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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蒋经国接班台湾做铺垫
1940年代末，蒋介石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军政人员几乎占据台湾所有官场位置，台籍人士在官场想谋到一个科员位置也不易。此举造成逃台的大陆军政人员与台籍人士矛盾尖锐，台湾民众对此也十分不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右翼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蒋介石将台湾省长一职交由台湾人做，以缓和矛盾，并力推吴三连、黄朝琴、谢东闵等人选。由于一心想培养儿子接班，蒋介石一直找种种借口推脱。
到1971年底，蒋介石觉得儿子接班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蒋经国也已60岁了，于是将接班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1972年2月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带着蒋经国到日月潭休息。他们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楼住了两天后，蒋介石便叫侍从通知台湾省议会议长、台籍人士谢东闵和南投县长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见。
蒋介石的召见，表面是听取地方工作汇报。实际上是考察两人对蒋家是否忠诚。最后，蒋介石特别问到，蒋经国随他来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会上对蒋经国的看法怎么样。
谢东闵在地方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一副好口才，对蒋所提问题，特别是蒋经国的问题，回答得比较得体，还借机大大赞颂了蒋氏父子一番，使在场的蒋氏父子十分高兴。
通过这次面试，蒋氏父子认为，谢东闵是一个对蒋家忠诚、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和利用。如果提拔他做台湾省省长，对国民党和蒋家大有好处，并能为蒋经国接班当推手。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又召见与蒋经国关系极好的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际上是蒋介石在背后策划的），台湾省议会议长谢东闵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推荐蒋经国，说蒋经国可担大任。
蒋介石还对王升说：“既然社会上对经国如此推崇，你到雾峰去找一下谢东闵，让他正式写一封举荐信给党中央，使大家都感到经国做‘院长’是人心所向。为了使信写得有力，你可先找人草拟好带去，但不要说是我指示的。”
王升系特务出身，跟蒋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交道，老蒋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于是马上说：“‘总统’放心，我马上就去找谢东闵，只要他在举荐信上签字盖章，我就急速带回来。”
王升立即找来一个笔杆子，以谢东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称蒋经国“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确为多难兴邦的辅弼俊秀”，还说“经国先生既然众望所归，为全‘国’上下所共举，即是民意之所趋，是故顺应民意，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爱，实为万民称颂之丰功伟业”。
王升将信带到雾峰，先向谢东闵说明来意，然后将举荐信给谢过目。谢看后，知道是蒋介石授意的，当即表示愿为“国家”举荐人才，并同意在信上签名盖章。
王升接着说：“你如同意，还得在你们当地找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将这封信重抄一遍。”
谢东闵马上拿出省议会的公用信笺，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
临别，王升嘱咐谢东闵：此事重大，要高度保密。他还说：“谢议长今天与我配合得很好。我回去一定向‘总统’和经国如实报告。我想，此事如达成，‘总统’和经国将来不会亏待你的。”
蒋经国看了谢东闵的举荐信非常高兴，并对王升夸奖了一番。随后，蒋经国又将举荐信送给蒋介石看，老蒋也很满意。
第二天，蒋介石将此信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说这封信是谢东闵特地派人送到台北来的，谢关心“国家”大事，其爱“国”之心令人钦佩，嘱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会上宣读。
