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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之后，即是又一榨糖季。因国内外差价日益拉大，食糖进口猛增，给广西等主要糖产区造成巨大压力，糖业生产、收储、流通等体制面临多年未有的结构性变动。
海关数据显示：9月中国进口食糖58.56万吨，高于8月的58.34万吨，为年内单月最高进口量。截至9月底，中国累计进口食糖301.15万吨，同比增长80.38%，已经超过194.5万吨的年度食糖进口配额。而在前一榨季中，中国食糖产量仅为1100万吨。
因国产糖价连探新低，政府已启动多轮食糖收储。但进口配额内进口成本仅5200元/吨，而南宁现货价格则为6500元/吨。差价逾千元，合法进口糖迅猛增加，食糖走私日益猖獗。
随着城镇化及消费结构变化，国内食糖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而在耕地日益捉襟见肘之下，中国食糖进口会否逐步失控及丧失定价权，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2011年到产糖大省广西视察后曾提议：稳定优势产区、提高甘蔗单产、制定食糖产业保护政策。具体措施为提供甘蔗种苗脱毒补贴、甘蔗生产补贴、增加研发及推广经费。国家相关部门亦从2012年初开始加大了国内食糖收储的力度，避免糖贱伤农。
“提高收购价格，从农民的角度确实得到了一些实惠，但农民更希望的是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横向比较效益，不仅仅是种植的收益。因此应当考虑提升整个糖业比较收益的政策支持，应该在市场化基础上建立国家扶植、企业重点参与的完善的政策扶植体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对《财经》记者表示。
有关“糖业之苦”的治本之策，相关人士共识是：中国应学习巴西、澳大利亚等产糖强国经验，在蔗区内实现土地规模化生产，既能提高产量，又可降低成本。这一路径具有多重优势，能够实现土地集中连片、便于实现机械化播种及收割、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相关利益方形成制衡，逐渐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之一。
在广西，糖业产值达到千亿元，早已成为支柱性产业，采取相关措施实现甘蔗生产规模化是现实的需要，相关试验已经开展。但甘蔗规模化生产并未顺遂实现，原因何在？
2011年底及2012年8月，《财经》记者两次前往广西各主要蔗区调查发现，推行土地流转地区，劳动力已出现较大短缺，但因涉及失地农民生计维持等问题，不应为实现规模化种植而强制农民离开土地。同时，在资本下乡租地之外，种植大户及合作社模式亦可探索。
糖业原有的计划性生产体系延续多年，外来资本进入及土地流转后，蔗农、糖厂与政府间原有利益关系解体，各方利益亟须实现“再平衡”。流转模式选择、失地农民利益保证、政府管理边界等相关问题，均需小心拿捏。
广西糖业尴尬
广西全境耕地总数约为4000万亩，甘蔗种植面积逾1600万亩，年均蔗糖产量占全国67%以上。它的一举一动，是中国食糖供应及价格涨跌的“晴雨表”。
得天独厚的北回归线旱地水热资源，以及甘蔗成熟期内昼夜20摄氏度以上的温差，是广西发展糖业的地理优势。来自中央的长期扶持，则加速了它成为中国“糖罐”的进程。
1988年以前，广西缺粮，全国缺糖。当时中国全年产糖量仅有数百万吨，食糖凭票配给，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不到3公斤计划糖。为鼓励广西多生产甘蔗，它每生产1吨甘蔗，国家便拨给其400公斤原粮。
198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到广西视察，对其糖业发展提出战略性要求，称要将广西建设成糖业基地。国家自此开始对广西糖业直接投资。
受政策推动，广西产糖量逐步由原先的40万吨上升到最高时的近900万吨。中国开始逐渐摆脱食糖70%的需求必须依赖进口补足的尴尬境地。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维持原有模式已不足以令广西糖业继续快速发展，广西糖业陷入尴尬境地：供需缺口加大导致国内食糖价格多年上涨，但对甘蔗产量提升并未起很大刺激作用。
自2008年，广西蔗糖产量连续三个榨季下滑，降幅分别为18.82%、6.81%、5.15%，产糖量亦从最高的近900万吨跌至691万吨。产量波动较大亦令广西、云南等产糖大（区）省非常担心。“蔗农与糖业的唯一联系就是甘蔗价格，农民到底种什么正越来越跟市场价格接轨。”广西糖业局副局长张鲁宾称。
