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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熙瑞，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博导，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多所大学、院校的兼职教授和中央國家直属机关工委讲师团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是1982年国家恢复行政学、政治学后的第一批学者，对行政学贡献尤大；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最早提出者与论述者，在行政学学科建设方面创立了多个“第一”。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发展、世界公共管理改革动向、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等。
【学习与治学的四个阶段】
一是定向阶段（1958年至1963年）。1942年我出生在冀中的一个农村，幼时就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有所了解。当时冀中是抗日游击队活跃区域，斗争特别残酷，著名的“五一大扫荡”就发生在那里。而旧中国农民生活的苦难，我更是亲身感受过。我家的一个邻居，因食不果腹而绝望上吊自杀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我。他死后的惨状，刻入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们那里与全国一样，阶级分化与斗争现象严重。因邻村一个地主无故毒打我村村民，引起我村集体抗暴，死了不少人。嗣后逐渐长大，在中学阶段陆续接触了一些政治知识，引起了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道路的追寻。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道路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我对时政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兴趣。因此，1963年中学毕业时，我毅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
二是基础知识学习与实践阶段（1963年至196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五年半的学习，奠定了我一生的治学基础。彼时，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其实质是人类解放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班上成立了读报小组，每星期定期讨论时政问题。延安来的何干之、胡华、何思敬、刘炼等老教授以及我系许多教师的课程，使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训练。更主要的是，在学习中始终穿插着实践，这是当时教育改革的内容。比如，参加当时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以及暑假的到部队锻炼，后来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些活动使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人生和人类命运问题，以及国家发展道路问题。
三是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理论研究阶段（1968年至1980年）。1968年12月大学毕业，我选择了去艰苦的地方。先是到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半后，又被分配到了长白山深处某军工厂从事思想政治和管理工作。在工厂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工人和企业管理，了解了在中苏交恶条件下中国军工战线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来我又被调到省委机关从事政治与宣传工作，接触了全省工业交通战线全貌。那些年，全国的政治运动较多。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没有解决，表现是，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但谁对谁错，都说不清。这时是我最深入思考的时期，思想上最集中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怎样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实现发展？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我一定启发，但限于机关事务性工作繁多，不能潜心学习和研究理论，于是在1980年底，毅然离开了当时被认为很有权也很有前途的省委机关，进入学术机构做专职研究工作。
四是深入研究理论阶段（1980年至今）。到了学术机构后，我思考的问题主要和马克思主义中论述的落后国家怎样跨过“卡夫丁峡谷”问题有关，想解决的是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又“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至到现在仍在探寻中。这时期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研究领域的扩展——在继续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更专注其中的政府管理，并进入了行政学领域。这开始于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当时，除了全国少数解放前搞政治学、行政学的老先生外，我们一些中青年成了大陆恢复行政学、政治学后的第一批学者。其中，我们几个人发起并写作了大陆第一本行政学著作，成为学科的奠基作。嗣后在1985年，我参与了人事部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行政学师资培训班的教学与管理，培养了80多位行政学骨干；1986年协助创办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学专业并招收了我国首届本科生；1993年参与国家行政学院筹建工作并于1994年调入学院任教；后又于1997年代表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申办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学博士点，开创了行政学博士培养先河。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我一直关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其中，1998年发表的《邓小平行政理论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南》一文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提出并撰写文章论述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后中央于2004年采纳了这个提法。值得一提的是，据相关统计，到目前为止，发表于2002年的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开山之作，已经被正式出版或发表的学术论文引用2333次。这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在中国已经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排第28位；在人文社会科学文章中排第12位左右；在管理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科）、政治学、社会学中排第一位，比公共管理类排第二的文章排名高70多位，引用次数高800多次。
【治学的三点体会】
第一，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有关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者，一定要把学术根子扎正、扎深。“根正”才能“枝劲”，“根深”才能“叶荣”。
所谓“根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根子要扎在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价值追求上，这应该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做不到这一点，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把握不准，就容易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在我国当前利益多元的情况下，为达到个人利益或某些小集团利益而派生出的是非标准，永远不会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做的学者搞不成事情。二是根子要扎在中国土壤上，研究中国问题，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不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不深入了解中国现实，只是凭想当然照搬西方一套，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只能贻害国家、侵害人民。 所谓“根深”，即要求理论研究者肯坐冷板凳，要深入、扎实地把相关理论研究清楚，不要浅尝辄止，不要人云亦云。遺憾的是，现在很多搞学术的人缺少这种“肯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