对蒋经国接班立下大功的谢东闵，蒋经国自然要投桃报李。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到“行政院”宣誓就职时，任命谢东闵为台湾省主席。
随后，蒋介石又亲自召见谢东闵，鼓励他努力贯彻行政革新，为民服务。蒋还向谢东闵暗示，他一贯重视培养台湾地方人士，只要他在任职期间好好干，以后还会被提拔的。
据说，对蒋介石的召见和鼓励，谢东闵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对蒋经国上台立了大功的王升，蒋介石也没有忘记，马上任命他为总政战部主任，军衔由陆军上将升为二级上将。
当然，对于谢东闵的“大恩”，蒋经国一直未忘。1978年3月，蒋经国出任第六任“总统”时，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5月20日，谢与蒋一同宣誓就职，成为国民党退台后，职务最高的台籍人士。
蒋经国成为向大陆开放的先驱者
蒋经国1910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他的童年，更多是在性情宽厚的母亲毛福梅的羽翼之下度过。孤苦的毛福梅把儿子视为生活的唯一希望，倾注全部心血，含辛茹苦，呵护备至。因此，终其一生，蒋经国都对母亲抱有至深的感情。
1939年，侵华日军飞机对蒋家的住宅实施了猛烈轰炸，毛福梅不幸罹难。远在江西的蒋经国闻此噩耗，不顾战事危险，当即赶回溪口。甫进丰镐房，即伏在母亲的遗体上号啕大哭，观者莫不动容。在母亲的遇难处，蒋经国立了一块石碑，奋笔题写“以血洗血”4个大字，以志不忘国仇家恨。
1949年，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蒋经国被迫辞别故土，漂泊至孤岛台湾。客居台湾的蒋经国，难掩心底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昨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这样的文字，读之喟然。
由于“文革”的缘故，溪口蒋家祖坟、故居曾遭破坏。“文革”结束后，大陆重修蒋家祖坟和故居，并加以保护。当台北的电视屏幕上出现奉化和溪口共产党的地方官员在其祖母和母亲的墓前祭拜的镜头时，蒋经国的眼泪止不住流淌出来。
“文革”结束后，两岸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开放老兵大陆探亲，是当年国民党对大陆政策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国民党败退去台时，带去了数十万大陆籍军人。由于“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省籍仇恨，这些老兵长期被当地社会敌视，处于被排斥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由于当局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乡，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无法回归故土，成为风雨飘零的无根浮萍，因而积怨甚深。 身卧病榻的蒋经国深感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禁锢人民回家的愿望。他命令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马树礼召集有关部门，研讨开放大陆探亲。马树礼的方案力图将赴大陆的人数减到最少。蒋经国对此很不满意，又嘱咐幕僚马英九研究开放大陆探亲的可行性方案。李焕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直接策划开放大陆探亲案，并很快订出了原则方案。
当时国民党内对开放探亲意见出现两极。李焕的主张比较大胆，他把开放探亲看作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陆续开放观光、贸易、体育交流与文化交流。蒋经国对此深表“赞同”。而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只开放探亲，不涉及大陆政策调整，维持两岸的敌对状态。同时，在开放探亲本身的讨论中，对探亲者年龄、可否为公职人员和军人、可否开放大陆人民赴台探亲等，争执也颇为激烈。
蒋经国赞同以探亲为契机全面打开两岸交流，但又不能不顾及党内保守势力的牵制，最后只好采取折中方案。
1987年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吴伯雄奉蒋经国令宣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并决定11月2日起施行。政策实施以后，台湾同胞往返大陆的人数，已由开放之初的每年5000人次，激增为2009年的500万人次。追根溯源，蒋经国审时度势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功不可没。
出师未捷身先死，重托只盼后人续
进入1970年代末，蒋经国的身体日呈衰弱之势。