新增土地数量有限，原有土地生产力难以提升，抗灾害能力差，蔗农收益低是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国家严守粮食安全红线，没有谁敢说广西可以只生产甘蔗不顾粮食。”广西糖业协会技术顾问钮公藩称。这意味着，过去通过新占土地增产的方式，已走到终点。
因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愿意种植甘蔗的人已越来越少，且多为中老年人。在广西最重要的产糖地区崇左市，因临近中越边境，来自越南的打工者已成为甘蔗收割时期的重要劳动力补充。据该市江州区农业局局长黄红印估计，每年该区劳动力缺口已达1万人次。“一旦劳动力接济不上，成片的甘蔗将烂在地里。”黄红印说。
广西农业厅提出，借鉴巴西、澳大利亚等产糖大国经验，将蔗区土地形成规模化产区，采用机械化播种及收割技术。据广西农业厅糖料处副处长林影介绍，广西蔗区耕地面积为1600万亩，除地形过分复杂无法流转的地区之外，可通过流转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土地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约为500万亩，潜力巨大。这一改革的目标十分清晰，但改革路径仍在摸索之中。
中国近些年来在各地推行的“耕地综合整治”项目，能够让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因为整治意味着将原有田埂推平，如村民愿意将经营权流转给外来承包者，承包者可以直接在整治后的耕地上进行生产，无需再一家一户与农民进行谈判。这也是广西为形成规模化生产的着力之处。
但在现实中，这一项目其实仍未起到太大作用。广西国土厅耕保处处长左旭阳向《财经》记者透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370万亩整治后的耕地，真正流转出去的目前仅有20万亩左右。“原本设想耕地整治后能够促进流转，现在来看，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左旭阳称。
基于此，广西相关地市尝试打破这一窘境。2011年时，广西崇左市因其蔗糖产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而被命名为“中国糖都”。在该市范围内，江州区和扶绥县是最重要的两个蔗糖产区。广西国土厅推进的“桂中土地整治”项目拉开帷幕后，对整治后蔗区土地如何经营，两地选择了不同模式。 江州资本试验
“国家（对蔗区土地）进行投资的机会不多，我们要好好珍惜。”江州区一位主管糖业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
江州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80%以上依赖糖业，为维持糖业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地区早有加速耕地流转、打破窘境的冲动。在各级主管领导积极助推下，江州区开始以政府名义引进外来资本进行蔗区土地经营权流转。到2011年底为止，由资本方承包的土地总数为6万亩，广西高良实业集团公司（下称高良公司）即为典型。
外来资本流转土地有助于蔗区生产稳定，因为它们不像农民一样随意生产。此外，外来资本流转土地还打破了由合作社及种植能手流转土地的生产力提升一般模式，不仅将小块土地聚拢为大块，还给土地带去了资本及技术。
按照江州区与高良公司的协议，该区相关政府部门为后者与农民进行谈判，而后者则要以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流转后的土地上建成设施农业，修建滴灌设施，实现甘蔗机械化耕种及收割，让土地流转后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该区驮卢镇，由高良公司承包的连片蔗区土地总数已达5800亩，在投资近4000万元后，均已采用这种模式改造成为了标准化农田。因为水肥投入得当加之连续的好天气，比正常年月迟了两月播种的甘蔗仍然长势喜人。
高良公司承诺每年给农民平均每亩地2吨甘蔗作为租金，以市价每吨500元计算，农民每亩地的土地租金收入为1000元，这一价格相较其他地区的土地租金高出约20%-30%。
照原有耕种模式，农民没有土地租金成本，每亩地获利不足千元。在现有模式下，高良公司要承担每亩近千元的土地租金成本，获利并不容易。
高良公司的做法是将土地分为种植单元，每单元占地1000亩。单元内的农艺标准固化，配备四名相关农艺专员进行生产。为鼓励其积极性，高良公司准备与其分享额外的增产收益。
在土地经过平整、种管收实现机械化后，每亩地机械化成本为1000元左右，能比传统耕种方式节省约一半成本，这是高良公司的盈利空间之一。而肥料及蔗种成本亦可因耕种实现机械化相应降低。前者可降低100元至400元左右，后则可降低一半，约250元。
