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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天朝礼制体系”，东亚经济圈，发展，反思
[中图分类号]K3 F11[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05-08
整理者手记：东亚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建设问题，是近年国内外官、商、学各界关注的热点。从当前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看，走经济一体化道路是东亚国家的最佳选择。从古代“天朝礼制体系”，到今天的东亚经济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回首历史，东亚各国有合作成功的先例，在今后的发展中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有鉴于此，澳门大学黄枝连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林华生教授、国家商务部经济研究院唐淳风研究员、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张历历教授、熊志勇教授、苏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黄大慧副教授应邀于2008年1月1 7日齐聚外交学院，就东亚经济圈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七位教授研究历史，关注现实，以古筹今，希望从中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推进东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发言经整理后摘要发表，以飨读者。外交学系研究生杜洁、张然同学参加了座谈会记录。
陈奉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在历史上，东亚地区存在完整的区域秩序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对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使东亚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我想请教黄先生，根据您对“天朝礼治体系”的研究，古代东亚地区是否有一个区域秩序，即由它来支撑的那么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呢?
黄枝连(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把古代的东亚世界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或经济的共同体并不为过。外交学院2006年10月举办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有学者对“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理论与范式给予了关注与评价。2007年1月，在陈奉林博士主持下，召开一个由宋成有教授、张历历教授、徐德源教授以及陈文寿教授参加的座谈会，其纪要《历史学者的探索与奉献》已发表在《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5期。2007年10月，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暨中韩传统关系国际研讨会”上，陈尚胜教授和石源华教授等也谈到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天朝礼治体系”下的区域秩序问题。
其实，大国外交和大国文明对区域关系的塑造和促进性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必须给予东亚历史以足够的重视，我们并不是东亚经济崛起了才研究东亚历史的。1980－1990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现为“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及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进行的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形态研究，由“大不列颠式和平”“大东亚共荣圈”到“美式和平”，绕了一个大弯才发现，在1850年以前，即西方国家挟其优势文化和军政力量对东亚进行割据和支配之前，东亚地区实际上是有某种国际关系形态存在的。那就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天朝”)为中心的，以礼义、礼仪为营运方式的区域关系和区域秩序。它使东北亚地区中国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之间的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关系相安无事。其间，虽有倭寇的干扰，有丰臣秀吉对朝鲜王朝的侵略(所谓“壬辰倭乱”)，但是各国各地的社会生活，大体都能在中华文化和华化佛教提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中运行。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天朝礼治体系”在西方强权主义支配东亚地区之前，在中国与邻邦的关系中确实有着一个“朝贡体系”，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即周边的小国对中国这个天朝定期进贡，以及在南京或北京的中国朝廷对它们也有所回报。中国对周边地区并未构成直接军事占领一政治支配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天朝礼治体系”是在中华文化产生的社会影响上对周边地区所发生的政治规范作用，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王朝、安南王朝，以至于缅甸和暹罗及马六甲等地，从统治精英到社会层面对中华文化和华化佛教有所接受，实现那个时代的“现代化”，然后才在政治体系上接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并对它朝贡；它们保持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而其民族文化亦未受到外来的华夏文化的挤压而取消。所以，“天朝礼治体系”是代表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生产方式，一种发展的范式，强调的是和平、和睦与合作。它不是中国人用武力暴力，或经过连年战争有系统地强加到邻邦藩邦身上的东西，更不是近现代欧美殖民主义国家所建立的那种支配体系。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古老而传统的国际关系形态，只有深入到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才能理解。这是东方国家关系不同于西方的地方。
原来，那个时代中国实行的小农生产方式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家族制度，它没有实力和动机去侵占邻邦。它最害怕的是边境的动乱。所以，在北方要建立万里长城；在东方和南方有海洋，它发展不出海洋事业和海权体系，明清时代还要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呢。所以，中国人要从礼义、礼仪中发展出一套“天朝礼治体系”，以此来处理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王朝、中南半岛以至于南洋和西洋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农业文明时代这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可见，这个“体系”及其衍生的秩序格局，不同于近现代欧美国家的殖民帝国主义。后者有其内部的社会发展需要及巨大动力，济之以基督教文明，要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从那里夺取自然资源并输出本国的工业制成品。
相形之下，我的结论是：这种中古时代的“天朝礼治体系”是把东亚纳入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政经体系之下，这是一种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及文化共同体。它是一个以纵向的臣属意识为经、以横向的和平与稳定为纬的巨大软组织。为了生存的需要，内部有较多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华文明对包括东南亚，以及东北亚等亚洲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后来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形态受到来自欧洲的挑战。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例子：1500年葡萄牙人东来后，马六甲王朝马上被消灭，明王朝无力以对。后来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相继东来，在东亚发动攻击，中国明清朝廷应对无力。对东亚邻邦所遭遇到的强暴，中国已完全不能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保护作用了。
陈奉林：近代欧美国家的冲击，改变了东亚各国间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使东亚各国处于弱者和失败者的地位，造成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不平等的殖民贸易。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美国与东亚经济关系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熊先生，您怎样看待近代以来美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呢?
