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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丝》周刊创刊于1924年11月17日，鲁迅和主编周作人是《语丝》周刊的核心人物，该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散文为主的刊物，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的小品文，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从周作人的编辑思想、《语丝》周刊的文风、鲁迅的杂文等，分析《语丝》周刊的办刊思想。
【关键词】《语丝》 办刊思想 周作人
周作人主持《语丝》周刊的那段时期是其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周作人作为文学家兼主编不仅主持《语丝》周刊，还在周刊上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语丝》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为主的刊物并且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语丝”体，周作人功不可没。同样，鲁迅作为《语丝》周刊的核心人物，也在此周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名篇众多，大都收录在《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语丝》的办刊思想实际上也可以从周作人、鲁迅这对周氏兄弟身上窥见一斑。
一、继承《新青年》，冲破昏浊停滞的空气
《语丝》的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这后面一句话与《新青年》发刊词“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 “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於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语丝》正是在五四文化运动步入低谷之时扛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新青年》的传统。
《语丝》周刊继承《新青年》并不是偶然的。在1916年至1917年间鲁迅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周作人亦通过鲁迅接触了《新青年》。当然，此时的《新青年》影响并不是很大。1918年1月《新青年》复刊，并且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想，倡导文字改革与新文学，反对孔学儒学，批判封建家族制度，由此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后来《每周评论》和《新潮》响应《新青年》的号召，新文化运动遂影响到全国各地，《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大部分如鲁迅、钱玄同等都参与其中，有的甚至是主要推动者。
《语丝》周刊创办的时间是新文化运动低谷时期，但是《语丝》周刊办刊的宗旨却与《新青年》的“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一致。这可以从《语丝》周刊对当时如“三·一八”事件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中看到。周作人在发表于1926年3月29日的文章《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中写道，“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不幸女师大的学生有两个当场被害”，“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在4月5日又发表《新中国的女子》赞扬女学生的勇敢。后来又有一系列的文章如《死法》等对北洋政府残杀学生的暴行进行控诉，其反对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很明显的。除了关于“三·一八”事件、“五卅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外，秉承“平民知识分子心态”的社会风俗文化的散文占据了《语丝》周刊的很大一部分，有的散文看似无边漫谈，实际上也契合了“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的办刊初衷。发表在1927年7月16日《语丝》周刊的文章《人力车与斩决》中写道，“胡适之先生在上海演说，说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但是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野蛮，不文明么？”。又比如，发表在1927年10月1日的另一篇文章《怎么说才好》写道，“原来中国现在还适用诛族之法，因一个初中一年级生是CY的关系，就要逮捕其母”。这样的文章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实际上这种批判一直伴随着《语丝》周刊。
二、“语丝体”与周氏兄弟杂文
《语丝》周刊的发刊词中提到“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这也表明了《语丝》周刊的文章以散文，以批评讽刺为主的办刊风格。由于《语丝》周刊形成了一个“语丝”的作者群，这里面包含了周氏兄弟、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等众多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散文作品，由此形成了以讽刺、幽默和喜剧性的笑为特征的“语丝体”。在语丝群作家中周氏兄弟——周作人和鲁迅，是两大主将，不过他们的杂文在讽刺上却风格迥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周氏兄弟之间，实际上语丝作家群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共同理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鲁迅是语丝派杂文作家最核心的人物，他的杂文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广度，这与其人生经历、对当时的社会黑暗面的切身体会是分不开的。鲁迅深刻体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他的杂文体现了对独裁压迫的反抗和对个性解放的不懈追求。而《语丝》周刊时期的杂文正是其杂文初至巅峰的时期。
