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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以她冷静的眼光，细腻、独特的笔触，揭示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生存状态。无论是《金锁记》中变态、阴戾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智慧、运气的白流苏，还是《连环计》中泼辣、粗砺的霓喜，这些女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为取得或维持合法的婚姻而努力，因为婚姻是她们求得生存的唯一出路。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婚姻；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2-0124-02
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深刻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女性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更无独立的社会地位。婚姻是女人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简直就是废品；从个人角度来看，她们作为依附物结合于父亲或兄弟所支配的家庭，只能被一些男性作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婚姻是女人获得供养的惟一方式。也是证明其生存正当性的唯一理由。女人从出生那一天起，便学习种种关于女人气质的规定，以期完成婚姻的冒险。
“五四”时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上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五四作为人的解放时代，爱情作为获得个人幸福的重要内容，成为“五四”文学一大主题。在“五四”女作家笔下，爱情被上升到获得人生自由的高度。然而，在男女两性尚未成为真正平等的主体之前，爱情只是一种虚妄。张爱玲以世俗世故消解了爱情的神圣性。揭露出日常生活中女性生存的本相。
在现代女作家中，从没有一个人象张爱玲那样真正看清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属的女性世相被她展示的淋漓尽致。她以独特、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命运——通过婚姻谋求生存，却是一致的。本文以《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为例，对其笔下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加以探析。
一
女性获得生存的物质依赖，或者说得更明白——获得吃饭权利的惟一出路既然是婚姻，于是先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啃到金子的边”，嫁给了门第颇高的姜家害有“骨痨”的二儿子做二奶奶，再有《倾城之恋》中离了婚流落娘家、被穷酸兄嫂及自己的一无所能逼得无立足之地，只有凭借自己残存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以谋得再次婚姻的白流苏，更有《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一而再、再而三与人姘居的广东下等养女霓喜。不论她是没钱的小家碧玉，或是破落的大家闺秀，还是卑微的贫家养女，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护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做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她们或倚仗金钱，或借助机巧，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了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不管是金钱也罢、婚姻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依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面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而育，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曹七巧原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出身寒微，天真而有姿色，向往纯真的爱，但没有等到这爱的降临，便面临着爱情与金钱的选择。哥哥把她卖给高门大户的姜家二少爷做偏房，她虽有苦闷，但敌不住金钱的诱惑而顺从了。曾经爱过的肉店伙计朝禄，从此被锁进思念的黑箱，睡在身边的是一个从小就残废的软溜溜的肉体，但在这个大家庭中她不必为衣食所忧，且兄嫂每每来看她时总能拿出丰厚的体已相送。可见，夫家的富有不仅对于娘家人，即使对于七巧本人，也是极有吸引力的。
