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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庄是中国道学之源，两者思想中蕴含深刻而丰富的宇宙观、自然观、生态观，历经两千余年的大浪淘沙，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博大的生态思想体系。而生态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体系与老庄生态思想紧密相连。目前，无论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各类生态问题，还是我国所提出的几项重要国策，都能在老庄的生态思想中探索到理论渊源。“道”是老庄思想的核心概念，因此，本文将紧密围绕着“道”进行论述。老庄思想一脉相承，浑然一体，除了比较两者对“道”的基本阐述的差异外，必须另辟蹊径，对“道”的生成发展形态与“道”的最终形态或最高范畴进行比较，才能使此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关键词：老庄 道 生态美学思想 差异
老庄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重要起源之一，是蕴含着无尽精神财富的宝库，他们思想的前瞻性与伟大性形成了一座难以超越的学术奇峰。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先导，他们立足于当时的时代前沿，凭借其超人数等的生态直觉与敏锐的感悟性，为后人创作了一部生态美学的伟大史诗。他们虽没有像西方那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王国，但他们依然以“道”作为核心理念，将其生态美学思想体系完整的串联起来。这个体系中包含着自然的、人本身以及社会各个维度的生态思想，自然、自由与自治等生态理想与生态法则在其论述中自可一览无余。他们在“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生态美学原则基础之上，高举起“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生态平等意识。 他们在追寻着人类个体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的生态关系的同时，更是提出了人与自然本然合一的生态关系，“天人一体，物我同一”既是其生态美学思想中蕴含的最高理想，亦是当今人类寻求真我的一部经典启示录。而老庄思想诞生于农耕文化的新兴时期，正处于封建制度替代奴隶制度的阶段。在政治黑暗、兵伐不断的特殊年代，老庄思想上不能分君之忧，下不能慰民之意，却为何能在这样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呢？其实就在于老庄把握住了一个具有本体性意义与价值的“道”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艺术的精髓正在于生命的精神，道以生为原则，“生生不息”正是自然的一个绝对重要的属性，而农耕文化发展的命脉就是在四季交替中的应时而作，是一个较为单纯的生生不息的循环发展过程。因此，老庄思想虽于當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但是，在整个社会背景下，他们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当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后，老庄思想在政治领域中得到完整显现，如：萧规曹随、文景之治等。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历程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先验性的道家哲学论断是完全相符合的，因此，对老庄的生态美学思想研究，既合逻辑生态规律亦合历史生态规律。
目前学界对老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将老庄视为一体，庄即老、老即庄，两者之间的独立性并不明显。在很多关于老子或庄子思想的论文或著作中，这样的观点很常见，写庄子思想时将老子思想一概而述，两者之间毫无分别。在写庄子的思想时对老子的思想随手即写、想用就用，就仿佛庄子之所思即老子之所想，老庄思想就像饺子馅一样被他们包囊于他们的著作或论文的饺子皮之中。这样的观点我个人并不赞同。老庄并非同一个人，怎么会有同一个思想？而且同一个人也会因时间、地点、个人修养的改变而造成思想前后不同，那又怎会有出生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两个不同的人拥有相同的思想？现代人已经形成谈老必说庄、谈孔必说孟的思维惯性，这样的惯性思维我并不反对，也不能反对，毕竟两者之间确实是一个承接关系。但是“老即庄、孔即孟”的这种混乱逻辑，本人却不敢苟同，本论文也致力于打破这样的模糊思维与混乱逻辑。再有就是庄子继承发展观：庄子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个观点是被学界普遍认同的，但是，就这个观点而言，我个人还是有些看法，比如说在很多论文或著作中写到：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庄子认为如何如何等等。如何继承？如何发展？这些个问题却鲜有人深究，也可能是认为没有必要去深究。对此，本人的看法就在于，应该对这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进行深究与探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庄子究竟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我个人认为，庄子是继承了老子的“道”的思想，发展自己的“道”的体系，就是说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生一”的观点，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形成了庄子自己的思想体系。总而言之，老庄都谈“道”，但对“道”的理解与阐释却形成了两个并不相同的思想体系。因此老庄的思想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单纯的继承与发展。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对两者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后，使人能直观地感受出老庄思想是两个体系而并非一个体系，当然，本研究并不是要将老庄推向彼此的对立面，而是要论述明白两者思想之间立足点或侧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思想体系，并不是要将老子或庄子从道家思想体系中剥离出去。目前整个世界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存在着一个“求同存异”的基本生态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在老庄思想中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老庄思想之间存在着异同，而论述老庄思想“同”的论文与著作已不胜枚举，所以本论文将主要论述两者思想之间的“异”。