鲁迅杂文批评中国社会痼疾切中要害刀刀见血，将赤裸裸的社会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无法躲避，而其思想也深入灵魂发人深省，文章笔法辛辣的同时亦不缺乏艺术享受。比如1926年2月1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64期的《学界三魂》中写道，“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辛辣讽刺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官本位思想，揭露当时社会官僚主义的丑陋嘴脸。在1926年3月29日发表于《语丝》第72期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道，“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以及在《语丝》周刊第74期的《记念刘和珍君》中写道“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悲愤、凄婉之情，可谓字字见血。在《语丝》第115期的一篇通信中鲁迅又写道“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文笔诙谐风趣。
和其兄鲁迅相比，周作人的杂文则锋芒稍收，虽然也有讽刺，但少了很多的辛辣而以戏谑的成分居多。比如在发表于《语丝》第112期的文章《上海气》中写道“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无论笔下口头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褂的道学家，圣道会中人”，又如在《语丝》第85期《谈酒》一文中写道“但是，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那么杞人忧天终于只是忧天，仍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这些都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讽刺，但是戏谑的成分居多，完全不像鲁迅那样见血封喉直中要害。这与周作人在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有关，保守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消极观点使他无法像其兄鲁迅那样锋芒毕露，而实际上《语丝》时期的周作人逐渐地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趋于保守。不过周作人关注民族文化、平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女性所遭遇的痛苦等，这些与《语丝》所关注的时事政治一起构成一个有上有下、有大有小的整体，既有国家大事，又有百姓小事，相得益彰，共同铸就《语丝》的广泛影响力。
结语
《语丝》周刊表面上是周作人主持，实际上鲁迅在背后也参与指导了《语丝》的编辑工作。《语丝》的作家们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学理念，鲁迅一生坚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刘半农从“本心”出发，“依自不依他”，“怀疑主义”的立场一直坚持到革命的最后一息；周作人一生强调“个人”， “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从1924年11月17日创刊到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语丝》的编辑从北京转向上海，再到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约5年多的时间，《语丝》的理念没有多大变化，一直在思想文化领域担任启蒙的角色，以进步的思想启迪中国人民。
参考文献
①周作人，《〈语丝〉发刊词》[J].《语丝》，1924（1）
②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③周作人：；《周作人作品精编》[M].漓江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2012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关键词】《语丝》 办刊思想 周作人
周作人主持《语丝》周刊的那段时期是其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周作人作为文学家兼主编不仅主持《语丝》周刊，还在周刊上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语丝》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以散文为主的刊物并且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语丝”体，周作人功不可没。同样，鲁迅作为《语丝》周刊的核心人物，也在此周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名篇众多，大都收录在《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语丝》的办刊思想实际上也可以从周作人、鲁迅这对周氏兄弟身上窥见一斑。
一、继承《新青年》，冲破昏浊停滞的空气
《语丝》的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这后面一句话与《新青年》发刊词“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 “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於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语丝》正是在五四文化运动步入低谷之时扛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新青年》的传统。
《语丝》周刊继承《新青年》并不是偶然的。在1916年至1917年间鲁迅接触《新青年》并与陈独秀联系，周作人亦通过鲁迅接触了《新青年》。当然，此时的《新青年》影响并不是很大。1918年1月《新青年》复刊，并且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想，倡导文字改革与新文学，反对孔学儒学，批判封建家族制度，由此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后来《每周评论》和《新潮》响应《新青年》的号召，新文化运动遂影响到全国各地，《语丝》周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大部分如鲁迅、钱玄同等都参与其中，有的甚至是主要推动者。