第二，在现在中国治学，一定要坚信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的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一直在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某些僵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做法，但中央却一直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它虽有中国特色，但本质上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它要遵循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内在要求。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它是旨在减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更深刻、更长远方面来说，它的最终目标则是让劳动人民从各种束缚他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最终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人的解放学说。那么，人类现在解放了没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人类又是什么时候被束缚的呢？这就追溯到很远了。应该说，当人类社会中有了私有财产，有了需要保护或争夺的东西，就有了社会暴力，就有了压迫，也就有了某些人为了攫取这些财产而发明或设计某种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太宗在推行科举取士方法后，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曾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彀中”原指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这里是指被纳入某种体制、秩序从而被控制的意思，即“攥在我的手心”。历史上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把全体人民纳入“彀中”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靠暴力；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发明了暴力和土地租佃制度；资本主义高明了些，在暴力之外，把租佃制改成了雇佣劳动制。奴隶劳动、租佃劳动、雇佣劳动、各种劳役，以及逐渐发展的各种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各种掠夺手段、现代的各种金融与金融衍生品的盘剥等，都是“彀”的不同形式。不同社会的统治者们正是利用了这些，才能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而过着大大超过别人的优裕生活。
这种种建“彀”的行为，我国古代人其实已经发现。《诗经》就有一篇叫《伐檀》，是伐木工人唱的歌。他们反复问着这样的问题：“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诗经之问”正是当时统治者用“彀”的结果。如今，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但生活的某些部分把钱与权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个新的“彀”。因此，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去面对新时代“彀”的新形式，探讨解“彀”的办法，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第三，研究我国的各种改革措施，必须紧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为依归。比如我们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就一定要考虑社会主义政府具有什么本质，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承担哪些责任等。因为当社会要求公民的利益时，每个资本所有者个体是代表不了的。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在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比如，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就一定要考虑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要如何引领，而单靠市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思想建设领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一部分人思想混乱，某些人不信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甚至人民解放军已经从事或正在从事的事业嘲笑有加，有的甚至“呲必政府”，亟欲倒之而后快。而对西方的各种制度、体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则奉若神明。究其原因，除了其中的某些年轻人不了解中国国情，包括不了解中国解放前的国情外，还因为某些人始终不知人民立场为何物，他们只代表了某些个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用他们的标准来看待问题、判断是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某些人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不知社会主义为什么是我国人民的最好选择。所以，我们当前特别应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宣传，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非常薄弱。
（人民论坛记者刘瑞一采访整理）
刘熙瑞，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博导，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多所大学、院校的兼职教授和中央國家直属机关工委讲师团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是1982年国家恢复行政学、政治学后的第一批学者，对行政学贡献尤大；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最早提出者与论述者，在行政学学科建设方面创立了多个“第一”。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的发展、世界公共管理改革动向、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等。
【学习与治学的四个阶段】
一是定向阶段（1958年至1963年）。1942年我出生在冀中的一个农村，幼时就对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有所了解。当时冀中是抗日游击队活跃区域，斗争特别残酷，著名的“五一大扫荡”就发生在那里。而旧中国农民生活的苦难，我更是亲身感受过。我家的一个邻居，因食不果腹而绝望上吊自杀的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我。他死后的惨状，刻入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们那里与全国一样，阶级分化与斗争现象严重。因邻村一个地主无故毒打我村村民，引起我村集体抗暴，死了不少人。嗣后逐渐长大，在中学阶段陆续接触了一些政治知识，引起了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道路的追寻。当时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于道路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我对时政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兴趣。因此，1963年中学毕业时，我毅然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
二是基础知识学习与实践阶段（1963年至196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五年半的学习，奠定了我一生的治学基础。彼时，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其实质是人类解放究竟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班上成立了读报小组，每星期定期讨论时政问题。延安来的何干之、胡华、何思敬、刘炼等老教授以及我系许多教师的课程，使我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训练。更主要的是，在学习中始终穿插着实践，这是当时教育改革的内容。比如，参加当时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践以及暑假的到部队锻炼，后来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这些活动使我更深入地思考了人生和人类命运问题，以及国家发展道路问题。
三是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理论研究阶段（1968年至1980年）。1968年12月大学毕业，我选择了去艰苦的地方。先是到部队农场锻炼，一年半后，又被分配到了长白山深处某军工厂从事思想政治和管理工作。在工厂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工人和企业管理，了解了在中苏交恶条件下中国军工战线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来我又被调到省委机关从事政治与宣传工作，接触了全省工业交通战线全貌。那些年，全国的政治运动较多。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没有解决，表现是，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但谁对谁错，都说不清。这时是我最深入思考的时期，思想上最集中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怎样在经济与政治上都实现发展？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我一定启发，但限于机关事务性工作繁多，不能潜心学习和研究理论，于是在1980年底，毅然离开了当时被认为很有权也很有前途的省委机关，进入学术机构做专职研究工作。
