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墨尔本大学荣誉教授。著作包括《动物解放》《实践伦理学》 《你能拯救的生命》。最近著有《你能做的最大善事》。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乐善好施;但是，就人口捐钱比例而言，缅甸、马耳他、爱尔兰、英国、加拿大、荷兰和冰岛都比美国做得更好。
　　但美国在“帮助陌生人”方面的评分最高，再加上其在义务劳动时间上的高分，使美国与缅甸一起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
　　人类真的可以受利他主义的驱动吗？我的新书《你能做的最大善事》（The Most Good You Can Do）讨论了被称为“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新出现的运动，在关于这本书的各种访谈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个问题是如此频繁地被提及。
　　为何我们要怀疑有人至少会有时采取利他行为呢？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对家人的利他主义，以及对那些接受帮助后可能回馈我们的人的利他主义。一个很有道理的说法是，如果我们的推理和思考能力足够发达的话，则可以确保我们明白：陌生人可以与我们一样在生活中有痛苦或者欢乐，那么，至少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可以基于此而会对陌生人有利他行为。
　　美国的专业民意调查组织盖洛普公司询问了135个国家的人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是否为慈善组织捐过钱、为某个组织贡献过义务劳动，或者，帮助过某个陌生人。盖洛普的这项调查实际上也是2014年世界奉献指数（World Giving Index 2014）的基础。该调查的结果表明：大约23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每个月至少会有一次利他行为。
　　更客观的利他主义证据也支持这一发现。在许多国家，医用目的的血液供应依靠志愿者的匿名献血。此外，从全球来看，超过1100万人在骨髓捐献数据库中注册，表示愿意向陌生人捐献自己的骨髓。还有少数人（但人数在不断增加）则更进一步——愿意为陌生人捐献肾脏。2013年，美国有177例在世捐献者的利他捐献，2013年5月～2014年4月英国有118例此类利他捐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慈善捐赠。光是在美国，2013年就有2400亿美元的个人慈善捐赠。加上基金会和企业的捐献，总数达到了3350亿美元，这一数字占到国民总收入的2%。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乐善好施;但是，就人口捐钱比例而言，缅甸、马耳他、爱尔兰、英国、加拿大、荷兰和冰岛都比美国做得更好。在缅甸，91%的受访者在过去一个月中捐过钱（美国的这一比例为68%），缅甸人的这一行为，体现了该国深厚的“小乘佛教传统”。同时，缅甸也是义务劳动时间比例最高的国家（51%）。
　　但是，美国在“帮助陌生人”方面的评分最高。再加上在义务劳动时间上的高分，使美国与缅甸一起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
　　诚然，这些奉献并不完全是利他的。例如，纽约林肯中心上个月宣布，亿万富翁、娱乐业大佬大卫·格芬（David Geffen）为音乐会设施艾弗里·费雪音乐厅（Avery Fisher Hall）捐献1亿美元，条件是将该音乐厅改名为大卫·格芬音乐厅。
　　这份礼物似乎更多是受名誉而非善行驱动的。毕竟，格芬事先就已知道，让艾弗里·费雪家族同意改名需要给他们1500万美元补偿。无论如何，在这个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世界，一个利他主义者多半会认为，有许多事情比整修为音乐爱好者服务的演出厅更加慈善。
　　在奉献人群的反面，研究奉献行为的心理学家认为，向大量慈善机构捐小钱的人与其说是受助人愿望的驱使，不如说是为了从捐钱行为中获得的“温情效应”（warm glow）。另一方面，其他捐献者捐更多的钱，但他们通常根据慈善机构开展活动的信息而做出选择，他们的捐献只针对少数机构。他们希望给世界带来一些正能量，捐献也让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这不是驱动他们的原因。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由后一种捐献者构成，他们是知行合一之士。他们的目标是用他们愿意拿来用于慈善目的的资源，尽可能地做最大的善事。
　　这些资源可能包括他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四分之一乃至于二分之一。他们的利他主义也许包括他们的时间和才华，并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用理性和证据确保他们用于做善事的资源尽可能地有效使用。
　　一些研究表明，慷慨的人通常比不奉献的人更快乐、更满意于生活。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奉献可以引起大脑回馈中心的活动（回馈中心是大脑的区域，它也受美食和性行为的刺激）。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捐赠者不是利他的。他们的直接动机是帮助他人，他们的奉献让他们更快乐，这只是奉献确实帮助了他人的结果。如果这样做的人更多一些，就会有更多的奉献，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将“利他主义”的定义定得如此狭隘，以至于只能用于奉献与个人总体利益相悖的情形，这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要点——最理想的状况莫过于促进他人利益与促进自身利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