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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政府一直都是本着自愿有偿的转户政策，不会强制执行。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来保障农民进城的未来生活。
转户农民的社保等待遇是一个慢慢支付的过程，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在未来10年内，政府财政将拿出2000多亿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诸多改革中，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应该是最为充分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改革至今仍未大规模起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戶籍改革意味着福利扩大化，需要地方政府充足的财政能力作为强力支撑。
那么，重庆户籍改革除了决策者的决心与勇气外，是否已具备足够的财政底气，解决转户人员生存发展的一系列福利问题呢?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重庆市发改委改革试点处处长陈继红。
《新西部》：目前重庆户籍改革进展如何?工作重点是什么?
陈继红：重庆户籍改革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目前处于集中转户时期。我们确定了三个重点转户群体：大中专学生、已经占用其土地但未转非者和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新生代，预计在年底前完成这三个群体的转户。之所以优先选择大中专学生是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是包产到户后出生的一代，也没有种地的技能。优先给大中专生转户，可以使城市年轻化。针对这些自愿转户的大中专生，我们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在农村的土地仍保留、在学校继续享受补助、户口可以挂靠、可以申请公租房。
《新西部》：户籍改革新旧制度有什么根本区别?新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继红：新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农民进城后所享受的社保等福利和城市居民一样；征地农转非的养老保险金比之前享受的待遇高：有地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别的优惠政策：退出土地者有比较高的补偿金；在时间上有区别，现行政策有三年期限。
现行改革制度真正照顾到了老百姓的利益。想转户的农民就能成为城市人，但之前不行；转户之后的农民真正能够享受到居民待遇，是身份的真正转变，实现了同工同酬同权利；在农村的权利得到了最大利用；对农民利益的考虑比较周全，比如解决了子女就近上学的问题等。
《新西部》：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否保留?农民的未来是否有保障?如果农民不同意，政府是否会强制执行?
陈继红：重庆市政府一直都是本着自愿有偿的转户政策，不会强制执行。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来保障农民进城的未来生活。比如由重庆发改委和公安局及17个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的“1＋10”和“1＋3”的相关配套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新西部》：对于政府“以土地换户籍”的质疑你怎么看?
陈继红：这是把政府高尚的目的贬低了，其实政府是采取完全自愿的态度，而且实施高补偿的政策：农民退出的土地首先满足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的需求；政府征地后，给予农民应有的城市户籍和社保等福利，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实验区先行，缩小城乡差距，是整体统筹的考虑，也是拉动消费、转变经济方式的需要。
关于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其实很多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城市已经容纳了他们，这就已经说明了政府的能力；其次，社保只是一个慢慢支付的过程，这方面政府已经算过账了，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来承担；在未来10年内，政府财政将拿出2000多亿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西部》：政府对户籍制度的路径和执行细节是否做过科学论证?结果如何?专家的观点是什么?
陈继红：重庆市政府非常慎重地做了调研，曾制作了详尽的改革意见和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向北京相关部委和发改委汇报了相关想法，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才决定开始实施。
从大众来说，发了5万多份问卷给农民工，6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进城：邀请企业和高校的专家及各区县代表，召开了13次座谈会讨论户籍改革的可行性，均表示赞同：我们还到比较有经验的上海、广州等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地取了经。
从政府角度来说，重庆市发改委和公安局用半年多时间来做调研，决策过程也非常慎重：召开了5次领导小组会议、3次市政府常务会，两次市委常委会议……市长黄奇帆曾说过，这是一个反复的研究论证过程，充分说明政府对户籍改革的重视和慎重。
《新西部》：对于政府来说，户籍改革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陈继红：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有可能会热烈拥护这一制度，出现蜂拥进城的风险，导致集中转户的问题，但经过调研，不会出现这种风险，因为我们要考虑成本问题。
其次，是吸引力不够的风险。据调查，6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转户，就说明还有很多人有顾虑，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在优惠政策上要下工夫，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是分布不均匀的风险，不能完全把农民转户集中安排在小城镇。我们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是主城区适当放开，区县城进一步放开，乡镇全面放开。
四是土地的风险问题。比如农民退下来之后的插花地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对有条件的插花地进行整理，实在不能整理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来负责流转、承包，总之不能让土地荒芜。
五是成本风险问题，一下子要解决那么多农民进城的社保等问题，就存在成本问题。政府最主要的化解方式是采取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原则。
我们也咨询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户籍改革是切实可行的。
转户农民的社保等待遇是一个慢慢支付的过程，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在未来10年内，政府财政将拿出2000多亿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诸多改革中，公众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应该是最为充分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改革至今仍未大规模起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戶籍改革意味着福利扩大化，需要地方政府充足的财政能力作为强力支撑。
那么，重庆户籍改革除了决策者的决心与勇气外，是否已具备足够的财政底气，解决转户人员生存发展的一系列福利问题呢?带着相关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重庆市发改委改革试点处处长陈继红。
《新西部》：目前重庆户籍改革进展如何?工作重点是什么?