一、老庄之“道”的基本性质的不同
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谈道，“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第一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并没有说明“道”是何物，但从其字里行间中不难发现，“道”是为本源，抑或解释为宇宙。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起源于“一”，因此有人就认为此“一”就是“道”，所以“道”就是起始或是开端，这种认识并不正确，从字面来看，“道生一”，“一”若是开端，那“道”又为何物？老子既然说“道生一”，就说明在“一”之前还有“道”，“道”是万物之始，天地之母。按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来看，道既是混沌，恍惚之间，若隐若现，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老子·第二十一章》。]在通读《道德经》后，不难发现，老子至始至终都将“道”视为本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可见，老子的“道”是一个人、地、天、道的外循环，道即是人，是地，是天，是自然。 庄子同样认为“道”即本源，也同样认同“道法自然”的，但庄子提出了“道”是无处不在的观点。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夫道，有情有信，旡为旡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官；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庄子·内篇·大宗师》。]这也是庄子所有著述中唯一对“道”进行明确表述的一段。在庄子的意识里，自然万物与人浑然一体，离形去知，忘却生死，解衣般礴，顺应自然，同于大通，既可以入道。通读庄子所著的内外杂三十三篇中，可以推断出庄子的“道”可以理解为“天理”，是一种精神存在，他可以视为是人与自然的联系所在，人通过“道”感受自然，再通过自然理解“道”。由此可见，庄子跟注重人与道的关系，他的“道”是以人为中心，以“道”为传媒，将人、地、天、宇宙通过道联系起来，人通过悟道来感受天地，感受宇宙。因此，庄子的“道”是人与外物联系的内循环。
由此可见，老子的“道”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平衡，人游离于“道”之中，彷徨于“道”之外。因此老子强调人应该效法道、效法自然。而庄子的“道”则是认为人即在道之中，正如“道与之貌，天与之形”（《庄子·内篇·德充符》）、“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内篇·大宗师》），因此庄子的“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境界，相对于老子来说，庄子更注重人的精神性。老庄之间“道”的基本性质的不同就在于：老子认为人是处于“道”的边缘，道仅仅存于天地自然之间，所以人应该效法道。庄子则认为人就在“道”之中，人应该理解“道”、领悟“道”，“道”无处不在。
二、老庄之“道”的生态内涵的不同
在《老子·第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人、地、天、道都应该遵循自然、效法自然，自然在老子眼中既是自然而然、本应如此，也是“不强为”、不违背自然之义。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出自阮阅《古今诗话》。]，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都是鱼与鸟的“自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自然”，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自然”，这样的“自然”就是自然的规律。就是说，人、地、天、道，都有着自己的自然规律，都是遵循着自己的自然规律而发展的，这样的自然规律又是由自然所制定，因此人、地、天、道都是遵照“自热而然”的原则来运行发展。《老子·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老子·五十一章》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因此，“道法自然”既是《老子》中自然观的完整体现，又是生态美的重要特征。在《老子·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在《老子·第一章》谈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难看出，老子的“道”所具有的生态内涵存在着一种玄妙而高度辩证的和谐关系，难与易、有与无、长与短、高与低、音与声、前与后，由此又能推断出：美与丑、善与恶，美依丑而生，丑形美而现。由此显现出，老子的“道”是一种静态和谐，单方面的任何属性都不能存在，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才能符合这种静态和谐，因此，老子的“道”是各种辩证的生态关系的总和。
在《庄子·外篇·天运》中有述：“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在《庄子·外篇·缮性》中又道：“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以此，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显现为人应该符合自然、溶于自然。在《庄子·外篇·秋水》中说道：“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在庄子看来，“牛马四足”是牛马内在之天性自然，而给马套上络，把牛鼻子穿起来，则是外在于牛马而强加于牛马的人为之事，这是剥夺了它们的自由，违背了它们的自然本性，是不道德的。又在《庄子·内篇·养生主》中强调：“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在他看来，野鸡宁愿在野外走十步而啄一食，行百步而饮一水，也不愿意在笼中过着食来张口的日子，因为这样虽不愁食却与其本性相违。因此，在庄子的眼中，自然是拥有着自己的一系列规则，所有生物都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不能任意改变。