对于金钱的占有欲和依赖，在分家之后更成为七巧生活的核心，且愈演愈烈。这份黄金欲是如何深入到七巧的灵魂深处，成为她行为、性情的主宰呢?七巧在分家时借以撒泼的一段话道出了实情：“我们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就指望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14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自此以后，一无所能的七巧得带着她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独自承受着一份日子了。日子漫长的似乎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一些，正是这种独立生存、无所倚仗的恐惧使七巧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这是她生存的根本，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依靠。她只不过想活下去，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可是从生存的欲望中引出来的，却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白流苏是一个出身微式旧家庭的小姐。受过西式教育，称得上是新式女子，她甚至同败家子的丈夫离了婚。当娘家兄弟在搜刮完她的钱财之后，娘家便无了她的立身之地，“流苏听不得‘吃饭’这两个字，心里一阵刺痛……”吃饭——生存成了当务之急。她不愿回到夫家去守寡，以换得一个合法的吃饭的身份，更不甘就此堕落，到头来只有走婚姻的老路，只不过内中没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育”。流苏单枪匹马，凭的是自己残存的28岁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来赌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婚姻。
如果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流苏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一个人住在香港一幢大而空的房子里，房里“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刚在平常人的生涯中，突然的战争实在是一种灾难，而对于白流苏则成为了意外的侥幸。白流苏因此被众多的评论家们定格为以婚姻为职业的恶俗者，果真如此的话，那她也是将婚姻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职业：维持自己生存的职业，男权社会所赋予女性的惟一职业。
如果说七巧还“啃到了黄金的边”，流苏还拽住了婚姻的衣角，那么霓喜求生存的道路是最艰辛和漫长的了。她原是广东乡下的农家养女，先后与三个男人姘居，每一次都费尽心思，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想成为合法的“妻”，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第一次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印度商人的合法妻子。在为对方生了两个孩子后，时间过去了10年，她还是被逼迫拖了一双儿女离了家门。第二次跟的男人是个在乡下有家室的老头子，无法给他做正室了，却仍想着“要做个天长地久的打算”，并与老头子“一心一意过起日子来”，但她耍尽性子，使尽手腕，到头来仍是一场空。幸亏她那份粗砺的美有人欣赏，她得以在另一个男人手里继续讨生活……如果说七巧的生存有伴着她的整个性情、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有着一些生存之外的别的意义上的故事；如果说流苏的求生存的过程有着许多“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充满着一些生活的外在的“华彩”，那么霓喜的故事则是纯纯粹粹过日子的故事。她既没有婚姻做保障，也没有金钱做倚持，生存问题每时每刻摆在她面前，需随时下死劲去解决。所以冕喜的不长的故事就是一段不断地用肉体及一些小小的狡猾甚至撒泼来换取“吃饭——生存”的过程。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冕喜对于物质生活单纯的爱，而这种物质生活却 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从单纯求生存的角度而言，身份、地位最低的冕喜求生的道路也最艰辛而漫长。
二
曹七巧们为了谋得吃饭的去处、生存的依赖，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性情，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心灵去屈从于男权文化，以求得生的权利。
为了寻找生活的捷径，七巧不得不把朝禄锁进记忆的深处；为了能够“扶正”，为了真正抓住用半生的性命和幸福换来的金子，她又把季泽锁进了心灵的暗箱。当年七巧置礼教于不顾，冲破叔嫂大防，大胆热烈地追求小叔子季泽，她向往过属于人的有情有欲的健康生活。作者没有美化她的爱情，也没有鄙视她等而下的欲的追求，只是同情地写出不人道的婚姻给女性造成的心理创伤，写出人物对过一种正常人生活的企盼及为之所忍受的屈辱与不平。
姜老太的“扶正”及其后的财产分配这把金锁锁死了她的一切非份之想，爱和欲处于永久的饥渴中。被痛苦的压抑、残杀，人性在这种永久的压抑中变得扭曲、疯狂。分家后，她获得了应得的财产。获得了家族中的地位，但捍卫这点孤儿寡母血泪换来的财富又成为她人生的责任。当已届中年的季泽向她表白眷爱之苦时，心中的情欲之灯重被捻亮，但当意识到对方是以此来骗她钱财时，就病态地暴怒起来，连打带骂赶走了季泽。自发随着岁月爬上两鬓，爱成为越来越遥远的过去，金钱也就成为越来越现实的利益，担心家产被女儿、媳妇弄走，竟不择手段、用心刻毒地破坏儿女的婚姻与爱情，残酷的用金锁将他们锁在身边，最终活活锁死了三条生命。公寓里，铜臭伴着孤魂鬼影。