熊志勇(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国茶叶可以说帮助美国人最早地认识到中国及远东的经济意义。所以，美国建国后不久，就有了从“中国皇后号”商船开始的中美贸易。19世纪中期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西华德认为“门罗主义”已经实现，现在是为控制亚洲的市场做准备的时候了。他指出美国的领土已经够大了，“海上帝国”而非陆上帝国，“才是唯一真正的帝国”，是亚洲而不是西半球才是未来的“战利 品”，才是“这个世界之伟大未来的主要竞技舞台”。当美国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群岛和占据菲律宾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助两地在太平洋的位置，把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联系起来。当时代理国务卿、麦金莱总统的好友戴和参议员洛奇在交换意见后起草了几份报告。戴认为由于工业生产有剩余，需要扩大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而洛奇借用了他的朋友亚当斯的理论：如果美国能够控制亚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有可能从英国手中夺过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由于欧洲列强正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美国商界担心其结果会挤掉美国的利益，国务卿海约翰也认为只有坚持市场机制，凭借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美国才拥有主宰世界的支撑点。他在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政策是避免大肆掠夺和保持门户开放。”1900年，美国明确而具体地向其他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美国强调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1903年，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先是适用于中国、后来又推广到东亚的“门户开放”原则，提出：“我们必须保证通往东方的商路畅通。为了确保我们的终端市场，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这项原则所体现的自由贸易理念最终体现在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中。
虽然美国与亚洲的经济联系长时间无法同其与欧洲的经济联系相比，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产生，到今天中国的崛起，美国与亚洲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从2007年头8个月的统计看，在美国的15个主要贸易伙伴中，与中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25.3％，而与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的贸易仅占13.6％。这个巨大的差异充分说明东亚对美国的重大经济意义。这其中，中国的位置更是突出，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列加拿大之后。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也说明这一点，一是中国玩具等产品的质量问题在美国产生如此大反响，就表明其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重视程度；二是美国政府同意放宽对中国出售高技术产品的限制，表明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有着良好的前景。所以，希拉里在不久前的《外交》杂志中指出：美中关系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一样会十分重视与中国、与东亚的关系，因为两地的经济联系太密切了。
陈奉林：研究东亚历史上的“经济圈”，我觉得应该特别关注东亚历史上的“朝贡贸易”。在“朝贡贸易”当中，邻邦一藩邦并不一定认同中国封建王朝的上国地位，想通过朝贡贸易这一外在形式。来获得经济上更大的回报可能是更为实际的需求。我想请黄先生结合《天朝礼制体系研究》，具体展开谈谈您对“东亚经济圈”的看法。
黄枝连：“朝贡体制”只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的框架下，中国和邻邦关系的一种形式，还有文化输入输出以及文化交流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中华文化和华化佛教文化对东亚多国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塑造性作用。所以，我认为用“朝贡体制”大体是可以概括中国和周边地区关系形态的。
无可否认，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及文明交流与冲突，是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以后的最近这二百多年来才发生的事情。在“天朝礼体系”之下，中国是小农经济一自然经济的国家，没有什么差异性的因素，只有用农业生产和家庭制度这么简单的、单一的和千年不变的范式方式来追求其长治久安的社会目标。那个时候，中国周边地区发展阶段和状态都处在中国之下。所以，它们的“现代化”在于利用、输入“天朝礼治体系”，输入小农经济和家庭制度及以儒释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再济之以当地文化和民族文化，产生一种混合型的东方文明，解决它们的生存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内外上下相安无事便是太平盛世，目的就是“抚驭万国，共享太平”。进人第三个千年和21世纪，所谓全球化区域协作时代，我们应该探讨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新形态关系。
我们看到，近现代史上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殖民掠夺和奴役。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亚非拉也发生了社会现代化，即从英国人、法国人，以及美国人那里发现了一些“发展范式”，使东亚地区出现许多新兴国家和新兴经济及新生文化。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与交汇的产物。这些东西为各地区各国家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办法和依据。用理论来说，现代西方文明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对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定义—界义—规范”，即提供了一套又一套的发展范式，使我们可以更多样化地、更卓有成效地对个人的“五理系统”(生理、心理、物理、群理、天理)加以开发开展。