由此可见，老庄虽然都提出了“道法自然”这一规则，但在仔细寻究之后亦不难发现老庄之间的“道法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老子的“道法自然”的“道”概念较为宏观，涵盖面较为宽广，“道”是天、地、人、自然之间的联系与法则，天、地、人、自然都是“道”的一种形态，人与人、与地、与天、与自然都是“道”的关系。而庄子的“道”则是一种“天然”，他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应该顺应天然之道，遵循自然的原则，尊重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而且自然的客观规律也不会根据人的意志来改变，所以，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知道什么是自然的规律。在《庄子·外篇·天道》中有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天地、日月、星辰、禽兽、树木，都拥有着自己的内在自然规律，所以自然规律的运行从不曾有过停留和积滞，所以万物得以生成。所以人都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去改变这种规律。 所以两者“道”的生态内涵的不同就在于：老子的“道”是符合规律与逻辑的统一，是万事万物关系的统一，在《老子·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是以，老子的自然就是宇宙、是万物、是天地间所有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规律。这样的自然就是老子的“道”。庄子的“道”相对于老子的“道”而言，相对要单一一些，庄子的“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庄子的自然与老子亦不尽相同，而与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自然基本相同，略显不同的是庄子的自然比我们现在谈论的自然更深邃，庄子的自然包涵着自然的生态、自然的规律及自然的关系。因此，庄子的“道”的生态内涵更丰富一些，也与我们目前的生态观更为贴切。
三、老庄之“道”的影响的不同
老子的“道”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清静无为的理论也被众多的统治者视为治世宝典，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对老子的思想百般推崇。老子的思想也更多的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闪耀光芒，每逢新朝建立休养生息之时，也是老子思想的集中体现时期，乃至“隳罢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老子的思想依然是各时期帝王御下之术的必修课程，用以维持朝中与社会的平衡，即为“制衡之术”。因此有云“道家以治君，儒家以治民”。延至今日，如目前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老子思想的一种体现与折射。
在《老子·第三章》中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认为，治国之根本在于民，国家应该满足为民者的基本要求，为民者在温饱有余、体骨强健、生活富足的情况下应该拥有阔达的胸襟，而没有强烈的私欲。而国家也不应标榜、崇尚那些有地位、有才能的人，也不要过于看重那些很难得到的物品，这样人们就不会争风吃醋、嫉妒攀比，也不会为了得到那些难得的物品去铤而走险触犯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国家也因此自然而然的民心安定、社会和谐。《老子·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些都应是老子对为民者的要求，也是对施政者的要求。在《老子·第八章》说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老子·第五十八章》又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是老子对为君者的要求，为君者应该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无声无息，慈利百姓而方圆自如，用简单的政令代替复杂的政令，让民众生处于朴实无华的社会氛围之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老子·第六十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五十七章》）这是老子的治国理想，也是其对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生态思想的一再阐释。
据上所述，老子的这些政治观都在强调这一个社会生态，或者认为是如何营造一个合理的生态社会。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为世人分析了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从老子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老子一直在思考着人应该怎样溶于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氛围才适宜人的生存，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生态才是人心思善、无为而治的。也由此可见，老子的思想中心在于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而社会生态只是生态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庄子更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庄子的思想就目前而言，应是生态伦理道德的标杆，如前面所述的：“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外篇·秋水》）又或是“以鸟养养鸟”（《庄子·外篇·至乐》）都是其生态道德观的微观显现。