正因为七巧生命中对金钱——生存的依赖是通过毫无人道的婚姻实现的，因此她不能也不敢摆脱这无道的婚姻，在这两难中不断被扭曲，沿着自虐和他虐的恶性轨迹无可阻挡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人性扭曲的最低层。爱是不可靠的，只有沉默的黄金才最忠实。在她的生命中，只有生存需倚仗的金钱。
新式女子自流苏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也是以表面的胜利而实质的失败而告终的。她在香港同华侨富商范柳原的全部“恋爱史”，犹如危险而侥幸的走钢丝把戏。一方面，她同范柳原保持亲密的、如影随形的关系，如果失掉了他，也便失掉了再嫁的可能和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她必须保持身份，稍一不慎，落做情妇或姨太太的地步，则前功尽弃。范柳原对她，虽然不乏风仪和魅力，却高深莫测，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这使白流苏焦躁不安，苦恼万分，意识到，“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而她决不甘贬低身份，因此，曾一度跑回上海。白公馆里等待她的。自然是更冷淡的面孔和更刻薄的言说，“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罪恶，杀了她还污了刀。”在这种情形下，范柳原自然可以对她“召之即来”，一封电报，自流苏二下香港。这一次，她已无优势可育，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一条路。
在这当口，香港爆发了战争。这场意外的战争隔绝了男性文化的时空，男性身上所依附的财产、地位以及文化变得不确定了，而这些恰恰是男性在婚姻中控制女性的资本。战争使男女实现了平等，也使这对平凡的男女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战争的结束意味着男性文明的回复，女性又成为受支配的他者。所以流苏虽然赢得了梦寐以求的婚姻，但她只是赢得了一个名份——生存的保证。自始至终，白流苏不能站在同范柳原同等的地位上。可以想见，在成为合法范太太以后的自流苏，在范柳原将“俏皮话省下来给旁的女人听”的日子里，与在香港时独守“好大的空房子，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的白小姐是无异的。香港之战只是带给她一个名份而已。
霓喜这个人物因物欲而自我扭曲，而更大更多的扭曲则是评论家们所赋予的“恶俗的不真实”。除了从小说本身的构思、人物塑造而言，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与传统贞洁妇道有逆背的因素过多，使得站在男权角度审视女性的评论家们产生了深深的嫌恶。
绝望与苍凉，是张爱玲作品总的背景。婚姻形式绝不等同于它自身。特定的婚姻关系，反映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反映着统治生活的总的法则。正如张爱玲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作品中的女人在生命中爬满了蚤子也得顽强地活下去，无论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要完结在绝望与苍凉的底座上，无法逃脱。
[责任编辑：秦玉珍]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婚姻；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2-0124-02
中国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深刻的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女性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更无独立的社会地位。婚姻是女人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简直就是废品；从个人角度来看，她们作为依附物结合于父亲或兄弟所支配的家庭，只能被一些男性作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婚姻是女人获得供养的惟一方式。也是证明其生存正当性的唯一理由。女人从出生那一天起，便学习种种关于女人气质的规定，以期完成婚姻的冒险。
“五四”时代，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女性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上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五四作为人的解放时代，爱情作为获得个人幸福的重要内容，成为“五四”文学一大主题。在“五四”女作家笔下，爱情被上升到获得人生自由的高度。然而，在男女两性尚未成为真正平等的主体之前，爱情只是一种虚妄。张爱玲以世俗世故消解了爱情的神圣性。揭露出日常生活中女性生存的本相。
在现代女作家中，从没有一个人象张爱玲那样真正看清女性生存的真实状态，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属的女性世相被她展示的淋漓尽致。她以独特、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塑造了一组女性群像。这些女性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命运——通过婚姻谋求生存，却是一致的。本文以《金锁记》、《倾城之恋》、《连环套》为例，对其笔下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加以探析。
