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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世说新语》为例，分析3—11世纪中国抄本时代的书籍出版特征。读者传写是抄本书籍公众传播的主要方式。书籍的编撰者不经中介，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作品定本。由于传写，书籍在传播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的抄本系统，出现书名不一、篇卷不一、异文等现象。但读者会通过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自发评论、自发校勘等方式，维护作品的有序传播。在著作权问题上，作者独重署名权，漠视财产权。由于读者传写的盛行，书商在抄本时代的书籍传播过程中参与度较低。
[关键词] 抄本 出版 《世说新语》 传写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1-0098-06
抄本，专指以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在中国的简牍时代，人们将文字抄于竹简、木板或缣帛上。公元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发明“蔡侯纸”，自此以后，中国社会迅速迈入纸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之前，大致自汉末至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时间，文字作品大都是以纸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从出版学观点看，汉唐时期属于名副其实的抄本出版[1]。
在出版实践上，汉唐时期的抄本出版，与宋至清代的刻本出版，与晚清以来的现代出版，差异很大。本文拟以《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过程为例，分析抄本出版的主要特征，包括书籍的出版传播方式、著作权、编辑、书商等问题。
1 《世说新语》的出版与传播（抄本时代）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文人名士言行的小说，成书于5世纪上半叶（南朝刘宋时期）。书中所记人物自秦末至刘宋初年[2]，大致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初，以晋代（3—4世纪）的人与事所占比重最大。这本书写成后，流传很广，深得历代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经典著作。
今人对《世说新语》产生与流传的了解，除相关史书外，主要来自宋代汪藻《世说叙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清王先谦《世说新语考证》、近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等书籍和文章。《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笔者主要基于上述论作，并参考相关考辨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笔者力求综合考虑各方观点，结合原始资料，给出相对客观的答案。
1.1 书名不一
今天，书名《世说新语》是共识。这一共识始于宋代[3]，宋以前，这本书称作《世说》或《世说新书》。
宋以前有关《世说新语》的史料，主要见于《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通》《酉阳杂俎》《通典》，在这些书中，大都记载为《世说》，只在《史通》《通典》《酉阳杂俎》等少数几部书中出现过《世说新书》的名字。北宋末年，黄伯思第一个指出，书的本名是《世说新书》[4]。四库馆臣最早注意到这一资料，也完全认同黄伯思的观点[5]。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支持四库馆臣之说（其实是黄伯思之说），也推测此书本名是《世说新书》。
对《世说新书》之论，余嘉锡以后的学者——徐震堮和杨勇均不认同。徐震堮“颇疑此书本名《世说》”[6]。杨勇更指《世说新书》之论为“妄自测猜也”[7]。 徐震堮、杨勇认为，书的原名应为《世说》。
书的原名到底是《世说》还是《世说新书》，两方各执己见。以笔者来看，书的原名或以《世说》为宜。一来《世说新书》之论大都基于推测，二来，宋以前，所有正史的记载均为《世说》。在无明确书证及出土文献证明前，正史中的明确记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至于《世说新书》，当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抄本，应该是在《世说》写成后不久，大约梁陈之际就出现了[8]。《世说新语》的名字则要到五代宋初才出现[9]。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行文中使用《世说》为书名。
1.2 编撰者与编撰过程
《世说》的署名作者为刘义庆。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10]。自《南史》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公私著录，对作者均无异议。直到20世纪上半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才提出质疑，认为《世说》“或成于众手”[11]，此论一出，得到广泛认可，余嘉锡、徐震堮、杨勇等均表赞同。曹之更在其《中国古籍编撰史》中专辟一节“世说新语的抄撰者”，对刘义庆的作用和“成于众手”之说进行了全面论证：“首先，刘义庆是一个组织者，他把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各地招来，并为他们编撰《世说新语》提供了各种方便，厥功甚巨。其次，由于地位和学识的关系，刘义庆当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策划、谋篇等工作，也不排除他在听政之余亲自参与抄撰工作的可能性。这样，刘义庆作为《世说新语》的‘主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12]以笔者所见，曹之所论综合已有研究，最为详尽可信。
至于《世说》的成书过程，鲁迅提出，《世说新语》“纂缉旧文，非由自造”[13]。当代研究基本认同此论。该书主旨鲜明——魏晋清谈和人物言行；体例明晰——分门录事、以类相从，说明编辑意图明确。从编撰过程看，编撰者们对已有资料进行了不少剪裁与加工，属于以编为主，以自撰为辅[14]。
1.3 注本的出现
《世说》成书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杨勇定于宋文帝元嘉十六七年之间（439 — 440），曹之則认为要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始成书[15]。两者相差不大，可笼统表述为五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基准，大约在《世说》成书三四十年后，南齐人史敬胤[16]为该书做了注解。在史注后二三十年，梁代的刘孝标又为《世说》作注，注本共十卷[17]。刘孝标的注文十分丰富，引书400余种[18]。刘孝标注本面世后，很快取代了史注，并和《世说》原本一起流传。原书与注本起初是分开流传的，到唐代，二书合并，通行为十卷本[19]。
1.4 抄本类型多样 《世说》面世后，宋以前，一直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梁代刘孝标的注文中有“诸本”“众本”等语[20]，可知当时《世说》已流行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抄本。但这些抄本均已亡佚。存世的抄本实物只有19世纪下半叶发现于日本的唐代抄本《世说新书》残卷[21]。要了解《世说》抄本的情况，只能通过文献记载。除隋志、两唐志等的官方记载外，较多可信记载来自南北宋之交汪藻的《世说叙录》。汪藻是北宋至南宋时人，他写的《世说叙录》一书，最早记录了《世说》自诞生到北宋时期的流传情况。
汪藻除著录隋志、两唐志的《世说》抄本外，还记录了十余种宋及宋以前的私家藏本，有李氏本、颜氏本、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黄鲁直本、章氏本、张氏本、赵氏本、陈扶本、激东卿本、邵氏本等。汪藻所著录的这些抄本大都因收藏于某家而得名，这些抄本内容大致相同，但书名、分卷、篇第乃至具体文字均有不同。书名有《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前文已述。至于卷篇问题，汪藻认为，《世说》最初究分几卷，已不可知。据汪氏总结，有两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等数种分卷系统，在篇第上，也不尽一致，有36篇、38篇、39篇的分别，此外，即使同为十卷，具体的分卷方式也不相同[22]。