由于“天朝礼制体系”不是一个强权体系，不曾使中国对周边国强加其“发展定义”及进行掠夺与操控，所以这个国际关系形态也有其可取之处。它的精神，同1950年代新中国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亚非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其共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是前者的某种现代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从“天朝礼制体系”到“万隆精神”，再到“东亚一体化”以至于今天的“东亚经济圈”，是一以贯之相互关联的。
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东方西方或南方北方，在社会经济发展上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办事，而要寻求境外国外的交流协作，引进我所谓的“跨越时空—跨越产业一跨越文化发展协作”。这个“三跨越发展协作”不再是大国对小国，中央对边陲，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先进政治文明对后进文明的单方面的支配。在所谓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固然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开放，但其稳定发展是各个经济体一政治体本身必须掌控的事。今后，“可持续发展”如果要追求“典范转移—体制创新”，则必须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东亚”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单一性、单一化的经济发展策略，还有单一性的大国经济发展，单极化的大国单边主义是不能满足各地各国发展需要的。今后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协作，不一定是人类大同时代的到来，但我看到历史是呈上升的趋势发展的，10 1/10 3/10 6FTA等等都是在做艰辛的探索和努力。
2007年11月下旬，“第十一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和“第十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东盟在庆祝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发表《东盟宪章》，显示出就推动东亚共同发展的历程，东盟也好，10 1也好，10 3也好，以至于10 3 3也好，都有几个组成的方面：一是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的机制，二是自由贸易区/FTA，三是社会发展各层面的交流协作，四是反恐和防灾等安全机制等等。总之，东亚国家透过各层面的交流协作，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优质化发展的崭新范式——这就是所谓“东方正史在创造中”之真谛!
陈奉林：相对于欧盟，东盟——中、日、韩(10 3)的合作尚处于落后状态，许多问题还没有得 到解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先哲早就告诫了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看到，东亚区域合作是一个大系统，内部情况相当复杂，需要建立一个凝聚各国、维系人心的精神纽带。林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华生(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1950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认为即使不能一举建立“欧洲联邦”，也必须先建立煤炭和钢铁的共同市场(即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1951年4月，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赞同法国的此倡议，签订了ECSC条约。1952年8月，ECSC正式诞生。ECSC连同欧洲原子力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构成了欧洲共同体(EC)。1957年3月，EEC根据罗马条约而形成，1958年1月正式启动。EEC包含了经济领域，是EC中最主要的共同体。1967年7月，EC宣告诞生。1992年2月，欧洲各国随着签署了马城条约，欧盟便宣告成立。2002年，欧元正式启动和使用。ECSC不仅是欧洲共同体的实验室，也是构成EC的基本制度框架。从1952年ECSC正式诞生到2002年欧元正式使用，共经历了50年。如果从1957年EEC正式成立算起，也经历了45年。欧元已使用了五六年，至今英国、丹麦和瑞典等国，还没正式接纳使用。2007年1月1日，欧盟27国当中已有13个国家使用。
反观东盟，情况又如何呢?普遍认为，欧盟的成立要比“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来得容易一些。其理由为：不论是宗教、语言、历史背景、经济发展差距等、东盟都比欧盟更复杂和悬殊。其实我认为以上几点，欧盟和东盟都大同小异，也就是说，欧盟背景条件不比东盟好多少。还有人认为，在欧盟成员国当中，尤其是德、法、英长期交战，虽然结下了不可解的仇恨，但如今却能卸下历史的包袱，携手引导欧盟。而“东亚经济共同体”中的大国——中、日、韩却无法解决历史的仇恨，共同携手引导东亚。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过，正如德、法、英那样，中、日、韩也需要一些岁月来调整，不足为奇。
东盟于1967年8月8日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年历史。东盟算不上是铁板一块，但也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东盟之间虽有领土主权的纷争，以及维护国家利益而引起的种种不和。但东盟本着不干涉内政，协商以解决相互纷争，在不以武力或战争解决纷争的原则下，东盟维持了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东盟对本区域的经济合作和整合，也起了积极的作用。1992年1月在新加坡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上倡议组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加速提前在2018年完全废除东盟区域内的一切关税，其目的是希望亚太经合组织(APEC)加盟国预期在2020年前达到贸易自由化之前，更迅速地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
因此，尽管东盟10国各自还存在种种难题，但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加强东南亚以至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整合，它还是能发挥一种积极作用的。不仅如此，在当前中、日、韩还不能携手发挥作用的时刻，在东盟10 3必需扩大到东盟10 3 3或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刻，东盟显得举足轻重。东盟不管是“汽车的司机”也好，“平衡器”也好，不可否认，东盟是推动东亚经济整合乃至促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力。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在东盟lO 3的框架下、在四个东盟10 1[中国东盟FTA(CAFTA)、日本东盟FTA(JAFTA)、韩国东盟F’rA(KAFTA)和印度东盟FTA(IAFTA)]的框架下，首先促进东盟10 3(东亚经济共同体)，然后促进东盟10 3 3(扩大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才是可能实现的方案和策略。至于如何形成，或是应该不应该形成FTAAP，那还是以后的事情。