一
女性获得生存的物质依赖，或者说得更明白——获得吃饭权利的惟一出路既然是婚姻，于是先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啃到金子的边”，嫁给了门第颇高的姜家害有“骨痨”的二儿子做二奶奶，再有《倾城之恋》中离了婚流落娘家、被穷酸兄嫂及自己的一无所能逼得无立足之地，只有凭借自己残存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以谋得再次婚姻的白流苏，更有《连环套》中为了生计一而再、再而三与人姘居的广东下等养女霓喜。不论她是没钱的小家碧玉，或是破落的大家闺秀，还是卑微的贫家养女，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护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做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她们或倚仗金钱，或借助机巧，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了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不管是金钱也罢、婚姻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依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面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而育，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曹七巧原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出身寒微，天真而有姿色，向往纯真的爱，但没有等到这爱的降临，便面临着爱情与金钱的选择。哥哥把她卖给高门大户的姜家二少爷做偏房，她虽有苦闷，但敌不住金钱的诱惑而顺从了。曾经爱过的肉店伙计朝禄，从此被锁进思念的黑箱，睡在身边的是一个从小就残废的软溜溜的肉体，但在这个大家庭中她不必为衣食所忧，且兄嫂每每来看她时总能拿出丰厚的体已相送。可见，夫家的富有不仅对于娘家人，即使对于七巧本人，也是极有吸引力的。
对于金钱的占有欲和依赖，在分家之后更成为七巧生活的核心，且愈演愈烈。这份黄金欲是如何深入到七巧的灵魂深处，成为她行为、性情的主宰呢?七巧在分家时借以撒泼的一段话道出了实情：“我们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就指望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14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自此以后，一无所能的七巧得带着她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独自承受着一份日子了。日子漫长的似乎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一些，正是这种独立生存、无所倚仗的恐惧使七巧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这是她生存的根本，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依靠。她只不过想活下去，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可是从生存的欲望中引出来的，却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白流苏是一个出身微式旧家庭的小姐。受过西式教育，称得上是新式女子，她甚至同败家子的丈夫离了婚。当娘家兄弟在搜刮完她的钱财之后，娘家便无了她的立身之地，“流苏听不得‘吃饭’这两个字，心里一阵刺痛……”吃饭——生存成了当务之急。她不愿回到夫家去守寡，以换得一个合法的吃饭的身份，更不甘就此堕落，到头来只有走婚姻的老路，只不过内中没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育”。流苏单枪匹马，凭的是自己残存的28岁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来赌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婚姻。
如果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流苏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作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一个人住在香港一幢大而空的房子里，房里“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刚在平常人的生涯中，突然的战争实在是一种灾难，而对于白流苏则成为了意外的侥幸。白流苏因此被众多的评论家们定格为以婚姻为职业的恶俗者，果真如此的话，那她也是将婚姻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职业：维持自己生存的职业，男权社会所赋予女性的惟一职业。
