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条松开的鞋带——衍射心理
军事演练从夜里的紧急集合开始的，入伍才一年的新战士何力因为匆忙，穿在左脚上的鞋带没有系紧。就在他打算重新整理时，军事演练开始了。从急行军到潜伏在某战位后的半个多小时里，何力一直在想那根该死的鞋带是否已经松开，会不会在冲锋时绊倒自己。结果，一直为此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他，真正冲锋时一个不留神，真的摔倒在地，也导致连队没能按计划带到指定地点。
这就是典型的“衍射心理”：通常由琐细的事情引起，并常见于心理健康综合指标处于中等水平的人身上。
其实，在日常的教育训练中，“衍射心理”也经常发生。例如，因为惦记着一个父母或恋人可能打来的电话，导致操课时心不在焉；或者想着周日上街时应该给战友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根本不知道讲台上指导员在讲什么；甚至忘不了午饭时班长的一句埋怨，害得你傍晚篮球比赛时把球传给了对方球员。这些都是“衍射心理”在左右我们的行为。
“衍射心理”没有确实有效的疗法，更多地需要依靠个人自主地、及时地转移注意力。曾经是优秀指导员的现海南省军区某团政治处主任张文魁，讲述了他带兵实践中的一种减小衍射心理影响的方法——“深呼吸法”，也可以说是“给自己一分钟”：一旦脑子里反复思考某件事情时，要及时停止正在忙碌的工作，完全地呼吸，然后观察周围的人或物，越细致越好，最好能够观察到这个人的饰物的光泽、衣服的褶皱等，持续大致45秒至1分钟左右，心理状态就会得到平衡。当然，是否需要这样做，要考虑当时的环境。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这种方法转移你的注意力，减小“衍射心理”给自身带来的压力。
实话实说为何遭遇非——思维定势
说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被认为有思想问题；骨干一次次找他谈心，差点被连队定成“个别人”。前不久，发生在某炮兵团二连战士陈月贤身上的这件事，使二连党支部“一班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是什么问题都是思想问题，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
二连是一个锦旗和奖状挂满了荣誉室的先进连队。大家都想在将要进行的全团训练科目考核中有好的表现，保住连续几年的先进牌子。可2月份刚由其他单位导弹专业的操作手岗位调整为二连火炮专业炮手的战士陈月贤，成了连队担心的对象。动员会上连长严明华问陈月贤有没有信心为连队争光时，小陈的一句“没有”，令大家颇感意外。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肯定思想上有问题。”于是，班长、排长一次次找陈月贤谈心，可是次次无功而返。对于陈月贤的“顽固”，个别支委建议把他作为“个别人”上报团里。当指导员董峰慢慢开导他时，小陈说：“我思想上没有问题，不用这样一次次找我谈心，这样做我很反感。”“我刚来连队，还有很多火炮技能没有掌握，没信心是实际情况，有也只能是说谎。”小陈的大实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句句在理。
仔细“回放”事情的全过程，党支部“一班人”有些坐不住了：我们在工作中总是试图把看到的、听到的与自己经历过的相互印证，结果一遇到“没想到”，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同样一件事，视角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应该多些调查研究，把实际情况掌握准确，不能把什么事都和思想问题挂钩。
找准了症结所在，连队安排训练尖子和陈月贤结成“一帮一”对子，帮助他迅速熟悉火炮知识。在战友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陈月贤进步很快。半年考核时，小陈没有令人失望，和战友们一起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职务高，水平就——权威效应
某团政委刘波到一连当兵，和一班长李军睡了个头顶头。硕士政委来班里和自己同吃同住，李军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近距离学习的机会。从教育训练到举手投足，李军都是“亦步亦趋”，向政委刘波“看齐”。有一天，刘波对李军说，班里一名新战士看起来情绪不高，可能心里有什么包袱。随后，刘波向李军“请缨”要做好这名新战士的思想工作。可是，两天过去了，，刘波找到李军，说他没辙了，请他这个老班长“出马”。李军很是惊奇，他认为政委职务高、学历高，还有他做不通的思想工作吗?看来，这名新战士问题不小。
可是，无论李军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这名新战士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思想问题，只是想家了。李军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把这个情况向指导员汇报。指导员经过了解，认为这名战士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应该是政委刘波没有掌握清楚具体情况。
