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多丽丝·莱辛回到阔别25年的家乡津巴布韦。她离开时还是个30岁的年轻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去伦敦追寻文学理想。那时，这片土地还叫南罗得西亚，是英国在风景壮丽、气候适宜的南部非洲最富饶的殖民地。
　　她走后发生了很多事。1965年，为了对抗宗主国支持民族自决的浪潮，南罗得西亚脱离英国成了独立国家，白人得以继续他们的特权。两百多万黑人农民被赶到高地和干旱地区。5000个大型白人农场占了全国农耕地的一半，最大的号称近百平方公里。大农场主打着高尔夫，享受着欧式草坪和花园。
　　他们的富足是多丽丝从未经历过的。她父母只是一对失败的小农，一辈子在那一亩三分地上种玉米，没赚到过什么钱。在后来的作品里，她多次描写过穷苦白人农民的茅草砖房和牲畜棚。他们吃简陋的饮食、用油腻的餐具，身上臭气熏天，因为运水太贵了，天气又酷热。在这种境遇里，心怀知识分子情怀的女人抱怨连连，变得刻薄冷漠，男人则日渐衰弱，对于无法满足妻子的愿望和自己的野心无可奈何。
　　成名作《野草在歌唱》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对夫妇就是莱辛父母的真实写照。莱辛不想重复母亲的悲剧，因此决然地扔下三个孩子中的两个，一走了之。后来，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民族解放的风已经刮遍了非洲大陆，领袖们自丛林中横空出世。有温和派的约书亚·恩科莫，有穆佐雷瓦主教，也有号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罗伯特·穆加贝。
　　多丽丝1982年终于能回到津巴布韦，就是因为穆加贝已经取代了白人政府。后者在1956年正式禁止多丽丝入境，理由是她从事反种族隔离和共产主义运动。起初，她对禁令并不是很在乎。她已经定居在文学之都——伦敦，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南罗得西亚的亲友总可以去伦敦探望。但随着时间流逝，她感受到了割裂的痛苦。
　　“……整夜整夜，我在睡梦中哭泣，醒来后知道，我同自己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被无情拆散。”她在纪实作品《非洲的笑声》中写道，“我做同一个梦……我的同胞，指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白人，要把我押送出他们的国家，而我的另一些同胞，那些皮肤黝黑、性情和蔼的人，却看不见我。”
　　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街上，现在很少能看到白人。上世纪70年代鼎盛时期全国有30万白人，现在只剩下两万多。1982年莱辛回乡，发现很多人都准备离开，包括她的亲弟弟。他对黑人政府充满反感，计划到当时白人仍在掌权的南非去。但是，还有些人要在津巴布韦终老。在哈拉雷的几个大型购物中心，倒是经常能看见白人老人独自驾驶着庞大的越野车来购物，他们的子女早已飞向世界各地。在从约翰内斯堡到哈拉雷的航班上，有一位来处理退休事务的英国老太太。她在津巴布韦工作了一辈子，要回英国养老了，仍然有点犹豫——不少熟人选择留下。一位中国商人说，英国房东来催他交房租，说是着急给养老院交费。
　　津巴布韦还剩下不到500个白人农场。有的依靠技术、有的依靠和政府要人的关系幸存下来。其余的土地都在2000年后穆加贝的激进土改运动中分给了黑人。“当年殖民者没有任何补偿就拿走了我们的土地，今天我们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走他们的土地也不给任何补偿。”这似乎是迟来的正义，然而，很多最肥沃的农场落入了穆加贝的朋友手中。
