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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故宫50年后也可以再拍，而‘农民工现象’、‘艾滋病村’，作为一个正在亲身经历国家大转型的导演，不去纪录就是失职。”
当地时间2012年10月2日，晚6时，一个中国人走出纽约60街区地铁站，匆匆前往位于林肯中心的爵士乐玫瑰厅——那里正在进行艾美奖2012年度的颁奖礼。他站定脚跟，听出眼前的纽约街头艺人演奏的音乐居然是古筝版的“射雕英雄传”，他感觉那将是一个好兆头。
这天晚上，这个中国人从美国主持人手里接过了奖杯。他的作品《归途列车》斩获了第33届艾美奖的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这个中国人——华裔导演范立欣成为了第一个在美国电视节目最高奖留名的华裔导演，他先用流利的英文感谢了影片的摄影师孙少光，感谢了镜头拍摄的那一家普通中国人，最后还鞠躬向中国2.4亿农民工表示特别感谢，因为这部获奖纪录片是为了他们而诞生的。
11月27日，在接受《世界博览》记者专访时，范立欣已经不再想多谈《归途列车》了。
“拍完这片子是三年前的事儿，获奖也是两个月前的事儿。”范立欣说，他更希望人们关注他最新的作品。而这两个月以来，他还来不及进入拍摄的状态，唯一投入精力去做的事情，就是努力为自己的纪录片在大陆寻找更多的传播渠道。
《大西洋月刊》给予范立欣高度评价，在报道中描述他“不仅具有优秀导演雕刻时光的本事”，还有着记录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现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他的片子没有任何中国官方背景”。
范立欣花了10年时间来赢得这些评价。这10年里，他拍摄了4部社会纪实纪录片，每一部都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下的小人物。他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闯入美国导演工会奖评选的华人导演，尽管范立欣的名字在国外主流媒体和纪录片业界已经屡见峥嵘，在中国却依然默默无名。
这也符合他的期待。
《归途列车》的诞生
范立欣的父亲是电影放映师，这大概是影响他选择导演职业的最早因素。1998年，范立欣在武汉电视台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他在大学里读的是英语系，于是被分配到一档译制类栏目当编导——每周向观众推送国外的优秀纪录片。
2003年，武汉电视台的陈伟军导演拍摄了反映河南艾滋病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范立欣是这部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纪录片的剪辑师。随后，他来到了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现CCTVnews），成为一名摄影记者。
因为工作关系，范立欣多次走进农村。特别是每年一度常规的春运报道，在他的镜头里，“农民工”绝对是篇幅最多的人。有一天，当他整理此前拍摄的素材时，看到扛着大包小包在车站广场一路狂奔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出现在镜头里，他决心到他们中间去，记录下他们回家的旅程。
2006年底，范立欣辞去央视的工作，只身到广州工厂里寻找“农民工”。此举一出，他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儿子疯了！”。
范立欣执着地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抖出了社会新闻记者的拿手好戏——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了广州数家“世界工厂”，所到之处，他和工人们聊天、聊他们各自家里的事。这是为纪录片寻找有代表性的故事和故事的“合适角色”，也是《归途列车》的第一步。
直到他遇上了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这部春运题材的纪录片终于真正开始。范立欣一拍就是3年。为取得张昌华夫妇的信任，范立欣带着团队跟他们一起在广州的宿舍里吃饭，教他们如何使用常带在身上的无线麦克风，在等着拍摄他们下夜班的情景的过程中，躺在他们缝好的堆成一堆的温暖牛仔裤上睡觉。
“你看，在片中，张昌华出现在搭乘第一趟火车的镜头时，我们已经相识一年了。”范立欣说。
影片开始录制是在2007年春节。来自四川广安农村的张昌华、陈素琴夫妇已经三年没回家，这回几番周折，才买到回家的火车票。16年前，他们夫妇离家到广东一家服装厂打工，省吃俭用，好供老家的一双儿女上学。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让孩子用读书改变命运，但最终，女儿还是选择在年后辍学去城里打工，变成了“农民工二代”。这让张昌华夫妇很失望。
开拍之后，范立欣和他的团队也遭遇了“经济危机”。