庄子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规则，反对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中心，但并不是说庄子就是一个重度生态伦理学的卫道士。正所谓物尽天择，犹如虎狼猎食牛羊，虎狼作为一个食物链的顶端，按自然的生存法则来说，虎狼所具有的力量使它们享有一定的特权，这特权就是可以猎食比它们低等的动物，同样的，牛羊作为食物链的中层，它们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它们可以吃草，而草种又随着牛羊的粪便又重新生长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循环圈。而人类作为生态圈的顶端环节，这种特权得到的收益也就更多，乘马以代步，训牛以耕田。庄子并不是反对人类享受这类特权，如他在《庄子·内篇·养生主》中叙述道：“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会。”“言其因便施巧，无不闲解，尽理之甚，既适牛理，又合音节。”他认为庖丁解牛是其了解了牛的生理特性，对牛的肌肉纹理、血管脉络、骨骼分布都了然于心，解牛的手法如同舞蹈一般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如果说庄子连穿牛鼻都反对的话，那对于这解牛的场面应该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才对，怎么可能会说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呢？所以说庄子并不是反对人类享受此类特权，而是反对人类用自己的意志去改变自然原本的合理法则。比如说：训牛是为了让牛耕田或拉车，喂养牛的饲料是草，这是符合牛的自然规律的，拉车耕田并不影响牛的自然属性，但是如果是喂牛吃肉，让牛去捉老鼠，这就是悖逆自然法则的愚蠢行为。
庄子喜欢借动物以寓言的形式来表现出他的思想。上面也谈到，野鸡的生活就是“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这是野鸡的自然属性，又如《庄子·外篇·秋水》里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有一段经典对话，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在桥上，看见鱼在水中游，所以鱼是快乐的，因为鱼生活在水中，这是鱼的自然规律，所以当鱼在水中游时，是符合鱼的自然规律的，因此庄子就知道鱼是快乐的。这是庄子掌握了鱼的自然规律，并不在于庄子是不是鱼。庄子也凭借这样的寓言来展示自己的理想，在《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有一段寓言般的想象，强调超脱现实，顺应自然，以此来实现无条件的、绝对的精神自由：“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每每看到这里，我总是不禁感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是庄子的一种生存理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以“坐忘”来获取绝对的精神自由，从而步入逍遥游之境界。而在《庄子·外篇·秋水》中有这段话：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有人就认为庄子这些话是因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得以实现，是对当时社会发出的一声悲叹，也是因他对人世间所充斥着权谋狡诈、血腥暴力、纷争纠结而拥有无力感，致使他的处世与自处之道充满无奈，只有获取精神上的逍遥游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因此，他的思想拥有着消极避世的悲观情绪。其实，庄子的志向根本不在社会政治上，更不像陶渊明那样为避世而追求田园之乐。他的志向在于天地间的自然之“道”，追逐“生”的意义与价值，岂会因一“腐鼠”而消极避世？又怎会要依靠“逍遥游”来获取心灵慰藉？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庄子是一个很激进而超前的人，内心极为广大，他所追求的自然天地的法则，早已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了，只有通过“逍遥游”才可略窥天地一斑。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缺，这种远超凡人的鲲鹏之志在世俗眼中自然成为消极避世的状态。 从老庄之间的“道”影响来看，老子的“道”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或是近乎完美社会生态的一种战略性的哲学构思，是立足于社会审视政治的生态思想，是要求人与社会共建社会生态的政治理想，而庄子则是要求人符合人的自然规律，他的思想在于如何成为一个生态的人，如何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整生化的生态圈。由此也可发现，老庄之间的“道”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性，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总结，虽然两者都是以“道”作为思想根源，但是两者的立足点并不相同。也因为他们立足点的不同，而导致了他们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道”是外在的，构建在物质基础之上，而庄子的“道”则是内在的，构建在精神自由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基本性质的不同、生态内涵的不同和影响的不同三个方面来阐述了老庄思想中的“道”之不同。将老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并非是要决出孰优孰劣，更不是对前辈们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彻底否定与批判，而是为了能更直观的对老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分析，同时也为了反驳目前普遍存在的所谓老庄一体论。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为建设我国的和谐社会出一份力，使我国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大道而添砖加瓦献言献策。毕竟老庄对自然的崇尚、对素朴和真诚的倡导，对于构建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和谐美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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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多煦（1975—）男。广西合浦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师。黎晖（1984—）男。貴州贵阳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老庄生态美学思想比较研究》（项目号：KY2016YB583）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老庄 道 生态美学思想 差异