1982年2月，蒋经国第一次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由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医治视网膜出血。他患的是糖尿病，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据说是糖尿病引发了眼疾。
3月29日，蒋经国到圆山忠烈祠主持春祭。离开大直官邸进入忠烈祠大门，在通过仪仗队致敬登上台阶那不到一百米的路程中，他身体竟有些摇晃。两位侍从人员见状趋步向前，搀扶着蒋经国走到祭堂主祭位置。仪仗队礼兵将花圈抬至他面前，他已没有气力照例亲执花圈鞠躬，只是用手简单触摸一下了事。显然，他已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心里是一定不愿让人们看到这副殃殃病态的，但电视新闻还是忠实地将他显现在百万观众面前，这再次引起了岛民的猜测和议论。
“双十节”典礼上，蒋经国没有在总统府受礼台露面，只在阳台上致词。因他面部浮肿日益严重，像只吹满空气的气球，闪闪发亮，加上步履艰难，再在公众面前亮相恐有损领袖形象，有损“国”威。
但从第二年的”双十节”起，蒋经国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民众面前，不仅在总统府阳台上致词，而且还在总统府礼堂内主持了中枢“国庆典礼”，到慈湖拜谒蒋介石陵寝，接着又到金门和澎湖巡视，亲手铲土植树，“龙体”似乎日臻安康。
据大直官邸传出的小道消息，蒋经国的康复得力于儿女亲家、前“国防部长”俞大维推荐的一位老中医之手。
到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勉强维持两年后又继续发生病变。做过眼部白内障的切除术，装上了人工心脏起搏器，但仍时常感到头昏气短，难以呼吸。他已难以持久站立，以致不得不乘坐轮椅主持一些重要会议，从此进入“轮椅治台”时期，直至逝世，他都没有离开过轮椅。
至1987年，岛内沸沸扬扬传布着蒋经国病情恶化的种种小道消息，不仅政界人士如失支柱，股票市场也受牵暴跌，一股暗流在悄悄酝酿，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天塌下来”。
10月8日，台湾各大报纸登出“预告”：蒋总统将亲自出席10月10日的“国庆”庆祝活动。10月10日，蒋经国坐着轮椅进入“总统府”礼堂，准备主持各级官员参加的中枢国庆纪念典礼。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下，蒋经国的全部讲话只有如下几句：“经国的国庆讲词，已经印出来了，就不再宣读。现在，请李副总统作专题报告。”
李登辉上台没有讲几句，蒋经国就示意随从推他离席了。
“国庆”活动是要接受外国使节祝贺的。蒋经国的轮椅又被推到“总统府”大会客室，准备接受各国外交“使节”和夫人的祝贺。
在外宾面前，蒋经国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病态。按外交礼仪，宾主双方应握手致意，并象征性交谈几句。但蒋经国只是稍稍抬一下右手，让外宾轻轻触摸一下就过去了。老外对蒋的病情也早有耳闻，有备而来。因此也应付得从容自如，见怪不惊。之后，蒋经国坐着轮椅出现在“总统府”阳台上，向民众致词，实现报纸上的“预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暮年体衰，无力支撑的老年人形象，再不是生龙活虎的“小蒋”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早晨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无法支撑。随侍医生赶快扶他躺下，但仍不住恶心，还呕吐酸水。蒋一直住在大直官邸，没有送进医院。
这一天是蒋家共进午餐的团圆日，蒋孝文、蒋孝勇、徐乃锦都来到官邸，见父亲这副病态，心情都大受影响，因为见惯了多次，没有当回事，就各自离去了。
1点55分，蒋经国忽然进入休克状态，大量的血从他口腔、鼻孔喷出。随从医生忙用吸引器帮他吸血，但他的颈部大动脉已经破裂，血涌不止，整个脑袋几乎七窍流血。
专家医疗小组被从台湾南部紧急召回台北。这支台湾最优秀的医疗队包括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美籍心脏病专家余南庚，著名胸外科专家，长期担任蒋介石“御医”的陈耀翰等。但等他们一行到达时，蒋经国已回天乏术。
蒋经国与其父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多次说，“两岸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么？”1980年代后期，蒋经国身体每况愈下，深感时日无多，迫不及待要开启两岸和平统一的大门。