陈奉林：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是同国际竞争相伴随的，崛起的过程就是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近代以来的社会是全球性的社会，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条件，也取决于国际条件，以及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日本在近代的崛起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唐先生，我想向您请教的是在未来的东亚合作与竞争中，中日两国将是怎样的一对关系?
唐淳风(国家商务部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综观历史，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经创造了两次经济奇迹，前一次是与对外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充满了黩武与血腥，不但未使本国人民享受到经济繁荣的幸福，反而将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也给周边各国带来了灾难。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只花了几十年时间，就摆脱了封建落后的面貌，跻身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可它强大起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挑战偌大的邻国——中国，打破周边既有的秩序和平静。
第一次侵略夺得中国的巨额财富后，迅速发展先进产业，扩大经济力量。正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壮大了穷兵黩武的本钱，到1910年代它已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工业强国，获得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灭亡中国使尽了一切惨绝人寰的罪恶手段；它不光要掠夺中国的财富，还要占领全亚洲、征服全世界。为征服全世界，还对周边国家发动了疯狂的战争，使亚太周边邻国都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中日两国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日本也只有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才是其未来发展的正路。
陈奉林：在推动东亚合作中大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方可以找到利益的交汇点。中国和日本同为大国，是有责任和力量发挥作用的。张先生，在您看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是什么?
张历历(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进入2l世纪以来，东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其中的关键是中日两国的政治态度。东亚区域合作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区域合作可以是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为基础，或首先建成东亚经济合作区。但要建成东亚经济合作区需要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由于“西风东渐”以来东亚国家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造成了国家间利益的巨大碰撞，要建立政治互信关系相当不易。其中的关键又是东亚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如何做到政治互信。
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不同，思维习惯、认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很大差异。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是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发展和应对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因此，中国和历史有关的学问丰富，遗存比比皆是。中华民族确实不是个健忘的民族，是个能从历史长河中吸取有益养分的智慧民族。不过对比日本民族也不能认为，这是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日本民族对历史遗迹相当重视，相关的历史学问也很丰富。
[中图分类号]K3 F11[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0-0005-08
整理者手记：东亚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建设问题，是近年国内外官、商、学各界关注的热点。从当前世界发展的大势来看，走经济一体化道路是东亚国家的最佳选择。从古代“天朝礼制体系”，到今天的东亚经济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回首历史，东亚各国有合作成功的先例，在今后的发展中迟早还会走到一起。有鉴于此，澳门大学黄枝连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林华生教授、国家商务部经济研究院唐淳风研究员、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张历历教授、熊志勇教授、苏浩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黄大慧副教授应邀于2008年1月1 7日齐聚外交学院，就东亚经济圈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七位教授研究历史，关注现实，以古筹今，希望从中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推进东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发言经整理后摘要发表，以飨读者。外交学系研究生杜洁、张然同学参加了座谈会记录。
陈奉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在历史上，东亚地区存在完整的区域秩序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对封闭、隔绝的地理环境，使东亚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世界。我想请教黄先生，根据您对“天朝礼治体系”的研究，古代东亚地区是否有一个区域秩序，即由它来支撑的那么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呢?