因甘蔗种植一年可收获三年，故蔗种及耕种费用可进行分摊。照此计算，第一年耕种成本为：土地1000元，蔗种250元，肥料400元，机械成本1000元，管理费用100元。三年均摊后，每年成本为2600元。以每亩地甘蔗产量由4吨上升为6吨、每吨500元计算，高良公司的利润空间，已经为每亩地400元。
在该公司的经营设想中，农资、农机及蔗种这些领域也将带来盈利。以蔗种为例：照国外经验，甘蔗可以在收获后切块，将连接部分消毒后包装留种，蔗茎本身仍可榨糖，如此可获得蔗种与蔗茎两块收入。
高良公司至今流转的土地总数为1.7万亩，按照上述模式进行生产的已有1.4万亩。因为对未来盈利前景不认同等原因，最初的投资伙伴已纷纷撤资，但高良公司董事长李力仍非常乐观。
在开展蔗区土地流转颇为积极的江州区，全区范围内由资金投资流转的土地总数，一年内已达2万亩左右。土地大规模流转后，失地农民生计如何安置？按照高良公司的设计：为提高生产效益，1000亩土地原先需要100个农民进行耕种，流转后仅需不足10人。这意味着有近90人需另谋生路，他们靠租金、农忙时打零工、发展“林下经济”等收入是否能维持生活稳定，尚无答案。
矛盾由此产生：一方面，因劳动力不足，土地需流转以实现机械化耕种；另一方面，仍有部分农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为保持流转土地完整性，他们可能要接受被动流转。
这亦是目前土地流转中争议最为激烈的领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此曾有过多次表态：“只讲土地流转，不讲稳定承包关系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不对的。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使农民离开土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必须做立足人多地少的国情来搞现代化。不能搞大资本下乡，兼并农户的土地经营权。”
据《财经》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蔗农意愿可分三类：地少人多的地区，蔗农外出打工较多，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在人少地多的地区，一类是蔗农已不愿意耕种土地，也愿意进行流转；而对于那些自家土地较多、经营已产生规模效益的蔗农则不愿进行流转，且情绪较大。
江州区设想的应对方式为：这些仍愿意耕种土地的蔗农与流转方形成利益共同体。流转方在获得土地后，由其出资建好基础设施，再将其中一部分土地转包给这些蔗农，二者商谈经营分成比例。对于这些蔗农来说，他们既可将原先分散的地块集中到一起，又可在自己不出资的情况下提高土地质量，反对之意可相应减轻。
为减轻阻力，在选择第一批进行流转的地块时，江州区偏重于挑选那些劳动力已出现明显匮乏或地多人少的地块，因此相关矛盾并不明显。但随着流转的深入，一系列相关问题将日益显现。
农民自主模式
在土地流转政策方面，扶绥县与来宾市和江州区形成较强对比。当地人士认为，土地平整后继续掌握在蔗农手中，并不是一条死胡同。
广西土地的特点是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土地肥瘦差异较大。因此在上世纪土地承包到户时，为减少分田摩擦，每块好劣地都被均分到各家农户。“每家的土地数量不少，但大多分散为多块，给耕种和管理带来了很大麻烦。”来宾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大刊称。
扶绥县和来宾市因此很看重土地由小块变成大块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因为不涉及蔗农与外来资本和糖厂的利益再分配，在这些地区的相关糖业人士眼中，这种做法显然更为稳妥。
土地流转后到底需要多少投资、是否必须由外来资本进行投资，已经形成“外来派”和“本土派”两种意见，双方意见仍存较大争议。
因种植甘蔗仅需注意水肥条件、对耕种的技术性要求并不高，相应的设施农田投资亦并非天文数字，故“本土派”认为：种植能手与农民合作社虽然因资金规模小故发展速度较慢，但亦有将自己所掌握的规模成块土地建设成为设施农田的可能。
以来宾市兴宾区桥讯乡岜山村峦山屯种植大户谭成军为例：他凭借自身实力，以每亩800元的租金价格，承包了全村20户左右人家的400亩土地。他对这些土地的投资标准，比高良公司还要高出不少，达到了每亩近4600元，包括土地租金800元、机耕费350元、蔗种800元、肥料费800元、农药等相关农资成本350元，以及1500元左右的人工成本。 因每亩土地甘蔗产量可达10吨以上，加之卖蔗种、套种生姜、马铃薯等一系列收入，谭成军每亩土地的收益已达到2000元左右。他希望今年可以再流转1500亩左右的土地。因为涉及到的总面积相对较小，谭成军可做通村民工作，无需政府参与。