其中，十卷、36篇的刘孝标注本最为常见，是《世说》抄本系统的通行本。
2 抄本时代书籍出版的几个特征
现代出版包含编辑、复制、发行三个要素，基于这三要素，可以描述出书籍由作者到读者的过程：作者写出书稿，投到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把关（阅读、修订），形成定稿，出版机构将这一定稿印刷（大量复制），投放到以书店、报亭、网络为代表的书刊市场上，供读者自由选购。这一过程中，书籍大都通过市场自由流通，各类出版机构和书店（包括网上书店）等是读者获取书籍必不可少的中介，出版社、作者、书店一般都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以此来看宋以前《世说》的出版，会发现很多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现象，如作品面世后，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流传过程中，出版社、书店乃至经济收益均无任何记载。从出版学角度，这些现象涉及作品如何面世、读者如何获取书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等问题。《世说》的出版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汉唐抄本出版的面貌与特征。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书籍的传播方式——读者传写[23]。这也是抄本出版与印刷出版的最大差异。由于书籍传播模式的不同，抄本时代，著作权的主张、定稿的处理，读者获取书籍的途径，中介、出版效益等，均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2.1 读者传写是抄本书籍公众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世说》在抄本时期的传播方式是读者传写。所谓读者传写，指的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等书写材料，自己或雇人抄写（佣书），来复制文本，供读者自己使用。汉唐史料中常见“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在汉唐时期是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
尽管在有关《世说》的记载中，没有明确指明它的传播方式，但与它差不多同时代、同类型的书籍——《语林》就是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的：“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24]可以确定，《世说》的流行必也如《语林》一般——“无不传写”。
读者传写的主动权完全在读者，读者始终掌控着书籍的流传。只要读者喜欢，不需经作者同意，也无需支付作者报酬，只需自己掏钱购置纸笔墨，自己抄或雇人抄，抄几本随意。从出版学角度看，读者传写是抄本时代书籍面向公众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也可以视作一种复制发行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
2.2 编撰者不经中介，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定本
在现代出版观念中，作品的定稿问世属于出版机构的业务，出版机构中的编辑一般会对作者书稿提出意见，与作者协商修改后，排定版式，最终确定为定稿。换言之，作者完成作品后，如果不经过中介机构，特别是出版机构编辑的认可，就无法作为定稿向社会公众传播。以此来看《世说》，会发现，在作品面世的过程中，既不见出版机构或书商，更无出版编辑的身影。《世说》完成后，作者刘义庆并未交付任何出版机构，而是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稿。这种现象实是抄本时代的常态。西晋陆云为其兄陆机编定文集问世[25]；梁代诸葛璩的文集由其弟子刘皦编定问世[26]；唐玄宗为上官婉儿编定文集[27]；白居易自己编定文集，送到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作为定本，让天下人传写[28]。抄本时代，在作品问世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中介的身影，大都是作者或编撰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本。
2.3 读者传写会形成不同的抄本系统
抄本时代，作品通过传写的方式流传开来。传写如链环一样，每一个传写者面对的底本都是上一个传写本，直接面对原本的极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极可能形成不同的读者圈和不同的抄本系统。之所以会出现《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等书名，“李氏本”、“颜氏本”、两卷本、三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等十数种不同的抄本类型，原因就在于读者传写。汉唐时期，越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传写的抄本系统就越多。如陶渊明的集子，由于传写的风行，梁、隋、唐官府所藏陶集抄本就有数种类型[29]，民间收藏的抄本类型与官方又不相同[30]。到北宋初年，陶渊明集已存在数十种不同的抄本。
2.4 读者传写秩序的形成：维护署名权、自发评论、自发校勘
作者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本，随着传写的开始，抄本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多种抄本的出现似乎表明定本的困难。汉唐时期的人们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仔细考查资料，会发现，在这种貌似无序的传抄系统中，存在着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
《世说》原书八卷，是刘义庆提供的定稿。梁代之前，《世说》以八卷本面貌传抄，梁代刘孝标的十卷注本出现后，八卷与十卷同时在社会上流传，到隋唐之时，社会上广泛传写的就是十卷刘注本了。很显然，盡管抄本类型多样，但在《世说》流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通行本。通行本的遴选过程，完全基于读者的自觉选择。以注本为例，史敬胤、刘孝标注《世说》，均为个人行为。他们的最初身份都是读者，为《世说》作注，完全是出自个人喜好。刘注本面世后，读者在传写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其注本的优秀，从而自觉淘汰了史注，确立了刘注本的权威性，使之成为《世说》的通行本。通行本的出现充分说明，读者传写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读者自发维持的秩序和规范。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读者自发评论；读者自发校勘。 2.4.1 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
汉唐时期，无论何种抄本系统，读者都会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以《世说》为例，卷数、篇第、文字等均可能因为传抄，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但作者从未出现变化，书名也始终保证最核心的《世说》名称不变，从而维系了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可靠性。刘孝标注本出现初期，原本、注本分行，后合并，这一过程中，一直清楚地标明刘义庆撰、刘孝标注。说明读者心目中，著作權的归属是十分清楚的。书籍面向公众传播后，署名权就变得尤为重要。作品署上作者之名，充分表明作品的归属，读者传抄过程中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既能保护作者的权益，亦能推动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更是书籍公众流通的标志和重要保证。
2.4.2 读者自发评论
读者传写培养出了大批的当世读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现“纸贵”之事，如左思、谢灵运、谢庄、邢邵、徐陵、庾信等，作品一经问世，立即被读者传抄，声名远播。作品在当世即拥有了大量读者，文人相互品评作品之风也随之兴盛。魏晋以后，读者评论蔚为风气[31]。在品评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世说》的读者选择过程完全有可能伴随各类品鉴，包括口口相传、书信往来乃至意见领袖的推重等。这种读者自发形成的品评是确立权威抄本或通行本的一种重要方式。
