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嘎亮的演出，两个多小时，所有的人，从头笑到结束。前排都是比较矜持的社会人士，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后排比较本色，更是笑得痴头怪脑，特别是一大批中年妇女，分贝之高，把全场掌声也盖过了。
　　我们的生活需要笑。因此笑，就是硬道理。散场后，有人说，嘎亮比周立波俗。一位滑稽界的老前辈听了正色说：侬有种勿要笑!我看侬刚刚笑得最“接滚”，以俗笑俗，更俗!应该允许不同风格的俗并存。现在的人见多识广，要他们笑，不容易。上海的“主流滑稽界”，除了一个孤零零的王汝刚，啥人还能台上一站，就叫人连续地笑上两个钟头的?!
　　都没有这个本事!
　　现在好了，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总算冒出了一个周立波，又有了一个蔡嘎亮，一时瑜亮!大家应该爱惜他们，不要挑拨他们啊!
　　的确，笑的世界里，很长一个时期来“笑”得人“寒毛泠泠”，有人拼命逗我们笑，可我们就想哭。
　　要说“新秀”，据说也培养了一批，但无论北方的相声还是南方的滑稽，都是“官窑”多，“民窑”少，大众自动认可的少而又少，拿上海滑稽界来说，真为他们汗颜，只看到台上攘臂揎袖，倒挂眉毛，或者撮唇挤眼，拔嗓干嚎，一点智慧都没有，如果是现场，出于礼貌给几下掌声，为避免皮笑肉不笑的尴尬，还发明了一种可控的“电笑”，任什么场合，凡需要气氛和效果，就可开闸，于是爆发出老少咸宜的笑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
　　替他们想想，可怜!观众和演员，如同一场心照不宣的假结婚，一次貌合神离的体外苟合，多别扭。
　　论时间段，蔡嘎亮的蹿红还早周立波几年，可惜后来沉寂了，原因据说有恶评：“低俗”。我对这种说法一直不以为然，滑稽相声天生就是“俗”的，装什么庙堂呢?难道还有“剑桥派”或“博士后”?只要不涉秽亵，俗文化，也是文化，好比烤鱿鱼、大肠面、油炸臭豆腐，“雅”了还有人吃吗?
　　你口中嚼着俗物，嘴里嚷着高雅，而最终口中之物又不免沦为“至俗至秽”，想标榜自己什么吧?又何苦活得如此分裂呢?
　　其实，自古天子也爱俗，周之百工，就有俳优。孔夫子又何尝避俗，不仅自谓“少也贱”，而且颜回说话让他高兴了，他就调笑着要替颜回管钱袋；秦汉以降，宫中艺优不断，汉武帝好优，唐明皇好优，后唐庄宗李存勖不但更好这一口，还着装“与伶杂戏于庭”，最近参观了“三星堆玉石文化展览”，发现五千年前的宫中就有咂舌耸眉的滑稽俑，可见九五之尊，向来不避俗，向来缺不得笑，我等蚁民，偏要惺惺作态，岂不可笑。
　　“清口”也罢，“浊口”也罢，只要不是“脏口”，能给大家笑口，就是一副好口，况且，“水至清无鱼”，口至清无笑，当我们为波波那道著名的“散热沟”笑得几乎窒息的时候，谁还有工夫去甄别高雅和低俗呢。
　　多少年了，中国的文化人好以“清”、“浊”相互攻讦，蔓延到新闻界，近年来竟有“社会新闻”为浊，“文化新闻”为清的标榜，孰知“文怀沙现象”一来，或者“杭州飙车案”一发，新闻人的眼球都一哄而上，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清”与“浊”呢。
　　更何况，清浊之标准也是不断转换的，我们死抱着的今日之“清”，恰恰是昔日之“浊”，昔日之“雅”焉知不是今日之“俗”，标准一变，统统屁滚尿流，衮衮诸公，争相倒戈唯恐不及罢，且看当下“高雅”的东西，三十年前是何等地“臭不可闻”，说一件逸事，三十多年前，我们家弄堂口总蹲着小摊贩，爆米花的，大西米的，猪头肉的，所用纸张甚至还有名人字画，如今价值几百万、上千万的高雅艺术，当年包给我们零食还嫌厚!
　　反之，当下被不屑一顾的的人群，三十年前又是何等地“上层建筑”，《笑侃三十年》中人人敬畏的“联防队”于今安在?
　　多年前，嘎亮偶有粗口。如今粗口没了，人们还能笑上两个小时，不但说明嘎亮的逗笑艺术上了台阶，而且还说明笑的艺术不必非“粗”不可。
　　一花独放不是春，我们真诚地希望笑星越多越好，滑稽界越繁荣越好。
　　笑，就是硬道理。我们需要世俗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