老庄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重要起源之一，是蕴含着无尽精神财富的宝库，他们思想的前瞻性与伟大性形成了一座难以超越的学术奇峰。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先导，他们立足于当时的时代前沿，凭借其超人数等的生态直觉与敏锐的感悟性，为后人创作了一部生态美学的伟大史诗。他们虽没有像西方那样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哲学理论王国，但他们依然以“道”作为核心理念，将其生态美学思想体系完整的串联起来。这个体系中包含着自然的、人本身以及社会各个维度的生态思想，自然、自由与自治等生态理想与生态法则在其论述中自可一览无余。他们在“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生态美学原则基础之上，高举起“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生态平等意识。 他们在追寻着人类个体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的生态关系的同时，更是提出了人与自然本然合一的生态关系，“天人一体，物我同一”既是其生态美学思想中蕴含的最高理想，亦是当今人类寻求真我的一部经典启示录。而老庄思想诞生于农耕文化的新兴时期，正处于封建制度替代奴隶制度的阶段。在政治黑暗、兵伐不断的特殊年代，老庄思想上不能分君之忧，下不能慰民之意，却为何能在这样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呢？其实就在于老庄把握住了一个具有本体性意义与价值的“道”字，“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艺术的精髓正在于生命的精神，道以生为原则，“生生不息”正是自然的一个绝对重要的属性，而农耕文化发展的命脉就是在四季交替中的应时而作，是一个较为单纯的生生不息的循环发展过程。因此，老庄思想虽于當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但是，在整个社会背景下，他们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当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后，老庄思想在政治领域中得到完整显现，如：萧规曹随、文景之治等。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历程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先验性的道家哲学论断是完全相符合的，因此，对老庄的生态美学思想研究，既合逻辑生态规律亦合历史生态规律。
目前学界对老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将老庄视为一体，庄即老、老即庄，两者之间的独立性并不明显。在很多关于老子或庄子思想的论文或著作中，这样的观点很常见，写庄子思想时将老子思想一概而述，两者之间毫无分别。在写庄子的思想时对老子的思想随手即写、想用就用，就仿佛庄子之所思即老子之所想，老庄思想就像饺子馅一样被他们包囊于他们的著作或论文的饺子皮之中。这样的观点我个人并不赞同。老庄并非同一个人，怎么会有同一个思想？而且同一个人也会因时间、地点、个人修养的改变而造成思想前后不同，那又怎会有出生在两个不同时间段的两个不同的人拥有相同的思想？现代人已经形成谈老必说庄、谈孔必说孟的思维惯性，这样的惯性思维我并不反对，也不能反对，毕竟两者之间确实是一个承接关系。但是“老即庄、孔即孟”的这种混乱逻辑，本人却不敢苟同，本论文也致力于打破这样的模糊思维与混乱逻辑。再有就是庄子继承发展观：庄子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个观点是被学界普遍认同的，但是，就这个观点而言，我个人还是有些看法，比如说在很多论文或著作中写到：庄子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庄子认为如何如何等等。如何继承？如何发展？这些个问题却鲜有人深究，也可能是认为没有必要去深究。对此，本人的看法就在于，应该对这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进行深究与探讨，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庄子究竟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我个人认为，庄子是继承了老子的“道”的思想，发展自己的“道”的体系，就是说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生一”的观点，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形成了庄子自己的思想体系。总而言之，老庄都谈“道”，但对“道”的理解与阐释却形成了两个并不相同的思想体系。因此老庄的思想并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单纯的继承与发展。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对两者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后，使人能直观地感受出老庄思想是两个体系而并非一个体系，当然，本研究并不是要将老庄推向彼此的对立面，而是要论述明白两者思想之间立足点或侧重点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思想体系，并不是要将老子或庄子从道家思想体系中剥离出去。目前整个世界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存在着一个“求同存异”的基本生态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在老庄思想中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老庄思想之间存在着异同，而论述老庄思想“同”的论文与著作已不胜枚举，所以本论文将主要论述两者思想之间的“异”。