在大陆频频伸出橄榄枝之后，蒋经国派密使沈诚多次赴北京探路，沈诚先后会晤了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1987年3月，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向沈诚提出了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包括谈判主体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谈判主题为先谈合作、后谈统一，两党在中央层次进行对等谈话等。沈诚将大陆的意见转告蒋经国，蒋经国也告诉了宋美龄。经过反复思考后，蒋经国认为，国共两党在中央层次进行对等谈判也是可行的，但技术上的细节还有待具体敲定。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同时决定，在次年1月初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蒋经国自忖身体尚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因此，觉得像两岸谈判这样的大事，要设想得周全一些才行。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咯血去世，他亲自参与推动的两岸谈判也令人惋惜地随之中止。蒋经国生前虽未能实现两岸和平谈判，但他与中共领导人冲破阻力重启两岸交流合作的大门，开放的趋势再也无法逆转。蒋经国以一代政治家留给台湾的精神遗产，值得人们深思。
（摘自《中外文摘》2007年第15期，《决策与信息》2009年第6期，《档案天地》2007年第1期）
1940年代末，蒋介石从大陆带到台湾的军政人员几乎占据台湾所有官场位置，台籍人士在官场想谋到一个科员位置也不易。此举造成逃台的大陆军政人员与台籍人士矛盾尖锐，台湾民众对此也十分不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右翼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当局施压，要求蒋介石将台湾省长一职交由台湾人做，以缓和矛盾，并力推吴三连、黄朝琴、谢东闵等人选。由于一心想培养儿子接班，蒋介石一直找种种借口推脱。
到1971年底，蒋介石觉得儿子接班的阻力已基本清除，加上自己年事已高，蒋经国也已60岁了，于是将接班之事提上议事日程。
1972年2月底，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带着蒋经国到日月潭休息。他们一家在日月潭涵碧楼住了两天后，蒋介石便叫侍从通知台湾省议会议长、台籍人士谢东闵和南投县长林洋港到日月潭，他要召见。
蒋介石的召见，表面是听取地方工作汇报。实际上是考察两人对蒋家是否忠诚。最后，蒋介石特别问到，蒋经国随他来台工作了一二十年，社会上对蒋经国的看法怎么样。
谢东闵在地方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一副好口才，对蒋所提问题，特别是蒋经国的问题，回答得比较得体，还借机大大赞颂了蒋氏父子一番，使在场的蒋氏父子十分高兴。
通过这次面试，蒋氏父子认为，谢东闵是一个对蒋家忠诚、可靠的人，可以信任和利用。如果提拔他做台湾省省长，对国民党和蒋家大有好处，并能为蒋经国接班当推手。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又召见与蒋经国关系极好的总政战部副主任王升上将。告诉他说，这段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还有千余名“国大代表”联名上书（实际上是蒋介石在背后策划的），台湾省议会议长谢东闵的愿望尤其强烈，他在多个高层会议上推荐蒋经国，说蒋经国可担大任。
蒋介石还对王升说：“既然社会上对经国如此推崇，你到雾峰去找一下谢东闵，让他正式写一封举荐信给党中央，使大家都感到经国做‘院长’是人心所向。为了使信写得有力，你可先找人草拟好带去，但不要说是我指示的。”
王升系特务出身，跟蒋氏父子打了二三十年交道，老蒋的意思，他一听就明白，于是马上说：“‘总统’放心，我马上就去找谢东闵，只要他在举荐信上签字盖章，我就急速带回来。”
王升立即找来一个笔杆子，以谢东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举荐信。信中称蒋经国“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确为多难兴邦的辅弼俊秀”，还说“经国先生既然众望所归，为全‘国’上下所共举，即是民意之所趋，是故顺应民意，以安民心。就是大智大爱，实为万民称颂之丰功伟业”。
王升将信带到雾峰，先向谢东闵说明来意，然后将举荐信给谢过目。谢看后，知道是蒋介石授意的，当即表示愿为“国家”举荐人才，并同意在信上签名盖章。
王升接着说：“你如同意，还得在你们当地找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将这封信重抄一遍。”
谢东闵马上拿出省议会的公用信笺，让他的秘书抄了一遍，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
临别，王升嘱咐谢东闵：此事重大，要高度保密。他还说：“谢议长今天与我配合得很好。我回去一定向‘总统’和经国如实报告。我想，此事如达成，‘总统’和经国将来不会亏待你的。”
蒋经国看了谢东闵的举荐信非常高兴，并对王升夸奖了一番。随后，蒋经国又将举荐信送给蒋介石看，老蒋也很满意。
第二天，蒋介石将此信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说这封信是谢东闵特地派人送到台北来的，谢关心“国家”大事，其爱“国”之心令人钦佩，嘱咐他在下次中央常委会上宣读。
