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平原（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别有幽怀”的大学研究
李浴洋：陈老师，二十年前您撰写《大学百年》一文，并开始与夏晓虹老师合编《北大旧事》，从那时算起，已陆续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等七部研究大学的专著与论文集。而在您其他著作中，也多有涉及大学问题的。不难发现，您的思路既不同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亦非当下流行的追求“刀刀见血”的教育评论。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大学研究的？
陈平原：我曾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至于我自己，不过是在努力实践这一预言。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李浴洋：在您的大学研究中，最早为中国学界关注的是您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北大校史的研究奠定了您大学研究的格局与气象。时过境迁，您如何看待自己开始教育史研究的这一“学术起点”？
陈平原：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百年历史上，九曲十八弯，是理解中国现代教育最好的切入口。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论述”，从“个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对整个现代中国大学命运的思考。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李浴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您的大学研究中，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对于不同于欧美大学的“另一种传统”的追寻与叩问？
陈平原：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等，这份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
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接面对乃至抗衡。1920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说，对于传统中国教育，不宜估计过高——他担心表扬传统教育会压抑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今天情况完全变了，“接轨说”已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开口闭口都是哈佛、耶鲁，恨不得直接拷贝一所稍有名气的西方大学。正因此，我才有必要站出来，批评“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我当然明白，传统书院或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热心“发潜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借此拓展学术视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资源，免得21世纪的中国大学，真的变成“欧洲大学的凯旋”。
民国大学的故事与精神
李浴洋：根据我的阅读印象，您对于民国大学的研究，以关注其间的“故事”与“精神”为大宗。近年来，讲述“老大学的故事”成为了学术界、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一股潮流，您如何看待“故事”的意义与价值？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
讲述“老大学的故事”，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事”可以重新认识晚清至民国年间的大学教育，展现新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可能性。每个时代的大学都有自己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追怀“过去的好时光”，不是希望将其理想化，而是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开“大学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思考与实践。
李浴洋：似乎是“老大学”里“故事”多，而在“新大学”中却很少有精彩的“故事”在流传？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都能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李浴洋：从“故事”的角度切入大学研究，可谓“别具只眼”。但在讲述“老大学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其内在的局限是否也会因此而被放大？比如，有的民国大学虽没有太多“故事”可言，却在教育史上同样占据一席之地。
陈平原：每所成功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而性格迥异的大学，不见得都适合于从“故事”的角度切入。而且在我看来，必须是有“精神”支撑的“故事”，方才值得史家认真对待。在我印象中，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人，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敬业乐群著称，而不以风神潇洒见长。一个突出的表征便是那时的南开大学，文科方面侧重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中国文学系则完全没有立锥之地。这与老北大之注重文史哲形成了鲜明对照。老南开不设中文系，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张伯苓校长的“固执己见”，后人尽可“具了解之同情”。但有一点，如此设置科系，与南开之形成重实用、黜空谈的校风不无关系。因此，让老南开与老北大比“故事”，实在是不得要领。
李浴洋：您有一句名言被广为征引，那就是“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您讲述“老大学的故事”，更看重的是故事背后的“个性”与“精神”。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民国大学的“精神”？