如果说七巧还“啃到了黄金的边”，流苏还拽住了婚姻的衣角，那么霓喜求生存的道路是最艰辛和漫长的了。她原是广东乡下的农家养女，先后与三个男人姘居，每一次都费尽心思，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想成为合法的“妻”，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第一次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印度商人的合法妻子。在为对方生了两个孩子后，时间过去了10年，她还是被逼迫拖了一双儿女离了家门。第二次跟的男人是个在乡下有家室的老头子，无法给他做正室了，却仍想着“要做个天长地久的打算”，并与老头子“一心一意过起日子来”，但她耍尽性子，使尽手腕，到头来仍是一场空。幸亏她那份粗砺的美有人欣赏，她得以在另一个男人手里继续讨生活……如果说七巧的生存有伴着她的整个性情、精神面貌的巨大改变，有着一些生存之外的别的意义上的故事；如果说流苏的求生存的过程有着许多“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充满着一些生活的外在的“华彩”，那么霓喜的故事则是纯纯粹粹过日子的故事。她既没有婚姻做保障，也没有金钱做倚持，生存问题每时每刻摆在她面前，需随时下死劲去解决。所以冕喜的不长的故事就是一段不断地用肉体及一些小小的狡猾甚至撒泼来换取“吃饭——生存”的过程。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冕喜对于物质生活单纯的爱，而这种物质生活却 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从单纯求生存的角度而言，身份、地位最低的冕喜求生的道路也最艰辛而漫长。
二
曹七巧们为了谋得吃饭的去处、生存的依赖，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性情，不得不扭曲自己的心灵去屈从于男权文化，以求得生的权利。
为了寻找生活的捷径，七巧不得不把朝禄锁进记忆的深处；为了能够“扶正”，为了真正抓住用半生的性命和幸福换来的金子，她又把季泽锁进了心灵的暗箱。当年七巧置礼教于不顾，冲破叔嫂大防，大胆热烈地追求小叔子季泽，她向往过属于人的有情有欲的健康生活。作者没有美化她的爱情，也没有鄙视她等而下的欲的追求，只是同情地写出不人道的婚姻给女性造成的心理创伤，写出人物对过一种正常人生活的企盼及为之所忍受的屈辱与不平。
姜老太的“扶正”及其后的财产分配这把金锁锁死了她的一切非份之想，爱和欲处于永久的饥渴中。被痛苦的压抑、残杀，人性在这种永久的压抑中变得扭曲、疯狂。分家后，她获得了应得的财产。获得了家族中的地位，但捍卫这点孤儿寡母血泪换来的财富又成为她人生的责任。当已届中年的季泽向她表白眷爱之苦时，心中的情欲之灯重被捻亮，但当意识到对方是以此来骗她钱财时，就病态地暴怒起来，连打带骂赶走了季泽。自发随着岁月爬上两鬓，爱成为越来越遥远的过去，金钱也就成为越来越现实的利益，担心家产被女儿、媳妇弄走，竟不择手段、用心刻毒地破坏儿女的婚姻与爱情，残酷的用金锁将他们锁在身边，最终活活锁死了三条生命。公寓里，铜臭伴着孤魂鬼影。
正因为七巧生命中对金钱——生存的依赖是通过毫无人道的婚姻实现的，因此她不能也不敢摆脱这无道的婚姻，在这两难中不断被扭曲，沿着自虐和他虐的恶性轨迹无可阻挡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人性扭曲的最低层。爱是不可靠的，只有沉默的黄金才最忠实。在她的生命中，只有生存需倚仗的金钱。
新式女子自流苏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也是以表面的胜利而实质的失败而告终的。她在香港同华侨富商范柳原的全部“恋爱史”，犹如危险而侥幸的走钢丝把戏。一方面，她同范柳原保持亲密的、如影随形的关系，如果失掉了他，也便失掉了再嫁的可能和生活的希望；另一方面。她必须保持身份，稍一不慎，落做情妇或姨太太的地步，则前功尽弃。范柳原对她，虽然不乏风仪和魅力，却高深莫测，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这使白流苏焦躁不安，苦恼万分，意识到，“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而她决不甘贬低身份，因此，曾一度跑回上海。白公馆里等待她的。自然是更冷淡的面孔和更刻薄的言说，“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罪恶，杀了她还污了刀。”在这种情形下，范柳原自然可以对她“召之即来”，一封电报，自流苏二下香港。这一次，她已无优势可育，只剩下做范柳原情妇一条路。
在这当口，香港爆发了战争。这场意外的战争隔绝了男性文化的时空，男性身上所依附的财产、地位以及文化变得不确定了，而这些恰恰是男性在婚姻中控制女性的资本。战争使男女实现了平等，也使这对平凡的男女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战争的结束意味着男性文明的回复，女性又成为受支配的他者。所以流苏虽然赢得了梦寐以求的婚姻，但她只是赢得了一个名份——生存的保证。自始至终，白流苏不能站在同范柳原同等的地位上。可以想见，在成为合法范太太以后的自流苏，在范柳原将“俏皮话省下来给旁的女人听”的日子里，与在香港时独守“好大的空房子，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的白小姐是无异的。香港之战只是带给她一个名份而已。
霓喜这个人物因物欲而自我扭曲，而更大更多的扭曲则是评论家们所赋予的“恶俗的不真实”。除了从小说本身的构思、人物塑造而言，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与传统贞洁妇道有逆背的因素过多，使得站在男权角度审视女性的评论家们产生了深深的嫌恶。
绝望与苍凉，是张爱玲作品总的背景。婚姻形式绝不等同于它自身。特定的婚姻关系，反映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反映着统治生活的总的法则。正如张爱玲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作品中的女人在生命中爬满了蚤子也得顽强地活下去，无论婚姻，还是恋爱，最终都要完结在绝望与苍凉的底座上，无法逃脱。
[责任编辑：秦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