小块土地采取此种方式流转给种植大户，既可提升甘蔗产量，又不会引发矛盾，实现上万亩的土地流转规模，只需十个左右大户即可。相关官员还很看重的是：土地收益由当地农民获得。
对于居住在相邻地区、每家土地达到10亩以上的几户家庭来说，便可采用类似台湾和日本的模式，采用形成互助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甘蔗种植，也可以起到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收益的效果。
在来宾市部分蔗区，已产生了作为这一模式萌芽的生产互助组织：10户左右的人家达成协议，每一家需砍收甘蔗时，其余人家均为其帮忙。而每人每砍10根甘蔗只需给0.25元的劳务费，折算下来，每家每吨甘蔗的砍收成本只有12.5元左右，比直接雇佣外来劳动力节省近百元。
来宾市东糖迁江糖厂总经理张新天亦告诉《财经》记者：糖厂因不必再跟零散的农户打交道，所以也对这些互助组织的出现持欢迎态度，愿意对其进行贷款，并帮助它们统一购买农药和化肥等农资等，这样做既帮助了糖厂，又减少了蔗农的成本。
这种互助组织有希望形成生产型合作社。“一个自然村有1.6万亩土地，800户人家，形成16个合作社，糖厂只需跟16个负责人打交道就行了。一步到位搞几万亩的流转，既不容易，风险还大，不如循序渐进。”张大刊说。
利益新平衡多途
随着外来资本的进入，蔗区原有的利益格局已被打破，政府、糖厂、高良公司、农民四方正进入寻求利益新平衡阶段。
高良公司流转的1.7万亩蔗区土地分为两块，分别隶属湘桂及东亚两家糖厂。按照广西的蔗区管理体制，蔗区内农民种植的甘蔗，必须全部卖给所属糖厂。为打消糖厂疑虑，江州区政府在流转合同中对此进行了强调。
崇左东亚糖业有限公司农务总经理程为军告诉《财经》记者：在原先的种植格局下，为稳定蔗农种植积极性，糖厂会给其每亩地200元-400元不等的种植补贴，且会在耕种时对其进行贷款，帮助他们购买蔗种和农资。但因担心外来资本做大后与自己叫板，糖厂并不想给其相同待遇。
但这可能形成坏的结局：二者利益纽带被扯断，后者在种植何种作物、甘蔗卖给哪家方面的自由度得到提高。因都不愿看到这一结果，双方正在互相试探，均不敢轻举妄动。
高良公司的出现还产生了另外一重“鲶鱼效应”：原本并不积极的糖厂们开始争相“夺地”。为增加自身主动性，崇左市的各家糖厂开始变得非常乐意由自己出面流转蔗区土地。以崇左市规模较大的南华糖厂为例，它正在规划承包100万亩土地，希望以此一举解决其今后的原料蔗供应自主权问题。
这正是江州区最初引进高良公司的初衷之一：土地加速流转到风险承担能力最强的糖厂手中，由其出面对土地进行投资后，转包给愿意承包种田的农户或企业，并给予其各种补贴。
崇左市农业局一位官员向《财经》记者分析：糖厂以前不乐意这么做，一是因为糖厂的确在甘蔗种植方面没有人力及技术储备。但更重要的是，流转后耕种及蔗价波动风险将完全由其承担。
“旱涝保收的本应是风险承担能力最差的农民，最终却是实力最强的糖厂高枕无忧。”这位官员称，“这种局面早该被打破了。”
在流转土地方面，高良公司等外来资本和糖厂之间不会形成太多冲突，反可形成互补。原因之一是高良公司有意避免冲突，“土地掌握在糖厂手中，原有平衡不打破，资本和糖厂之间的猜疑可以减少”。李力说。
其次，高良公司有意凭借自身正在逐渐成型的“种植单元”模式转身变成“耕种服务商”，为糖厂提供土地种植服务，赚取种植费，这样可避免直接承担经营风险，亦可较少其自身对土地的直接投资。
黄红印认为，糖厂应积极采纳这一模式：后者掌握种植技术，在获得糖厂补贴或者直接为糖厂耕种时可提高甘蔗产量。在既有蔗区无法扩大的前提下，这一模式能增加糖厂可榨甘蔗数量，提升其利润水平，增加工人工资，扩充政府利税，形成多方共赢。
为熨平蔗区耕地规模化过程中的波动，江州区地方政府对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亦在经历变化。
2012年8月初，江州区政府成立了“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江州区农业局局长黄红印任董事长，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当地政府对该公司的设想是：一方面，由其直接出面与农民谈判；另一方面，其手中掌握大量可流转土地后，提高谈判地位，对外来资本及糖厂形成制约，促使后两者增加对土地投资。
该公司运营经费及利润来源，是对经该公司流转的土地收取每亩10元服务费。这笔钱一部分作为公司运营成本，一部分作为流转后出现风险的应对资金。
除掌握土地这一筹码，这家公司还拥有另外一项制约糖厂及外来资本等承包者的“杀手锏”，也即由该公司代为运营的政府各项现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
以高良公司为例：它目前完全由自身投资的土地总数仅有不足6000亩，在剩下的1万余亩土地中，它的投资比重仅占30%左右。而政府以现代农业、节水灌溉等项目进行的投资，已占到投资总额的60%以上。