对蒋经国接班立下大功的谢东闵，蒋经国自然要投桃报李。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到“行政院”宣誓就职时，任命谢东闵为台湾省主席。
随后，蒋介石又亲自召见谢东闵，鼓励他努力贯彻行政革新，为民服务。蒋还向谢东闵暗示，他一贯重视培养台湾地方人士，只要他在任职期间好好干，以后还会被提拔的。
据说，对蒋介石的召见和鼓励，谢东闵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对蒋经国上台立了大功的王升，蒋介石也没有忘记，马上任命他为总政战部主任，军衔由陆军上将升为二级上将。
当然，对于谢东闵的“大恩”，蒋经国一直未忘。1978年3月，蒋经国出任第六任“总统”时，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5月20日，谢与蒋一同宣誓就职，成为国民党退台后，职务最高的台籍人士。
蒋经国成为向大陆开放的先驱者
蒋经国1910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他的童年，更多是在性情宽厚的母亲毛福梅的羽翼之下度过。孤苦的毛福梅把儿子视为生活的唯一希望，倾注全部心血，含辛茹苦，呵护备至。因此，终其一生，蒋经国都对母亲抱有至深的感情。
1939年，侵华日军飞机对蒋家的住宅实施了猛烈轰炸，毛福梅不幸罹难。远在江西的蒋经国闻此噩耗，不顾战事危险，当即赶回溪口。甫进丰镐房，即伏在母亲的遗体上号啕大哭，观者莫不动容。在母亲的遇难处，蒋经国立了一块石碑，奋笔题写“以血洗血”4个大字，以志不忘国仇家恨。
1949年，国民党丧失大陆政权，蒋经国被迫辞别故土，漂泊至孤岛台湾。客居台湾的蒋经国，难掩心底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昨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这样的文字，读之喟然。
由于“文革”的缘故，溪口蒋家祖坟、故居曾遭破坏。“文革”结束后，大陆重修蒋家祖坟和故居，并加以保护。当台北的电视屏幕上出现奉化和溪口共产党的地方官员在其祖母和母亲的墓前祭拜的镜头时，蒋经国的眼泪止不住流淌出来。
“文革”结束后，两岸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开放老兵大陆探亲，是当年国民党对大陆政策转变的标志性事件。国民党败退去台时，带去了数十万大陆籍军人。由于“二二八”事件引发的省籍仇恨，这些老兵长期被当地社会敌视，处于被排斥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同时，由于当局严刑峻法禁止退伍军人返乡，这些已近垂暮之年的老兵无法回归故土，成为风雨飘零的无根浮萍，因而积怨甚深。 身卧病榻的蒋经国深感再也无法以任何理由禁锢人民回家的愿望。他命令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马树礼召集有关部门，研讨开放大陆探亲。马树礼的方案力图将赴大陆的人数减到最少。蒋经国对此很不满意，又嘱咐幕僚马英九研究开放大陆探亲的可行性方案。李焕受命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直接策划开放大陆探亲案，并很快订出了原则方案。
当时国民党内对开放探亲意见出现两极。李焕的主张比较大胆，他把开放探亲看作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陆续开放观光、贸易、体育交流与文化交流。蒋经国对此深表“赞同”。而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只开放探亲，不涉及大陆政策调整，维持两岸的敌对状态。同时，在开放探亲本身的讨论中，对探亲者年龄、可否为公职人员和军人、可否开放大陆人民赴台探亲等，争执也颇为激烈。
蒋经国赞同以探亲为契机全面打开两岸交流，但又不能不顾及党内保守势力的牵制，最后只好采取折中方案。
1987年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吴伯雄奉蒋经国令宣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具体办法，并决定11月2日起施行。政策实施以后，台湾同胞往返大陆的人数，已由开放之初的每年5000人次，激增为2009年的500万人次。追根溯源，蒋经国审时度势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功不可没。
出师未捷身先死，重托只盼后人续
进入1970年代末，蒋经国的身体日呈衰弱之势。
1982年2月，蒋经国第一次住进台湾荣民总医院，由美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医治视网膜出血。他患的是糖尿病，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据说是糖尿病引发了眼疾。