2.4.3 读者自发校勘
读者传写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传抄错误。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都是传抄的结果。错字、漏字、改字等异文现象更是常见。《世说·赏誉138》：“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刘孝标注称：“柯，一作朾；又作仃；又作艼。”[32]这三字字形相近，明显是传抄之误。现存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与离其时间最近的现存宋刻本对照，就有数十字不同，且多出了五百余字，更有部分文字，其他存世刻本均无[33]。
既然差错不可避免，校书就成为必需。自汉至唐，校勘在藏书或阅读中十分常见，对传写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政府制作或复制书籍，常规做法都是先校书，再复制[34]，这一规矩早在西汉刘向校书时即已形成[35]。隋唐官府所藏《世说》，同样也会走这样的流程。校勘并不仅是政府行为，民间同样如此。最早为《世说》作注的史敬胤就是第一个认真的校勘者，刘孝标在作注时更是“广校众本”[36]。梁陈以来，在《世说》的传写过程中，读者中的有心人一直都在自觉地进行校勘。自刘孝标、顾野王至汪藻、黄伯思，校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出版学观点看，在面向公众传播的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定本的提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读者传写中，如无一定规范，极有可能造成作品传播的混乱。但事实是，汉唐时期的读者通过对署名权的认定、自发的评论和校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作品的有序传播。
2.5 著作权：独重署名权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包含两个部分：人身权和财产权。署名权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人身权，最为重要。没有署名权，就谈不上财产权，可以说，署名权是著作权的基础与核心。作者出售他的作品，有权获取报酬，他人要想复制和使用，既应取得作者的同意，也应支付相应的报酬。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看来天经地义。但在中国的抄本时代，公元3—11世纪，人们对著作权的看法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简言之，无论作者或读者均只有署名权观念，没有财产权观念。
读者传写过程中，《世说》原本和注本的署名均明确标为刘义庆和刘孝标。《世说》自面世始，就广受读者欢迎，传抄者众多，但作为作者的刘义庆以及作为注者的刘孝标，却从未获得到过任何经济上的利益。没有人支付给他们稿费，更无版税。这种现象在抄本时代十分正常。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的“杂诗”十分流行，扬州、越州一带，有人复制他们的作品并售卖[37]，元、白二人与这些售卖者全不相识，也未从其手中获得任何收益。白居易更认为他们私自售卖的那些作品，讹误频频，于是自己抄写复制了几份文集定稿，放到几处佛寺中，任人传写，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要从中获取经济收益。
抄本时代，作品完成后，主要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作者要的是名声，而非金钱。在著作权领域中，作者独重署名权，漠视财产权，这种观念直至刻本时代依然占据主流。
2.6 书商参与程度低
研究出版，需要考察出版机构或书商。那么，抄本时代的书商是何种状况？《世说》在抄本时代是一本热门书，传抄者众。以现代出版眼光看，这种热门书必会成为出版社或书商争抢的对象。但在《世说》的出版过程中，却找不到书商的身影。刘义庆直接向社会提供了定本，读者自己买纸抄写书稿，这其中均不需要书商。书商有可能参与抄写复制，但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证明。可以说，《世说》的出版，从现有资料看，书商几乎零参与。那么，抄本出版中，书商处于何种地位？当今学界常常引用北朝《阳五伴侣》和唐代元白诗作之例，说明书商售卖书籍。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例子中，书商与作者根本不产生如今天那样的出版关系，元稹、白居易与售卖者毫无关系。北朝有书商抄卖阳俊之的《阳五伴侣》，书商当面见到阳俊之，却不认识，且称其书的作者名阳五，是“古之贤人”[38]。在这两个例子中，《阳五伴侣》、元白诗作均为当时的热门作品，但书商与作者全不相识，均为私下复制售卖，作者未获任何收益，而且，作为作者，白居易对书商明显持反感态度。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在创作领域中，书商没有什么地位。在读者领域或书籍流通领域中，由于读者传写的盛行，书商的作用也不会大。以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抄本时代，书商在书籍出版传播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比较低。
3 结 语
书籍的公众传播方式是出版活动的核心问题。抄本时代，书籍的主要传播方式为读者传写，以此为基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抄本出版的独有特征。
从现代出版观点看，读者传写就是复制，由于传写不需经作者同意，也不给作者报酬，算得上是一种盗版行为，但处于抄本时代的汉唐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均视此现象为当然。抄本时代的作者重名不重利；作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稿；读者自行传写；自觉校书；书商参与度低……这些都是中国抄本出版的特有现象。同样，传抄极易造成定本的不确定性，出现书名不一、卷第不一和异文现象等。作品面世后，如果是热门书如《世说》，较之一般书籍，由于抄写复制的本子多，卷次不清和异文现象会更为突出。如果不是热门书，则通过传写方式能保存下来的抄本就较少，极端者，书籍的亡佚会不可避免。这些都是读者传写不可回避的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最困难的是理解并还原当时的历史境况。对于抄本，书籍史、文献学界均不陌生，但抄本出版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原因概在于：汉唐时期抄本书籍的出版情况与宋以后的出版，与西方抄本时代的出版均有很大差异。也正因为此，2003年，出版学家林穗芳先生就指出：“有关古代抄本出版的情况我们目前所知甚少。”[39]时至今日，已有不少出版史论作论及到了抄本出版问题，也取得了一些進展[40]。但总体来看，多数研究囿于文献学和书籍史视角，侧重于罗列书籍种类和版本流传，或者抛开出版流程，单纯谈论书籍的编辑，读这样的论作，总有隔靴搔痒之感。笔者着力梳理《世说》的出版传播过程，目的就是想证明，我们可以拿现代出版的观念来看古代，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世说》并非偶然和个例，抄本时代处处存在读者传写现象，只有承认这一现象，才能真正触摸到抄本出版的内核。
注 释
[1][39]“西方学者一般把古代出版史划分为抄本出版和印刷出版两个时期。” 林穗芳.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出版史料，2003（2）：107，112
[2][3]“《世说》所录人物，以秦末陈婴母（《贤媛一》）入之篇，次以武帝时之郭舍人（原作东方朔，误。《规箴一》），次以元帝时之京房（《规箴二》）、王昭君（《贤媛二》），次以成帝时之班婕妤（《贤媛三》），下至宋初谢灵运（原作傅亮，误，《言语》一0八）而止。”“（《世说新语》之名）极盛于宋代。”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再版序”13 （笔者按，各类《世说新语》笺注及相关研究文章中，以杨勇的统计最为仔细）；“卷前”1
[4]“《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相出处，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畼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 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106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张舜徽认为，这六十七篇是刘向“所自为之书”。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23-124