陈平原：目前中国大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个性。中国只有两类大学，或副部，或正厅。大学没有明晰的自家面目，这样的教育布局让人担忧。这跟我们将大学校长作为行政领导可以随意调换有直接关系。民国年间，张伯苓管得好南开，但管不好北大；反之，蔡元培也很可能对付不了南开。一个有名的案例，罗家伦在清华很受气，在中央大学则如鱼得水，做出了很大成绩。大学校长的性格与才情，深刻影响着其执掌的大学。而现在，有理想、有个性、有胆识，影响一所大学发展方向几十年的校长，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很少很少。
现在办大学，追求的是“大而全”。这当然是评比制度鬧出来的，但也跟校长们的见识有关。眼看着云升云降、潮起潮落，有心人都在谈论如何“扬长”，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建议“避短”。对于有理想、有才华的人来说，“避短”更难。因为他眼界高，能量大，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以为真的是“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经过一番努力，或许他真的把事情办成了；可他不会退一步想：假如不这样做，也许成绩更大。记得蔡元培主政北大时，为合理使用有限的资源，竟然停办了工科；唐文治舍弃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现在的上海交大）校长职务，跑到无锡来筹办“救人心”的无锡国专。所有这些，都是有“舍”才有“得”。
我读现代中国大学史，特别关注那些有强烈个性、晓得如何趋避、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下丢卒保车，最终化险为夷的教育家。当然，日后形势变了，决策必然重新调整。但决定“放弃”那一瞬间的痛苦，以及这一决定背后的意愿与情怀，值得后人理解与体贴。我相信，对于有理想的教育家来说，高歌猛进容易，身处逆境，壮士断腕，则很难。
李浴洋：我们在讨论民国大学时，常会感慨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在您看来，是否是“学问”涵养了“精神”？
陈平原：“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社会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理智发展为目标。关注的是心智，而不是专业技能，用他的话说，便是“构建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智的科学构成的结果。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敏锐力、洞察力、见识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
“不忍远去”的书院制度与私立大学
李浴洋：您刚才谈到，北大的魅力在于其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那么，您又如何评价西南联大这所在非常状态下组建起来的特殊形态的大学？
陈平原：十余年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2007年，读吴宏聪先生的《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版）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版），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贡献，精神是第一位的。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联大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读书人的“心态史”。谈论联大的意义，对今日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启示。大学的使命，除了传播知识，更为永恒的命题在于探索、思考，以及挑战各种成规。
李浴洋：我注意到，与北大、西南联大这些大学相比，您似乎还更偏爱一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大学。比如您表彰借鉴了传统书院制度的清华国学院是一个“神话”，又称道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是一个“奇迹”。在您的大学研究中，这类赞语好像并不多见。个中缘故，或许可以借用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不忍远去成绝响”。能否请您谈一谈书院制度在民国年间的余响及对当下的启示？ 陈平原：1990年代，中国学界的目光从“五四新文化”转向“清华国学院”，这其中隐含着整个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历史书写方式也在改变。在这个大背景下，清华国学院的故事浮出水面，是大好事。讲述的方法以及立说的根基，还有很多具体细节等，都可以商议，但这个故事得以流传，甚至在传播过程中被日渐“神化”，都说明中国学界开始反省我们的教育体制、治学方法以及文化精神。
关于书院制度，我除了谈及清华国学院，还谈过无锡国专。在《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中，我说过：“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就连文章也都不被陈衍等文坛宿将看好的唐文治，其主要贡献在教育。作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恒心，其独立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值得尊敬与同情。” 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我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的角度，谈论传统书院教育如何成为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对于20世纪中国教育来说，1950年是个关键的年头，不只无锡国专消逝了，无数个性鲜明的私立学校都不复存在。这一年，梁漱溟曾上书中央，建议设立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熊十力则曾希望恢复三个私人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如此低调的申辩，仍未能获得谅解。进入1980年代后，私人办学逐渐放开，可步履艰难。比如中国文化书院至今未能正规办学，筹划已久的无锡国专复校，看来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种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学生数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当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毕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退一步说，即便做不到“正人心”，也无法“救民命”，若能在“继绝学”方面有所贡献，也都值得尝试与鼓励。
