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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李大霄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仇彦英天相投资顾问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
10底，收紧了一年多的信贷突然转向，四大国有银行信贷投放力度突然加大，一举放出900亿巨量贷款，以致全月新增贷款规模达到2400亿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流动性紧张出现缓解。
在政策转暖的预期下，A股市场在触底2307点之后绝地反击，做多情绪渐次发酵，一时间关于政策底是否出现的讨论再度成为焦点，而最为关键的疑问相伴而生，A股到底了吗？
政策底是否已现
《英才》：最近市场确实看到了一些紧缩政策放松的信号，比如信贷的松动，还有最近央票利率的下降等等，这些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放松政策的起点？
鲁政委：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微调的过程当中，这就包括了信贷略微的松动，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要回到一个月放贷8000多亿的水平。如果恢复此水平，旱涝急转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不利的。现在显示是往宽松的方面来演化，但不是越来越宽松，不要往回退，但也不要进得过猛。
仇彦英：政策是有一些微小的调动，但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央票利率下跌主要是物价的因素，并不是政策的因素，因为物价走低，所以央票利率也走低，这是正常的。《英才》：我们看到，随着政策的微调，A股市场一改往日的颓势，出现了积极的信号。从目前的表现来看，我们能否下结论说政策底已经出现了？
李大霄：从几个方面看，现在政策底出现的迹象比较明显，像社保入市、汇金和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等等，再加上随着通胀率的回落，宏观政策取向有些变化，微观层面也出现了一些松动，从救助温州中小企业，有关小微企业的辅助政策和地方政府出台救助措施，还有四个地方政府发债，以及短期的央票利率在往下走、月度信贷规模也出现了一些松动，这都说明宏观面局部政策出现了松动。这些明显构成了政策底。
仇彦英：如果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转向，那就会是底，但现在政策并没有明确转向，目前还是以控制通胀为主导的方向。微调只是一个结构性调整。
市场底还有多远
《英才》：市场底和政策底二者是否是重合的？
李大霄：有背离，政策底不等于市场底，但政策底和估值底部，还有和技术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会形成完美的底部。2307点就有可能是底部了。
仇彦英：基本都重合，历史上看也是高度一致的。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比较明确，这是一个中性词。当政策能左右经济运行特征的时候，那政策市的特征就比较突出。现在整个经济都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政策发挥的作用更强一些。两个转折期是高度一致的。
《英才》：如何看待此轮市场底部和政策底部的关系？
鲁政委：如果说年内这两个月的市场底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因为政策松动与企业利润回升，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意味着出现了底部。
李大霄：这次重合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仇彦英：现在快到了一个转折点，因为已经有了持续的下跌。到了一个快转折的状态，后面就会进入一个政策主导行情的阶段了。
影响A股寻底的因素
《英才》：目前股市受到政策面的极大影响，那么现在影响政策面取向的因素又有哪些？
李大霄：通胀的控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是我们对宏观政策策又该如何着眼？
杨瑞龙：中期政策非常核心的要素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我看来，资金困难对当前温州企业出现的危机来说只是个表象，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困境。
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增长率肯定是要下滑的，因为支持原来增长的一些要素发生变化了，原来我们支持增长的因素：市场化（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传统工业化、高储蓄，现在都已经衰减了。
所以我们提出要依靠内需拉动，而内需里面最重要的是消费，但消费的扩大是需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的。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是我们中长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可期待的方面是城市化。
以上这些因素是此消彼长的，中国未来的增长是个趋缓的过程。但如果这个趋缓的过程是伴随着消费的上升、城市化的提升，这个背后肯定是结构的演进，增长质量的上升，那么这种经济增长趋缓我们就不必担心。但是如果增长率下来的同时原来的增长方式仍旧未变，这就很危险。
《英才》：中期的这种结构转型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还是说需要有一个推力？
杨瑞龙：当然市场因素很重要。这几年劳动工资上升资源价格上涨就是市场因素对结构升级、结构转型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
劳动成本上升，首先意味着劳动者收入增加，过去30年GDP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劳动者分享的比例却是越来越小的。大量证据证明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到4000美元以上，人们就会对服务业提出强大的需求，会出现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现象。
其次，劳动成本上升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的成本差异。这会导致东部地区活不下去的这些产业，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转移到中西部去。东部地区如果有好的政策出台，让这些产业转出去，同时帮助新兴产业生长起来，东部又会重新成为一个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措施和市场导向，它又有可能导致东部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英才》：上面你也讲到了结构转型与改革，其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杨瑞龙：社会改革是建立在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民生问题，因此民生工程背后实际上就是社会改革。此时我们同样需要一个改革主体。原来我们的改革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在这种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当中可以分享好处的——经济发展了，税收就多了，政绩好了，政治上上升的机会就多了。而社会改革相对来说难度大得多，所以未来的改革更多的是要植入一个更大的改革激励机制。
《英才》：这个改革激励机制是什么？
杨瑞龙：就是要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也就是说改革到今天，伴随着非公有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市场主体。另外，通过这30年来市场化改革，通过财富的积累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出现了中产阶层,他们更具有一种改革意识。那么市场主体与中产阶层两个合在一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改革动力机制。因此，我们还是要培育市场，通过市场化的培育，带入新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政府本身有意识来主动推进这样一种改革。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李大霄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