一、老庄之“道”的基本性质的不同
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谈道，“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第一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并没有说明“道”是何物，但从其字里行间中不难发现，“道”是为本源，抑或解释为宇宙。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起源于“一”，因此有人就认为此“一”就是“道”，所以“道”就是起始或是开端，这种认识并不正确，从字面来看，“道生一”，“一”若是开端，那“道”又为何物？老子既然说“道生一”，就说明在“一”之前还有“道”，“道”是万物之始，天地之母。按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来看，道既是混沌，恍惚之间，若隐若现，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老子·第二十一章》。]在通读《道德经》后，不难发现，老子至始至终都将“道”视为本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可见，老子的“道”是一个人、地、天、道的外循环，道即是人，是地，是天，是自然。 庄子同样认为“道”即本源，也同样认同“道法自然”的，但庄子提出了“道”是无处不在的观点。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夫道，有情有信，旡为旡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官；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庄子·内篇·大宗师》。]这也是庄子所有著述中唯一对“道”进行明确表述的一段。在庄子的意识里，自然万物与人浑然一体，离形去知，忘却生死，解衣般礴，顺应自然，同于大通，既可以入道。通读庄子所著的内外杂三十三篇中，可以推断出庄子的“道”可以理解为“天理”，是一种精神存在，他可以视为是人与自然的联系所在，人通过“道”感受自然，再通过自然理解“道”。由此可见，庄子跟注重人与道的关系，他的“道”是以人为中心，以“道”为传媒，将人、地、天、宇宙通过道联系起来，人通过悟道来感受天地，感受宇宙。因此，庄子的“道”是人与外物联系的内循环。
由此可见，老子的“道”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平衡，人游离于“道”之中，彷徨于“道”之外。因此老子强调人应该效法道、效法自然。而庄子的“道”则是认为人即在道之中，正如“道与之貌，天与之形”（《庄子·内篇·德充符》）、“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内篇·大宗师》），因此庄子的“道”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精神境界，相对于老子来说，庄子更注重人的精神性。老庄之间“道”的基本性质的不同就在于：老子认为人是处于“道”的边缘，道仅仅存于天地自然之间，所以人应该效法道。庄子则认为人就在“道”之中，人应该理解“道”、领悟“道”，“道”无处不在。
二、老庄之“道”的生态内涵的不同
在《老子·第二十五章》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人、地、天、道都应该遵循自然、效法自然，自然在老子眼中既是自然而然、本应如此，也是“不强为”、不违背自然之义。正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出自阮阅《古今诗话》。]，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都是鱼与鸟的“自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自然”，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自然”，这样的“自然”就是自然的规律。就是说，人、地、天、道，都有着自己的自然规律，都是遵循着自己的自然规律而发展的，这样的自然规律又是由自然所制定，因此人、地、天、道都是遵照“自热而然”的原则来运行发展。《老子·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老子·五十一章》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因此，“道法自然”既是《老子》中自然观的完整体现，又是生态美的重要特征。在《老子·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在《老子·第一章》谈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不难看出，老子的“道”所具有的生态内涵存在着一种玄妙而高度辩证的和谐关系，难与易、有与无、长与短、高与低、音与声、前与后，由此又能推断出：美与丑、善与恶，美依丑而生，丑形美而现。由此显现出，老子的“道”是一种静态和谐，单方面的任何属性都不能存在，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才能符合这种静态和谐，因此，老子的“道”是各种辩证的生态关系的总和。
在《庄子·外篇·天运》中有述：“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偾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在《庄子·外篇·缮性》中又道：“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则不冒。冒则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以此，庄子的生态美学思想显现为人应该符合自然、溶于自然。在《庄子·外篇·秋水》中说道：“何谓天？何谓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在庄子看来，“牛马四足”是牛马内在之天性自然，而给马套上络，把牛鼻子穿起来，则是外在于牛马而强加于牛马的人为之事，这是剥夺了它们的自由，违背了它们的自然本性，是不道德的。又在《庄子·内篇·养生主》中强调：“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在他看来，野鸡宁愿在野外走十步而啄一食，行百步而饮一水，也不愿意在笼中过着食来张口的日子，因为这样虽不愁食却与其本性相违。因此，在庄子的眼中，自然是拥有着自己的一系列规则，所有生物都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则，不能任意改变。