西方教育體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李浴洋：您在多篇文章中都曾谈到南开大学及其校长张伯苓对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独特贡献，这又是为什么？
陈平原：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六个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
无论任何时代，办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前提是有理想、能操作、肯吃苦。如此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事业，确实不是“聪明人”所愿为。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教育”作为一种事业，正如胡适所言：只要肯耕耘，必定有收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教育家，骨子里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自称“于教育事业，极感兴趣，深具信心，故自誓终身为教育而努力”的张校长，之所以坚持大学“私立”，绝非只是贪图操作程序的简便——实际上南开的筹款压力始终没有缓解，必定有更深沉的考虑。
李浴洋：如果说书院制度是传统中国的教育经验的话，那么以南开为代表的私立大学则是民国年间的现代传统。在讨论当下的教育问题的时候，您似乎非常强调这两种“传统”的力量与作用。
陈平原：最近二十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订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在“神话”与“奇迹”之外
李浴洋：在今年4月26日举行的“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学术研讨会上，您提出弘扬燕大精神应当在“纪念”与“研究”的基础上，再纳入“实践”的维度，探索私立大学在当下的复兴之路。我们知道，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是民国大学的重镇，甚至一度占据了“半壁江山”。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在1949年后，私立大学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直到1982年，才开始重新恢复。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私立大学有无重现辉煌的可能性？
陈平原：如果排除古已有之的私学，就算跟西方接轨的私立大学，也得从晚清说起。抗战前夕，国统区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独立学院36所（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专科学校30所（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国立与省市立属于公立；至于私立大学，则包括教会与私人所办两类。一直到解放前夕，高等教育中的公立与私立，数量大致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议（1949）规定，以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再加上向苏联学习，拓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具体措施包括：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改造老北大、老清华；接管教会大学，取消私立大学，大学一律改为国立；实行院系调整（1952），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的改为专业院校。事后证明，这三大举措，关系重大。 其实，今天中国很多名牌大学，原本都是私立的，比如复旦大学，马相伯创办于1905年，1942年改国立；厦门大学，陈嘉庚创办于1921年，1937年改国立；南开大学，严范孙、张伯苓创办于1919年，1946年改国立。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是由两所国立大学北大、清华，加上一所私立大学南开组合而成的。今天很难想象，才办了不到20年，南开就有这样的学术声誉，可以和北大清华平起平坐。你可以说组建西南联大那是政治决定，乃抗战中的特殊举措；但当年南开的学术声誉确实很不错。现在的民办大学，也有办了二十几年的，规模是上来了，可学术水平呢？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术水平与国立大学相差无几，这是现在的民办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李浴洋：经过包括您在内的一批当代学者近三十年的努力，民国大学现在不仅已经展示出了作为一种历史资源与现实镜鉴的潜力，而且已经超越专业研究的界限，“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我注意到，在学界内外开始畅谈民国教育的“神话”与“奇迹”的时候，您的主张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去年举行的“民国教育的现实镜鉴”论坛上，您提醒大家“讨论民国教育存在过于美化现象”。用您的话说，您的大学研究是“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那么，在“回味”的同时，您是为何以及如何“反省”当下的这一“美化现象”的？
陈平原：我很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反顾，猛扑上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所以我会强调不仅需要理解哈佛、耶魯，也必须理解传统中国的教育经验，以及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传统，那样来讨论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才是一种有根的思考。