黄枝连(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把古代的东亚世界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或经济的共同体并不为过。外交学院2006年10月举办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有学者对“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理论与范式给予了关注与评价。2007年1月，在陈奉林博士主持下，召开一个由宋成有教授、张历历教授、徐德源教授以及陈文寿教授参加的座谈会，其纪要《历史学者的探索与奉献》已发表在《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5期。2007年10月，在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暨中韩传统关系国际研讨会”上，陈尚胜教授和石源华教授等也谈到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天朝礼治体系”下的区域秩序问题。
其实，大国外交和大国文明对区域关系的塑造和促进性作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必须给予东亚历史以足够的重视，我们并不是东亚经济崛起了才研究东亚历史的。1980－1990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现为“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及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进行的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形态研究，由“大不列颠式和平”“大东亚共荣圈”到“美式和平”，绕了一个大弯才发现，在1850年以前，即西方国家挟其优势文化和军政力量对东亚进行割据和支配之前，东亚地区实际上是有某种国际关系形态存在的。那就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天朝”)为中心的，以礼义、礼仪为营运方式的区域关系和区域秩序。它使东北亚地区中国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之间的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关系相安无事。其间，虽有倭寇的干扰，有丰臣秀吉对朝鲜王朝的侵略(所谓“壬辰倭乱”)，但是各国各地的社会生活，大体都能在中华文化和华化佛教提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中运行。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天朝礼治体系”在西方强权主义支配东亚地区之前，在中国与邻邦的关系中确实有着一个“朝贡体系”，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即周边的小国对中国这个天朝定期进贡，以及在南京或北京的中国朝廷对它们也有所回报。中国对周边地区并未构成直接军事占领一政治支配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天朝礼治体系”是在中华文化产生的社会影响上对周边地区所发生的政治规范作用，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王朝、安南王朝，以至于缅甸和暹罗及马六甲等地，从统治精英到社会层面对中华文化和华化佛教有所接受，实现那个时代的“现代化”，然后才在政治体系上接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并对它朝贡；它们保持在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而其民族文化亦未受到外来的华夏文化的挤压而取消。所以，“天朝礼治体系”是代表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生产方式，一种发展的范式，强调的是和平、和睦与合作。它不是中国人用武力暴力，或经过连年战争有系统地强加到邻邦藩邦身上的东西，更不是近现代欧美殖民主义国家所建立的那种支配体系。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古老而传统的国际关系形态，只有深入到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才能理解。这是东方国家关系不同于西方的地方。
原来，那个时代中国实行的小农生产方式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家族制度，它没有实力和动机去侵占邻邦。它最害怕的是边境的动乱。所以，在北方要建立万里长城；在东方和南方有海洋，它发展不出海洋事业和海权体系，明清时代还要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呢。所以，中国人要从礼义、礼仪中发展出一套“天朝礼治体系”，以此来处理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王朝、中南半岛以至于南洋和西洋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农业文明时代这种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可见，这个“体系”及其衍生的秩序格局，不同于近现代欧美国家的殖民帝国主义。后者有其内部的社会发展需要及巨大动力，济之以基督教文明，要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从那里夺取自然资源并输出本国的工业制成品。
相形之下，我的结论是：这种中古时代的“天朝礼治体系”是把东亚纳入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政经体系之下，这是一种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及文化共同体。它是一个以纵向的臣属意识为经、以横向的和平与稳定为纬的巨大软组织。为了生存的需要，内部有较多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华文明对包括东南亚，以及东北亚等亚洲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后来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的东亚国际关系形态受到来自欧洲的挑战。这里有一个特殊的例子：1500年葡萄牙人东来后，马六甲王朝马上被消灭，明王朝无力以对。后来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相继东来，在东亚发动攻击，中国明清朝廷应对无力。对东亚邻邦所遭遇到的强暴，中国已完全不能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保护作用了。
陈奉林：近代欧美国家的冲击，改变了东亚各国间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使东亚各国处于弱者和失败者的地位，造成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不平等的殖民贸易。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美国与东亚经济关系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熊先生，您怎样看待近代以来美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呢?