在土地流转及甘蔗生产等相关博弈领域，作为政府代表的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已不只是较高的谈判地位，而是一种决定相关问题的最终“话事权”。
“这种计划性较强的安排是好是坏，能否见效，现在还真不好说。”广西农业厅的一位官员对此评论称。
海关数据显示：9月中国进口食糖58.56万吨，高于8月的58.34万吨，为年内单月最高进口量。截至9月底，中国累计进口食糖301.15万吨，同比增长80.38%，已经超过194.5万吨的年度食糖进口配额。而在前一榨季中，中国食糖产量仅为1100万吨。
因国产糖价连探新低，政府已启动多轮食糖收储。但进口配额内进口成本仅5200元/吨，而南宁现货价格则为6500元/吨。差价逾千元，合法进口糖迅猛增加，食糖走私日益猖獗。
随着城镇化及消费结构变化，国内食糖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而在耕地日益捉襟见肘之下，中国食糖进口会否逐步失控及丧失定价权，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2011年到产糖大省广西视察后曾提议：稳定优势产区、提高甘蔗单产、制定食糖产业保护政策。具体措施为提供甘蔗种苗脱毒补贴、甘蔗生产补贴、增加研发及推广经费。国家相关部门亦从2012年初开始加大了国内食糖收储的力度，避免糖贱伤农。
“提高收购价格，从农民的角度确实得到了一些实惠，但农民更希望的是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横向比较效益，不仅仅是种植的收益。因此应当考虑提升整个糖业比较收益的政策支持，应该在市场化基础上建立国家扶植、企业重点参与的完善的政策扶植体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对《财经》记者表示。
有关“糖业之苦”的治本之策，相关人士共识是：中国应学习巴西、澳大利亚等产糖强国经验，在蔗区内实现土地规模化生产，既能提高产量，又可降低成本。这一路径具有多重优势，能够实现土地集中连片、便于实现机械化播种及收割、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相关利益方形成制衡，逐渐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之一。
在广西，糖业产值达到千亿元，早已成为支柱性产业，采取相关措施实现甘蔗生产规模化是现实的需要，相关试验已经开展。但甘蔗规模化生产并未顺遂实现，原因何在？
2011年底及2012年8月，《财经》记者两次前往广西各主要蔗区调查发现，推行土地流转地区，劳动力已出现较大短缺，但因涉及失地农民生计维持等问题，不应为实现规模化种植而强制农民离开土地。同时，在资本下乡租地之外，种植大户及合作社模式亦可探索。
糖业原有的计划性生产体系延续多年，外来资本进入及土地流转后，蔗农、糖厂与政府间原有利益关系解体，各方利益亟须实现“再平衡”。流转模式选择、失地农民利益保证、政府管理边界等相关问题，均需小心拿捏。
广西糖业尴尬
广西全境耕地总数约为4000万亩，甘蔗种植面积逾1600万亩，年均蔗糖产量占全国67%以上。它的一举一动，是中国食糖供应及价格涨跌的“晴雨表”。
得天独厚的北回归线旱地水热资源，以及甘蔗成熟期内昼夜20摄氏度以上的温差，是广西发展糖业的地理优势。来自中央的长期扶持，则加速了它成为中国“糖罐”的进程。
1988年以前，广西缺粮，全国缺糖。当时中国全年产糖量仅有数百万吨，食糖凭票配给，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不到3公斤计划糖。为鼓励广西多生产甘蔗，它每生产1吨甘蔗，国家便拨给其400公斤原粮。
198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到广西视察，对其糖业发展提出战略性要求，称要将广西建设成糖业基地。国家自此开始对广西糖业直接投资。
受政策推动，广西产糖量逐步由原先的40万吨上升到最高时的近900万吨。中国开始逐渐摆脱食糖70%的需求必须依赖进口补足的尴尬境地。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维持原有模式已不足以令广西糖业继续快速发展，广西糖业陷入尴尬境地：供需缺口加大导致国内食糖价格多年上涨，但对甘蔗产量提升并未起很大刺激作用。
自2008年，广西蔗糖产量连续三个榨季下滑，降幅分别为18.82%、6.81%、5.15%，产糖量亦从最高的近900万吨跌至691万吨。产量波动较大亦令广西、云南等产糖大（区）省非常担心。“蔗农与糖业的唯一联系就是甘蔗价格，农民到底种什么正越来越跟市场价格接轨。”广西糖业局副局长张鲁宾称。