　　新晋黑人农场主缺乏运营规模化农业的经验，接连亏损欠下无数债务。他们被迫回头雇佣白人管理者，但这些人已七零八落，人才缺口巨大。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种族状况下，津巴布韦该怎样发展包容性经济。对外资的限制也接踵而至，房地产、服务业等行当禁止外国人经营，矿业、制造业之类也把外资限制在50%以内。经济一落千丈，津巴布韦曾引以为豪的农产品出口一度濒临毁灭。
　　但这里还是那么美丽。在多丽丝看来，“或许是全世界最美的”。
　　丛林和山丘上繁花盛开，气候温暖但并不酷热。哈拉雷这座城市在非洲独树一帜，如一座井井有条的花园。春夏之交，每一条街上蓝花楹怒放，紫色花瓣厚厚地铺满地面。可以在宁静的街上欣赏别人家的花园，可以在公园里一睹各种奇异的非洲植物。每个角落都可以入画，比例和色彩仿佛都经过精心设计，胜过康斯塔伯画笔下的英国乡村。那草木由浅绿到深绿错落有致，即使在略显荒芜的园子里也自有其风骨。三角梅花丛中必然有玫红、深红、肉粉几种色彩，在城中点燃一片火焰。
　　但要在这里做一个舒适的外国人，享受一千多美金一年的高尔夫球场，是否难免有“殖民色彩”呢？毕竟细想下来，维持这种舒适的是经济衰败造成的低房价和租金，是本地廉价的佣人、园丁和司机。
　　谈论这个问题从来都不容易，就像谈论日渐消失的原始丛林。当地人用不起其他燃料，砍树烧饭，和多丽丝同时返回津巴布韦的白人们纷纷感叹：我深爱的树林在哪儿？多丽丝从不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得吃饭啊！”在弟弟的农场，她和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员聊起了新国家，后者承认黑人政府还需要很长时间学习管理国家。她回答说：即使时间再长点也没人会怪你们。英国殖民者制造这个国家到现在才一个世纪，津巴布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短短数年。为什么西方人总是嫌弃非洲国家的落后，却不去思考自己走向现代化经过了多么漫长的过程呢？
　　后来，她跟着妇女工作小组走遍津巴布韦，鼓励女性捍卫自己的权益，为她们编写现代生活常识读本、社会事务读本。她们经历过战争，有些还曾经是游击队员，经历过最残酷的生活。多丽丝觉得，没有理由不相信她们会带给津巴布韦一个新时代。
　　但是，这些“黑皮肤同胞”的眼神和言行，仍然时不时让她明白，他们“看不到她”。他们警惕地看着她，问：“你是想回来常住吗？好白人战争时都跑光了。”而她，尽管游历过那么多地方，还是承认非洲塑造了自己最初的文學内核。她对这里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的记忆都是鲜活的，尽管并不都是愉快的。龌龊也好，美丽也罢，这里永远是她的故乡。但有些家乡人并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她的善意值得感谢，但她只是一个“深深关切津巴布韦的英国人”罢了。她没有在黑人小耕农的茅草屋里出生长大，她和他们的世界没有交集。
　　有一次，我偶然走进了旧工业区的一个餐吧。它坐落在一个工艺品店旁边，藏身于一片树林中。夕阳西下，光线昏暗，红色、粉色的墙壁和绿色门框被两盏灯点亮，像怀旧电影。铁艺桌上铺着花布，屋里有磨得锃亮的木质吧台、金色装饰壁板、带污渍的沙发卡座和白地砖。屋里空无一人。
　　音乐声从屋后草坪上的露天酒吧传来，听起来是70年代的摇滚乐。三五个白发苍苍的白人顾客坐在高脚凳上，等着同样年迈的白人酒保给他们倒酒。一个五六十岁的黑人侍者给我们送来了菜单。可选的食物不多，排在最前面的仍然是炸鱼薯条。他告诉我们，这里都是老主顾，附近居民。
　　这片工业区荒凉至极，少有生产的迹象。生锈、扭曲的设备随处堆放。道路已开裂，尘土飞扬，厂房纷纷大门紧闭，据说开工率不足20%。除了此处，沿路再没有看到其他餐馆和咖啡厅，连人烟都稀少。
　　我们的黑人司机吃着炸薯条，讲起了战时他母亲带着孩子们四处逃难、躲避白人军队的事。他的两个兄弟死于战火。过去，黑人是不允许进这样的餐厅的，现在没问题了，但要有钱。因为“某些人的错误”，国家都快破产了，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好在，那些人都白发苍苍了，而他还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