由此可见，老庄虽然都提出了“道法自然”这一规则，但在仔细寻究之后亦不难发现老庄之间的“道法自然”也是大相径庭的，老子的“道法自然”的“道”概念较为宏观，涵盖面较为宽广，“道”是天、地、人、自然之间的联系与法则，天、地、人、自然都是“道”的一种形态，人与人、与地、与天、与自然都是“道”的关系。而庄子的“道”则是一种“天然”，他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应该顺应天然之道，遵循自然的原则，尊重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而且自然的客观规律也不会根据人的意志来改变，所以，人应该遵循自然规律，知道什么是自然的规律。在《庄子·外篇·天道》中有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天地、日月、星辰、禽兽、树木，都拥有着自己的内在自然规律，所以自然规律的运行从不曾有过停留和积滞，所以万物得以生成。所以人都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去改变这种规律。 所以两者“道”的生态内涵的不同就在于：老子的“道”是符合规律与逻辑的统一，是万事万物关系的统一，在《老子·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是以，老子的自然就是宇宙、是万物、是天地间所有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与规律。这样的自然就是老子的“道”。庄子的“道”相对于老子的“道”而言，相对要单一一些，庄子的“道”就是自然的规律，庄子的自然与老子亦不尽相同，而与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自然基本相同，略显不同的是庄子的自然比我们现在谈论的自然更深邃，庄子的自然包涵着自然的生态、自然的规律及自然的关系。因此，庄子的“道”的生态内涵更丰富一些，也与我们目前的生态观更为贴切。
三、老庄之“道”的影响的不同
老子的“道”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清静无为的理论也被众多的统治者视为治世宝典，而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都对老子的思想百般推崇。老子的思想也更多的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闪耀光芒，每逢新朝建立休养生息之时，也是老子思想的集中体现时期，乃至“隳罢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老子的思想依然是各时期帝王御下之术的必修课程，用以维持朝中与社会的平衡，即为“制衡之术”。因此有云“道家以治君，儒家以治民”。延至今日，如目前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老子思想的一种体现与折射。
在《老子·第三章》中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认为，治国之根本在于民，国家应该满足为民者的基本要求，为民者在温饱有余、体骨强健、生活富足的情况下应该拥有阔达的胸襟，而没有强烈的私欲。而国家也不应标榜、崇尚那些有地位、有才能的人，也不要过于看重那些很难得到的物品，这样人们就不会争风吃醋、嫉妒攀比，也不会为了得到那些难得的物品去铤而走险触犯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国家也因此自然而然的民心安定、社会和谐。《老子·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些都应是老子对为民者的要求，也是对施政者的要求。在《老子·第八章》说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老子·第五十八章》又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是老子对为君者的要求，为君者应该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无声无息，慈利百姓而方圆自如，用简单的政令代替复杂的政令，让民众生处于朴实无华的社会氛围之中。“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老子·第六十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第五十七章》）这是老子的治国理想，也是其对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生态思想的一再阐释。
据上所述，老子的这些政治观都在强调这一个社会生态，或者认为是如何营造一个合理的生态社会。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为世人分析了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从老子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老子一直在思考着人应该怎样溶于社会，什么样的社会氛围才适宜人的生存，也就是说，什么样的社会生态才是人心思善、无为而治的。也由此可见，老子的思想中心在于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生态，而社会生态只是生态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庄子更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庄子的思想就目前而言，应是生态伦理道德的标杆，如前面所述的：“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外篇·秋水》）又或是“以鸟养养鸟”（《庄子·外篇·至乐》）都是其生态道德观的微观显现。庄子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规则，反对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中心，但并不是说庄子就是一个重度生态伦理学的卫道士。