3月29日，蒋经国到圆山忠烈祠主持春祭。离开大直官邸进入忠烈祠大门，在通过仪仗队致敬登上台阶那不到一百米的路程中，他身体竟有些摇晃。两位侍从人员见状趋步向前，搀扶着蒋经国走到祭堂主祭位置。仪仗队礼兵将花圈抬至他面前，他已没有气力照例亲执花圈鞠躬，只是用手简单触摸一下了事。显然，他已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心里是一定不愿让人们看到这副殃殃病态的，但电视新闻还是忠实地将他显现在百万观众面前，这再次引起了岛民的猜测和议论。
“双十节”典礼上，蒋经国没有在总统府受礼台露面，只在阳台上致词。因他面部浮肿日益严重，像只吹满空气的气球，闪闪发亮，加上步履艰难，再在公众面前亮相恐有损领袖形象，有损“国”威。
但从第二年的”双十节”起，蒋经国又奇迹般地出现在民众面前，不仅在总统府阳台上致词，而且还在总统府礼堂内主持了中枢“国庆典礼”，到慈湖拜谒蒋介石陵寝，接着又到金门和澎湖巡视，亲手铲土植树，“龙体”似乎日臻安康。
据大直官邸传出的小道消息，蒋经国的康复得力于儿女亲家、前“国防部长”俞大维推荐的一位老中医之手。
到1985年，蒋经国的身体勉强维持两年后又继续发生病变。做过眼部白内障的切除术，装上了人工心脏起搏器，但仍时常感到头昏气短，难以呼吸。他已难以持久站立，以致不得不乘坐轮椅主持一些重要会议，从此进入“轮椅治台”时期，直至逝世，他都没有离开过轮椅。
至1987年，岛内沸沸扬扬传布着蒋经国病情恶化的种种小道消息，不仅政界人士如失支柱，股票市场也受牵暴跌，一股暗流在悄悄酝酿，谁也无法预料会不会“天塌下来”。
10月8日，台湾各大报纸登出“预告”：蒋总统将亲自出席10月10日的“国庆”庆祝活动。10月10日，蒋经国坐着轮椅进入“总统府”礼堂，准备主持各级官员参加的中枢国庆纪念典礼。在人们的翘首企盼下，蒋经国的全部讲话只有如下几句：“经国的国庆讲词，已经印出来了，就不再宣读。现在，请李副总统作专题报告。”
李登辉上台没有讲几句，蒋经国就示意随从推他离席了。
“国庆”活动是要接受外国使节祝贺的。蒋经国的轮椅又被推到“总统府”大会客室，准备接受各国外交“使节”和夫人的祝贺。
在外宾面前，蒋经国也无法掩饰自己的病态。按外交礼仪，宾主双方应握手致意，并象征性交谈几句。但蒋经国只是稍稍抬一下右手，让外宾轻轻触摸一下就过去了。老外对蒋的病情也早有耳闻，有备而来。因此也应付得从容自如，见怪不惊。之后，蒋经国坐着轮椅出现在“总统府”阳台上，向民众致词，实现报纸上的“预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暮年体衰，无力支撑的老年人形象，再不是生龙活虎的“小蒋”了。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早晨起床时突感身体不适，无法支撑。随侍医生赶快扶他躺下，但仍不住恶心，还呕吐酸水。蒋一直住在大直官邸，没有送进医院。
这一天是蒋家共进午餐的团圆日，蒋孝文、蒋孝勇、徐乃锦都来到官邸，见父亲这副病态，心情都大受影响，因为见惯了多次，没有当回事，就各自离去了。
1点55分，蒋经国忽然进入休克状态，大量的血从他口腔、鼻孔喷出。随从医生忙用吸引器帮他吸血，但他的颈部大动脉已经破裂，血涌不止，整个脑袋几乎七窍流血。
专家医疗小组被从台湾南部紧急召回台北。这支台湾最优秀的医疗队包括荣民总医院副院长姜必宁、美籍心脏病专家余南庚，著名胸外科专家，长期担任蒋介石“御医”的陈耀翰等。但等他们一行到达时，蒋经国已回天乏术。
蒋经国与其父蒋介石一样，一生奉行“一个中国”立场。他多次说，“两岸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要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么？”1980年代后期，蒋经国身体每况愈下，深感时日无多，迫不及待要开启两岸和平统一的大门。
在大陆频频伸出橄榄枝之后，蒋经国派密使沈诚多次赴北京探路，沈诚先后会晤了邓小平、杨尚昆、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1987年3月，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向沈诚提出了两岸谈判的基本原则，包括谈判主体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谈判主题为先谈合作、后谈统一，两党在中央层次进行对等谈话等。沈诚将大陆的意见转告蒋经国，蒋经国也告诉了宋美龄。经过反复思考后，蒋经国认为，国共两党在中央层次进行对等谈判也是可行的，但技术上的细节还有待具体敲定。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下令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同时决定，在次年1月初国民党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
蒋经国自忖身体尚可以支撑一段时间，因此，觉得像两岸谈判这样的大事，要设想得周全一些才行。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咯血去世，他亲自参与推动的两岸谈判也令人惋惜地随之中止。蒋经国生前虽未能实现两岸和平谈判，但他与中共领导人冲破阻力重启两岸交流合作的大门，开放的趋势再也无法逆转。蒋经国以一代政治家留给台湾的精神遗产，值得人们深思。
（摘自《中外文摘》2007年第15期，《决策与信息》2009年第6期，《档案天地》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