“真相”大白了，可带给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其实，做思想工作并非职务越高水平就越高。班长、骨干与战士每时每刻生活在一起，有时他们更清楚身边的战友有什么样的思想疙瘩。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李军看来，职务高和水平高是等同的，政委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很难。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李军就把问题考虑复杂了，他根本没想到政委也会“看走眼”。
这也就是所谓的“权威效应”，说话的人如果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那他所说的话更容易引起别人重视，并相信其正确性，即“人微言轻，人贵言重”。有时，地位低的人甚至不考虑说者“讲什么”，在乎更多的是说者的权威地位。实际上，现在各行各业的分工越来越细。部队也是如此，很多部门都有很高的专业技术要求，领导者不可能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因此，在任何岗位上的官兵都要根据自身实践，勇于思考，勇于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领导者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领导者也要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做出正确判断。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晕轮效应
某团二连战士杨成入伍前经过商，摆过小摊。因此，在不少战友眼中，杨成也把“斤斤计较”带到了军营：上街时买东西，总要货比三家，把价格压了又压；替战友捎个牙膏、笔记本什么的，从来不会忘记“追缴”贷款；等等。战友们都说杨成是个不会“吃亏”的人。可就是这个如此会“算计”的人，前不久做了一件令大家吃惊的事：杨成一下子把攒了半年多的津贴全部捐给了家乡闹洪水、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友。杨成说，入伍前摆摊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了解这种困顿的窘境，因此愿意把钱捐给更需要帮助的战友。
在心理学上，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晕轮效应”。具体地说，表现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事物)的某一方面的印象决定了他的总体看法，而看不准对方的真实品质，形成一种好的或坏的“成见”。战友们对杨成为何“斤斤计较”并不了解，仅凭对他的外在表现就想当然地认为杨成是一个爱“算计”的人，根本不可能去做捐款这种“吃亏”的事。
这就提醒我们，当你看不惯某个人、对某人怀有成见的时候，应当首先理智地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假如发现自己已经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在生活中，“晕轮效应”也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人是好的，是我们喜欢的，往往会觉得这个人也有着其他的许多好品质。反过来也一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好百好，一恶百恶” 或者爱屋及乌。当看到一名新战士军容整齐、姿态端正，就认为他做事心细，有条有理；看到一名战士邋邋遢遢，就会觉得他办事拖沓，责任心差。
总之，对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不要急于下判断，不要以偏概全，要做全面的了解，才能避免晕轮效应的偏差。
责任编辑 李 芸
某部二级士官、司务长陈华林
人物介绍：陈华林，1999年12月入伍，现任某部卫生队司务长。卫生员出身的他，有院校培养、大医院实习的经历。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自己喜爱的医务岗位上大展拳脚时，一纸任命，将他调到了炊事班。面对岗位调整，他说“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003年底，我学习回来，分到了团卫生队的门诊室。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在自己喜爱的医务岗位上大展拳脚时，卫生队队长找到我谈话：“炊事班急缺人手，我们考虑到你工作踏实，决定让你去，有没有意见?”一边是自己喜欢的医务工作，一边是一窍不通的炊事工作。我陷入了沉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懂可以学嘛，况且还可以免费的多学一门技术。”我凡事都爱往好的一面考虑。