至于大众传媒所制造的“怀旧热潮”，不论对象是什么，都很容易夸张变形，故只可远观，不可近视。实际上，“民国”或“民国大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美好。一个学术对象之所以转化成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必定是基于对当下处境的反省与批判。人们热衷于谈论蔡元培等“民国校长”，是用来比照、衬托、反省今天的中国大学。这种论述方式，对当下中国的校长们是不太公平的。因为距离产生美感，我们更多看到先贤美好的一面，难得体会他们的艰辛与尴尬。不过必须承认，从晚清到民国，很多人是抱着“教育救国”的观念，来从事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对他们来说，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更是理想。认定中国落后的总根子在教育水平，因此，蔡元培等人希望通过办学来“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可以这么说，晚清到民国年间从事教育的人，很多是有政治抱负的。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为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后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奠定根基。那一代的教育家其实很幸福，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情怀，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而今天的教授及校长们，未必都有这种幸福感。
李浴洋：也就是说，在您看来，目前流行的热议民国大学与大师的时尚，也有可能导致另一种“陷阱”？
陈平原：喜欢追忆“过去的好时光”，自古皆然，此举既有合理性，但也不乏盲目与煽情。比如，这么谈问题，往往屏蔽了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悲惨世界”。另外，当论者津津有味地品鉴老大学的好处时，你以为他/她已经或逐渐沉入历史深处——不，他们只是感怀而已，或借古讽今。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关注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而非英美名校的校长，或宋明书院的山长？原因是民国离我们很近，依稀记得，容易拿来跟当下的中国大学做对比。
此类比附，好处是让人浮想联翩，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比如，这么来谈民国大学，很容易将其过分美化。因为，你只读了那些对校长们的表扬和怀念，而没看批判或嘲讽的文章。当年的大学校长，即便做得很出色，也可能被教授及学生们赶跑，如罗家伦就曾被从清华大学校长位子上赶下来。老大学盛产故事，但不是每个故事都好听，就看你的选择。校史专家叙述往事时，大都不愿意揭伤疤，而是着重表彰先贤。另外，你还得考虑这故事是谁讲出来的，因立场不一样，看问题天差地别。作为大学校长，对外得处理与政府及民众的关系，对内须协调与教授、学生的利益，单是资源如何分配，就注定了校长不可能人人叫好。若是你翻阅史书，得出过去的校长再差也比今天的好，那是很不理智的。我们只能说，民国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潜在的因素是公众对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希望借此展开分析、反省与批判。
李浴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民国大学？
陈平原：民国年间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这与今天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这点必须牢记。就算是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大学生人数只有四万多。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翻了一番，也不过才八万多。这与今天每年两千六百万在校生（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谈教学质量，谈师生关系，谈社会观感，谈大师之有无，都必须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另外，当我们表彰民国大学及校长们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他们的个人气质及主观努力，也得意识到这跟整个意识形态管理、校长选拔以及高校拨款机制，有直接的联系。当下中国大学之诸多弊端，有的是教育问题，有的是政治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协调解决，不要将板子全打在教授或校长身上。引入“民国大学”的视野，有利于拓展思考空间，但没办法提供直接追摹的样板。
大学研究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换而言之，民国大学应当是一面镜子，而非一块砖头。照镜子可知妍媸，正衣冠，但如果将镜中影像当作砖头四处拍打，则未必合适。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别有幽怀”的大学研究
李浴洋：陈老师，二十年前您撰写《大学百年》一文，并开始与夏晓虹老师合编《北大旧事》，从那时算起，已陆续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中国大学十讲》《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等七部研究大学的专著与论文集。而在您其他著作中，也多有涉及大学问题的。不难发现，您的思路既不同于传统的教育史研究，亦非当下流行的追求“刀刀见血”的教育评论。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大学研究的？