[5]“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6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前言”1
[7][24][32][33]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248，435，“卷前”4
[8]（梁陈之间）的顾野王：“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汪藻《世说叙录》）。 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 “《新书》之名，当起自梁、陈之间。”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
[9]日本学者神田醇基于汪藻的《世说叙录》，判断“世说新语”之名可能出现于五代宋初。见罗国威.《世说新语》辞典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75
[10]刘义庆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 宋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4-1475
[11][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53，53
[1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4]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08-110；张叔宁.“纂缉旧文”与“自造”新文[J]．明清小说研究，2003（4）：5；刘强认为，《世说》有虚构和杜撰，是在文献可征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见刘强.《世说》学引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4：19-21
[15] “《世说》成于众手，刘义庆出刺江州之时也。即元嘉十六、十七年之间（438、439）。”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3 “刘义庆率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元嘉十年开始抄撰，直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去世。”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6]周祖谟为《世说新语笺疏》所作“前言”中认为，史敬胤为南齐人：“汪藻在《考异》中所录敬胤书共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案敬胤事迹无考，据‘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一条注文，知与卞彬同时，当为南齐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前言”1，杨勇在“自序”中认为，史敬胤为齐梁间人。在“卷前”中，引刘兆云之说，定史注成书时间约在齐永明中。当在公元485、486年间。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自序”6；“卷前”3
[17]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J].古籍整理学刊.2009（1）：19-21
[1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凡例”2；另据赵建成统计，刘孝标《世说注》共征引古籍475种。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考略[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3
[19]“八卷、十卷分行，至于唐世，遂二书合行，通为十卷。”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卷前”1 [20]《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 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21]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日本明治十年（1877）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影印。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
[22]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617
[23]“读者传写”观念最早由刘光裕先生在2004年提出。详见刘光裕《抄本时期书籍流通资料》，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5]陆云《与兄平原书》：“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迄十一。当黄（潢）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见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1
[26] “诸葛（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曒集而录之。”梁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87：744
[27][28]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也。……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旧唐书（卷51； 卷1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75，4358
[29]梁有《陶潜集》五卷，隋有《陶潜集》九卷，唐有《陶渊明集》五卷，《陶潜集》五卷，《陶潜集》二十卷。分别见《隋书·经籍四》《旧唐书·经籍下》《新唐书·艺文四》。
[30]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有宋庠（996-1066）所作序录，序录中，宋庠指出：“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他自己就藏有数十家陶集的本子，且搞不清楚哪一种是原本：“卒不知何者为是。”宋庠语见胡旭.先唐别集叙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77，378
[31]陈静.抄本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J].出版科学，2010（2）
[34]“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既归主。” 隋书[M]（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908 “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征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 旧唐书[M]（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2
[35]陈静，刘光裕.刘向校书对古典出版的贡献[J].出版史料，2004（1）
[36]《世說·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曰：“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3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贾于市肆之中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资料丛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
[38]“（阳）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有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 北史（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78