卫生队的炊事班人手少，就两个人，一个司务长，一个炊事员，掌管着全队20来人的一日三餐。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忙活，蒸馒头；剩馅，包包子；洗锅，煮米饭……我们基本每餐都不同，既要战友吃饱，还要保证吃好。有时，碰上医生巡诊出去，门诊室人手不够，我还临时客串卫生员。天天与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我渐渐适应了炊事班的工作，川菜、湘菜、东北菜，都成了我的研究对象。“营养餐”、“吃出战斗力”，我给自己提出了新要求，工作得有声有色，很有乐趣。随后，我被任命为班长、司务长。于是，伙食保障、卫生安全、工资发放、被装调号等繁琐事务也由我来负责，感觉自己的责任很重。也常有人问我：“这么忙，你不累吗?”我说：“什么工作总得有人干吧，乐在其中，习惯了。”其实，现在这样挺好的，当兵以前，稍微有点感冒就得看医生，现在我也能给别人拿药；以前，不会做饭，现在，保障二三十人都没问题。你是健康的、幸福的，我就是快乐的，能在有限的军旅生涯中为战友们多做点事情终归是件好事。
当兵干什么——某部普通士兵的心灵独自 鞠 烨 月 飞
某部三级士官，班长罗勇
人物介绍：罗勇，1996年12月入伍，现任某部十一连班长。他曾多次被师团树为军事训练标兵、班长标兵、学雷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科技练兵教练员标兵，被集团军‘评为科技练兵新型教练员，荣立三等功2次，连续两年被团党委列为士兵提干对象。遗憾的是，罗勇终究没有走进军校大门。他说：“当不了干部，就当一名好兵。”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没有想过当将军，但我的确希望自己能成长为一名军官。毕竟，那样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思考问题，更敏感地把握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以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前进方向……按规定，我的条件具备了。很多人都替我没能走进军官队伍而遗一感。曾有位营长夸我：“凭罗勇现在的素质，完全能胜任连、排职干部的职务。”或许这些话含有恭维的成分，但我认为自己的综合素质还是过硬的。
由于名额、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一次次失去了提干的机会。我没有放松自己，我知道我和战友还是有差距。2003年，和我同一个连队、比我兵龄老的战友娄强被保送入学，我觉得自己的素质确实赶不上娄强，他应该提；2004年，另外一个连队的比我兵龄晚的班长付博也迈进了军校大门，我觉得我们专业不同，可比性不大，但付博在他的专业里的确是“领头羊”，也应该提。
提干机会一次又一次与自己擦肩而过，我也失落过、伤心过，但作为一名军人，并不一定非要当干部，我相信组织是公正的，命运是套平的，机遇是平等的。当不了干部，就当一名好兵。2004年我失去了最后一次提干机会。年底，在面临走留选择时，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很爱部队，所以决定留下来，套改了三级士官。争当一名好兵，军营一样精彩。
军事演练从夜里的紧急集合开始的，入伍才一年的新战士何力因为匆忙，穿在左脚上的鞋带没有系紧。就在他打算重新整理时，军事演练开始了。从急行军到潜伏在某战位后的半个多小时里，何力一直在想那根该死的鞋带是否已经松开，会不会在冲锋时绊倒自己。结果，一直为此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他，真正冲锋时一个不留神，真的摔倒在地，也导致连队没能按计划带到指定地点。
这就是典型的“衍射心理”：通常由琐细的事情引起，并常见于心理健康综合指标处于中等水平的人身上。
其实，在日常的教育训练中，“衍射心理”也经常发生。例如，因为惦记着一个父母或恋人可能打来的电话，导致操课时心不在焉；或者想着周日上街时应该给战友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根本不知道讲台上指导员在讲什么；甚至忘不了午饭时班长的一句埋怨，害得你傍晚篮球比赛时把球传给了对方球员。这些都是“衍射心理”在左右我们的行为。
“衍射心理”没有确实有效的疗法，更多地需要依靠个人自主地、及时地转移注意力。曾经是优秀指导员的现海南省军区某团政治处主任张文魁，讲述了他带兵实践中的一种减小衍射心理影响的方法——“深呼吸法”，也可以说是“给自己一分钟”：一旦脑子里反复思考某件事情时，要及时停止正在忙碌的工作，完全地呼吸，然后观察周围的人或物，越细致越好，最好能够观察到这个人的饰物的光泽、衣服的褶皱等，持续大致45秒至1分钟左右，心理状态就会得到平衡。当然，是否需要这样做，要考虑当时的环境。问题的关键是，通过这种方法转移你的注意力，减小“衍射心理”给自身带来的压力。
实话实说为何遭遇非——思维定势
说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被认为有思想问题；骨干一次次找他谈心，差点被连队定成“个别人”。前不久，发生在某炮兵团二连战士陈月贤身上的这件事，使二连党支部“一班人”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不是什么问题都是思想问题，具体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
二连是一个锦旗和奖状挂满了荣誉室的先进连队。大家都想在将要进行的全团训练科目考核中有好的表现，保住连续几年的先进牌子。可2月份刚由其他单位导弹专业的操作手岗位调整为二连火炮专业炮手的战士陈月贤，成了连队担心的对象。动员会上连长严明华问陈月贤有没有信心为连队争光时，小陈的一句“没有”，令大家颇感意外。