陈平原：我曾说过：“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朋友，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因为，百年中国，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乃值得大书特书的‘关键时刻’。而大学制度的建立，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更是带根本性的——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至于我自己，不过是在努力实践这一预言。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李浴洋：在您的大学研究中，最早为中国学界关注的是您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北大校史的研究奠定了您大学研究的格局与气象。时过境迁，您如何看待自己开始教育史研究的这一“学术起点”？
陈平原：北大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百年历史上，九曲十八弯，是理解中国现代教育最好的切入口。这一特性，使我得以超越一般的“校史论述”，从“个案研究”迅速上升到对整个现代中国大学命运的思考。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現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李浴洋：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您的大学研究中，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对于不同于欧美大学的“另一种传统”的追寻与叩问？
陈平原：除北大外，我还关注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无锡国专等，这份名单，一看就是“别有幽怀”。
学以救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弊”，需要学者去直接面对乃至抗衡。1920年代蔡元培先生曾说，对于传统中国教育，不宜估计过高——他担心表扬传统教育会压抑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情；今天情况完全变了，“接轨说”已成主流，从官员到学界到大众，开口闭口都是哈佛、耶鲁，恨不得直接拷贝一所稍有名气的西方大学。正因此，我才有必要站出来，批评“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我当然明白，传统书院或民国年间的大学有很多弊病，之所以热心“发潜德之幽光”，不外是希望借此拓展学术视野，增加不同的思想资源，免得21世纪的中国大学，真的变成“欧洲大学的凯旋”。
民国大学的故事与精神
李浴洋：根据我的阅读印象，您对于民国大学的研究，以关注其间的“故事”与“精神”为大宗。近年来，讲述“老大学的故事”成为了学术界、教育界与出版界的一股潮流，您如何看待“故事”的意义与价值？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了《北大旧事》，写了《老北大的故事》，其共同特点，是将我所理解的北大传统或说北大精神，借助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这种编撰策略，效果不错。这几年，谈论大学的书籍，纷纷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跟我的“开风气”之作不无关系。以致现在各大学编校庆读物，都会格外关注“大师”的表彰，以及“大学故事”的讲述。可以这么说，此举起码让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关于大学历史的讲述，不一定非板着面孔不可，完全可以讲得生动活泼。从“故事”入手来谈论大学，既怀想先贤，又充满生活情趣，很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
讲述“老大学的故事”，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通过“故事”可以重新认识晚清至民国年间的大学教育，展现新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可能性。每个时代的大学都有自己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追怀“过去的好时光”，不是希望将其理想化，而是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开“大学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思考与实践。
李浴洋：似乎是“老大学”里“故事”多，而在“新大学”中却很少有精彩的“故事”在流传？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曾感慨：我们这代人，因为自身的努力，也因为时代的关系，可能留下一些比较精彩的专业著作；但能不能像我们的长辈那样，同时也给大家留下一批美丽的传说，以及有趣的故事，这一点我没把握。当年我进北大，在未名湖边散步，人家给我指点：这是朱光潜，那是王力，这是吴组缃，那是王瑶。不好意思跟他们闲聊天，只是凑上去，点点头，表示敬意，然后很知趣地走开。虽然接触不是很多，但未名湖边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更何况校园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说，我们觉得，跟他们离得很近。请记得，我们进入大学，既读书，也读人，读那些我们心存敬畏与景仰的师长。再过几十年，还有没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再过几十年，今天这些顶着各种“伟大”头衔的教授们，都能给学生们留下一些值得永远追怀的故事？如果没有，那就是现在的教育者未能尽到责任。 李浴洋：从“故事”的角度切入大学研究，可谓“别具只眼”。但在讲述“老大学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其内在的局限是否也会因此而被放大？比如，有的民国大学虽没有太多“故事”可言，却在教育史上同样占据一席之地。
陈平原：每所成功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而性格迥异的大学，不见得都适合于从“故事”的角度切入。而且在我看来，必须是有“精神”支撑的“故事”，方才值得史家认真对待。在我印象中，张伯苓为代表的南开人，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敬业乐群著称，而不以风神潇洒见长。一个突出的表征便是那时的南开大学，文科方面侧重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中国文学系则完全没有立锥之地。这与老北大之注重文史哲形成了鲜明对照。老南开不设中文系，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张伯苓校长的“固执己见”，后人尽可“具了解之同情”。但有一点，如此设置科系，与南开之形成重实用、黜空谈的校风不无关系。因此，让老南开与老北大比“故事”，实在是不得要领。