熊志勇(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国茶叶可以说帮助美国人最早地认识到中国及远东的经济意义。所以，美国建国后不久，就有了从“中国皇后号”商船开始的中美贸易。19世纪中期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西华德认为“门罗主义”已经实现，现在是为控制亚洲的市场做准备的时候了。他指出美国的领土已经够大了，“海上帝国”而非陆上帝国，“才是唯一真正的帝国”，是亚洲而不是西半球才是未来的“战利 品”，才是“这个世界之伟大未来的主要竞技舞台”。当美国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群岛和占据菲律宾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助两地在太平洋的位置，把美国与中国的市场联系起来。当时代理国务卿、麦金莱总统的好友戴和参议员洛奇在交换意见后起草了几份报告。戴认为由于工业生产有剩余，需要扩大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而洛奇借用了他的朋友亚当斯的理论：如果美国能够控制亚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就有可能从英国手中夺过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由于欧洲列强正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美国商界担心其结果会挤掉美国的利益，国务卿海约翰也认为只有坚持市场机制，凭借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集团，美国才拥有主宰世界的支撑点。他在报告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政策是避免大肆掠夺和保持门户开放。”1900年，美国明确而具体地向其他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美国强调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保护由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1903年，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先是适用于中国、后来又推广到东亚的“门户开放”原则，提出：“我们必须保证通往东方的商路畅通。为了确保我们的终端市场，我们必须尽力防止亚洲市场对我们关闭。”这项原则所体现的自由贸易理念最终体现在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中。
虽然美国与亚洲的经济联系长时间无法同其与欧洲的经济联系相比，但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产生，到今天中国的崛起，美国与亚洲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从2007年头8个月的统计看，在美国的15个主要贸易伙伴中，与中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25.3％，而与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的贸易仅占13.6％。这个巨大的差异充分说明东亚对美国的重大经济意义。这其中，中国的位置更是突出，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列加拿大之后。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也说明这一点，一是中国玩具等产品的质量问题在美国产生如此大反响，就表明其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重视程度；二是美国政府同意放宽对中国出售高技术产品的限制，表明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有着良好的前景。所以，希拉里在不久前的《外交》杂志中指出：美中关系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一样会十分重视与中国、与东亚的关系，因为两地的经济联系太密切了。
陈奉林：研究东亚历史上的“经济圈”，我觉得应该特别关注东亚历史上的“朝贡贸易”。在“朝贡贸易”当中，邻邦一藩邦并不一定认同中国封建王朝的上国地位，想通过朝贡贸易这一外在形式。来获得经济上更大的回报可能是更为实际的需求。我想请黄先生结合《天朝礼制体系研究》，具体展开谈谈您对“东亚经济圈”的看法。
黄枝连：“朝贡体制”只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的框架下，中国和邻邦关系的一种形式，还有文化输入输出以及文化交流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中华文化和华化佛教文化对东亚多国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塑造性作用。所以，我认为用“朝贡体制”大体是可以概括中国和周边地区关系形态的。
无可否认，世界近现代史上的工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及文明交流与冲突，是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以后的最近这二百多年来才发生的事情。在“天朝礼体系”之下，中国是小农经济一自然经济的国家，没有什么差异性的因素，只有用农业生产和家庭制度这么简单的、单一的和千年不变的范式方式来追求其长治久安的社会目标。那个时候，中国周边地区发展阶段和状态都处在中国之下。所以，它们的“现代化”在于利用、输入“天朝礼治体系”，输入小农经济和家庭制度及以儒释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再济之以当地文化和民族文化，产生一种混合型的东方文明，解决它们的生存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内外上下相安无事便是太平盛世，目的就是“抚驭万国，共享太平”。进人第三个千年和21世纪，所谓全球化区域协作时代，我们应该探讨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新形态关系。