新增土地数量有限，原有土地生产力难以提升，抗灾害能力差，蔗农收益低是导致上述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国家严守粮食安全红线，没有谁敢说广西可以只生产甘蔗不顾粮食。”广西糖业协会技术顾问钮公藩称。这意味着，过去通过新占土地增产的方式，已走到终点。
因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愿意种植甘蔗的人已越来越少，且多为中老年人。在广西最重要的产糖地区崇左市，因临近中越边境，来自越南的打工者已成为甘蔗收割时期的重要劳动力补充。据该市江州区农业局局长黄红印估计，每年该区劳动力缺口已达1万人次。“一旦劳动力接济不上，成片的甘蔗将烂在地里。”黄红印说。
广西农业厅提出，借鉴巴西、澳大利亚等产糖大国经验，将蔗区土地形成规模化产区，采用机械化播种及收割技术。据广西农业厅糖料处副处长林影介绍，广西蔗区耕地面积为1600万亩，除地形过分复杂无法流转的地区之外，可通过流转形成规模化生产的土地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约为500万亩，潜力巨大。这一改革的目标十分清晰，但改革路径仍在摸索之中。
中国近些年来在各地推行的“耕地综合整治”项目，能够让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因为整治意味着将原有田埂推平，如村民愿意将经营权流转给外来承包者，承包者可以直接在整治后的耕地上进行生产，无需再一家一户与农民进行谈判。这也是广西为形成规模化生产的着力之处。
但在现实中，这一项目其实仍未起到太大作用。广西国土厅耕保处处长左旭阳向《财经》记者透露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370万亩整治后的耕地，真正流转出去的目前仅有20万亩左右。“原本设想耕地整治后能够促进流转，现在来看，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左旭阳称。
基于此，广西相关地市尝试打破这一窘境。2011年时，广西崇左市因其蔗糖产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而被命名为“中国糖都”。在该市范围内，江州区和扶绥县是最重要的两个蔗糖产区。广西国土厅推进的“桂中土地整治”项目拉开帷幕后，对整治后蔗区土地如何经营，两地选择了不同模式。 江州资本试验
“国家（对蔗区土地）进行投资的机会不多，我们要好好珍惜。”江州区一位主管糖业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
江州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80%以上依赖糖业，为维持糖业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地区早有加速耕地流转、打破窘境的冲动。在各级主管领导积极助推下，江州区开始以政府名义引进外来资本进行蔗区土地经营权流转。到2011年底为止，由资本方承包的土地总数为6万亩，广西高良实业集团公司（下称高良公司）即为典型。
外来资本流转土地有助于蔗区生产稳定，因为它们不像农民一样随意生产。此外，外来资本流转土地还打破了由合作社及种植能手流转土地的生产力提升一般模式，不仅将小块土地聚拢为大块，还给土地带去了资本及技术。
按照江州区与高良公司的协议，该区相关政府部门为后者与农民进行谈判，而后者则要以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流转后的土地上建成设施农业，修建滴灌设施，实现甘蔗机械化耕种及收割，让土地流转后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该区驮卢镇，由高良公司承包的连片蔗区土地总数已达5800亩，在投资近4000万元后，均已采用这种模式改造成为了标准化农田。因为水肥投入得当加之连续的好天气，比正常年月迟了两月播种的甘蔗仍然长势喜人。
高良公司承诺每年给农民平均每亩地2吨甘蔗作为租金，以市价每吨500元计算，农民每亩地的土地租金收入为1000元，这一价格相较其他地区的土地租金高出约20%-30%。
照原有耕种模式，农民没有土地租金成本，每亩地获利不足千元。在现有模式下，高良公司要承担每亩近千元的土地租金成本，获利并不容易。
高良公司的做法是将土地分为种植单元，每单元占地1000亩。单元内的农艺标准固化，配备四名相关农艺专员进行生产。为鼓励其积极性，高良公司准备与其分享额外的增产收益。
在土地经过平整、种管收实现机械化后，每亩地机械化成本为1000元左右，能比传统耕种方式节省约一半成本，这是高良公司的盈利空间之一。而肥料及蔗种成本亦可因耕种实现机械化相应降低。前者可降低100元至400元左右，后则可降低一半，约250元。