“一个没有信心的人，肯定思想上有问题。”于是，班长、排长一次次找陈月贤谈心，可是次次无功而返。对于陈月贤的“顽固”，个别支委建议把他作为“个别人”上报团里。当指导员董峰慢慢开导他时，小陈说：“我思想上没有问题，不用这样一次次找我谈心，这样做我很反感。”“我刚来连队，还有很多火炮技能没有掌握，没信心是实际情况，有也只能是说谎。”小陈的大实话，听起来有些刺耳，但句句在理。
仔细“回放”事情的全过程，党支部“一班人”有些坐不住了：我们在工作中总是试图把看到的、听到的与自己经历过的相互印证，结果一遇到“没想到”，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同样一件事，视角不同，结论也会不同。应该多些调查研究，把实际情况掌握准确，不能把什么事都和思想问题挂钩。
找准了症结所在，连队安排训练尖子和陈月贤结成“一帮一”对子，帮助他迅速熟悉火炮知识。在战友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陈月贤进步很快。半年考核时，小陈没有令人失望，和战友们一起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职务高，水平就——权威效应
某团政委刘波到一连当兵，和一班长李军睡了个头顶头。硕士政委来班里和自己同吃同住，李军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近距离学习的机会。从教育训练到举手投足，李军都是“亦步亦趋”，向政委刘波“看齐”。有一天，刘波对李军说，班里一名新战士看起来情绪不高，可能心里有什么包袱。随后，刘波向李军“请缨”要做好这名新战士的思想工作。可是，两天过去了，，刘波找到李军，说他没辙了，请他这个老班长“出马”。李军很是惊奇，他认为政委职务高、学历高，还有他做不通的思想工作吗?看来，这名新战士问题不小。
可是，无论李军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这名新战士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思想问题，只是想家了。李军无可奈何之余，只好把这个情况向指导员汇报。指导员经过了解，认为这名战士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应该是政委刘波没有掌握清楚具体情况。
“真相”大白了，可带给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其实，做思想工作并非职务越高水平就越高。班长、骨干与战士每时每刻生活在一起，有时他们更清楚身边的战友有什么样的思想疙瘩。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李军看来，职务高和水平高是等同的，政委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很难。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李军就把问题考虑复杂了，他根本没想到政委也会“看走眼”。
这也就是所谓的“权威效应”，说话的人如果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那他所说的话更容易引起别人重视，并相信其正确性，即“人微言轻，人贵言重”。有时，地位低的人甚至不考虑说者“讲什么”，在乎更多的是说者的权威地位。实际上，现在各行各业的分工越来越细。部队也是如此，很多部门都有很高的专业技术要求，领导者不可能具备各种专业知识。因此，在任何岗位上的官兵都要根据自身实践，勇于思考，勇于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领导者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领导者也要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做出正确判断。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晕轮效应
某团二连战士杨成入伍前经过商，摆过小摊。因此，在不少战友眼中，杨成也把“斤斤计较”带到了军营：上街时买东西，总要货比三家，把价格压了又压；替战友捎个牙膏、笔记本什么的，从来不会忘记“追缴”贷款；等等。战友们都说杨成是个不会“吃亏”的人。可就是这个如此会“算计”的人，前不久做了一件令大家吃惊的事：杨成一下子把攒了半年多的津贴全部捐给了家乡闹洪水、家庭生活困难的战友。杨成说，入伍前摆摊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了解这种困顿的窘境，因此愿意把钱捐给更需要帮助的战友。
在心理学上，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作“晕轮效应”。具体地说，表现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事物)的某一方面的印象决定了他的总体看法，而看不准对方的真实品质，形成一种好的或坏的“成见”。战友们对杨成为何“斤斤计较”并不了解，仅凭对他的外在表现就想当然地认为杨成是一个爱“算计”的人，根本不可能去做捐款这种“吃亏”的事。