我们看到，近现代史上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殖民掠夺和奴役。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亚非拉也发生了社会现代化，即从英国人、法国人，以及美国人那里发现了一些“发展范式”，使东亚地区出现许多新兴国家和新兴经济及新生文化。进入21世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基本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与交汇的产物。这些东西为各地区各国家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办法和依据。用理论来说，现代西方文明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对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定义—界义—规范”，即提供了一套又一套的发展范式，使我们可以更多样化地、更卓有成效地对个人的“五理系统”(生理、心理、物理、群理、天理)加以开发开展。
由于“天朝礼制体系”不是一个强权体系，不曾使中国对周边国强加其“发展定义”及进行掠夺与操控，所以这个国际关系形态也有其可取之处。它的精神，同1950年代新中国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亚非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其共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是前者的某种现代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从“天朝礼制体系”到“万隆精神”，再到“东亚一体化”以至于今天的“东亚经济圈”，是一以贯之相互关联的。
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东方西方或南方北方，在社会经济发展上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办事，而要寻求境外国外的交流协作，引进我所谓的“跨越时空—跨越产业一跨越文化发展协作”。这个“三跨越发展协作”不再是大国对小国，中央对边陲，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先进政治文明对后进文明的单方面的支配。在所谓全球化时代，各国各地固然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开放，但其稳定发展是各个经济体一政治体本身必须掌控的事。今后，“可持续发展”如果要追求“典范转移—体制创新”，则必须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东亚”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单一性、单一化的经济发展策略，还有单一性的大国经济发展，单极化的大国单边主义是不能满足各地各国发展需要的。今后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协作，不一定是人类大同时代的到来，但我看到历史是呈上升的趋势发展的，10 1/10 3/10 6FTA等等都是在做艰辛的探索和努力。
2007年11月下旬，“第十一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和“第十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东盟在庆祝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发表《东盟宪章》，显示出就推动东亚共同发展的历程，东盟也好，10 1也好，10 3也好，以至于10 3 3也好，都有几个组成的方面：一是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的机制，二是自由贸易区/FTA，三是社会发展各层面的交流协作，四是反恐和防灾等安全机制等等。总之，东亚国家透过各层面的交流协作，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优质化发展的崭新范式——这就是所谓“东方正史在创造中”之真谛!
陈奉林：相对于欧盟，东盟——中、日、韩(10 3)的合作尚处于落后状态，许多问题还没有得 到解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先哲早就告诫了我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看到，东亚区域合作是一个大系统，内部情况相当复杂，需要建立一个凝聚各国、维系人心的精神纽带。林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华生(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教授)：1950年5月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认为即使不能一举建立“欧洲联邦”，也必须先建立煤炭和钢铁的共同市场(即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1951年4月，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赞同法国的此倡议，签订了ECSC条约。1952年8月，ECSC正式诞生。ECSC连同欧洲原子力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构成了欧洲共同体(EC)。1957年3月，EEC根据罗马条约而形成，1958年1月正式启动。EEC包含了经济领域，是EC中最主要的共同体。1967年7月，EC宣告诞生。1992年2月，欧洲各国随着签署了马城条约，欧盟便宣告成立。2002年，欧元正式启动和使用。ECSC不仅是欧洲共同体的实验室，也是构成EC的基本制度框架。从1952年ECSC正式诞生到2002年欧元正式使用，共经历了50年。如果从1957年EEC正式成立算起，也经历了45年。欧元已使用了五六年，至今英国、丹麦和瑞典等国，还没正式接纳使用。2007年1月1日，欧盟27国当中已有13个国家使用。
反观东盟，情况又如何呢?普遍认为，欧盟的成立要比“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来得容易一些。其理由为：不论是宗教、语言、历史背景、经济发展差距等、东盟都比欧盟更复杂和悬殊。其实我认为以上几点，欧盟和东盟都大同小异，也就是说，欧盟背景条件不比东盟好多少。还有人认为，在欧盟成员国当中，尤其是德、法、英长期交战，虽然结下了不可解的仇恨，但如今却能卸下历史的包袱，携手引导欧盟。而“东亚经济共同体”中的大国——中、日、韩却无法解决历史的仇恨，共同携手引导东亚。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不过，正如德、法、英那样，中、日、韩也需要一些岁月来调整，不足为奇。
东盟于1967年8月8日成立，至今已有四十年历史。东盟算不上是铁板一块，但也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东盟之间虽有领土主权的纷争，以及维护国家利益而引起的种种不和。但东盟本着不干涉内政，协商以解决相互纷争，在不以武力或战争解决纷争的原则下，东盟维持了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东盟对本区域的经济合作和整合，也起了积极的作用。1992年1月在新加坡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上倡议组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也加速提前在2018年完全废除东盟区域内的一切关税，其目的是希望亚太经合组织(APEC)加盟国预期在2020年前达到贸易自由化之前，更迅速地形成东盟自由贸易区。
