔4000公尺且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就在到达山顶时,张明秀一个踉跄跌下山崖,幸被一丛荆棘挂了一下,跌入悬崖边一个不大的平台。战友们将绑腿连接起来放了下去,才将多处负伤的张明秀拖了上去。
  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张明秀入了党。1936年10月,张明秀到达陕北延安,被分配到宜川云岩镇妇女干部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兼一连指导员,后经何长工批准进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恰在这时,罗炳辉也来到抗大,他们在一起学习,一起听报告,两人由相识到相知,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后经何长工夫妇的热心撮合,两人于1937年9月结婚,毛泽东亲批“同意罗炳辉和张明秀同志结婚,并祝永远幸福”。
  婚后不久,罗炳辉就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2月,张明秀也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机要秘书,还兼任中共湖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
  一天夜晚,周恩来交给张明秀一项紧急任务:连夜找到并通知几位同志在拂晓前转移,能烧的文件烧掉,不能烧的立即送到办事处来;外地同志能返回的返回,不能返回的立即搬到办事处。张明秀机警地在武汉三镇奔走了一整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9年春天,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在军部大礼堂做报告。他在人群中发现了时任教导总队女生队政治指导员的张明秀,朗声说:“哎呀,张明秀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张明秀调皮地说:“是组织上派我来,可不是我自己私自跑来的啊!”周恩来高兴地把张明秀介绍给在场的叶挺和项英,说:“这是我的老同事张明秀同志!长征过来的。”张明秀连忙纠正说:“啥子同事吆,我和你是被领导和领导、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周恩来说:“我们曾经在一个机关工作,在一个大锅里吃饭,还不是标准的同事么?”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
  1939年4月19日,罗炳辉奉命从苏南返回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军长叶挺为罗炳辉和张明秀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中,身材魁梧的罗炳辉英气勃勃,全副武装,席地盘腿而坐,脸上溢满笑意。并肩坐在右侧的张明秀一身戎装,紧扣着风纪扣,腰扎皮带,打着绑腿,两腿并拢,双手抱膝,军帽下露出乌黑的齐耳短发,一脸灿烂的微笑。这年,张明秀刚满21岁,罗炳辉42岁。
  1943年12月25日,夫妻俩的爱子降生,罗炳辉以“新四军时期生于安徽”之意,给儿子取名“新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炳辉率部北上山东,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他虽已身患重病,但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5年12月16日,张明秀在临沂生下幼女,取名鲁安。这一年,罗炳辉前妻所生之女罗镇涛也到了山东,合家团聚。罗炳辉对张明秀的付出深为感动,他在枣庄前线给妻子写了一封信,除了谈到长女镇涛的教育外,还殷殷询问:“新安这一向怎样?讲了什么话?鲁安更好玩了,我均很想念。”罗炳辉最后深情地写道:“秀,你对我特别照料关心,可是我对你母亲的安慰信写得太少了……”
  张明秀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成为丈夫的绝笔。经过9天的鏖战后,枣庄解放。当晚,罗炳辉在主持高级干部会议时发病昏倒。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病情恶化,不治逝世,终年49岁。
  6月23日,解放区10万军民为罗炳辉送葬。张明秀悲痛欲绝,跳进坑里抱着丈夫的棺木痛哭。这一年,张明秀才28岁。
  解放后,张明秀历任华东局卫生部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上海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等职。1984年离休。
  2011年6月13日18时15分,张明秀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陈毅曾挥毫写下长诗《悼罗炳辉将军》,诗中的“患难共朝夕,奋斗与君同”正是这对革命夫妻“共在长征路上,同在宝塔山下,并肩新四军中,心向共产主义”的真实写照。
  三次痛失爱子的女红军
  1916年大年初一,正是军阀混战的动乱年月,四川广元苍溪县三川乡伍家坪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女孩子,因为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大家都叫她三妹。
  三妹3岁时,母亲去世,到了4岁那年,父亲又撒手人寰,她一直由哥嫂抚养。7岁那年,因家里欠了地主很多债,无法生活下去,万般无奈之下,哥嫂只好含泪把她送到地主家干活抵债。
  三妹每天都要上山放牛、割草、打柴,烧火做饭,什么活儿都干,稍有一点做得不好,就要挨打受骂。14岁那年,在又一次挨了毒打之后,遍体鳞伤的三妹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地跑回了家,跟着哥哥到了昭化。兄妹俩找到三妹的姐夫袁镜(中共秘密党员)。经袁镜介绍,同为秘密党员的哥哥进了汉阳兵工厂做工,三妹则帮着姐姐姐夫带孩子煮饭。
  从此,三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并通过姐夫认识了秘密党员陈子谦、王子和等人。陈子谦、王子和见三妹聪明懂事,忠实可靠,便发展她当了秘密交通员,经常叫她把秘密信件送到宝轮院的秘密党组织那里去。开始,她还不懂得送信的意义,以后逐渐明白自己是在做革命工作,所以每次送信,她总是想尽办法,巧妙地躲过了狼狗一般的民团的搜查。由于她工作出色,16岁那年,由陈子谦、王子和介绍,三妹在昭化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她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伍兰英。