因甘蔗种植一年可收获三年，故蔗种及耕种费用可进行分摊。照此计算，第一年耕种成本为：土地1000元，蔗种250元，肥料400元，机械成本1000元，管理费用100元。三年均摊后，每年成本为2600元。以每亩地甘蔗产量由4吨上升为6吨、每吨500元计算，高良公司的利润空间，已经为每亩地400元。
在该公司的经营设想中，农资、农机及蔗种这些领域也将带来盈利。以蔗种为例：照国外经验，甘蔗可以在收获后切块，将连接部分消毒后包装留种，蔗茎本身仍可榨糖，如此可获得蔗种与蔗茎两块收入。
高良公司至今流转的土地总数为1.7万亩，按照上述模式进行生产的已有1.4万亩。因为对未来盈利前景不认同等原因，最初的投资伙伴已纷纷撤资，但高良公司董事长李力仍非常乐观。
在开展蔗区土地流转颇为积极的江州区，全区范围内由资金投资流转的土地总数，一年内已达2万亩左右。土地大规模流转后，失地农民生计如何安置？按照高良公司的设计：为提高生产效益，1000亩土地原先需要100个农民进行耕种，流转后仅需不足10人。这意味着有近90人需另谋生路，他们靠租金、农忙时打零工、发展“林下经济”等收入是否能维持生活稳定，尚无答案。
矛盾由此产生：一方面，因劳动力不足，土地需流转以实现机械化耕种；另一方面，仍有部分农民依靠土地维持生计，为保持流转土地完整性，他们可能要接受被动流转。
这亦是目前土地流转中争议最为激烈的领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此曾有过多次表态：“只讲土地流转，不讲稳定承包关系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不对的。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使农民离开土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必须做立足人多地少的国情来搞现代化。不能搞大资本下乡，兼并农户的土地经营权。”
据《财经》记者调查发现，目前蔗农意愿可分三类：地少人多的地区，蔗农外出打工较多，愿意进行土地流转；在人少地多的地区，一类是蔗农已不愿意耕种土地，也愿意进行流转；而对于那些自家土地较多、经营已产生规模效益的蔗农则不愿进行流转，且情绪较大。
江州区设想的应对方式为：这些仍愿意耕种土地的蔗农与流转方形成利益共同体。流转方在获得土地后，由其出资建好基础设施，再将其中一部分土地转包给这些蔗农，二者商谈经营分成比例。对于这些蔗农来说，他们既可将原先分散的地块集中到一起，又可在自己不出资的情况下提高土地质量，反对之意可相应减轻。
为减轻阻力，在选择第一批进行流转的地块时，江州区偏重于挑选那些劳动力已出现明显匮乏或地多人少的地块，因此相关矛盾并不明显。但随着流转的深入，一系列相关问题将日益显现。
农民自主模式
在土地流转政策方面，扶绥县与来宾市和江州区形成较强对比。当地人士认为，土地平整后继续掌握在蔗农手中，并不是一条死胡同。
广西土地的特点是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土地肥瘦差异较大。因此在上世纪土地承包到户时，为减少分田摩擦，每块好劣地都被均分到各家农户。“每家的土地数量不少，但大多分散为多块，给耕种和管理带来了很大麻烦。”来宾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大刊称。
扶绥县和来宾市因此很看重土地由小块变成大块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因为不涉及蔗农与外来资本和糖厂的利益再分配，在这些地区的相关糖业人士眼中，这种做法显然更为稳妥。
土地流转后到底需要多少投资、是否必须由外来资本进行投资，已经形成“外来派”和“本土派”两种意见，双方意见仍存较大争议。
因种植甘蔗仅需注意水肥条件、对耕种的技术性要求并不高，相应的设施农田投资亦并非天文数字，故“本土派”认为：种植能手与农民合作社虽然因资金规模小故发展速度较慢，但亦有将自己所掌握的规模成块土地建设成为设施农田的可能。
以来宾市兴宾区桥讯乡岜山村峦山屯种植大户谭成军为例：他凭借自身实力，以每亩800元的租金价格，承包了全村20户左右人家的400亩土地。他对这些土地的投资标准，比高良公司还要高出不少，达到了每亩近4600元，包括土地租金800元、机耕费350元、蔗种800元、肥料费800元、农药等相关农资成本350元，以及1500元左右的人工成本。 因每亩土地甘蔗产量可达10吨以上，加之卖蔗种、套种生姜、马铃薯等一系列收入，谭成军每亩土地的收益已达到2000元左右。他希望今年可以再流转1500亩左右的土地。因为涉及到的总面积相对较小，谭成军可做通村民工作，无需政府参与。
小块土地采取此种方式流转给种植大户，既可提升甘蔗产量，又不会引发矛盾，实现上万亩的土地流转规模，只需十个左右大户即可。相关官员还很看重的是：土地收益由当地农民获得。