“拍摄的第一笔钱是我央视的朋友借给我的，但很快就用完了，我不得不向我的家人求助，最后是女朋友和我母亲资助了我，但当时我其实非常不情愿这么做，2007、2008这两年摄制团队最不好过，一直在为钱发愁。”
而2008年的春运也给《归途列车》带来更深的意味——这一年，南方的大雪灾遮断了无数农民工的回家路，镜头下的张昌平一家显得更加无助。这一年，张昌华夫妇还把女儿带回了家，于是常年的矛盾也在大年夜爆发，父女两人扭打在一起。
“在这部片子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 2009年，我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了一篇讲‘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工人’的文章。那时陈素琴也失业了，决定回家照顾儿子读书，留老张一个人在外打工。我当特别有感触，以前做记者时并不那么自由，为弱者发声的机会不多，而我的纪录片可能是一种途径。”范立欣对感慨道。
导演的“难题”
2009年春节之后，《归途列车》拍完了张昌华一家的三段旅途。拍摄的完成，意味着范立欣解决了后续的资金问题。
“加拿大的几个电影基金会和美国独立电视公司在第一笔钱用完后资助了我，我从他们那里拉到了100万美元的投资。这让我解决了播出渠道和后期制作质量的问题。”范立欣表示。
海外基金的帮助，也意味着范立欣的影片正式走向了国际化。接下来遇到的难题似乎是每一个华人导演走出国门时都会遇到的：有人批评他，说他是在“揭中国的伤疤”。
“伤疤？”对范立欣来说，这确实是中国皮肤上的一块“伤疤”——但这也正是他想纪录、认为中国迫切需要纪录的东西。“故宫50年后也可以再拍，而‘农民工现象’、‘艾滋病村’，作为一个正在亲身经历国家大转型的导演，不去纪录就是失职。”
说此话时，范立欣自己其实一直在做着，除了《归途列车》和《好死不如赖活着》，其他2部参与制作纪录片作品《1428》和《千锤百炼》分别纪录了“农民上访”和“农村孩子通过体育改变命运”这样的题材。
大概是感觉到题材比较“敏感”，范立欣并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在中国大陆公映，但电影总局在纪录片完成两年之后给了他一个意外：领导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影节看到了这部片，觉得挺好的，内容非常符合时代的旋律。四个月后，2011年，《归途列车》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一刀未剪。
一切变得越发顺利。范立欣亲自在中国大陆展开了宣传，并和艺术院线北京Moma达成了商业放映协议——同全国其他地方的艺术或商业院线合作并推广“一城一映”，他希望这种模式还可以复制到他日后的纪录片中。
2011年7月16日，北京，《归途列车》首次商业公映，近200座的放映厅里坐满了人。票卖光了，有些观众还买了站票。相比好莱坞动辄数十亿美金的票房，这似乎不能算是什么“成功”，但对于一个曾经的社会新闻记者来说，这已经是个“奇迹”了。
当地时间2012年10月2日，晚6时，一个中国人走出纽约60街区地铁站，匆匆前往位于林肯中心的爵士乐玫瑰厅——那里正在进行艾美奖2012年度的颁奖礼。他站定脚跟，听出眼前的纽约街头艺人演奏的音乐居然是古筝版的“射雕英雄传”，他感觉那将是一个好兆头。
这天晚上，这个中国人从美国主持人手里接过了奖杯。他的作品《归途列车》斩获了第33届艾美奖的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这个中国人——华裔导演范立欣成为了第一个在美国电视节目最高奖留名的华裔导演，他先用流利的英文感谢了影片的摄影师孙少光，感谢了镜头拍摄的那一家普通中国人，最后还鞠躬向中国2.4亿农民工表示特别感谢，因为这部获奖纪录片是为了他们而诞生的。
11月27日，在接受《世界博览》记者专访时，范立欣已经不再想多谈《归途列车》了。
“拍完这片子是三年前的事儿，获奖也是两个月前的事儿。”范立欣说，他更希望人们关注他最新的作品。而这两个月以来，他还来不及进入拍摄的状态，唯一投入精力去做的事情，就是努力为自己的纪录片在大陆寻找更多的传播渠道。
《大西洋月刊》给予范立欣高度评价，在报道中描述他“不仅具有优秀导演雕刻时光的本事”，还有着记录中国底层社会真实现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他的片子没有任何中国官方背景”。
范立欣花了10年时间来赢得这些评价。这10年里，他拍摄了4部社会纪实纪录片，每一部都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下的小人物。他是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闯入美国导演工会奖评选的华人导演，尽管范立欣的名字在国外主流媒体和纪录片业界已经屡见峥嵘，在中国却依然默默无名。
这也符合他的期待。
《归途列车》的诞生
范立欣的父亲是电影放映师，这大概是影响他选择导演职业的最早因素。1998年，范立欣在武汉电视台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他在大学里读的是英语系，于是被分配到一档译制类栏目当编导——每周向观众推送国外的优秀纪录片。