这就提醒我们，当你看不惯某个人、对某人怀有成见的时候，应当首先理智地检讨一下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假如发现自己已经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在生活中，“晕轮效应”也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人是好的，是我们喜欢的，往往会觉得这个人也有着其他的许多好品质。反过来也一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好百好，一恶百恶” 或者爱屋及乌。当看到一名新战士军容整齐、姿态端正，就认为他做事心细，有条有理；看到一名战士邋邋遢遢，就会觉得他办事拖沓，责任心差。
总之，对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不要急于下判断，不要以偏概全，要做全面的了解，才能避免晕轮效应的偏差。
责任编辑 李 芸
某部二级士官、司务长陈华林
人物介绍：陈华林，1999年12月入伍，现任某部卫生队司务长。卫生员出身的他，有院校培养、大医院实习的经历。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自己喜爱的医务岗位上大展拳脚时，一纸任命，将他调到了炊事班。面对岗位调整，他说“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2003年底，我学习回来，分到了团卫生队的门诊室。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在自己喜爱的医务岗位上大展拳脚时，卫生队队长找到我谈话：“炊事班急缺人手，我们考虑到你工作踏实，决定让你去，有没有意见?”一边是自己喜欢的医务工作，一边是一窍不通的炊事工作。我陷入了沉思。“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懂可以学嘛，况且还可以免费的多学一门技术。”我凡事都爱往好的一面考虑。
卫生队的炊事班人手少，就两个人，一个司务长，一个炊事员，掌管着全队20来人的一日三餐。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忙活，蒸馒头；剩馅，包包子；洗锅，煮米饭……我们基本每餐都不同，既要战友吃饱，还要保证吃好。有时，碰上医生巡诊出去，门诊室人手不够，我还临时客串卫生员。天天与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我渐渐适应了炊事班的工作，川菜、湘菜、东北菜，都成了我的研究对象。“营养餐”、“吃出战斗力”，我给自己提出了新要求，工作得有声有色，很有乐趣。随后，我被任命为班长、司务长。于是，伙食保障、卫生安全、工资发放、被装调号等繁琐事务也由我来负责，感觉自己的责任很重。也常有人问我：“这么忙，你不累吗?”我说：“什么工作总得有人干吧，乐在其中，习惯了。”其实，现在这样挺好的，当兵以前，稍微有点感冒就得看医生，现在我也能给别人拿药；以前，不会做饭，现在，保障二三十人都没问题。你是健康的、幸福的，我就是快乐的，能在有限的军旅生涯中为战友们多做点事情终归是件好事。
当兵干什么——某部普通士兵的心灵独自 鞠 烨 月 飞
某部三级士官，班长罗勇
人物介绍：罗勇，1996年12月入伍，现任某部十一连班长。他曾多次被师团树为军事训练标兵、班长标兵、学雷锋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科技练兵教练员标兵，被集团军‘评为科技练兵新型教练员，荣立三等功2次，连续两年被团党委列为士兵提干对象。遗憾的是，罗勇终究没有走进军校大门。他说：“当不了干部，就当一名好兵。”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没有想过当将军，但我的确希望自己能成长为一名军官。毕竟，那样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思考问题，更敏感地把握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以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前进方向……按规定，我的条件具备了。很多人都替我没能走进军官队伍而遗一感。曾有位营长夸我：“凭罗勇现在的素质，完全能胜任连、排职干部的职务。”或许这些话含有恭维的成分，但我认为自己的综合素质还是过硬的。
由于名额、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一次次失去了提干的机会。我没有放松自己，我知道我和战友还是有差距。2003年，和我同一个连队、比我兵龄老的战友娄强被保送入学，我觉得自己的素质确实赶不上娄强，他应该提；2004年，另外一个连队的比我兵龄晚的班长付博也迈进了军校大门，我觉得我们专业不同，可比性不大，但付博在他的专业里的确是“领头羊”，也应该提。
提干机会一次又一次与自己擦肩而过，我也失落过、伤心过，但作为一名军人，并不一定非要当干部，我相信组织是公正的，命运是套平的，机遇是平等的。当不了干部，就当一名好兵。2004年我失去了最后一次提干机会。年底，在面临走留选择时，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很爱部队，所以决定留下来，套改了三级士官。争当一名好兵，军营一样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