正所谓物尽天择，犹如虎狼猎食牛羊，虎狼作为一个食物链的顶端，按自然的生存法则来说，虎狼所具有的力量使它们享有一定的特权，这特权就是可以猎食比它们低等的动物，同样的，牛羊作为食物链的中层，它们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它们可以吃草，而草种又随着牛羊的粪便又重新生长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循环圈。而人类作为生态圈的顶端环节，这种特权得到的收益也就更多，乘马以代步，训牛以耕田。庄子并不是反对人类享受这类特权，如他在《庄子·内篇·养生主》中叙述道：“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会。”“言其因便施巧，无不闲解，尽理之甚，既适牛理，又合音节。”他认为庖丁解牛是其了解了牛的生理特性，对牛的肌肉纹理、血管脉络、骨骼分布都了然于心，解牛的手法如同舞蹈一般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如果说庄子连穿牛鼻都反对的话，那对于这解牛的场面应该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才对，怎么可能会说是“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呢？所以说庄子并不是反对人类享受此类特权，而是反对人类用自己的意志去改变自然原本的合理法则。比如说：训牛是为了让牛耕田或拉车，喂养牛的饲料是草，这是符合牛的自然规律的，拉车耕田并不影响牛的自然属性，但是如果是喂牛吃肉，让牛去捉老鼠，这就是悖逆自然法则的愚蠢行为。
庄子喜欢借动物以寓言的形式来表现出他的思想。上面也谈到，野鸡的生活就是“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这是野鸡的自然属性，又如《庄子·外篇·秋水》里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有一段经典对话，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在桥上，看见鱼在水中游，所以鱼是快乐的，因为鱼生活在水中，这是鱼的自然规律，所以当鱼在水中游时，是符合鱼的自然规律的，因此庄子就知道鱼是快乐的。这是庄子掌握了鱼的自然规律，并不在于庄子是不是鱼。庄子也凭借这样的寓言来展示自己的理想，在《庄子·内篇·逍遥游》中有一段寓言般的想象，强调超脱现实，顺应自然，以此来实现无条件的、绝对的精神自由：“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每每看到这里，我总是不禁感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是庄子的一种生存理想：“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以“坐忘”来获取绝对的精神自由，从而步入逍遥游之境界。而在《庄子·外篇·秋水》中有这段话：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有人就认为庄子这些话是因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得以实现，是对当时社会发出的一声悲叹，也是因他对人世间所充斥着权谋狡诈、血腥暴力、纷争纠结而拥有无力感，致使他的处世与自处之道充满无奈，只有获取精神上的逍遥游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因此，他的思想拥有着消极避世的悲观情绪。其实，庄子的志向根本不在社会政治上，更不像陶渊明那样为避世而追求田园之乐。他的志向在于天地间的自然之“道”，追逐“生”的意义与价值，岂会因一“腐鼠”而消极避世？又怎会要依靠“逍遥游”来获取心灵慰藉？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庄子是一个很激进而超前的人，内心极为广大，他所追求的自然天地的法则，早已跳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了，只有通过“逍遥游”才可略窥天地一斑。然而水满则溢、月满则缺，这种远超凡人的鲲鹏之志在世俗眼中自然成为消极避世的状态。 从老庄之间的“道”影响来看，老子的“道”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或是近乎完美社会生态的一种战略性的哲学构思，是立足于社会审视政治的生态思想，是要求人与社会共建社会生态的政治理想，而庄子则是要求人符合人的自然规律，他的思想在于如何成为一个生态的人，如何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整生化的生态圈。由此也可发现，老庄之间的“道”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性，通过对上述三个方面的总结，虽然两者都是以“道”作为思想根源，但是两者的立足点并不相同。也因为他们立足点的不同，而导致了他们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老子的“道”是外在的，构建在物质基础之上，而庄子的“道”则是内在的，构建在精神自由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基本性质的不同、生态内涵的不同和影响的不同三个方面来阐述了老庄思想中的“道”之不同。将老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比较并非是要决出孰优孰劣，更不是对前辈们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彻底否定与批判，而是为了能更直观的对老庄生态美学思想进行分析，同时也为了反驳目前普遍存在的所谓老庄一体论。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为建设我国的和谐社会出一份力，使我国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大道而添砖加瓦献言献策。毕竟老庄对自然的崇尚、对素朴和真诚的倡导，对于构建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和谐美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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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多煦（1975—）男。广西合浦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师。黎晖（1984—）男。貴州贵阳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老庄生态美学思想比较研究》（项目号：KY2016YB58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