因此，尽管东盟10国各自还存在种种难题，但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体，加强东南亚以至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整合，它还是能发挥一种积极作用的。不仅如此，在当前中、日、韩还不能携手发挥作用的时刻，在东盟10 3必需扩大到东盟10 3 3或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刻，东盟显得举足轻重。东盟不管是“汽车的司机”也好，“平衡器”也好，不可否认，东盟是推动东亚经济整合乃至促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主力。在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在东盟lO 3的框架下、在四个东盟10 1[中国东盟FTA(CAFTA)、日本东盟FTA(JAFTA)、韩国东盟F’rA(KAFTA)和印度东盟FTA(IAFTA)]的框架下，首先促进东盟10 3(东亚经济共同体)，然后促进东盟10 3 3(扩大的“东亚经济共同体”)才是可能实现的方案和策略。至于如何形成，或是应该不应该形成FTAAP，那还是以后的事情。
陈奉林：近代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是同国际竞争相伴随的，崛起的过程就是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近代以来的社会是全球性的社会，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取决于国内条件，也取决于国际条件，以及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日本在近代的崛起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唐先生，我想向您请教的是在未来的东亚合作与竞争中，中日两国将是怎样的一对关系?
唐淳风(国家商务部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综观历史，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经创造了两次经济奇迹，前一次是与对外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充满了黩武与血腥，不但未使本国人民享受到经济繁荣的幸福，反而将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也给周边各国带来了灾难。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经济、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只花了几十年时间，就摆脱了封建落后的面貌，跻身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可它强大起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挑战偌大的邻国——中国，打破周边既有的秩序和平静。
第一次侵略夺得中国的巨额财富后，迅速发展先进产业，扩大经济力量。正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壮大了穷兵黩武的本钱，到1910年代它已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工业强国，获得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灭亡中国使尽了一切惨绝人寰的罪恶手段；它不光要掠夺中国的财富，还要占领全亚洲、征服全世界。为征服全世界，还对周边国家发动了疯狂的战争，使亚太周边邻国都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中日两国复杂的历史因缘屡屡昭示于前。日本也只有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建立平等合作关系，才是其未来发展的正路。
陈奉林：在推动东亚合作中大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双方可以找到利益的交汇点。中国和日本同为大国，是有责任和力量发挥作用的。张先生，在您看来，东亚区域合作的关键是什么?
张历历(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进入2l世纪以来，东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其中的关键是中日两国的政治态度。东亚区域合作不能仅仅理解为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区域合作可以是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为基础，或首先建成东亚经济合作区。但要建成东亚经济合作区需要东亚各国之间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由于“西风东渐”以来东亚国家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造成了国家间利益的巨大碰撞，要建立政治互信关系相当不易。其中的关键又是东亚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如何做到政治互信。
中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不同，思维习惯、认识方法也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很大差异。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是个非常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华民族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发展和应对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因此，中国和历史有关的学问丰富，遗存比比皆是。中华民族确实不是个健忘的民族，是个能从历史长河中吸取有益养分的智慧民族。不过对比日本民族也不能认为，这是个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日本民族对历史遗迹相当重视，相关的历史学问也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