[40]2008年，刘光裕先生最早对中国的抄本出版进行了宏观的理论阐释。见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3）
（收稿日期：2012-10-03）
[关键词] 抄本 出版 《世说新语》 传写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1-0098-06
抄本，专指以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在中国的简牍时代，人们将文字抄于竹简、木板或缣帛上。公元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发明“蔡侯纸”，自此以后，中国社会迅速迈入纸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之前，大致自汉末至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时间，文字作品大都是以纸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从出版学观点看，汉唐时期属于名副其实的抄本出版[1]。
在出版实践上，汉唐时期的抄本出版，与宋至清代的刻本出版，与晚清以来的现代出版，差异很大。本文拟以《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过程为例，分析抄本出版的主要特征，包括书籍的出版传播方式、著作权、编辑、书商等问题。
1 《世说新语》的出版与传播（抄本时代）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文人名士言行的小说，成书于5世纪上半叶（南朝刘宋时期）。书中所记人物自秦末至刘宋初年[2]，大致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初，以晋代（3—4世纪）的人与事所占比重最大。这本书写成后，流传很广，深得历代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经典著作。
今人对《世说新语》产生与流传的了解，除相关史书外，主要来自宋代汪藻《世说叙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清王先谦《世说新语考证》、近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等书籍和文章。《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笔者主要基于上述论作，并参考相关考辨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笔者力求综合考虑各方观点，结合原始资料，给出相对客观的答案。
1.1 书名不一
今天，书名《世说新语》是共识。这一共识始于宋代[3]，宋以前，这本书称作《世说》或《世说新书》。
宋以前有关《世说新语》的史料，主要见于《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通》《酉阳杂俎》《通典》，在这些书中，大都记载为《世说》，只在《史通》《通典》《酉阳杂俎》等少数几部书中出现过《世说新书》的名字。北宋末年，黄伯思第一个指出，书的本名是《世说新书》[4]。四库馆臣最早注意到这一资料，也完全认同黄伯思的观点[5]。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支持四库馆臣之说（其实是黄伯思之说），也推测此书本名是《世说新书》。
对《世说新书》之论，余嘉锡以后的学者——徐震堮和杨勇均不认同。徐震堮“颇疑此书本名《世说》”[6]。杨勇更指《世说新书》之论为“妄自测猜也”[7]。 徐震堮、杨勇认为，书的原名应为《世说》。
书的原名到底是《世说》还是《世说新书》，两方各执己见。以笔者来看，书的原名或以《世说》为宜。一来《世说新书》之论大都基于推测，二来，宋以前，所有正史的记载均为《世说》。在无明确书证及出土文献证明前，正史中的明确记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至于《世说新书》，当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抄本，应该是在《世说》写成后不久，大约梁陈之际就出现了[8]。《世说新语》的名字则要到五代宋初才出现[9]。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行文中使用《世说》为书名。
1.2 编撰者与编撰过程
《世说》的署名作者为刘义庆。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10]。自《南史》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公私著录，对作者均无异议。直到20世纪上半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才提出质疑，认为《世说》“或成于众手”[11]，此论一出，得到广泛认可，余嘉锡、徐震堮、杨勇等均表赞同。曹之更在其《中国古籍编撰史》中专辟一节“世说新语的抄撰者”，对刘义庆的作用和“成于众手”之说进行了全面论证：“首先，刘义庆是一个组织者，他把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各地招来，并为他们编撰《世说新语》提供了各种方便，厥功甚巨。其次，由于地位和学识的关系，刘义庆当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策划、谋篇等工作，也不排除他在听政之余亲自参与抄撰工作的可能性。这样，刘义庆作为《世说新语》的‘主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12]以笔者所见，曹之所论综合已有研究，最为详尽可信。
至于《世说》的成书过程，鲁迅提出，《世说新语》“纂缉旧文，非由自造”[13]。当代研究基本认同此论。该书主旨鲜明——魏晋清谈和人物言行；体例明晰——分门录事、以类相从，说明编辑意图明确。从编撰过程看，编撰者们对已有资料进行了不少剪裁与加工，属于以编为主，以自撰为辅[14]。
1.3 注本的出现
《世说》成书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杨勇定于宋文帝元嘉十六七年之间（439 — 440），曹之則认为要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始成书[15]。两者相差不大，可笼统表述为五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基准，大约在《世说》成书三四十年后，南齐人史敬胤[16]为该书做了注解。在史注后二三十年，梁代的刘孝标又为《世说》作注，注本共十卷[17]。刘孝标的注文十分丰富，引书400余种[18]。刘孝标注本面世后，很快取代了史注，并和《世说》原本一起流传。原书与注本起初是分开流传的，到唐代，二书合并，通行为十卷本[19]。
1.4 抄本类型多样 《世说》面世后，宋以前，一直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梁代刘孝标的注文中有“诸本”“众本”等语[20]，可知当时《世说》已流行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抄本。但这些抄本均已亡佚。存世的抄本实物只有19世纪下半叶发现于日本的唐代抄本《世说新书》残卷[21]。要了解《世说》抄本的情况，只能通过文献记载。除隋志、两唐志等的官方记载外，较多可信记载来自南北宋之交汪藻的《世说叙录》。汪藻是北宋至南宋时人，他写的《世说叙录》一书，最早记录了《世说》自诞生到北宋时期的流传情况。
汪藻除著录隋志、两唐志的《世说》抄本外，还记录了十余种宋及宋以前的私家藏本，有李氏本、颜氏本、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黄鲁直本、章氏本、张氏本、赵氏本、陈扶本、激东卿本、邵氏本等。汪藻所著录的这些抄本大都因收藏于某家而得名，这些抄本内容大致相同，但书名、分卷、篇第乃至具体文字均有不同。书名有《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前文已述。至于卷篇问题，汪藻认为，《世说》最初究分几卷，已不可知。据汪氏总结，有两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等数种分卷系统，在篇第上，也不尽一致，有36篇、38篇、39篇的分别，此外，即使同为十卷，具体的分卷方式也不相同[22]。
其中，十卷、36篇的刘孝标注本最为常见，是《世说》抄本系统的通行本。
2 抄本时代书籍出版的几个特征