《语丝》周刊创办的时间是新文化运动低谷时期，但是《语丝》周刊办刊的宗旨却与《新青年》的“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一致。这可以从《语丝》周刊对当时如“三·一八”事件等重大事件的反映中看到。周作人在发表于1926年3月29日的文章《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中写道，“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不幸女师大的学生有两个当场被害”，“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在4月5日又发表《新中国的女子》赞扬女学生的勇敢。后来又有一系列的文章如《死法》等对北洋政府残杀学生的暴行进行控诉，其反对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很明显的。除了关于“三·一八”事件、“五卅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外，秉承“平民知识分子心态”的社会风俗文化的散文占据了《语丝》周刊的很大一部分，有的散文看似无边漫谈，实际上也契合了“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的办刊初衷。发表在1927年7月16日《语丝》周刊的文章《人力车与斩决》中写道，“胡适之先生在上海演说，说中国还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但是我怀疑人力车真是这样野蛮，不文明么？”。又比如，发表在1927年10月1日的另一篇文章《怎么说才好》写道，“原来中国现在还适用诛族之法，因一个初中一年级生是CY的关系，就要逮捕其母”。这样的文章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实际上这种批判一直伴随着《语丝》周刊。
二、“语丝体”与周氏兄弟杂文
《语丝》周刊的发刊词中提到“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这也表明了《语丝》周刊的文章以散文，以批评讽刺为主的办刊风格。由于《语丝》周刊形成了一个“语丝”的作者群，这里面包含了周氏兄弟、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等众多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散文作品，由此形成了以讽刺、幽默和喜剧性的笑为特征的“语丝体”。在语丝群作家中周氏兄弟——周作人和鲁迅，是两大主将，不过他们的杂文在讽刺上却风格迥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周氏兄弟之间，实际上语丝作家群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思想，甚至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反帝反封建反压迫的共同理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鲁迅是语丝派杂文作家最核心的人物，他的杂文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广度，这与其人生经历、对当时的社会黑暗面的切身体会是分不开的。鲁迅深刻体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他的杂文体现了对独裁压迫的反抗和对个性解放的不懈追求。而《语丝》周刊时期的杂文正是其杂文初至巅峰的时期。
鲁迅杂文批评中国社会痼疾切中要害刀刀见血，将赤裸裸的社会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无法躲避，而其思想也深入灵魂发人深省，文章笔法辛辣的同时亦不缺乏艺术享受。比如1926年2月1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64期的《学界三魂》中写道，“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辛辣讽刺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官本位思想，揭露当时社会官僚主义的丑陋嘴脸。在1926年3月29日发表于《语丝》第72期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中写道，“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以及在《语丝》周刊第74期的《记念刘和珍君》中写道“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体会到悲愤、凄婉之情，可谓字字见血。在《语丝》第115期的一篇通信中鲁迅又写道“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文笔诙谐风趣。
和其兄鲁迅相比，周作人的杂文则锋芒稍收，虽然也有讽刺，但少了很多的辛辣而以戏谑的成分居多。比如在发表于《语丝》第112期的文章《上海气》中写道“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无论笔下口头说的是什么话。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褂的道学家，圣道会中人”，又如在《语丝》第85期《谈酒》一文中写道“但是，或者在中国什么运动都未必彻底成功，青年的反拨力也未必怎么强盛，那么杞人忧天终于只是忧天，仍够让我们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这些都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讽刺，但是戏谑的成分居多，完全不像鲁迅那样见血封喉直中要害。这与周作人在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有关，保守的思想与政治上的消极观点使他无法像其兄鲁迅那样锋芒毕露，而实际上《语丝》时期的周作人逐渐地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趋于保守。不过周作人关注民族文化、平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女性所遭遇的痛苦等，这些与《语丝》所关注的时事政治一起构成一个有上有下、有大有小的整体，既有国家大事，又有百姓小事，相得益彰，共同铸就《语丝》的广泛影响力。
结语
《语丝》周刊表面上是周作人主持，实际上鲁迅在背后也参与指导了《语丝》的编辑工作。《语丝》的作家们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学理念，鲁迅一生坚持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刘半农从“本心”出发，“依自不依他”，“怀疑主义”的立场一直坚持到革命的最后一息；周作人一生强调“个人”， “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从1924年11月17日创刊到1927年10月《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语丝》的编辑从北京转向上海，再到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约5年多的时间，《语丝》的理念没有多大变化，一直在思想文化领域担任启蒙的角色，以进步的思想启迪中国人民。
参考文献
①周作人，《〈语丝〉发刊词》[J].《语丝》，1924（1）
②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③周作人：；《周作人作品精编》[M].漓江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2012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