四是深入研究理论阶段（1980年至今）。到了学术机构后，我思考的问题主要和马克思主义中论述的落后国家怎样跨过“卡夫丁峡谷”问题有关，想解决的是怎样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又“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以至到现在仍在探寻中。这时期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研究领域的扩展——在继续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更专注其中的政府管理，并进入了行政学领域。这开始于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当时，除了全国少数解放前搞政治学、行政学的老先生外，我们一些中青年成了大陆恢复行政学、政治学后的第一批学者。其中，我们几个人发起并写作了大陆第一本行政学著作，成为学科的奠基作。嗣后在1985年，我参与了人事部在湖南长沙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行政学师资培训班的教学与管理，培养了80多位行政学骨干；1986年协助创办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学专业并招收了我国首届本科生；1993年参与国家行政学院筹建工作并于1994年调入学院任教；后又于1997年代表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申办了全国第一个行政学博士点，开创了行政学博士培养先河。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我一直关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进程。其中，1998年发表的《邓小平行政理论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南》一文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01年提出并撰写文章论述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后中央于2004年采纳了这个提法。值得一提的是，据相关统计，到目前为止，发表于2002年的服务型政府研究的开山之作，已经被正式出版或发表的学术论文引用2333次。这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在中国已经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排第28位；在人文社会科学文章中排第12位左右；在管理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科）、政治学、社会学中排第一位，比公共管理类排第二的文章排名高70多位，引用次数高800多次。
【治学的三点体会】
第一，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有关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者，一定要把学术根子扎正、扎深。“根正”才能“枝劲”，“根深”才能“叶荣”。
所谓“根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根子要扎在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价值追求上，这应该成为我们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做不到这一点，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把握不准，就容易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在我国当前利益多元的情况下，为达到个人利益或某些小集团利益而派生出的是非标准，永远不会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做的学者搞不成事情。二是根子要扎在中国土壤上，研究中国问题，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不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不深入了解中国现实，只是凭想当然照搬西方一套，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只能贻害国家、侵害人民。 所谓“根深”，即要求理论研究者肯坐冷板凳，要深入、扎实地把相关理论研究清楚，不要浅尝辄止，不要人云亦云。遺憾的是，现在很多搞学术的人缺少这种“肯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
第二，在现在中国治学，一定要坚信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的正当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一直在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某些僵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做法，但中央却一直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它虽有中国特色，但本质上毕竟还是社会主义，它要遵循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内在要求。那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它是旨在减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更深刻、更长远方面来说，它的最终目标则是让劳动人民从各种束缚他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最终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人的解放学说。那么，人类现在解放了没有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人类又是什么时候被束缚的呢？这就追溯到很远了。应该说，当人类社会中有了私有财产，有了需要保护或争夺的东西，就有了社会暴力，就有了压迫，也就有了某些人为了攫取这些财产而发明或设计某种制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唐太宗在推行科举取士方法后，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曾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彀中”原指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这里是指被纳入某种体制、秩序从而被控制的意思，即“攥在我的手心”。历史上的统治者就是这样把全体人民纳入“彀中”的：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靠暴力；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发明了暴力和土地租佃制度；资本主义高明了些，在暴力之外，把租佃制改成了雇佣劳动制。奴隶劳动、租佃劳动、雇佣劳动、各种劳役，以及逐渐发展的各种不平等交换、帝国主义各种掠夺手段、现代的各种金融与金融衍生品的盘剥等，都是“彀”的不同形式。不同社会的统治者们正是利用了这些，才能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而过着大大超过别人的优裕生活。
这种种建“彀”的行为，我国古代人其实已经发现。《诗经》就有一篇叫《伐檀》，是伐木工人唱的歌。他们反复问着这样的问题：“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诗经之问”正是当时统治者用“彀”的结果。如今，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但生活的某些部分把钱与权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个新的“彀”。因此，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去面对新时代“彀”的新形式，探讨解“彀”的办法，最终实现人的解放。
第三，研究我国的各种改革措施，必须紧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为依归。比如我们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就一定要考虑社会主义政府具有什么本质，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承担哪些责任等。因为当社会要求公民的利益时，每个资本所有者个体是代表不了的。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中，在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强调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比如，我们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就一定要考虑什么样的文化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要如何引领，而单靠市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思想建设领域同样如此。当前我国一部分人思想混乱，某些人不信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甚至人民解放军已经从事或正在从事的事业嘲笑有加，有的甚至“呲必政府”，亟欲倒之而后快。而对西方的各种制度、体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则奉若神明。究其原因，除了其中的某些年轻人不了解中国国情，包括不了解中国解放前的国情外，还因为某些人始终不知人民立场为何物，他们只代表了某些个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用他们的标准来看待问题、判断是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某些人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不知社会主义为什么是我国人民的最好选择。所以，我们当前特别应强调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宣传，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还非常薄弱。
（人民论坛记者刘瑞一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