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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对于古都北京来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北伐军攻占京城，宣告了北洋政府时代的终结。经过南北各政治派系的权力角逐，国民政府最终定都南京，降北京为特别市，明令其易名为“北平”，古都的命运就此改变。
失去首都地位后的北平，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商业经营遭遇了重创。昔日的北京，商贾辐辏，冠盖如云，是一座依赖官员为生的消费城市。如今这一群体纷纷逃离，社会购买力大为削弱，成批的商业店铺倒闭，令人颇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叹。
据1928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政府南迁的数月里，北平歇业商铺达3563家之多，尚存的三万多家也大都赔本经营。在此种情形下，很多店家的商业道德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在国都时代，除了个别小贩做买卖不诚实外，多数店铺都笃重商业道德，赚取固定的利润，并无欺诈行为。但随着生意的日渐艰难，各商家不得不靠投机取巧为生，一时间北平城内尔虞我诈之风盛行。有的商户以大减价之名招揽客户，竟然出现了折半还价的笑话。更有甚者，开始招聘女服务员，利用色相吸引顾客。当时就有人对这些拙劣行径进行了评论：“商业道德遂渐堕落，欺骗取巧之声日彰”。
农历春节一直是国人十分珍视的传统佳节。迁都后的几年内各报记者都很注意采写有关旧都春节的新闻，透过他们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古都商业的萧瑟状况。
赶庙会是北平市民的一项传统习俗，现场常常摩肩接踵，人山人海，而此刻则异常冷落。据1929年12月的一则速写报道，庙会现场游人寥寥，买东西的人也很少。一个偌大的估衣摊竟没有人前来询问价钱，两天未能开张。梳篦摊两天才卖两三元钱，但一天却要支出两元，较之昔日一天三十多元的纯收入，真是相差悬殊。北平商业的萧条，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益世报》的记者还深入北平各大店铺进行了实地探访。有绸缎庄老板向记者介绍，以往一入腊月，大小公馆的阔大少、姨太太们，嫌从前缝的衣服不时髦，要趁着年前，重新置办，动辄千元，少亦数百元。即便是跟随他们的老妈子、丫头们，一高兴也会照顾几十元的生意。这些人只求花样翻新，并不计较价值高低。而论及今年，这位老板则失落地说道：“到了现在这个年头，可真是一言难尽了。”生意的急转直下不言自明。再如点心鲜果海味店，往年年底，各家公馆为筹备春节宴会，争相采购酒食罐头、山珍海味，如今半天的销量还赶不上从先一家照顾的数目。到了1931年春节，更有记者惊讶地发现厂甸、琉璃厂旧书摊上的稀世佳本鲜有人问津，科甲出身的老官僚等常客也不见踪迹，众多书商只得闭门歇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多是一些从事奢侈品贸易的商人。譬如绸缎行业中的瑞蚨祥各号，原来的销售对象主要是权贵之家、商贾富户，此时这些老主户大多离开北平，产品的销路遂大受影响，总计八十余家绸缎店，不亏本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再如北平的特色手工业制品灯笼，精巧程度向来为其他地方所不及，以前每年每铺平均可售出一万余元，现在每号只能销售千余元左右，强烈的反差显而易见。而那些关乎寻常百姓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行当则大抵可以维持，足见寻常百姓的购买力犹存。如粮商就未受多大的影响，半年来，很少听到粮店歇业的消息，倒是出现了米麪之销量减少，杂粮之销量增多的现象，这是因为普通民众异常穷困，多以廉价的杂粮为主食，故其需求量上升；而富户数量减少，价格相对较贵的米面需要也就有所下降。北平饭庄业的演变状况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在前清时代，北京的大饭庄设备完善，多承办王公贵族、名卿巨绅的喜庆宴席，动辄订席百桌，消费数千元。延至民国，依然如此，各家的生意兴隆至极。政治中心南移后，情形立刻发生转变，大饭庄因为顾客稀少，纷纷申请歇业，鲜有能够继续维持的，而中小型饭庄则因为适应北平人的消费能力，数量略有增加。这一加一减的逆转，鲜明地突出了北平依赖官吏为生的城市特性，过去繁荣的商业完全拜官僚群体所赐，现在失去买主，自然只能选择关门歇业。
那些附属于上层社会的娱乐、服务行业更是今非昔比。京剧在北京向来备受市民的追捧，而此时各大戏院却普遍出现了营业困难。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由于市面凄凉，各戏园停锣者甚多，连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也有远赴南方献艺的计划。另一位京剧名角尚小云所在的协庆社向来池座售价一元二角，因生意萧条，不得已降价为七角，掀起了梨园行里的一场降价运动。北平的娼妓业与政界相关联，政客的多寡往往决定着妓女营业的好坏，与1917年鼎盛时期相比，1929年北平一、二等妓女的数量减少了约50%，而三、四等妓女的人数却增加了17%。这一变化充分说明大批官僚政客的南下，使得围绕他们服务的高级妓女生意大减，而城市贫民的激增，则迫使更多的妇女沦为下等娼妓。