现代出版包含编辑、复制、发行三个要素，基于这三要素，可以描述出书籍由作者到读者的过程：作者写出书稿，投到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把关（阅读、修订），形成定稿，出版机构将这一定稿印刷（大量复制），投放到以书店、报亭、网络为代表的书刊市场上，供读者自由选购。这一过程中，书籍大都通过市场自由流通，各类出版机构和书店（包括网上书店）等是读者获取书籍必不可少的中介，出版社、作者、书店一般都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以此来看宋以前《世说》的出版，会发现很多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现象，如作品面世后，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流传过程中，出版社、书店乃至经济收益均无任何记载。从出版学角度，这些现象涉及作品如何面世、读者如何获取书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等问题。《世说》的出版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汉唐抄本出版的面貌与特征。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书籍的传播方式——读者传写[23]。这也是抄本出版与印刷出版的最大差异。由于书籍传播模式的不同，抄本时代，著作权的主张、定稿的处理，读者获取书籍的途径，中介、出版效益等，均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2.1 读者传写是抄本书籍公众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世说》在抄本时期的传播方式是读者传写。所谓读者传写，指的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等书写材料，自己或雇人抄写（佣书），来复制文本，供读者自己使用。汉唐史料中常见“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在汉唐时期是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
尽管在有关《世说》的记载中，没有明确指明它的传播方式，但与它差不多同时代、同类型的书籍——《语林》就是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的：“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24]可以确定，《世说》的流行必也如《语林》一般——“无不传写”。
读者传写的主动权完全在读者，读者始终掌控着书籍的流传。只要读者喜欢，不需经作者同意，也无需支付作者报酬，只需自己掏钱购置纸笔墨，自己抄或雇人抄，抄几本随意。从出版学角度看，读者传写是抄本时代书籍面向公众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也可以视作一种复制发行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
2.2 编撰者不经中介，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定本
在现代出版观念中，作品的定稿问世属于出版机构的业务，出版机构中的编辑一般会对作者书稿提出意见，与作者协商修改后，排定版式，最终确定为定稿。换言之，作者完成作品后，如果不经过中介机构，特别是出版机构编辑的认可，就无法作为定稿向社会公众传播。以此来看《世说》，会发现，在作品面世的过程中，既不见出版机构或书商，更无出版编辑的身影。《世说》完成后，作者刘义庆并未交付任何出版机构，而是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稿。这种现象实是抄本时代的常态。西晋陆云为其兄陆机编定文集问世[25]；梁代诸葛璩的文集由其弟子刘皦编定问世[26]；唐玄宗为上官婉儿编定文集[27]；白居易自己编定文集，送到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作为定本，让天下人传写[28]。抄本时代，在作品问世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中介的身影，大都是作者或编撰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本。
2.3 读者传写会形成不同的抄本系统
抄本时代，作品通过传写的方式流传开来。传写如链环一样，每一个传写者面对的底本都是上一个传写本，直接面对原本的极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极可能形成不同的读者圈和不同的抄本系统。之所以会出现《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等书名，“李氏本”、“颜氏本”、两卷本、三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等十数种不同的抄本类型，原因就在于读者传写。汉唐时期，越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传写的抄本系统就越多。如陶渊明的集子，由于传写的风行，梁、隋、唐官府所藏陶集抄本就有数种类型[29]，民间收藏的抄本类型与官方又不相同[30]。到北宋初年，陶渊明集已存在数十种不同的抄本。
2.4 读者传写秩序的形成：维护署名权、自发评论、自发校勘
作者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本，随着传写的开始，抄本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多种抄本的出现似乎表明定本的困难。汉唐时期的人们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仔细考查资料，会发现，在这种貌似无序的传抄系统中，存在着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
《世说》原书八卷，是刘义庆提供的定稿。梁代之前，《世说》以八卷本面貌传抄，梁代刘孝标的十卷注本出现后，八卷与十卷同时在社会上流传，到隋唐之时，社会上广泛传写的就是十卷刘注本了。很显然，盡管抄本类型多样，但在《世说》流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通行本。通行本的遴选过程，完全基于读者的自觉选择。以注本为例，史敬胤、刘孝标注《世说》，均为个人行为。他们的最初身份都是读者，为《世说》作注，完全是出自个人喜好。刘注本面世后，读者在传写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其注本的优秀，从而自觉淘汰了史注，确立了刘注本的权威性，使之成为《世说》的通行本。通行本的出现充分说明，读者传写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读者自发维持的秩序和规范。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读者自发评论；读者自发校勘。 2.4.1 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
汉唐时期，无论何种抄本系统，读者都会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以《世说》为例，卷数、篇第、文字等均可能因为传抄，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但作者从未出现变化，书名也始终保证最核心的《世说》名称不变，从而维系了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可靠性。刘孝标注本出现初期，原本、注本分行，后合并，这一过程中，一直清楚地标明刘义庆撰、刘孝标注。说明读者心目中，著作權的归属是十分清楚的。书籍面向公众传播后，署名权就变得尤为重要。作品署上作者之名，充分表明作品的归属，读者传抄过程中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既能保护作者的权益，亦能推动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更是书籍公众流通的标志和重要保证。
2.4.2 读者自发评论
读者传写培养出了大批的当世读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现“纸贵”之事，如左思、谢灵运、谢庄、邢邵、徐陵、庾信等，作品一经问世，立即被读者传抄，声名远播。作品在当世即拥有了大量读者，文人相互品评作品之风也随之兴盛。魏晋以后，读者评论蔚为风气[31]。在品评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世说》的读者选择过程完全有可能伴随各类品鉴，包括口口相传、书信往来乃至意见领袖的推重等。这种读者自发形成的品评是确立权威抄本或通行本的一种重要方式。
2.4.3 读者自发校勘