李浴洋：您有一句名言被广为征引，那就是“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您讲述“老大学的故事”，更看重的是故事背后的“个性”与“精神”。在您看来，究竟什么是民国大学的“精神”？
陈平原：目前中国大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个性。中国只有两类大学，或副部，或正厅。大学没有明晰的自家面目，这样的教育布局让人担忧。这跟我们将大学校长作为行政领导可以随意调换有直接关系。民国年间，张伯苓管得好南开，但管不好北大；反之，蔡元培也很可能对付不了南开。一个有名的案例，罗家伦在清华很受气，在中央大学则如鱼得水，做出了很大成绩。大学校长的性格与才情，深刻影响着其执掌的大学。而现在，有理想、有个性、有胆识，影响一所大学发展方向几十年的校长，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很少很少。
现在办大学，追求的是“大而全”。这当然是评比制度鬧出来的，但也跟校长们的见识有关。眼看着云升云降、潮起潮落，有心人都在谈论如何“扬长”，我则反其道而行之，建议“避短”。对于有理想、有才华的人来说，“避短”更难。因为他眼界高，能量大，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以为真的是“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经过一番努力，或许他真的把事情办成了；可他不会退一步想：假如不这样做，也许成绩更大。记得蔡元培主政北大时，为合理使用有限的资源，竟然停办了工科；唐文治舍弃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现在的上海交大）校长职务，跑到无锡来筹办“救人心”的无锡国专。所有这些，都是有“舍”才有“得”。
我读现代中国大学史，特别关注那些有强烈个性、晓得如何趋避、在十分不利的状态下丢卒保车，最终化险为夷的教育家。当然，日后形势变了，决策必然重新调整。但决定“放弃”那一瞬间的痛苦，以及这一决定背后的意愿与情怀，值得后人理解与体贴。我相信，对于有理想的教育家来说，高歌猛进容易，身处逆境，壮士断腕，则很难。
李浴洋：我们在讨论民国大学时，常会感慨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在您看来，是否是“学问”涵养了“精神”？
陈平原：“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社会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以心智训练、性格修养、理智发展为目标。关注的是心智，而不是专业技能，用他的话说，便是“构建概念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心智的科学构成的结果。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敏锐力、洞察力、见识力、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
当我们谈论“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时，主要关注的是学问。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学问”，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精神”，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
“不忍远去”的书院制度与私立大学
李浴洋：您刚才谈到，北大的魅力在于其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那么，您又如何评价西南联大这所在非常状态下组建起来的特殊形态的大学？
陈平原：十余年间，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2007年，读吴宏聪先生的《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年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版）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版），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贡献，精神是第一位的。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联大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读书人的“心态史”。谈论联大的意义，对今日中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启示。大学的使命，除了传播知识，更为永恒的命题在于探索、思考，以及挑战各种成规。
李浴洋：我注意到，与北大、西南联大这些大学相比，您似乎还更偏爱一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大学。比如您表彰借鉴了传统书院制度的清华国学院是一个“神话”，又称道私立时期的南开大学是一个“奇迹”。在您的大学研究中，这类赞语好像并不多见。个中缘故，或许可以借用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不忍远去成绝响”。能否请您谈一谈书院制度在民国年间的余响及对当下的启示？ 陈平原：1990年代，中国学界的目光从“五四新文化”转向“清华国学院”，这其中隐含着整个思想文化潮流的变迁。随着时代风气的转移，历史书写方式也在改变。在这个大背景下，清华国学院的故事浮出水面，是大好事。讲述的方法以及立说的根基，还有很多具体细节等，都可以商议，但这个故事得以流传，甚至在传播过程中被日渐“神化”，都说明中国学界开始反省我们的教育体制、治学方法以及文化精神。
关于书院制度，我除了谈及清华国学院，还谈过无锡国专。在《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中，我说过：“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就连文章也都不被陈衍等文坛宿将看好的唐文治，其主要贡献在教育。作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恒心，其独立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值得尊敬与同情。” 我对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在《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我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的角度，谈论传统书院教育如何成为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对于20世纪中国教育来说，1950年是个关键的年头，不只无锡国专消逝了，无数个性鲜明的私立学校都不复存在。