仇彦英天相投资顾问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
10底，收紧了一年多的信贷突然转向，四大国有银行信贷投放力度突然加大，一举放出900亿巨量贷款，以致全月新增贷款规模达到2400亿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实体流动性紧张出现缓解。
在政策转暖的预期下，A股市场在触底2307点之后绝地反击，做多情绪渐次发酵，一时间关于政策底是否出现的讨论再度成为焦点，而最为关键的疑问相伴而生，A股到底了吗？
政策底是否已现
《英才》：最近市场确实看到了一些紧缩政策放松的信号，比如信贷的松动，还有最近央票利率的下降等等，这些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放松政策的起点？
鲁政委：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微调的过程当中，这就包括了信贷略微的松动，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要回到一个月放贷8000多亿的水平。如果恢复此水平，旱涝急转对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不利的。现在显示是往宽松的方面来演化，但不是越来越宽松，不要往回退，但也不要进得过猛。
仇彦英：政策是有一些微小的调动，但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央票利率下跌主要是物价的因素，并不是政策的因素，因为物价走低，所以央票利率也走低，这是正常的。《英才》：我们看到，随着政策的微调，A股市场一改往日的颓势，出现了积极的信号。从目前的表现来看，我们能否下结论说政策底已经出现了？
李大霄：从几个方面看，现在政策底出现的迹象比较明显，像社保入市、汇金和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等等，再加上随着通胀率的回落，宏观政策取向有些变化，微观层面也出现了一些松动，从救助温州中小企业，有关小微企业的辅助政策和地方政府出台救助措施，还有四个地方政府发债，以及短期的央票利率在往下走、月度信贷规模也出现了一些松动，这都说明宏观面局部政策出现了松动。这些明显构成了政策底。
仇彦英：如果政策做出了明确的转向，那就会是底，但现在政策并没有明确转向，目前还是以控制通胀为主导的方向。微调只是一个结构性调整。
市场底还有多远
《英才》：市场底和政策底二者是否是重合的？
李大霄：有背离，政策底不等于市场底，但政策底和估值底部，还有和技术面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会形成完美的底部。2307点就有可能是底部了。
仇彦英：基本都重合，历史上看也是高度一致的。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比较明确，这是一个中性词。当政策能左右经济运行特征的时候，那政策市的特征就比较突出。现在整个经济都没有一个太大的变化，政策发挥的作用更强一些。两个转折期是高度一致的。
《英才》：如何看待此轮市场底部和政策底部的关系？
鲁政委：如果说年内这两个月的市场底是不是已经出现了，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因为政策松动与企业利润回升，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意味着出现了底部。
李大霄：这次重合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仇彦英：现在快到了一个转折点，因为已经有了持续的下跌。到了一个快转折的状态，后面就会进入一个政策主导行情的阶段了。
影响A股寻底的因素
《英才》：目前股市受到政策面的极大影响，那么现在影响政策面取向的因素又有哪些？
李大霄：通胀的控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是我们对宏观政策策又该如何着眼？
杨瑞龙：中期政策非常核心的要素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我看来，资金困难对当前温州企业出现的危机来说只是个表象，背后反映的是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困境。
我们做了很多的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增长率肯定是要下滑的，因为支持原来增长的一些要素发生变化了，原来我们支持增长的因素：市场化（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传统工业化、高储蓄，现在都已经衰减了。
所以我们提出要依靠内需拉动，而内需里面最重要的是消费，但消费的扩大是需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的。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是我们中长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从长期来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可期待的方面是城市化。
以上这些因素是此消彼长的，中国未来的增长是个趋缓的过程。但如果这个趋缓的过程是伴随着消费的上升、城市化的提升，这个背后肯定是结构的演进，增长质量的上升，那么这种经济增长趋缓我们就不必担心。但是如果增长率下来的同时原来的增长方式仍旧未变，这就很危险。
《英才》：中期的这种结构转型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还是说需要有一个推力？
杨瑞龙：当然市场因素很重要。这几年劳动工资上升资源价格上涨就是市场因素对结构升级、结构转型发挥作用的一个表现。
劳动成本上升，首先意味着劳动者收入增加，过去30年GDP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劳动者分享的比例却是越来越小的。大量证据证明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到4000美元以上，人们就会对服务业提出强大的需求，会出现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的现象。
其次，劳动成本上升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的成本差异。这会导致东部地区活不下去的这些产业，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优势转移到中西部去。东部地区如果有好的政策出台，让这些产业转出去，同时帮助新兴产业生长起来，东部又会重新成为一个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措施和市场导向，它又有可能导致东部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英才》：上面你也讲到了结构转型与改革，其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
杨瑞龙：社会改革是建立在产权改革、价格改革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民生问题，因此民生工程背后实际上就是社会改革。此时我们同样需要一个改革主体。原来我们的改革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在这种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当中可以分享好处的——经济发展了，税收就多了，政绩好了，政治上上升的机会就多了。而社会改革相对来说难度大得多，所以未来的改革更多的是要植入一个更大的改革激励机制。
《英才》：这个改革激励机制是什么？
杨瑞龙：就是要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也就是说改革到今天，伴随着非公有经济发展、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市场主体。另外，通过这30年来市场化改革，通过财富的积累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出现了中产阶层,他们更具有一种改革意识。那么市场主体与中产阶层两个合在一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改革动力机制。因此，我们还是要培育市场，通过市场化的培育，带入新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政府本身有意识来主动推进这样一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