读者传写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传抄错误。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都是传抄的结果。错字、漏字、改字等异文现象更是常见。《世说·赏誉138》：“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刘孝标注称：“柯，一作朾；又作仃；又作艼。”[32]这三字字形相近，明显是传抄之误。现存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与离其时间最近的现存宋刻本对照，就有数十字不同，且多出了五百余字，更有部分文字，其他存世刻本均无[33]。
既然差错不可避免，校书就成为必需。自汉至唐，校勘在藏书或阅读中十分常见，对传写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政府制作或复制书籍，常规做法都是先校书，再复制[34]，这一规矩早在西汉刘向校书时即已形成[35]。隋唐官府所藏《世说》，同样也会走这样的流程。校勘并不仅是政府行为，民间同样如此。最早为《世说》作注的史敬胤就是第一个认真的校勘者，刘孝标在作注时更是“广校众本”[36]。梁陈以来，在《世说》的传写过程中，读者中的有心人一直都在自觉地进行校勘。自刘孝标、顾野王至汪藻、黄伯思，校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出版学观点看，在面向公众传播的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定本的提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读者传写中，如无一定规范，极有可能造成作品传播的混乱。但事实是，汉唐时期的读者通过对署名权的认定、自发的评论和校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作品的有序传播。
2.5 著作权：独重署名权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包含两个部分：人身权和财产权。署名权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人身权，最为重要。没有署名权，就谈不上财产权，可以说，署名权是著作权的基础与核心。作者出售他的作品，有权获取报酬，他人要想复制和使用，既应取得作者的同意，也应支付相应的报酬。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看来天经地义。但在中国的抄本时代，公元3—11世纪，人们对著作权的看法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简言之，无论作者或读者均只有署名权观念，没有财产权观念。
读者传写过程中，《世说》原本和注本的署名均明确标为刘义庆和刘孝标。《世说》自面世始，就广受读者欢迎，传抄者众多，但作为作者的刘义庆以及作为注者的刘孝标，却从未获得到过任何经济上的利益。没有人支付给他们稿费，更无版税。这种现象在抄本时代十分正常。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的“杂诗”十分流行，扬州、越州一带，有人复制他们的作品并售卖[37]，元、白二人与这些售卖者全不相识，也未从其手中获得任何收益。白居易更认为他们私自售卖的那些作品，讹误频频，于是自己抄写复制了几份文集定稿，放到几处佛寺中，任人传写，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要从中获取经济收益。
抄本时代，作品完成后，主要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作者要的是名声，而非金钱。在著作权领域中，作者独重署名权，漠视财产权，这种观念直至刻本时代依然占据主流。
2.6 书商参与程度低
研究出版，需要考察出版机构或书商。那么，抄本时代的书商是何种状况？《世说》在抄本时代是一本热门书，传抄者众。以现代出版眼光看，这种热门书必会成为出版社或书商争抢的对象。但在《世说》的出版过程中，却找不到书商的身影。刘义庆直接向社会提供了定本，读者自己买纸抄写书稿，这其中均不需要书商。书商有可能参与抄写复制，但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证明。可以说，《世说》的出版，从现有资料看，书商几乎零参与。那么，抄本出版中，书商处于何种地位？当今学界常常引用北朝《阳五伴侣》和唐代元白诗作之例，说明书商售卖书籍。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例子中，书商与作者根本不产生如今天那样的出版关系，元稹、白居易与售卖者毫无关系。北朝有书商抄卖阳俊之的《阳五伴侣》，书商当面见到阳俊之，却不认识，且称其书的作者名阳五，是“古之贤人”[38]。在这两个例子中，《阳五伴侣》、元白诗作均为当时的热门作品，但书商与作者全不相识，均为私下复制售卖，作者未获任何收益，而且，作为作者，白居易对书商明显持反感态度。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在创作领域中，书商没有什么地位。在读者领域或书籍流通领域中，由于读者传写的盛行，书商的作用也不会大。以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抄本时代，书商在书籍出版传播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比较低。
3 结 语
书籍的公众传播方式是出版活动的核心问题。抄本时代，书籍的主要传播方式为读者传写，以此为基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抄本出版的独有特征。
从现代出版观点看，读者传写就是复制，由于传写不需经作者同意，也不给作者报酬，算得上是一种盗版行为，但处于抄本时代的汉唐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均视此现象为当然。抄本时代的作者重名不重利；作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稿；读者自行传写；自觉校书；书商参与度低……这些都是中国抄本出版的特有现象。同样，传抄极易造成定本的不确定性，出现书名不一、卷第不一和异文现象等。作品面世后，如果是热门书如《世说》，较之一般书籍，由于抄写复制的本子多，卷次不清和异文现象会更为突出。如果不是热门书，则通过传写方式能保存下来的抄本就较少，极端者，书籍的亡佚会不可避免。这些都是读者传写不可回避的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最困难的是理解并还原当时的历史境况。对于抄本，书籍史、文献学界均不陌生，但抄本出版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原因概在于：汉唐时期抄本书籍的出版情况与宋以后的出版，与西方抄本时代的出版均有很大差异。也正因为此，2003年，出版学家林穗芳先生就指出：“有关古代抄本出版的情况我们目前所知甚少。”[39]时至今日，已有不少出版史论作论及到了抄本出版问题，也取得了一些進展[40]。但总体来看，多数研究囿于文献学和书籍史视角，侧重于罗列书籍种类和版本流传，或者抛开出版流程，单纯谈论书籍的编辑，读这样的论作，总有隔靴搔痒之感。笔者着力梳理《世说》的出版传播过程，目的就是想证明，我们可以拿现代出版的观念来看古代，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世说》并非偶然和个例，抄本时代处处存在读者传写现象，只有承认这一现象，才能真正触摸到抄本出版的内核。
注 释
[1][39]“西方学者一般把古代出版史划分为抄本出版和印刷出版两个时期。” 林穗芳.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出版史料，2003（2）：107，112
[2][3]“《世说》所录人物，以秦末陈婴母（《贤媛一》）入之篇，次以武帝时之郭舍人（原作东方朔，误。《规箴一》），次以元帝时之京房（《规箴二》）、王昭君（《贤媛二》），次以成帝时之班婕妤（《贤媛三》），下至宋初谢灵运（原作傅亮，误，《言语》一0八）而止。”“（《世说新语》之名）极盛于宋代。”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再版序”13 （笔者按，各类《世说新语》笺注及相关研究文章中，以杨勇的统计最为仔细）；“卷前”1
[4]“《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相出处，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畼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 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106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张舜徽认为，这六十七篇是刘向“所自为之书”。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23-124
[5]“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6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前言”1