  1932年春,川北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当时三川乡的农会准备举行暴动。党组织派伍兰英回家乡参加农民协会工作。国民党反动派闻知农会准备暴动,于是勾结地主豪绅加紧镇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三川乡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伍兰英回到家乡不久,哥哥和姐夫均被捕遇害。亲人被杀的噩耗传到伍兰英耳中,她对天发誓:一定要为哥哥、姐夫报仇。   由于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嗅到了伍兰英的行踪,并悄悄向她伸出了魔爪……
  一天夜晚,伍兰英刚和衣睡下,“砰、砰、砰”的敲门声突然把她惊醒了。原来是地主的团丁包围了她的家。
  “三妹!你赶紧逃命去吧,可不要被敌人抓去了啊!”伍兰英忍着悲痛离开了嫂嫂,沿着狭长的山沟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心急如焚,摸了一夜,天亮前才找到作为秘密联络站的孟鲁侯家,从他那里知道,党内出了叛徒,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当时敌人搜捕得很紧,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天一亮,伍兰英就同孟禄清、孟洁清等人离开三川寺,前往通江苦草坝,找到了当地党组织。
  1932年12月,伍兰英在通江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4年任四川苏维埃政府财委会司务长。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妇女独立团连长。到达延安后,任会计学校排长,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会计学校40多位女同事都有了对象,唯有21岁的伍兰英还打着单身。通过战友的介绍,伍兰英认识了时任抗大第三大队大队长的刘忠,刘忠干脆爽朗的性格打动了为人忠厚淳朴的伍兰英。伍兰英说:“爱刘忠的原因,是他老实巴交会打仗。”
  刘忠1906年生于福建上杭县,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曾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中任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在抢渡湘江乌江、四渡赤水河一系列著名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当时,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曾称赞他“功不可没”。
  1937年7月,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结婚报告。一天晚上,刘忠借来27块边币,买回了山药蛋、苞谷面,请来了罗瑞卿、胡耀邦、莫文骅等人。婚礼上,刘忠唱起了一首粗犷豪放的闽西山歌:“有胆革命有胆当,勿怕颈上架刀枪,割去头颅还有颈,挖去心肝还有肠。”伍兰英则唱起了川北红军歌谣:“妹十八来哥十九,拿起锄头去挖藕,只要哥心会妹意,要当红军一起走。”
  第二年,伍兰英生下了一个儿子。谁知,在受命突破同蒲路日军封锁线时,她背着儿子一夜急行军30公里,结果,孩子被活活颠死在她的背上。
  1940年冬,刘忠出任抗大第六分校校长,伍兰英则带着出生不久的次子留守八路军三纵队后方政治部,负责照看30多个儿童,她常常用儿子的保育费买来棒子面,填饱孩子们的肚子,而自己的儿子却不幸被饿死……
  1946年9月,在打响歼灭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的战斗前夕,时任四纵队干部家属学校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伍兰英,在指挥家属们转移过程中,为了干部和群众的安危,毅然丢下了自己年仅4岁的儿子……
  三次痛失爱子,作为母亲,伍兰英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她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定,坦然面对。在1946年10月纵队英模大会上,夫妻俩双双戴上了大红花。
  1950年12月,伍兰英身背一对儿女,奉命押送装有500支步枪、700顶钢盔,还有70亿人民币(旧币)的6辆汽车前往成都。她指挥车辆绕行于秦岭的崎岖山路中,多次击退土匪的袭扰,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保证了成都入城式的按期举行,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刘忠历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196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物质保障部部长、副教育长、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3年困难时期,他安排妻子去当学院的家属委员会主任,伍兰英虽然有些想法,但为了支持丈夫工作,仍毅然放下架子,以正营职干部的身份愉快就任。此后,她积极组织干部家属自力更生,为国分忧。
  1979年12月,刘忠夫妇双双主动提出离职退休,享受副师级待遇的伍兰英不顾晚期宫颈癌的折磨,撰写了14万字的回忆录《从军五十年》。
  1982年春,伍兰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她握着丈夫的手,深情地说:“我先走了,30年后我们在马克思面前重逢。”
  伍兰英辞世后,刘老将军总觉得妻子没有离开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他经常到妻子的卧室,看着照片上的妻子对着他微笑……
  2002年8月7日,刘忠将军亦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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