陈继红：重庆户籍改革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目前处于集中转户时期。我们确定了三个重点转户群体：大中专学生、已经占用其土地但未转非者和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其新生代，预计在年底前完成这三个群体的转户。之所以优先选择大中专学生是因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是包产到户后出生的一代，也没有种地的技能。优先给大中专生转户，可以使城市年轻化。针对这些自愿转户的大中专生，我们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在农村的土地仍保留、在学校继续享受补助、户口可以挂靠、可以申请公租房。
《新西部》：户籍改革新旧制度有什么根本区别?新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继红：新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农民进城后所享受的社保等福利和城市居民一样；征地农转非的养老保险金比之前享受的待遇高：有地的农民也可以享受别的优惠政策：退出土地者有比较高的补偿金；在时间上有区别，现行政策有三年期限。
现行改革制度真正照顾到了老百姓的利益。想转户的农民就能成为城市人，但之前不行；转户之后的农民真正能够享受到居民待遇，是身份的真正转变，实现了同工同酬同权利；在农村的权利得到了最大利用；对农民利益的考虑比较周全，比如解决了子女就近上学的问题等。
《新西部》：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否保留?农民的未来是否有保障?如果农民不同意，政府是否会强制执行?
陈继红：重庆市政府一直都是本着自愿有偿的转户政策，不会强制执行。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配套措施，来保障农民进城的未来生活。比如由重庆发改委和公安局及17个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的“1＋10”和“1＋3”的相关配套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新西部》：对于政府“以土地换户籍”的质疑你怎么看?
陈继红：这是把政府高尚的目的贬低了，其实政府是采取完全自愿的态度，而且实施高补偿的政策：农民退出的土地首先满足的是农村建设用地的需求；政府征地后，给予农民应有的城市户籍和社保等福利，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实验区先行，缩小城乡差距，是整体统筹的考虑，也是拉动消费、转变经济方式的需要。
关于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其实很多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多年，城市已经容纳了他们，这就已经说明了政府的能力；其次，社保只是一个慢慢支付的过程，这方面政府已经算过账了，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来承担；在未来10年内，政府财政将拿出2000多亿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西部》：政府对户籍制度的路径和执行细节是否做过科学论证?结果如何?专家的观点是什么?
陈继红：重庆市政府非常慎重地做了调研，曾制作了详尽的改革意见和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向北京相关部委和发改委汇报了相关想法，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才决定开始实施。
从大众来说，发了5万多份问卷给农民工，6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进城：邀请企业和高校的专家及各区县代表，召开了13次座谈会讨论户籍改革的可行性，均表示赞同：我们还到比较有经验的上海、广州等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地取了经。
从政府角度来说，重庆市发改委和公安局用半年多时间来做调研，决策过程也非常慎重：召开了5次领导小组会议、3次市政府常务会，两次市委常委会议……市长黄奇帆曾说过，这是一个反复的研究论证过程，充分说明政府对户籍改革的重视和慎重。
《新西部》：对于政府来说，户籍改革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陈继红：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有可能会热烈拥护这一制度，出现蜂拥进城的风险，导致集中转户的问题，但经过调研，不会出现这种风险，因为我们要考虑成本问题。
其次，是吸引力不够的风险。据调查，60％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转户，就说明还有很多人有顾虑，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在优惠政策上要下工夫，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三是分布不均匀的风险，不能完全把农民转户集中安排在小城镇。我们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措施是主城区适当放开，区县城进一步放开，乡镇全面放开。
四是土地的风险问题。比如农民退下来之后的插花地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对有条件的插花地进行整理，实在不能整理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来负责流转、承包，总之不能让土地荒芜。
五是成本风险问题，一下子要解决那么多农民进城的社保等问题，就存在成本问题。政府最主要的化解方式是采取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原则。
我们也咨询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户籍改革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