对于居住在相邻地区、每家土地达到10亩以上的几户家庭来说，便可采用类似台湾和日本的模式，采用形成互助合作社的方式进行甘蔗种植，也可以起到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收益的效果。
在来宾市部分蔗区，已产生了作为这一模式萌芽的生产互助组织：10户左右的人家达成协议，每一家需砍收甘蔗时，其余人家均为其帮忙。而每人每砍10根甘蔗只需给0.25元的劳务费，折算下来，每家每吨甘蔗的砍收成本只有12.5元左右，比直接雇佣外来劳动力节省近百元。
来宾市东糖迁江糖厂总经理张新天亦告诉《财经》记者：糖厂因不必再跟零散的农户打交道，所以也对这些互助组织的出现持欢迎态度，愿意对其进行贷款，并帮助它们统一购买农药和化肥等农资等，这样做既帮助了糖厂，又减少了蔗农的成本。
这种互助组织有希望形成生产型合作社。“一个自然村有1.6万亩土地，800户人家，形成16个合作社，糖厂只需跟16个负责人打交道就行了。一步到位搞几万亩的流转，既不容易，风险还大，不如循序渐进。”张大刊说。
利益新平衡多途
随着外来资本的进入，蔗区原有的利益格局已被打破，政府、糖厂、高良公司、农民四方正进入寻求利益新平衡阶段。
高良公司流转的1.7万亩蔗区土地分为两块，分别隶属湘桂及东亚两家糖厂。按照广西的蔗区管理体制，蔗区内农民种植的甘蔗，必须全部卖给所属糖厂。为打消糖厂疑虑，江州区政府在流转合同中对此进行了强调。
崇左东亚糖业有限公司农务总经理程为军告诉《财经》记者：在原先的种植格局下，为稳定蔗农种植积极性，糖厂会给其每亩地200元-400元不等的种植补贴，且会在耕种时对其进行贷款，帮助他们购买蔗种和农资。但因担心外来资本做大后与自己叫板，糖厂并不想给其相同待遇。
但这可能形成坏的结局：二者利益纽带被扯断，后者在种植何种作物、甘蔗卖给哪家方面的自由度得到提高。因都不愿看到这一结果，双方正在互相试探，均不敢轻举妄动。
高良公司的出现还产生了另外一重“鲶鱼效应”：原本并不积极的糖厂们开始争相“夺地”。为增加自身主动性，崇左市的各家糖厂开始变得非常乐意由自己出面流转蔗区土地。以崇左市规模较大的南华糖厂为例，它正在规划承包100万亩土地，希望以此一举解决其今后的原料蔗供应自主权问题。
这正是江州区最初引进高良公司的初衷之一：土地加速流转到风险承担能力最强的糖厂手中，由其出面对土地进行投资后，转包给愿意承包种田的农户或企业，并给予其各种补贴。
崇左市农业局一位官员向《财经》记者分析：糖厂以前不乐意这么做，一是因为糖厂的确在甘蔗种植方面没有人力及技术储备。但更重要的是，流转后耕种及蔗价波动风险将完全由其承担。
“旱涝保收的本应是风险承担能力最差的农民，最终却是实力最强的糖厂高枕无忧。”这位官员称，“这种局面早该被打破了。”
在流转土地方面，高良公司等外来资本和糖厂之间不会形成太多冲突，反可形成互补。原因之一是高良公司有意避免冲突，“土地掌握在糖厂手中，原有平衡不打破，资本和糖厂之间的猜疑可以减少”。李力说。
其次，高良公司有意凭借自身正在逐渐成型的“种植单元”模式转身变成“耕种服务商”，为糖厂提供土地种植服务，赚取种植费，这样可避免直接承担经营风险，亦可较少其自身对土地的直接投资。
黄红印认为，糖厂应积极采纳这一模式：后者掌握种植技术，在获得糖厂补贴或者直接为糖厂耕种时可提高甘蔗产量。在既有蔗区无法扩大的前提下，这一模式能增加糖厂可榨甘蔗数量，提升其利润水平，增加工人工资，扩充政府利税，形成多方共赢。
为熨平蔗区耕地规模化过程中的波动，江州区地方政府对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亦在经历变化。
2012年8月初，江州区政府成立了“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由江州区农业局局长黄红印任董事长，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当地政府对该公司的设想是：一方面，由其直接出面与农民谈判；另一方面，其手中掌握大量可流转土地后，提高谈判地位，对外来资本及糖厂形成制约，促使后两者增加对土地投资。
该公司运营经费及利润来源，是对经该公司流转的土地收取每亩10元服务费。这笔钱一部分作为公司运营成本，一部分作为流转后出现风险的应对资金。
除掌握土地这一筹码，这家公司还拥有另外一项制约糖厂及外来资本等承包者的“杀手锏”，也即由该公司代为运营的政府各项现代农业投资项目资金。
以高良公司为例：它目前完全由自身投资的土地总数仅有不足6000亩，在剩下的1万余亩土地中，它的投资比重仅占30%左右。而政府以现代农业、节水灌溉等项目进行的投资，已占到投资总额的60%以上。
在土地流转及甘蔗生产等相关博弈领域，作为政府代表的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所拥有的，已不只是较高的谈判地位，而是一种决定相关问题的最终“话事权”。
“这种计划性较强的安排是好是坏，能否见效，现在还真不好说。”广西农业厅的一位官员对此评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