2003年，武汉电视台的陈伟军导演拍摄了反映河南艾滋病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范立欣是这部后来变得非常有名的纪录片的剪辑师。随后，他来到了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现CCTVnews），成为一名摄影记者。
因为工作关系，范立欣多次走进农村。特别是每年一度常规的春运报道，在他的镜头里，“农民工”绝对是篇幅最多的人。有一天，当他整理此前拍摄的素材时，看到扛着大包小包在车站广场一路狂奔的人们，年复一年地出现在镜头里，他决心到他们中间去，记录下他们回家的旅程。
2006年底，范立欣辞去央视的工作，只身到广州工厂里寻找“农民工”。此举一出，他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儿子疯了！”。
范立欣执着地完成自己的心愿。他抖出了社会新闻记者的拿手好戏——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了广州数家“世界工厂”，所到之处，他和工人们聊天、聊他们各自家里的事。这是为纪录片寻找有代表性的故事和故事的“合适角色”，也是《归途列车》的第一步。
直到他遇上了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这部春运题材的纪录片终于真正开始。范立欣一拍就是3年。为取得张昌华夫妇的信任，范立欣带着团队跟他们一起在广州的宿舍里吃饭，教他们如何使用常带在身上的无线麦克风，在等着拍摄他们下夜班的情景的过程中，躺在他们缝好的堆成一堆的温暖牛仔裤上睡觉。
“你看，在片中，张昌华出现在搭乘第一趟火车的镜头时，我们已经相识一年了。”范立欣说。
影片开始录制是在2007年春节。来自四川广安农村的张昌华、陈素琴夫妇已经三年没回家，这回几番周折，才买到回家的火车票。16年前，他们夫妇离家到广东一家服装厂打工，省吃俭用，好供老家的一双儿女上学。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让孩子用读书改变命运，但最终，女儿还是选择在年后辍学去城里打工，变成了“农民工二代”。这让张昌华夫妇很失望。
开拍之后，范立欣和他的团队也遭遇了“经济危机”。
“拍摄的第一笔钱是我央视的朋友借给我的，但很快就用完了，我不得不向我的家人求助，最后是女朋友和我母亲资助了我，但当时我其实非常不情愿这么做，2007、2008这两年摄制团队最不好过，一直在为钱发愁。”
而2008年的春运也给《归途列车》带来更深的意味——这一年，南方的大雪灾遮断了无数农民工的回家路，镜头下的张昌平一家显得更加无助。这一年，张昌华夫妇还把女儿带回了家，于是常年的矛盾也在大年夜爆发，父女两人扭打在一起。
“在这部片子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 2009年，我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了一篇讲‘世界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工人’的文章。那时陈素琴也失业了，决定回家照顾儿子读书，留老张一个人在外打工。我当特别有感触，以前做记者时并不那么自由，为弱者发声的机会不多，而我的纪录片可能是一种途径。”范立欣对感慨道。
导演的“难题”
2009年春节之后，《归途列车》拍完了张昌华一家的三段旅途。拍摄的完成，意味着范立欣解决了后续的资金问题。
“加拿大的几个电影基金会和美国独立电视公司在第一笔钱用完后资助了我，我从他们那里拉到了100万美元的投资。这让我解决了播出渠道和后期制作质量的问题。”范立欣表示。
海外基金的帮助，也意味着范立欣的影片正式走向了国际化。接下来遇到的难题似乎是每一个华人导演走出国门时都会遇到的：有人批评他，说他是在“揭中国的伤疤”。
“伤疤？”对范立欣来说，这确实是中国皮肤上的一块“伤疤”——但这也正是他想纪录、认为中国迫切需要纪录的东西。“故宫50年后也可以再拍，而‘农民工现象’、‘艾滋病村’，作为一个正在亲身经历国家大转型的导演，不去纪录就是失职。”
说此话时，范立欣自己其实一直在做着，除了《归途列车》和《好死不如赖活着》，其他2部参与制作纪录片作品《1428》和《千锤百炼》分别纪录了“农民上访”和“农村孩子通过体育改变命运”这样的题材。
大概是感觉到题材比较“敏感”，范立欣并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在中国大陆公映，但电影总局在纪录片完成两年之后给了他一个意外：领导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影节看到了这部片，觉得挺好的，内容非常符合时代的旋律。四个月后，2011年，《归途列车》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一刀未剪。
一切变得越发顺利。范立欣亲自在中国大陆展开了宣传，并和艺术院线北京Moma达成了商业放映协议——同全国其他地方的艺术或商业院线合作并推广“一城一映”，他希望这种模式还可以复制到他日后的纪录片中。
2011年7月16日，北京，《归途列车》首次商业公映，近200座的放映厅里坐满了人。票卖光了，有些观众还买了站票。相比好莱坞动辄数十亿美金的票房，这似乎不能算是什么“成功”，但对于一个曾经的社会新闻记者来说，这已经是个“奇迹”了。