这一年，梁漱溟曾上书中央，建议设立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熊十力则曾希望恢复三个私人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如此低调的申辩，仍未能获得谅解。进入1980年代后，私人办学逐渐放开，可步履艰难。比如中国文化书院至今未能正规办学，筹划已久的无锡国专复校，看来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种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学生数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当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毕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退一步说，即便做不到“正人心”，也无法“救民命”，若能在“继绝学”方面有所贡献，也都值得尝试与鼓励。
西方教育體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李浴洋：您在多篇文章中都曾谈到南开大学及其校长张伯苓对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独特贡献，这又是为什么？
陈平原：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迹”的话，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清华的“得天独厚”，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辅仁的“养尊处优”，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馆时期的六个学生，发展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南开，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的“实业兴学”路线。
无论任何时代，办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前提是有理想、能操作、肯吃苦。如此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事业，确实不是“聪明人”所愿为。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教育”作为一种事业，正如胡适所言：只要肯耕耘，必定有收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教育家，骨子里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自称“于教育事业，极感兴趣，深具信心，故自誓终身为教育而努力”的张校长，之所以坚持大学“私立”，绝非只是贪图操作程序的简便——实际上南开的筹款压力始终没有缓解，必定有更深沉的考虑。
李浴洋：如果说书院制度是传统中国的教育经验的话，那么以南开为代表的私立大学则是民国年间的现代传统。在讨论当下的教育问题的时候，您似乎非常强调这两种“传统”的力量与作用。
陈平原：最近二十年，学界对于中国古代书院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出版了许多史论及资料集，此类成果，可惜不被制订教育政策及从事大学改革者所重视。“千年书院”再加上“百年大学”，如此“中国经验”实在不该被忽视。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美国柏克利大学中国学生会演说，阐述其“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这样的视野与襟怀，方才谈得上“制度创新”。这个思路很值得我们关注，它跟后来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表达的相当接近。可惜的是1950年代以后，我们先是向苏联学习，后又转向美国，都是“一边倒”，一直到今天高喊“与世界接轨”，都忽略了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教育精神的理解、接纳与转化。
在“神话”与“奇迹”之外
李浴洋：在今年4月26日举行的“燕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博雅教育传统”学术研讨会上，您提出弘扬燕大精神应当在“纪念”与“研究”的基础上，再纳入“实践”的维度，探索私立大学在当下的复兴之路。我们知道，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是民国大学的重镇，甚至一度占据了“半壁江山”。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在1949年后，私立大学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直到1982年，才开始重新恢复。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私立大学有无重现辉煌的可能性？
陈平原：如果排除古已有之的私学，就算跟西方接轨的私立大学，也得从晚清说起。抗战前夕，国统区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独立学院36所（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专科学校30所（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国立与省市立属于公立；至于私立大学，则包括教会与私人所办两类。一直到解放前夕，高等教育中的公立与私立，数量大致相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议（1949）规定，以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再加上向苏联学习，拓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具体措施包括：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改造老北大、老清华；接管教会大学，取消私立大学，大学一律改为国立；实行院系调整（1952），保留14所综合大学，其他的改为专业院校。事后证明，这三大举措，关系重大。 其实，今天中国很多名牌大学，原本都是私立的，比如复旦大学，马相伯创办于1905年，1942年改国立；厦门大学，陈嘉庚创办于1921年，1937年改国立；南开大学，严范孙、张伯苓创办于1919年，1946年改国立。声名显赫的西南联大，是由两所国立大学北大、清华，加上一所私立大学南开组合而成的。今天很难想象，才办了不到20年，南开就有这样的学术声誉，可以和北大清华平起平坐。你可以说组建西南联大那是政治决定，乃抗战中的特殊举措；但当年南开的学术声誉确实很不错。现在的民办大学，也有办了二十几年的，规模是上来了，可学术水平呢？在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学术水平与国立大学相差无几，这是现在的民办大学所无法比拟的。