[7][24][32][33]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248，435，“卷前”4
[8]（梁陈之间）的顾野王：“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汪藻《世说叙录》）。 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 “《新书》之名，当起自梁、陈之间。”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
[9]日本学者神田醇基于汪藻的《世说叙录》，判断“世说新语”之名可能出现于五代宋初。见罗国威.《世说新语》辞典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75
[10]刘义庆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 宋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4-1475
[11][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53，53
[1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4]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08-110；张叔宁.“纂缉旧文”与“自造”新文[J]．明清小说研究，2003（4）：5；刘强认为，《世说》有虚构和杜撰，是在文献可征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见刘强.《世说》学引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4：19-21
[15] “《世说》成于众手，刘义庆出刺江州之时也。即元嘉十六、十七年之间（438、439）。”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3 “刘义庆率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元嘉十年开始抄撰，直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去世。”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6]周祖谟为《世说新语笺疏》所作“前言”中认为，史敬胤为南齐人：“汪藻在《考异》中所录敬胤书共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案敬胤事迹无考，据‘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一条注文，知与卞彬同时，当为南齐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前言”1，杨勇在“自序”中认为，史敬胤为齐梁间人。在“卷前”中，引刘兆云之说，定史注成书时间约在齐永明中。当在公元485、486年间。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自序”6；“卷前”3
[17]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J].古籍整理学刊.2009（1）：19-21
[1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凡例”2；另据赵建成统计，刘孝标《世说注》共征引古籍475种。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考略[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3
[19]“八卷、十卷分行，至于唐世，遂二书合行，通为十卷。”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卷前”1 [20]《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 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21]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日本明治十年（1877）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影印。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
[22]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617
[23]“读者传写”观念最早由刘光裕先生在2004年提出。详见刘光裕《抄本时期书籍流通资料》，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5]陆云《与兄平原书》：“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迄十一。当黄（潢）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见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1
[26] “诸葛（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曒集而录之。”梁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87：744
[27][28]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也。……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旧唐书（卷51； 卷1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75，4358
[29]梁有《陶潜集》五卷，隋有《陶潜集》九卷，唐有《陶渊明集》五卷，《陶潜集》五卷，《陶潜集》二十卷。分别见《隋书·经籍四》《旧唐书·经籍下》《新唐书·艺文四》。
[30]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有宋庠（996-1066）所作序录，序录中，宋庠指出：“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他自己就藏有数十家陶集的本子，且搞不清楚哪一种是原本：“卒不知何者为是。”宋庠语见胡旭.先唐别集叙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77，378
[31]陈静.抄本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J].出版科学，2010（2）
[34]“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既归主。” 隋书[M]（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908 “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征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 旧唐书[M]（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2
[35]陈静，刘光裕.刘向校书对古典出版的贡献[J].出版史料，2004（1）
[36]《世說·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曰：“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3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贾于市肆之中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资料丛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
[38]“（阳）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有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 北史（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78
[40]2008年，刘光裕先生最早对中国的抄本出版进行了宏观的理论阐释。见刘光裕.中国出版史的对象、范围与分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3）
（收稿日期：2012-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