国都南迁后，故都丧失了政治力量的支撑，举凡与政治因素相联系的商业均难以维持，迅速走向衰落，而那些与普通平民生活相关的行当则影响较小。这充分暴露了旧都城市发展路径单一的弊病，繁荣的商业严重依赖官员消费，城市自身罕有发达的农业、工业，缺乏经济造血功能，一旦丧失优势的政治资源，衰颓也就不可避免。
失去首都地位后的北平，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商业经营遭遇了重创。昔日的北京，商贾辐辏，冠盖如云，是一座依赖官员为生的消费城市。如今这一群体纷纷逃离，社会购买力大为削弱，成批的商业店铺倒闭，令人颇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叹。
据1928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政府南迁的数月里，北平歇业商铺达3563家之多，尚存的三万多家也大都赔本经营。在此种情形下，很多店家的商业道德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在国都时代，除了个别小贩做买卖不诚实外，多数店铺都笃重商业道德，赚取固定的利润，并无欺诈行为。但随着生意的日渐艰难，各商家不得不靠投机取巧为生，一时间北平城内尔虞我诈之风盛行。有的商户以大减价之名招揽客户，竟然出现了折半还价的笑话。更有甚者，开始招聘女服务员，利用色相吸引顾客。当时就有人对这些拙劣行径进行了评论：“商业道德遂渐堕落，欺骗取巧之声日彰”。
农历春节一直是国人十分珍视的传统佳节。迁都后的几年内各报记者都很注意采写有关旧都春节的新闻，透过他们的描述，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古都商业的萧瑟状况。
赶庙会是北平市民的一项传统习俗，现场常常摩肩接踵，人山人海，而此刻则异常冷落。据1929年12月的一则速写报道，庙会现场游人寥寥，买东西的人也很少。一个偌大的估衣摊竟没有人前来询问价钱，两天未能开张。梳篦摊两天才卖两三元钱，但一天却要支出两元，较之昔日一天三十多元的纯收入，真是相差悬殊。北平商业的萧条，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益世报》的记者还深入北平各大店铺进行了实地探访。有绸缎庄老板向记者介绍，以往一入腊月，大小公馆的阔大少、姨太太们，嫌从前缝的衣服不时髦，要趁着年前，重新置办，动辄千元，少亦数百元。即便是跟随他们的老妈子、丫头们，一高兴也会照顾几十元的生意。这些人只求花样翻新，并不计较价值高低。而论及今年，这位老板则失落地说道：“到了现在这个年头，可真是一言难尽了。”生意的急转直下不言自明。再如点心鲜果海味店，往年年底，各家公馆为筹备春节宴会，争相采购酒食罐头、山珍海味，如今半天的销量还赶不上从先一家照顾的数目。到了1931年春节，更有记者惊讶地发现厂甸、琉璃厂旧书摊上的稀世佳本鲜有人问津，科甲出身的老官僚等常客也不见踪迹，众多书商只得闭门歇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多是一些从事奢侈品贸易的商人。譬如绸缎行业中的瑞蚨祥各号，原来的销售对象主要是权贵之家、商贾富户，此时这些老主户大多离开北平，产品的销路遂大受影响，总计八十余家绸缎店，不亏本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再如北平的特色手工业制品灯笼，精巧程度向来为其他地方所不及，以前每年每铺平均可售出一万余元，现在每号只能销售千余元左右，强烈的反差显而易见。而那些关乎寻常百姓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行当则大抵可以维持，足见寻常百姓的购买力犹存。如粮商就未受多大的影响，半年来，很少听到粮店歇业的消息，倒是出现了米麪之销量减少，杂粮之销量增多的现象，这是因为普通民众异常穷困，多以廉价的杂粮为主食，故其需求量上升；而富户数量减少，价格相对较贵的米面需要也就有所下降。北平饭庄业的演变状况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在前清时代，北京的大饭庄设备完善，多承办王公贵族、名卿巨绅的喜庆宴席，动辄订席百桌，消费数千元。延至民国，依然如此，各家的生意兴隆至极。政治中心南移后，情形立刻发生转变，大饭庄因为顾客稀少，纷纷申请歇业，鲜有能够继续维持的，而中小型饭庄则因为适应北平人的消费能力，数量略有增加。这一加一减的逆转，鲜明地突出了北平依赖官吏为生的城市特性，过去繁荣的商业完全拜官僚群体所赐，现在失去买主，自然只能选择关门歇业。
那些附属于上层社会的娱乐、服务行业更是今非昔比。京剧在北京向来备受市民的追捧，而此时各大戏院却普遍出现了营业困难。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由于市面凄凉，各戏园停锣者甚多，连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也有远赴南方献艺的计划。另一位京剧名角尚小云所在的协庆社向来池座售价一元二角，因生意萧条，不得已降价为七角，掀起了梨园行里的一场降价运动。北平的娼妓业与政界相关联，政客的多寡往往决定着妓女营业的好坏，与1917年鼎盛时期相比，1929年北平一、二等妓女的数量减少了约50%，而三、四等妓女的人数却增加了17%。这一变化充分说明大批官僚政客的南下，使得围绕他们服务的高级妓女生意大减，而城市贫民的激增，则迫使更多的妇女沦为下等娼妓。
国都南迁后，故都丧失了政治力量的支撑，举凡与政治因素相联系的商业均难以维持，迅速走向衰落，而那些与普通平民生活相关的行当则影响较小。这充分暴露了旧都城市发展路径单一的弊病，繁荣的商业严重依赖官员消费，城市自身罕有发达的农业、工业，缺乏经济造血功能，一旦丧失优势的政治资源，衰颓也就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