李浴洋：经过包括您在内的一批当代学者近三十年的努力，民国大学现在不仅已经展示出了作为一种历史资源与现实镜鉴的潜力，而且已经超越专业研究的界限，“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我注意到，在学界内外开始畅谈民国教育的“神话”与“奇迹”的时候，您的主张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去年举行的“民国教育的现实镜鉴”论坛上，您提醒大家“讨论民国教育存在过于美化现象”。用您的话说，您的大学研究是“在追摹时回味，在鉴赏处反省”。那么，在“回味”的同时，您是为何以及如何“反省”当下的这一“美化现象”的？
陈平原：我很欣赏胡适创办《独立评论》时所说的，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要说负责任的话，既不屈从于权威，也不屈从于舆论。
过去的教育家，以我为主，借鉴西方大学经验时很有节制，知道什么能学，什么不能学；现在可好，认准一家，义无反顾，猛扑上去，表面上学得很快，也很像，可他忘记了，所有的仪式背后都必须有精神作为支撑。所以我会强调不仅需要理解哈佛、耶魯，也必须理解传统中国的教育经验，以及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传统，那样来讨论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才是一种有根的思考。
至于大众传媒所制造的“怀旧热潮”，不论对象是什么，都很容易夸张变形，故只可远观，不可近视。实际上，“民国”或“民国大学”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美好。一个学术对象之所以转化成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必定是基于对当下处境的反省与批判。人们热衷于谈论蔡元培等“民国校长”，是用来比照、衬托、反省今天的中国大学。这种论述方式，对当下中国的校长们是不太公平的。因为距离产生美感，我们更多看到先贤美好的一面，难得体会他们的艰辛与尴尬。不过必须承认，从晚清到民国，很多人是抱着“教育救国”的观念，来从事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对他们来说，教育不仅仅是职业，更是理想。认定中国落后的总根子在教育水平，因此，蔡元培等人希望通过办学来“自下而上”地改造中国。可以这么说，晚清到民国年间从事教育的人，很多是有政治抱负的。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为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后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奠定根基。那一代的教育家其实很幸福，因为他们有理想，有情怀，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而今天的教授及校长们，未必都有这种幸福感。
李浴洋：也就是说，在您看来，目前流行的热议民国大学与大师的时尚，也有可能导致另一种“陷阱”？
陈平原：喜欢追忆“过去的好时光”，自古皆然，此举既有合理性，但也不乏盲目与煽情。比如，这么谈问题，往往屏蔽了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悲惨世界”。另外，当论者津津有味地品鉴老大学的好处时，你以为他/她已经或逐渐沉入历史深处——不，他们只是感怀而已，或借古讽今。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关注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而非英美名校的校长，或宋明书院的山长？原因是民国离我们很近，依稀记得，容易拿来跟当下的中国大学做对比。
此类比附，好处是让人浮想联翩，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比如，这么来谈民国大学，很容易将其过分美化。因为，你只读了那些对校长们的表扬和怀念，而没看批判或嘲讽的文章。当年的大学校长，即便做得很出色，也可能被教授及学生们赶跑，如罗家伦就曾被从清华大学校长位子上赶下来。老大学盛产故事，但不是每个故事都好听，就看你的选择。校史专家叙述往事时，大都不愿意揭伤疤，而是着重表彰先贤。另外，你还得考虑这故事是谁讲出来的，因立场不一样，看问题天差地别。作为大学校长，对外得处理与政府及民众的关系，对内须协调与教授、学生的利益，单是资源如何分配，就注定了校长不可能人人叫好。若是你翻阅史书，得出过去的校长再差也比今天的好，那是很不理智的。我们只能说，民国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潜在的因素是公众对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满，希望借此展开分析、反省与批判。
李浴洋：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民国大学？
陈平原：民国年间的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这与今天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这点必须牢记。就算是局势相对稳定的1930至1937年间，在校大学生人数只有四万多。等到抗战胜利，这一数字翻了一番，也不过才八万多。这与今天每年两千六百万在校生（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今天谈教学质量，谈师生关系，谈社会观感，谈大师之有无，都必须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另外，当我们表彰民国大学及校长们的独立精神时，既要看到他们的个人气质及主观努力，也得意识到这跟整个意识形态管理、校长选拔以及高校拨款机制，有直接的联系。当下中国大学之诸多弊端，有的是教育问题，有的是政治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协调解决，不要将板子全打在教授或校长身上。引入“民国大学”的视野，有利于拓展思考空间，但没办法提供直接追摹的样板。
大学研究应当是一种有情怀的学问，追求的是启示，而非影射。换而言之，民国大学应当是一面镜子，而非一块砖头。照镜子可知妍媸，正衣冠，但如果将镜中影像当作砖头四处拍打，则未必合适。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